摘 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首先就要原原本本地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和本源基础。本文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论述，探讨总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未来社会基本经济特征、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最初设想等三个方面的经济理论，指出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经济特征的经典理论，根据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断进行再认识、再探索，从而发展、完善和创新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作 者：张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慎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他们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考察，揭示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阐明了未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首先就要原原本本地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的主义经典理论。本文中试图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进行总结和梳理，以利于我们系统掌握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得到了广泛而迅猛的发展。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都致力揭露和批判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代替资本主义的理想王国。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文献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把当时流行社会主义思想概括为了三种主要形式：即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1]反动的社会主义又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站在封建社会的立场上、从封建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批判资本主义，企图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社会制度，开历史的倒车。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则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场上、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批评资本主义社会，它试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局部的改良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与反动的保守的社会主义相比，批判的或空想的社会主义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它站在未来共产主义的立场上、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构建未来社会的理想王国。空想社会主义有正确的目标而没有正确的手段，找到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没有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有什么根本区别呢？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概括讲：

     第一，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从公平、正义等理性原则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构想未来的理性王国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的深刻分析，从中发现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种种物质因素，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比如，私有制下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只能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有计划的生产来代替；公有制的建立也就必然使一切阶级剥削和压迫被为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利益而进行的生产和分配所代替，等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这种转变，恩格斯作了这样概括：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过程；并在由些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2]

列宁也指出：

      “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中得出的。”[3]

      第二，空想社会主义者热衷于设计未来社会的细节，而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要谈共产主义的细节而“同时既不坠入空想又不流于空泛的辞藻”是不可能的。早在1843年马克思刚刚成为共产主义者时，他就明确宣布：“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881年1月6日在回答荷兰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即：假使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采取的首要措施是应当是什么时，马克思指出：

       “在将来某个特定环境中，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4]。

      第三，空想社会主义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千年不变的理想王国，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未来社会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反复强调：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5]

    “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6]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7]

      总而言之，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并不是因为它的每一个观点都是正确的，第一个结论都是确定无疑的，而是因为这一理论是从事实中得出来的，能够经受事实的检验，并且随着实际的变化而发展，这也是任何一门科学所具有的特征和品格。

二、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常是作为同义语加以使用的。不过，为了把自己的理论与当时流行的各种空想的、改良的社会主义相区别，他们更多地是用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来表达自己的理论和主张的。在恩格斯后来的著作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作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回事。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从经济方面看有什么基本经济特征呢？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1894年1月，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即将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找一段题辞，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对此做了这样的答复：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即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贯穿在了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全部理论之中。早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借助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这一概念，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主张，他认为：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杨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然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9]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把人自由全面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消除联系起来。

      “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地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0]

       《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消除异化、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即消灭分工和私有制的，并指出，这一条件消灭只有在生产力达到一定阶段有可能得到实现，但是对于在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上才能实现这一条件，他们并没有作具体说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对于这个问题作了讨论，这些讨论并不系统，但是极为深刻。马克思的逻辑是：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等于劳动时间的节约，等于个人才能的发展，等于科学日益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因，等于人与自然的和解，等于可支配的自由时间的增加，等于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11]这些论断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了，并从经济上深刻地论证了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马克思从个性发展的角度把社会发展概括为三大形态，即：

      “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2]

      第二个阶段是如何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的呢？这要归功于资本的本性。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本性，追求剩余价值的冲动，推动着生产力的自由的、毫无阻碍的、不断进步和全面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调节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本身就成了财富的尺度。马克思深刻地指出：

      “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发展。现在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13]

      “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真正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穷困的基础上的。“”

      “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为了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14]

       上述伟大的历史转变，在马克思的时代至多还只能是一种逻辑上的推演和天才的猜测，然而，在当代，正在发生并且日益深化的信息化革命却，马克思提出这些猜测，得到了令人叹服的证明。这又充分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内生的不可阻挡的，资本因此也就必然地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进步的工具，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二）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社会占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不仅是社会所有经济关系的基础，也是社会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基础，因此，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发展的无政府状态等弊病从根本上来说由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造成的，因而，消灭私有制是建立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根本途径。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这样的描述：

“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便城乡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15]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6]

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决定性意义在共产主义这一名称中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1894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对于这一点作了明确阐述：

“我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17]

那么，为什么要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呢？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作过多方面的说明，主要有三条线索：

一是资本主义积累的趋势。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概括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中，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结论，即：

“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8]。

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明确系统地阐述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了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和国家占有的必然性：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潮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种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就规模很大，它们，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它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发展阶段，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19]

“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20]

“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同，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21]

三是资本的社会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的社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资本的社会化，资本的社会化是生产的社会化在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内部的必然表现，同时，它又进一步证明了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历史局限性。资本的社会化有两种基本的形式，一是股份公司，一是国有化。国有化是资本社会化的最高形式，它虽然没有最终解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但是已经为这一矛盾的解决指明了基本方向和线索。而在股份公司中，一方面，资本已经突破了单个资本的局限，变成了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与单个人的资本相比，资本在这里具有了社会性。股份公司中出现的这种资本的社会化却使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财产制度失去最后存在的理由。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全部的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互相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现在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22]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23]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100多年里，资本的积累，生产和资本的社会化，都获得了空前的巨大的发展，远远超过了马克思的时代。就股份公司来说，在当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中，除了建立在私人资本联合基础上的传统的资本社会化形式之外，又出现了以大的机构如各种基金会、保险公司等持股为基础的所谓的社团资本主义（美国模式）和以银行与企业为基础持股的法人资本主义（日本模式）。私人资本所有制的局限性更加明显，由社会占有代替社会化的资本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了，历史的发展是证实而不是否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私有制代替公有制理论。对此，我们有理由怀有信心。

（三）生产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后，社会的生产目的将会发生根本的改变，由于消灭了阶级对立，生产力的发展不再是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的手段，而是为了社会成员的需要，实现共同的富裕，目的和手段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共产党宣言》这样说：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24]

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阐明了未来社会生产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的观点，指出：

“生产力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25]。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高度评论了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理论者一个精彩命题“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６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富裕的。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 ，并对这一命题作了如下解释：

“如果所有的人都必须劳动，如果过度劳动者和有闲者之间的对立了消灭了——而这一点无论如何是资本不再存在产品不再提供占有别人剩余劳动的权利的结果，——如果把资本创造的生产力的发展也考虑在内，那么社会在６小时内将生产出必要的丰富产品，这６小时生产的将比现在１２小时生产的还多，同时所有人都会有６小时‘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有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26]

恩格斯也多次阐述这一思想，他指出，在未来社会中：

“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27]

“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8]

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共同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反映了这一社会的根本性质。

（四）消灭商品生产，对社会生产实行有计划的调节。消灭商品生产，对社会生产实行有计划调节，这是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他们一贯主张，其主要理由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商品是私人劳动的产物，商品交换是私人生产者之间的一种劳动交换关系，因此，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他们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一个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在那里，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29]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在直接的计划调节下进行的。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的发展处在人们直接的控制之下，因此，整个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都是简单明了的。对于商品生产和私有制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恩格斯作过这样简单明了的说明：

“当我说某一商品具有一定价值的时候，那我就是说：（1）它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产品；（2）它是由私人为了私人的打算生产出来的；（3）它虽然是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又是社会劳动的产品（这一点似乎是生产者所不知道的而且似乎是违背他们意愿的），而是以社会方法即通过交换来确定的一定量社会劳动的产品；（4）我表现这个量，不是用劳动本身，也不是用劳动小时，而是用另外一个商品。”[30]

在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其它社会形态下，如原始共同体内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计划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之间，生产者的产品都不是商品，他们的劳动也不需要表现为价值。因此，商品关系和商品价值与拜物教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条件下，旧分工将会消失，个人将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会充分涌流出来，这样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就会崩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957-1958手稿》中，马克思这样写道：

“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的形式。个性得到了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些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的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2

在《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指出：

 “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31]

恩格斯的多次指出，旧分工的消失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已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它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条件本身，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阻挠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可以做到这一点。[32]

第三，消灭商品关系是实现人类社会从自由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必要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发报，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33]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

第四，劳动的直接社会性和可计算性。恩格斯认为，消灭商品生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那时，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因此，到那时，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不断波动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产品中包含的、现在已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的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而不是用它们的自然的、最恰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不会赋于产品以价值。……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第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来安排生产计划，这里特别是劳动力也要考虑在内。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须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34]

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他们揭示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观点贯穿于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理论的始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商品、货币、私有制和分工是同一个系列的概念，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同一社会关系的不同方面，只有消灭分工、私有制和商品关系，才能实现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实现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总体上否定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对商品关系的这种否定在某些情况下也做了一定的保留：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自发性将被克服，但它的物质内核即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的节约和核算将在生产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这样说：

“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象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结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正象单个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35]

早在1844年，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已经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指出，在私有制废除之后，“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把这个思想表述为“在决定生产问题上，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支出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36]

其次，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区分了共产主义的高级和低级阶段之后，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认识有了一个重要的发展。他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还不可能建立在自身的物质前提之上的，还要保留旧的分工，个人还不可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劳动还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因而，社会的产品在做了各项扣除之后，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还要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这一原则就是“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这种平等交换的权利虽然已经消灭的阶级的差别，“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与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果成比例的”，“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应该说，马克思得出这些结论不是偶然的。当他们把公有制与旧分工联系起来，从而创立了共产主义两阶段理论后，他们实际上承认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者对于个人劳动力的所有权以及由此产生的他们在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和差别性，从而也就必然会发现公有制中劳动的交换和商品交换所具有的某些共同性。这是他对未来社会经济制度认识上的一次革命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强调，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个体所有和私有制的消灭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还要广泛利用银行、信贷、地租、合作制等形式，还要在一定范围内保留私有制，因而，商品交换和市场调节和消除无疑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把商品货币关系的消失当作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任务，当作革命后马上就应当实行的事情，而是把商品生产的消灭当作对私有制进行逐步改造的一个自然的后果。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商品货币关系否定并不是无理由、无条件和无保留的，这是我们全面理解这一理论不应当忽视的。

（五）按需分配和按劳分配。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是怎么样的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明确提出，要“按需分配”，他们认为：

 “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是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37]

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为了说明商品拜物教的历史性质，对未来社会的生产和分配的性质作了说明，并对未来社会的分配原则提出了新的认识：

“设想有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的劳动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第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38]

在这一段的说明中，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未来社会可能实行按劳分配的思想。

马克思按劳分配的思想在1875年发表的《哥达纲领批判》得到了明确的阐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他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高级和低级两个发展阶段，指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发展了的，而是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中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才能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马克思指出：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出来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9]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提出的关于按劳分配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中是绝无仅有。这一理论第一次明确划分了共产主义社会阶段，提出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其意义是无比重大的。但是，值得注意和思考的是，对于如此重要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都没有再作提及，这一点，是很费思量的。相反，越往后，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分配的认识越发谨慎。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谈了这样的看法：

“只要分配为纯粹经济的考虑所支配，它就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40]

但是，这样一种分配方式具体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呢？恩格斯没有回答。到1890年到康施密特的信中，恩格斯就未来社会的分配方式的一场辩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指出，未来社会并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因此：

“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和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想法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41]

这样观点，就给未来社会的分配方式的讨论留下了很大空间。

（六）消除城乡和工农差别，实现城乡融合。马克思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42]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城乡之间的这种对立运动日益尖锐化，它使农业和工业的分离，使乡村屈从于城市的统治。而产生这种深刻对立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城乡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了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43]

因此，“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44]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

“由此可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但从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已经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了。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这种阻碍目前是深深感到了。”[45]

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城乡融合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条件，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无法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须详加探讨)。”[46]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样清楚地认识，城乡融合绝不是把城市变成农村，导致“大城市的毁灭”，人为地将城市和乡村拉平，而是要实现城乡“更高级的综合”，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要求对工农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

 “大工业告诉我们，为了技术上的目的，把或多或少的到处都可以制造出来的分子运动转变为质量运动，这样大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使工业生产摆脱地方的局限性。水力是受地方局限的，蒸汽力却是自由的。如果说水力必然地带有乡村的性质，那么蒸汽力决不是必然地带有城市的性质。……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因此，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自觉需要，正如它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一样。……资本主义的工业已经使自己相对地摆脱了本身所需原料的产地的地方局限性。……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框框的社会可以在这方面更大大地迈进。这个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目其中每一个人都从头到尾地实际阅历过整整一系列生产部门，所以这样的社会将创造新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绰绰有余地超出那种从比较远的地方运输原料或燃料所花费的劳动。……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平衡地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也不是什么空想。”[47]

总之，消灭城乡对立和实现二者整合的历史条件，已经由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资本主义完全割断工业和农业的联系，但同时又以其高度的发展为这种联系准备新因素，使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其基础是自觉地运用科学，集体劳动的联合，人口的重新分布(一方面消灭农村的偏僻状况及与外界隔绝的未开化状态，另一方面消灭人口大量集中在大城市的反常现象)。[48]

（七）阶级和国家的消亡，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是私有制和阶级分化的产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恩格斯指出：

“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49]

“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50]

显然，国家的消亡并不是指要消灭国家所承担的社会经济职能，而是指它由政权机关，逐渐向社会经济中心的过渡，指它的阶级性和政治性的逐渐丧失。至于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中心或生产过程领导组织的具体职能和运作方式是什么，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所要考虑的问题。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作了简要回答，他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的回答”。[51]

　　以上七个方面，构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除了之外，他们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理论也是十分重要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初设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后，还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个过渡时期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的最初任务不是消灭阶级、国家和商品生产，而是逐步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国有经济，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物质条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并运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为此，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必不可少的手段，这些措施是：

  “1、剥夺地产，把地租供国家支出之用。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的国家手里。

    7、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的数量，按照总的计划来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

    10、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免费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工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52]

在总结了1848年革命和1971年巴黎公社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更加明确地阐述了过渡时期的必要性和长期性。他们认为，工人阶级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必须经过长期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过程。并且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消灭阶级的必经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中，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消灭一切阶级对立，消灭一切旧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总结了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于过渡时期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53]在后来的一系列论述中，他们对于过渡时期的政策和纲领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丰富和发展了过渡时期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理论是他们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纲领和最初的行动方针，使共产主义理论具有了现实的可行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全部占有生产资料和消灭商品生产作为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但是，他们一般并不把这些特征作为革命的直接纲领和现实目标，相反，在过渡时期的政策上，他们特别强调各种中介环节的意义和作用，强调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这些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马克思在1874年批判巴枯宁巩固小土地所有制的论调时，提出了集体所有制和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恩格斯在后来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提出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就一定要把大地产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并指出，在向完全共产主义过渡时，必须大规模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介环节。[54]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指出，劳动人民

“将成为房屋、工厂和劳动工具的总所有者。这些房屋、工厂和劳动工具的用益权，至少是在过渡时期难以无偿地转让给个人或团体。同样，消灭地产并不是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形式发生变化——转交给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绝不排除保存租赁关系。”[55]

这些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实际上是以承认公有制下国家所有权与劳动者集体经营权的相对分离和存在商品关系为基础的，虽然这里只是涉及到过渡时期的问题，但是，它至少已经证明，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和一定阶段上是可以兼容的。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的实践无疑是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过渡时期的一些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过渡时期的这些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是相当吻合的。早就有学者指出，马克思过渡时期的理论实际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初模式。[56]这一模式中，国家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国有经济控制了国有经济的关键部门，俚在公有制之外还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形式，公有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存商品货币关系，市场机制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这些方面看，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特征的描述与我们当前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颇为相似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称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初设想。

四、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经济特征的经典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在矛盾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深刻分析而得出的关于未来社会经济关系基本特征的理论，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和理论意义。由于这些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基本的特征或原则，因而它直接规定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目的和实质，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南，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有计划发展等科学理论，已经通过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而变为现实。依据这些经典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同样是依据经典作家的这些理论，并结合我国的国情、时代的特点和实践的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收入分配制度；积极参与经济的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相互协调、良性互动、深度融合的经济发展道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但是，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曲折、艰难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具体的经济建设时，必须保持科学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否则，就会犯极大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特征的理论由于这些理论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起点，而不是它的完成形态，更不是它的终结。这些理论需要不断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丰富和发展。对于个别被历史证明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观点，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根据具体的实践经验，提出新的、更完善的理论来取代它。即使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基本特征的规定，我们也要根据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断进行再认识、再探索，加以补充和发展。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一套，它就没有生命力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57]“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58]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着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丰富实践，发展和创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更加重要。我们要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为本源和基础，学习吸收国外优秀成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扎根历史，服务现实，开放融通、兼容并包，不断发展、完善和创新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持。

The Origin of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 Learning about Marx and Engels’ Classical Theory of Communist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Zhang Yu       Ma Shenxiao

Abstract: To uphold and develop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we should learn about the classical theory and the origin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Marx and Engels’ arguments on the future of communism or socialism to summarize and study thre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theories, namely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from Utopia to science, the basic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future society, the transition period and original vision of socialism. Thu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take a scientific attitude towards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Marx and Engels on the communist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antly re-understand the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in order to develop and innovate Chinese economic theory, which will the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Scientific Socialism; Basic characteristics; Marx and Engels;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uthor(s): Zhang Yu, Professor of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Ma Shenxiao, Ph.D. of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