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近年来藏区频发的社会冲突，让民族问题重新进入了公共讨论的视域。若细剖之，民族问题包括国家与地方、传统与现代、外交与国家安全等多个面向;这使得对此问题的讨论，总难切中实质。梁雅茜从西藏的经济发展问题入手，指出全球范围内对西藏的异域想象，加之中国以经济绩效为主导的发展主义，二者共同造就了西藏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双重边缘化。在表面的GDP高增长外，西藏并未能建立起一套良性的经济秩序，这是今日西藏地区民族冲突的一个主要因素。

　　2007年8月一个和煦的下午，我和几位村民在草地上喝着拉萨啤酒聊天，享受高寒那曲难得的和暖。冬虫夏草的采收季节到此已基本结束，村子复归平静。但这种平静下却弥漫着火药味：为了争夺虫草资源，这个村子与邻村在划分村界的问题上争持不下，于是这两个有着长期通婚关系的村子积极准备武装械斗。达瓦，一位三十多岁的藏族汉子，呷了一口酒，问我：“你们广东人为什么这么爱吃这个虫子?这么贵?”作为有吃冬虫夏草习惯的广东人，我却回答不出来，或者说，我之前压根没想过。其实藏人自己不怎么吃这个独产于青藏高原的“神药”。“估计你们‘低人’吃才有用，我们‘高人’吃没用。”达瓦最后用不大灵光的汉语笑着总结道。

　　冬虫夏草，这个被喻为“青藏珍宝”但西藏人却不怎么吃的“虫子”，已经成为西藏农牧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德国学者Winkler Daniel根据其2010年的田野研究指出，保守估计，虫草收入已占西藏整个农牧地区现金收入的40%，在主产区这个比例更高达70%~90%。但虫草所带来的不只是可观的经济收益，伴随而来的还有生态环境的破坏、贫富悬殊、城乡分化、族群矛盾激化等社会问题。虫草经济看似特殊，但撇开其天价，它实则反映了西藏在现代转型中所产生的各种深刻矛盾。而这些矛盾的背后，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过程所面临的危机。

　　因此，讨论虫草经济的意义还在于它提供了检视西藏问题的新视角。一直以来，有关西藏问题的争议大部分集中于西藏在历史上的政治定位。不少学者已经指出过这种讨论的时空错乱：王力雄强调以现代的政治和法律标准去衡量前现代的汉藏关系是不妥当的;汪晖也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进行过批判性的分析。此种过度政治化和本质化的论述，将西藏问题特殊化(Tibetan exceptionalism)，而忽视了所谓的民族问题下深层的全球性变迁。在现代化过程中，西藏不仅是被改造的对象，也是积极实现自身转型的主体。

　　西藏长期被认为深藏于世界屋脊、与世隔绝，其实西藏与外界接触的历史至少长达1500年，与汉族地区和南亚地区更是长期保持密切的通商和交流。自90年代开始的越来越火的虫草，其贸易史早于500年前就已用于交换汉族的茶、盐和丝。但经过过去30年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市场经济改革，西藏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和强度，日益紧密地镶嵌于全球化的版图中。像达瓦这样居住在海拔三千多米以上的边远山区的农牧民，或许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广东人，但因为虫草，他们被市场经济的洪流卷进一条跨越民族边界甚至国境的漫长商品链中。这条商品链从源头“世界屋脊”流出，顺着地势自西向东奔流，在全球化的洋流下漂洋过海，一直流到日本、韩国甚至洛杉矶。而虫草只不过是这一大潮流中的一支，各种藏药、藏传佛教用品、旅游业等商品将西藏整合到全球网络中。这些进程重组着整个社会——不仅是西藏，还包括中国以及整个当代世界。

　　因此，西藏问题应该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全球化过程。值得指出的是，全球化经常被狭义地理解为一套宏观经济原则，但它实则包括了各种复杂且辩证的文化和社会过程。这个过程并非绝对的施与受。全球化的宏观话语对地方社会的形塑必需通过国家转译和地方实践来完成双重的“在地化”。这些过程对不同地方的施力并不均匀，不同地方的应激也会截然不同。但当我们笼统地谈论“西藏”、“现代化”和“全球化”时，我们选取的通常是最表层的截面。这一过程所造成的愈往基层愈是明显的差异，却往往在宏大的政治论述中被抹平了。例如农牧民在西藏问题的论述中往往成为看不见的一群，而他们的发展问题又经常被化约为宏观经济数据。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在说西藏时，说的是谁的西藏?我们在谈论发展时，又在谈论怎样的发展?

　　要明晰西藏问题的多层次过程，我们必需思考：是怎样的全球化过程冲击着西藏?它如何影响了西藏的民族—国家关系?在全球化和国家的双重权威下，西藏要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走出自己的道路?

　　想象的政治：全球化中西藏的双重边缘化

　　想象，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个核心特征。它挣脱过去的束缚，运作于当下日常生活的逻辑中。但这种想象并非个体漫无边界的遐想，它时刻被政治力量形塑，逃脱不了权威话语设定的思考模式。这种相对微妙的规训，越发成为现代权力运作的机制。

　　这个特征在西藏问题上尤为突出。西藏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各个政治主体对于西藏话语权的争夺。各方围绕历史和文化这个核心，建立起零和关系的不同话语。这些话语已不仅是国际政治的口水仗，它已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的日常生活想象中，从而决定了西藏的社会位置以及它参与全球经济的方式。

　　对西藏形象的建构，一方面是80年代以来无所不在的“西藏好莱坞化”(Tibet’s Hollywoodization)。这种好莱坞化实则是西方文化霸权对西藏的定义和表征的垄断，其内容根源于西方的东方主义知识传统。出于对现代性的焦虑，西方长期存在着一种“人造的怀旧”(ersatz nostalgia)，想象那些在现代性中“遗失”了的过去——尽管这种“过去”可能从未存在过。遥远而隐秘的西藏自然成为西方自我投射的绝佳对象。西方希望从这濒临“遗失”的他者文化中，找到关于自身主体性的知识。

　　但这种建构并不能笼统地归咎为西方直接的、单向的东方化。它通过多方利益主体的持续实践得以再生产，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主体包括了达赖集团、流亡藏人、国际上支持藏独的人士、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的拥护者、企业家以及作为消费者存在的普罗大众。达赖集团的自我东方化则是当今这股“西藏好莱坞化”潮流的直接来源。为了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他们将1950年以前的西藏塑造成超脱现实的净土香格里拉，而藏人是虔诚的精神守护者。这种自我东方化的核心是将西藏化约为一种理想化的藏传佛教。其本质化程度之高，令西藏的其他信仰和文化传统被完全抹杀——如苯教以及佛教进入西藏之前的其他本土文化。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策略并非一种新创造，它深深植根于藏传佛教的供—施(mchod-yon)传统。藏传佛教在历史上一直利用这个策略来免受外来者的侵扰。在现代媒体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西方名人“供主”，如演员理查·基尔、音乐人Bono，让西藏好莱坞化越演越烈。在这股浪潮的激励下，老一批流亡藏人也渐渐将此政治宣传内化到其身份认同中。

　　反讽的是，对于西藏这种超脱现实的神性想象，恰恰造成了西藏的商品化。大部分非政治主体通过大众消费的形式，以消费者或商家的身份参与到西藏的建构中。一方面，脱离了语境和社会关系的“西藏文化”更易被物化、加工成各类标准化商品。对西藏的符号式消费实则伴随着对西藏文化脉络的消解。以藏药为例，西藏本土药材被单独从藏医学的认识论和宇宙观中抽取出来，成为消费者可以自行选购的商品。像虫草这样一般在藏医学中复方使用的药材，往往被拆解为更能“对症下药”的单方，并被轻易地嫁接到其他医疗体系中。正是因为这种“亲和力”，藏药在美国与本土的新纪元浪潮一拍即合，收获了一群热情的拥护者。但藏药很少用于取代西方生物医药，它更多地作为后者的补充，吻合了东方主义关于“他者”的逻辑。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性想象生产了消费西藏的欲望。现代性中对“遗失”之物的想象，使得个体产生强烈的缺失感，而消费成为填充这个想象的空缺最方便快捷的途径。在新纪元运动的推波助澜下，与西藏相关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涌现，出口唐卡、佛像等西藏艺术品成为利润极高的生意。与这条商品链相对的，是大量溯流而上的外国旅客涌进西藏。

　　在这种全球商品关系中，真实的西藏被进一步压扁为商品和符号“原材料”的产地，并且不得不迎合这种想象而踏上自我东方化的道路。云南藏区的中甸改名为香格里拉就是最好的例子。通过全球资讯流通，西方对于西藏的想象更被贩售到中国市场，在新兴的中产阶级消费者中成为展示品位的时髦商品。颠覆性的意识形态就这样通过大众消费的再包装，被重新整合到主流文化的框架中。通过市场这一强大机制，想象部分地建构了真实。

　　但这种国际想象并不能直接决定西藏的经济形态，它需与本地的具体政策共同运作。中国的西藏政策源于以经济发展为先导的现代性话语，并糅合了马克思和斯大林对民族关系的论述。它实则是各种全球进程在中国的“在地化”表现：其中一极内含了中国对于现代化和西方的想象，而另一极则是对于其内部“他者”的构建。这一意识形态生产出一套有别于西方的西藏想象，并更直接地作用于西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市场效率为根本目标的发展模式给西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冲击需要放到中国民族政策和历史中理解。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研究中，中国根据单线社会进化论对各民族的社会形态和发展水平作了阶段划分，西藏被放置于整个梯队的最末端，被贴上农奴—封建社会的标签，是重点帮扶对象。因此，西藏在发展道路上要赶上“大部队”——尤其是汉族“老大哥”的压力尤为沉重。随后的市场改革更加深了这种焦虑。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变革上;但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成为解决民族问题的硬道理。自80年代起，国家为西藏制定了高标准的增长目标：1993年到1999年间西藏GDP平均达到每年9.3%的增幅，在2002年后增长更是超过10%，但这种经济增长主要是靠逐渐增多的外来援助实现的。这种急躁而笼统的做法，反倒使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在市场效率优先的价值观下显得十分尴尬，并成为民族误解的来源之一，比如有人就抱怨：与其把资金“浪费”在西藏，不如投资到更有回报的地方。

　　在市场转型背景下，国家越来越强调少数民族地区要实现经济自主，但西藏由于地理生态环境的限制，很难像其他地方那样通过发展工业和农业来达到GDP的高增长。由于教育和语言等因素，西藏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在不多的市场化可能性中，藏药是较为政治正确、市场化潜力又大的产业。较少的技术投入、丰富的原材料、市场化成本低，这些特点令包括藏药在内的传统医药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新焦点。从这个意义来说，西方对于西藏的想象与消费，恰与西藏现代化的目标不谋而合。因此藏医药现代化的过程中，被置于既要“科学化”又要自我东方化、神秘化的罅隙中。

　　首先，藏医药的整体现代化被压缩为市场化这一单一目标，这不但是经济创收的要求，更因为市场价值成了少数民族文化价值最有力的背书。被现代性意识形态定义为边缘、“落后”的少数民族文化，感受到寻找其存在的合法性的迫切需要，以证明他们的文化与国家的发展及现代化进程并不相悖，甚或是“有用的”，因此是值得国家支持的。而市场价值无疑是认受性最高的度量衡。因此，所谓的藏医学现代化更多是根据具有消费力的外来市场需求，将最具市场化潜力和市场价值的部分裁剪出来，并包装成四海皆宜的商品。因此不难理解，像虫草、松茸这些在藏医药中并不常用、且为复方中的一味药材，因为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而异军突起。而另一方面，却是一些藏医药中的常用药材，由于市场价值不高而乏人采摘，导致藏医院配药困难。

　　为了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藏医学还需进行科学化。所谓的科学化，主要是采用主流的生物医药的语法和词汇。在强势的生物医药面前，传统藏医学中独特的认知论和宇宙观往往因为难于转译而被摒弃，转而侧重在单方药物和药材的有效成分研究。这种向生物医药靠拢的科学化，是大部分传统医药所面临的全球趋势，而不是国家对西藏独有的强加。随着中国加入WTO，作为本土知识和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医药所受的冲击也更加强烈。挪用了这套国际话语，中国将其民族政治考量糅合到对藏医药“科学化”的要求中。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把藏医药中的宗教信仰部分严格剔除。这不但是为了符合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对世俗社会的要求，更是应对藏独话语利用宗教的策略。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除了国家对于藏医学内容的直接规管，还在于对市场的借力：一方面是前面论述的消费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私有化进程对市场主体的塑造。其中直接的政策因素是80年代末开始的医疗改革。在国家大量削减经费、并放宽医疗私有化的情况下，作为藏医药主要实践者的藏医院逐渐转变为利润导向的市场主体，也因此更主动地顺应被权威定义的科学化的要求。

　　但藏药产品近年来的热销，依赖的更多是对西藏的符号消费，而非其尚且存疑的药效。不仅国际市场，近年国内也兴起一股对少数民族的内部东方化潮流。藏医院在国内沿海主要城市开设的诊所为了吸引汉族消费者，医生都全部传统着装——藏袍、靴子、氆氇帽。反观藏区内的藏医院，却要求医生必需穿白大褂，传统着装被视为封建、落后。国内消费者对于西藏的想象与西方的东方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并非对后者的简单复制。以下这个虫草广告是对这种想象的绝佳归纳：“雪山虫草、天然纯净、青藏高原、中华神草。”在把西藏塑造成内部的“他者”的同时，又将其纳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整体中。这种想象不但是对西藏文化的向往，也是对一国之境内的地理资源的热望。尤其在高速发展却也高速污染的中国城市，资源丰富又未被“染指”的西藏成为原材料的理想来源地。对比“落后”而可疑的处方藏药，未被加工的天然药材在国内消费者中更受欢迎。

　　必须看到的是，中国的这种少数民族想象同时为西藏面对全球化压力提供了缓冲空间。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藏医学——只要剔除宗教部分——和中医一样，都被中国建构为有别于西方科学的另一种“科学”，因而在强势的西方医学主流中获得一定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藏医学中的知识体系作为少数民族文化，受到国家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保护和发展。这样一种缓冲空间，使藏药有可能在现代化和获得合法性的同时，又不失去它应有的文化深度和民族自主性。藏人并非许多研究中所描述的完全被动的客体，当给予充分的空间和条件时，他们完全可以利用市场力量和政治优势，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状况的现代化道路。

　　市场转型中西藏农牧地区的发展困境

　　西方和发展主义对于西藏的两套话语看似针锋相对，实则是现代性论述的一体两面，其逻辑都是以现代性为坐标来确定西藏的位置。而且两者都不约而同地把西藏描绘成游离于现代边缘的孤岛。虽然中国在政治上谴责西方以及达赖集团对西藏的东方化想象，却又无法抗拒此种想象塑造出的国际市场需求。而在政治化了的想象中，真实的西藏反而在两极间无所适从，被双重边缘化。虽然达赖集团宣称为藏人发声，但中国境内的很多藏人都无法在他们代理的“原真性”中找到自己。这种“原真”想象将现代西藏排除在现代发展的可能性外。一位来自流亡藏区的学者在青海调查时，就发现了当地藏人对这种代理的不屑。有人甚至告诉他：“我不喜欢他们(流亡藏人)。他们认为我们不是真正的藏族。”这也成为了新一批的流亡藏人被老一批接受了东方化身份认同的流亡藏人歧视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中国对西藏的民族定位以及单一的发展策略并没有给予西藏太多的自主性，令西藏的现代转型更加艰难。来自西藏以外的多重想象经过市场、政治力量的转化，生根成为西藏社会矛盾和骚乱的内部原因。

　　现代化和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每个地方都不可逆转的潮流。但这些大的潮流并不必然导致西藏当下所面临的困境，也就是说，西藏并非一些西方观点所相信的根本上不适合现代化和市场化，也非中国主流论述所认为的藏族文化太落后阻碍了经济的现代化。通过对虫草产业链中的族群参与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藏人和汉族及其他族群一样都是有潜力成功的市场主体，但目前的发展策略并没有为藏人提供参与市场竞争的均等机会。同时，受到国际舆论的压力，人们又急于展示西藏发展的成果而大力推进GDP的增长。虫草产业的细部结构实则折射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间高增长的表面下不均质的发展图景。

　　虫草产业中快速流动的巨额资本并没有冲垮民族边界，反而顺着族群纹理流动。在这条中间环节众多的商品链中，民族分工非常明显：不需要任何资本和技术的采摘环节，大部分由藏族农牧民完成;第一级的虫草收购者多是藏人，但也有不少回族，要参与这个环节，既要具备虫草的相关知识，更需要一万元以上的起动资本;到第二级中间商就更多是回族了，藏族仍占有相当部分，但20万元左右的起动资本要求让很多希望参与的藏民望而却步;到了拉萨、西宁、成都这种每次交易上下几百万的大批发市场，基本就是回族和汉族的地盘了。而利润也是按照资本规模的比例分配。在2007年，沿海零售市场价比黄金的虫草，藏民出手时可能也就一公斤不到两三万元。零售价格惊涛骇浪，产区却不见波澜的情况经常发生。

　　不同族群的经济表现往往被视为族群性格的差异。例如虫草产区的藏民在解释虫草中间商为何多是回民时说：“回族人胆子大，担得起风险。”中国的主流话语也经常将藏族的贫困问题归咎于藏民“懒散”的本性。这种文化解释遮蔽了参与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么多回族能成为成功的中间商，除了他们的经商传统外，还因为这种传统带来的资金积累，以及回族在西藏和青海这两大虫草产区和交易市场建立起的人际网络。因此部分具备足够资本的藏人，通过多年的市场竞争，也逐渐崛起。我曾不止一次听到沿海虫草商抱怨：“藏人也变精明了。”

　　现代化所带来的交通便利和资讯发达，以及市场化带来的资金积累，为很多采摘虫草的农牧民参与市场竞争带来便利。90年代当虫草刚开始流行时，产区的农牧民由于现金短缺以及无法获知远在沿海的零售价，而只能以极其低的价格迅速将虫草出手。2000年以后，许多中间商抱怨产区的虫草价格也是节节攀升，压缩了中间的原先的巨额利润——因为农牧民也有足够的资金和资讯待价而沽了。尽管如此，市场机制难以抹平藏族起步时的劣势，往往还拉大了原来的差距，并使大部分藏民的贫困问题结构化。近年来虫草产区的农牧民对虫草收入的严重依赖恰恰反映了这一结构性问题的加剧。

　　对比城市地区，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81%的农牧人口在现代化中所面临的危机更为尖锐。但正如梅·戈尔斯坦(Melvyn C.Goldstein)指出，在关于西藏治理的讨论中，这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却是研究得最少的。戈尔斯坦通过实地调查发现，自1981年取消公社制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户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在市场化加深的情况下，农业收入的增长远远赶不上生活用品和农业用品物价上涨的速度，越来越多农户无法自给自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西藏许多农作物——例如青稞——的消费者只有藏人自己，因此涨价的空间相对较小。而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区域商品流通的活跃，产自尼泊尔和自治区以外的青稞又挤占了不少市场份额。再加上人均土地减少，藏区农民向非农产业寻求出路。非农收入成为改善生活水平的主要途径。但他们发现工作机会非常少，即使获得工作，由于语言和教育水平的劣势，过半数人从事的都是低收入的体力活。

　　GDP中心的发展战略使情况变得更为严峻。80年代我国政府就如何在西藏实施市场改革和农村人口流动进行商议，并讨论了两个可行的方案。其中一个以加速西藏整体发展步伐为核心，允许所有人平等地参与西藏的就业竞争。另外一个方案优先考虑藏民的利益，给予就业优惠政策，对比前一个方案，此方案无疑会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再加上少数民族发展需要汉族帮助的意识形态，中国政府最后于80年代中期拍板第一个方案。因此，虽然国家对发展项目大量资助和投资，GDP也随之快速增长，但大部分藏民却难以受益。

　　缺少现金收入的机会引起了发展的恶性循环。尤其在公共服务，例如医疗，也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情况下，农牧民面临沉重的税费压力。当越来越多藏药产品出现在市面以迎合外地消费者的同时，农牧区却因为缺少现金收入而面临普遍的药物缺乏。经济压力还导致了农牧区学童辍学率偏高，又进一步削弱新一代藏人的市场竞争力。藏区农牧民在这个过程中被日益边缘化。

　　在这一背景下，罗绒战堆认为，“虫草价格的节节攀升为缓解西藏农牧区的相对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对西藏农牧区贫困人口的分布和贫困地域的格局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的确，虫草收入缓解了农牧区现金收入短缺的问题，很多采摘虫草的藏民都表示医疗费用的问题得到解决。但正如世界上很多靠输出原材料的地区一样，西藏农牧区的结构性问题非但没有因此得到改变，反而被进一步固化。虫草带来的只有经济资本的提高，却无法改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劣势，而且没有提供经济资本向其他资本转化的路径。

　　对比恶劣的就业市场和低工资，挖虫草不需要技术、教育、起动资本，还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现金，能挖虫草的藏人都放弃了打工的念头，而教育更像一个收不回成本的投资。2007年我所调查的一个那曲牧村中，藏民对让孩子上学都没有太大热情——因为即使上了学，仍然找不到工作。但单一的收入结构以及对汉族消费者的严重依赖使农牧民在市场波动中变得更加脆弱。2008年虫草的大幅跌价就对虫草产区造成了不少冲击。 一位研究西藏的学者曾经戏称：“如果有一天你们广东人忽然决定不吃虫草了，这些藏民就完蛋了。”

　　另外，藏民传统的财产观念和生活习惯无法适应忽然到来的大量现金收入，储蓄、投资、风险管理等现代理财概念对于大部分农牧民来说仍然很陌生。在2007年对那曲地区三个村庄的考察中，笔者发现大部分牧民还没建立储蓄观念，50岁以上的人中不少仍然以牦牛作为财产计算单位。同时，消费主义已经通过媒体和移民渗透到这些边远地区。对于好生活的理解从原来的宗教意义转变为对遥远消费者的想象。“青椒肉丝佐丹奴”是那曲地区十分流行的关于好生活的顺口溜——显然好生活都不来自西藏本土。结果大部分的虫草收入都用在消费、而非长远投资上。而这些消费又往往流向由汉族或是回族所开的店铺。有很多年轻藏人更是染上赌博的习惯，押注的数目经常十分惊人。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土壤中，民族问题非但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消解，反而被重新建构。在虫草产区，产生了一种新的基于资源争夺的族群边界。在2006年藏区政府实行虫草采挖许可证之前，外来采挖者与本地藏民发生每年都严重的冲突，流血械斗在各地都不少见。本地的藏民经常将这些外来者——无论什么民族——统称为Gyami。而Gyami在藏语中原是汉人或中国人的意思。族群的内外之别在这里指向资源的分配权。人们根据资源来确定“自己人”的界线，汉藏矛盾并不是“天然的”。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的，族群边界是情境性的，在不同的经济实践中，族群的边界不停推移、加深或淡出。这就不奇怪，2008年西藏“3•14”事件蔓延到虫草产区便消停了，地方政府做好了严防死守的准备，设置了很多路障，却完全没有派上用场：四五月份正是虫草采收季，绝大部分人都忙着上山挖虫草去了。

　　我们必需看到，除了表面的GDP高增长外，西藏的经济发展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仍然是地区不稳定和民族冲突的一个主要因素。虽然西藏农牧民在发展中被边缘化的问题并不能归结为政府出于政治目的的有意为之。但我们不得不细致检讨当下的发展理念是否在真正意义上推动了西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西藏的现代转生

　　Yartsa Gun bu，夏草冬虫，藏民认为它的神奇之处不在药效，而在于它死生转化、冬谢春生的生命力。西藏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下，也正经历一场艰难的现代转生。冬虫夏草那动植物共生共存的生命形态或许正为此提供了启示：现代转型并不意味着对过去的连根拔起，所谓的传统文化从来也不是静止不变的，西藏面临的绝不是传统与现代的两难选择。但如何在原有的社会脉络中注入新的生命力，如何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又不失其应有的文化深度，将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与全球的现代化接轨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西藏发展的题中之意。要让新的生命体破土而出，被多重政治话语扁平化、符号化了的西藏绝对提供不了适宜的养分;但单靠国家政策性的经济“施肥”，终归也是不接地气，无法滋养到这片深厚而广博的土地。如何让真实的西藏免于被这股全球性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族群资本交汇的复杂洪流推着走、甚至淹没?民族政策又能否发挥其应有之意，提供适当的灯塔和避风港，为西藏引导一条正确的未来航道?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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