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重提公有制，其意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各种理由完全不同，仅仅是为了化解市场经济国家在调节分配过程中所必然衍生的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

　　在《当下经济问题的根本症结与出路》一文中，笔者提到，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分配问题。解决分配问题无非是“削峰填谷”，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削峰”手段是利用税收工具，无论是财产税、遗产税，还是高起点、高累积的所得税，都可以有效调节分配，但同时又必然带来巨大的问题，那就是资金外逃。

　　如果中国成为高财富人群的税收高地，资金的外逃是不可避免的。比资金外逃更可怕的，是企业外逃：既然在这个地方税后收入低，在别的地方收入高，为什么不将企业搬到别的地方去呢?企业家和股东辛苦经营企业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高回报、高收益吗?如果赚钱的企业纷纷往外跑了，一个国家的经济也就垮了;走向公平的努力，将导向“共同贫困”。可以说，全球化如同金融杠杆一样，无限放大了资本一方的力量和权力，使得资本的意志无法抗拒，哪怕是各国政府——如果让资本不满意了，它们随时可以跑掉。自十八世纪俾斯麦以来，社会福利制度对资本主义所做的修补，已经完全被全球化、金融化所冲垮。这就是为什么斯蒂格利茨、皮凯蒂等经济学家会同时发现，近几十年来在各主要国家贫富分化纷纷加速的原因。在全球化条件下，除非各国联手，似乎没有能够限制资本的有效手段。以税收遏制资本，调节收入，也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此前法国政府打算提高个人所得税，富豪们闻讯纷纷往外跑，结果导致法国政府不得不“违诺”，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可见，在全球化背景下，调节收入已经不能主要依靠税收。于是，公有制的选项又重新进入视野。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真正以公有制(国有和集体所有)为主体，“削峰”问题就不存在了;即使存在，调节起来也无须再担心资本和企业外逃。剩下的问题仅仅是：公有制企业能不能有效率，会不会导致“共同贫困”?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完满回答了这个问题。无论是那些在竞争性行业风生水起的大型国企，还是南街村、华西村等令人惊艳的集体企业，都证明了公有制企业在市场机制条件下的生存能力，它们既创造了高效率，又保障了相对公平。但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近年来，国内对国企的指责很多，其中唯一相对站得住脚的，就是对国企腐败的批评，因为国企较多腐败确实是事实。但事实不等于规律，近些年中国国企的腐败多发，与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多发是一致的，原因也是相同的：不是因为现行制度导致了腐败不可避免，而是因为人为因素导致了腐败蔓延。正是由于此前的管理涣散、执法不严，导致腐败在多个领域全面膨胀。而本届执政党中央严打腐败、导致腐败分子“不敢贪”的现实，说明了在现行体制下，腐败问题是完全可以“管好”的。既然执政党有能力管好官僚系统的腐败，那么它就必然有能力管好公有制企业的腐败;如果确定执政党和政府管不住公有制企业的腐败问题，那它也必然管不了官僚体系的腐败问题。如此一来，就已经不是“要不要公有制”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改变政权”的问题了。实事求是地说，近两年中国反腐的力度和效果，超越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说明中国现行体制是完全有能力遏制腐败的，关键是必须像王歧山讲的“不信邪”——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做到，当然就会混日子，挨过一天算一天，先捞足好处再说，随时准备“下船”。

　　实不实行公有制，是愿不愿意真正解决好分配问题、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如何防治公有制腐败，则是具体的治理问题。二者是不同层面的问题，不可同日而语。其实，腐败并非公有制企业独有，非公有制企业同样存在道德风险，例如美国此前的安然丑闻，近些年的华尔街丑闻。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都同样面临腐败治理的难题。国企腐败并非不可治理，也不是否定公有制的“杀手锏”。

　　既然公有制企业可以有效率，又能够保障分配调节的顺利进行，其腐败问题也非不可治理，那么，中国就没有理由不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目前的改革方向，不应该是缩小公有制成分，而应该是在市场环境下尽可能扩大公有制成分。在“公有制+市场机制”解决方案中，如果说“公有制”对应的是公平(分配)，“市场机制”对应的就是效率，公有制必须搭配市场机制的目的，如拙文《当下经济问题的根本症结与出路》所述，是为了避免计划经济中供给与需求脱节、二者之间缺少市场价格信号这样一个中介环节、不能以需求引导供给的困境。只有将“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才能既得公平，又得效率;少了任何一方，最终结果都是既失公平，又失效率。

　　在中国的具体情境下，为了保持市场机制的活力，没必要全部采用公有制经济，可以保留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只要真正做到以公有制为主，即可起到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作用。当然，在此同时必须加强对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强化国民参与分配，防止“内部人”或内外勾结侵吞公企利益。就目前的所有制分布形势而言，需要大力发展而非是限制、打压公有制经济，这是无疑的。尤其是可大力发展由公有制经济控股的股份制企业，这应该才是在中国发展混合制经济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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