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高铁债务、外汇占款与中国铁路改革(上)
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
——郑观应《盛世危言》
摘要:高铁发展的十年也是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的十年,我国通过外汇占款给美国交纳的铸币税损失至少高达237843亿元人民币,是高铁债务的9.15倍;而区区2.6万亿人民币的高铁债务却迫使中国政府出售国有铁路给私人资本(实质上主要是外国资本),以解决铁路建设如饥似渴的资金需求。而中国铁路引入私人资本则会把铁路变成“过路留下买路钱 ”的收租者,这将使内需市场的扩大成为泡影,中国再也无法从美元经济的殖民地中摆脱出来。与目前的金融改革恰好相反,回收货币主权才是中国改革真正的“杀出一条血路”。本文在把道理讲清后,就取决于我国政府的决策了:是继续做美元和美国政府的奴仆,还是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战?目前国内外形势和历史经验说明,停止目前铁路改革的所有措施,恢复原有铁道部建制,加强铁路准军事化管理才是中国铁路正确发展的道路。
英国铁路私有化之后又重新改回国营等许多国家的例子都说明,“国营企业是中国铁路存在问题的根源”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国际比较可以说明,中国原有铁路国营体制在效率上是名列国际前茅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铁路高负债作为引进民间资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就成了“改革者”进行铁路改革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例如,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管理室主任刘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铁路债务很现实的一个处置方式是出售现有资产,铁路的资产都可以卖,支线怎么处置都可以。
但是,许多国家的国有铁路不缺资金,为什么中国缺资金,而不得不借债建铁路?本文将说明,中国铁路负债经营的根源是财政部没有在铁路上进行公共投资,而财政部的这种公共投资没有必要通过向居民和企业征税来筹集,它只要在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货币的“经济发行”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货币,就可以“无中生有”地为中国铁路建设提供免费投资,所以,中国铁路“不差钱”。而中国铁路之所以“差钱”,原因就在于财政部无法提供这种免费的投资,因为中国人民银行把这种免费的巨额资金奉送给了美国财政部,因此,中国货币制度的缺陷和央行错误的政策是导致铁道部被迫出卖国有资产的最终根源。
据报道,吴敬琏在讲演中曾以“高铁奇迹”为例,说明在强势政府的推动下,过剩产能所背负的巨大债务只能由13亿人民共同承担。这实在是无稽之谈,中国铁路建设得还很不够,何谈过剩产能?而所谓“巨大债务只能由13亿人民共同承担”的说法则是把我国以货币自主权丧失为标志的金融改革失败的责任嫁祸于中国铁路,为外国资本收购国有资产鸣锣开道。本文前三部分将分别讨论:铸币税为基础设施筹资、我国货币发行权的丧失、我国货币发行权丧失的致命危害等这三个问题;紧接的三部分则通过讨论中国铁路改革的性质、私人资本投资铁路的弊端(更不说经营铁路了)和高速公路发展的教训,说明中国铁路改革为什么是一条邪路。最后则提出笔者的建议。
一、铸币税为基础设施筹资
何为铸币税?中国人民银行在其网站上是这样定义的:“在金属货币制度下,铸造货币的实际成本与货币表面价值之差归铸币者所有的收入。铸币者取得的该项收入被称为‘铸币税’。在纸币制度下,货币当局发行货币,取得全部收入。”从历史角度来看,在金属货币制度下,由于金银开采的成本等因素,金银币的表面价值和实际价值之差不会很大,所以国家的铸币税不高;但在纸币制度下,由于印刷纸币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如果美国印刷1万亿美元的货币就可以购买1万亿美元的商品,那么,美国政府就可以获得作为“免费午餐”的这1万亿美元的铸币税。
铸币税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基础货币供应量也要相应增加,简单地说,如果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10%,基础货币供应量就要相应增加10%(实际上,我国这个数据高于经济增长率),如果不新印钞票,中国经济就会产生通货紧缩,这将导致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下跌,企业贷款利率上升,生产者因此将蒙受损失。因此,只要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超过生产规模扩大的程度,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换句话说,只要一国劳动力没有充分就业和资源利用不足,新印货币就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每年新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不需要收回的,这些新增的基础货币就是铸币税,它是国家财政“免费午餐”的重要财源。
当把这种“免费午餐”的铸币税通过公共投资建设一国的公路、铁路、港口、自来水、电力和水利等基础设施,物价甚至可能还会降低。例如,19世纪末第三代美国学派经济学家帕藤指出,伊利运河的修建从美国东部的本土生产者那里抢走了位置租金,来自西部的竞争导致纽约州北部的农产品价格下跌,这样人们就能买到低价农产品。正是基于这一原理,1956年,美国通过了《联邦资助公路法案》,根据这一法案,美国州际高速公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9∶1的比例出资,这也就是说,高速公路这一公共产品基本上是由美国联邦政府利用公共投资免费提供的。
讨论到这里,读者就会提出一个问题:我国财政部为何不使用基础货币发行获得的“免费”铸币税为铁路融资呢?铁路界人士认为,在高铁建设的过去十年中,国家没有出一分钱,高铁建设都是铁道部贷款投资修建的,以致于现在铁路总公司背负着两万多亿的债务,每年利息就3000多亿,还要养200多万铁路职工,负担沉重。一位接近中国铁路总公司的人士表示,目前国家的确有加快铁路投资的要求,中国铁路总公司正在进行相关的研究,关键问题是铁路建设资金该如何解决。[1]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中国铁路债务缠身,不堪重负,向民间资本开放是唯一的和务实的选择。
有关中国铁路向民间资本开放是否是唯一和务实选择的问题,我们随后再讨论。我们现在需要首先回答本文已经提出的问题:既然作为“免费午餐”的铸币税收入没有用在铁路建设上,那么,我国财政把这笔巨额资金用在什么地方了?对不起,我只能回答你:截止到2013年12月,我国财政部铸币税收入大约只有6743亿元人民币,只占铸币税收入的2.29%,而另外的 97.71%都由中国人民银行交给美国财政部了,金额高达264270.04亿元人民币。这一数据是如何得出的呢?
二、我国货币发行权的丧失
要弄清楚中国人民银行是如何把我国的铸币税收入奉送给美国财政部的,就必须了解基础货币发行权控制在谁的手中,这决定了铸币税收益是由全体国民共享,还是被私人银行所攫取,甚或被自己的战略敌人用作毁灭自己的“核武器”?例如,英格兰银行在被国有化之前是私人银行,“免费午餐”的铸币税收益就被私人股份所攫取,当英格兰银行被国有化之后,铸币税收益就被英国国民共享了;美联储是一个由国家和私人合股共建的股份公司,美国资本家分享着美元发行的大部分铸币税收益;而中国人民银行是国有银行,铸币税收益理当由全体中国人民所共享。但是,自从199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后,我国全体国民基本上就与基础货币发行的铸币税收益无缘了,而美国则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占款向我国征收铸币税,并将之用作毁灭中国的金融“核武器”。要讲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介绍一下货币发行机制产生铸币税收益的过程。
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国家是货币发行的垄断者,一国财政部通过直接把国债卖给中央银行,在拿到央行的钱后,通过财政开支把基础货币注入到经济体系中。这与财政部在二级市场上发行国债不同,因为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他们自己手中减少的货币量等于财政部增加的货币量,因此不会增加基础货币供应量。按照笔者上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时货币发行的概念,财政部直接把国债卖给中央银行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自然增加的货币量,这被称为基础货币的“经济发行”,这种发行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因而也就产生了财政部的铸币税收入;而另一种则是为赤字开支的货币发行,这被称为“财政发行”。
但在西方国家,“经济发行”和“财政发行”是混杂在一起的,更重要的是,财政部的铸币税收入必须花出去,才能把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的作为“经济发行”的基础货币注入到经济体系中,这就要求国家开支必须大于税收收入,这就是说,国家财政必须处于经常性的赤字状态,增能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由于在财政部的资产负债表上,铸币税收入没有计入预算(税收)收入,而是以国债形式计为对央行的负债,因此,这种表现为国债形式的铸币税收入在表面上是作为“赤字”而不断增长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兰德·瑞才说,国家财政持续的赤字是常态,而任何盈余状态都是短暂的,因为财政盈余会释放出强大的通货紧缩的压力。[2]当然,如果在财政部的资产负债表上专门区分出铸币税收入,这种“赤字”持续增长的假象就消除了。
财政部通过向央行发行国债作为增加基础货币供给的途径是最公平的货币发行办法,因为这种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政府的公共财政开支被全体国民所分享。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清楚地表明,国债是美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要途径。但是,我国在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的第二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竟然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各级政府债券。[3]这种规定虽然关闭了政府通过“财政发行”主动超发货币之门,但也关闭了通过“经济发行”为公共财政开支提供“免费午餐”之门。
更为严重的是,这项法律事实上开启了我国通过外汇占款实现基础货币发行的机制,参看下表。从2001年我国加入WTO开始,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发行的比例以每年30%的速率高速增长,特别是到2005年,由于汇率机制改革,大量热钱流入我国,导致了所谓的“流动性过剩”。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央行不得不通过发行债券等措施回收过去通过主权信贷发行的基础货币,这样才使得2005年以后流通中的基础货币小于外汇占款产生的基础货币(参看下表)。这种事实说明,从2005年开始,美元已经篡夺了我国的货币发行主权,我国财政、货币和金融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民币本位制被颠覆,美元本位制构成了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核心,人民币作为美元的代用券,事实上已经成为美元的附庸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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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货币发行权丧失的致命危害
货币发行权是一国财政金融主权乃至国民经济主权的核心,它决定着国家的兴盛与衰亡。洋务运动的失败导致了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而货币发行权则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和满清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性因素之一;1949年以前,以货币发行权为核心的财政金融制度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中国经济的核心制度。正因为这个原因,美国联邦储备法规定,美联储无权增发货币购买外国货币,只能执行行政当局与外国政府之间的货币交换协议。货币交换协议的目的是调控市场,不是作为货币增发依据,而且是有期限的,到期必须换回,从而基本上不存储外汇。[4]我国货币发行权的丧失事实上已经使我国经济成为美元经济的附庸,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了致命的危害,笔者对此曾进行过初步的探讨。[5]在这里,笔者只就与我国铁路改革有关的问题提出两点看法。
首先,我国货币发行权的丧失使天量的铸币税收入奉送给美国政府。200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4032.51亿美元,而到2013年底则达到3.82万亿美元,十年间增长8.5倍。如果说,在美元霸权支配国际货币体系的今天,考虑到正常国际贸易的需要,我国不得不保留一定量外汇储备作为对美元霸权支付的代价的话,那么,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对我国就足够了,即使拿出现有3.8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10%也就是3820亿美元作为外汇储备,那么,余下来的34380亿美元外汇储备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交给美国财政部的铸币税,高达237843亿元人民币。这237843亿元人民币作为基础货币是不需要清偿的,本来我国财政部可以用这笔铸币税收入进行免费的公共财政投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却不允许我国财政部通过发行国债获得这种“免费的午餐”,却通过鼓励外汇储备增加(这有我国不计成本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和周小川鼓励热钱流入的“池子理论”可以作证),以致于美联储通过无成本印刷美元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鼓励外汇储备增加的政策倾泻到中国,窃取了中国天量的铸币税收入,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成为美联储中国分行,这是美元霸权通过“超级帝国主义”掠夺他国财富的最佳例证。
其次,我们要问,当我国货币发行权丧失之后,谁在中国拥有货币权力?答曰:外国资本和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这个问题很简单:当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发行的惟一途经后,谁能把美元倒进中国,谁就在中国拥有了货币权力。那么,谁能把美元弄进中国呢?这首先是包括在华外资银行的美国等国家的跨国公司,例如,高盛或美国各类跨国公司可以通过0.5%-1%的利率在美联储贷到美元并到中国人民银行换成人民币,在中国再以5%以上利率放贷,或利用民营企业缺乏资金的困境和国企改革收购中国企业;其次,能把美元弄进中国是靠中国政府出口退税维持生存的进出口利益集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们的收益主要来自于通过出口把美元倒进中国获得的金融收益;最后则是国内金融机构等金融利益集团,见《地方融资平台暗联境外资金,小贷公司当掮客》等文章。
跨国公司是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向中国倾泻美元、从而掠夺中国基础货币铸币税并收购中国的尖兵,中国人民银行则是其助手,而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则逼良为娼,在我国形成了进出口和金融两大买办利益集团,并迫使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成为美元的买办,参看《每日经济新闻》2013年8月21日有关“最近一段时间,多地传出地方政府或国企向境外银行贷款获得批准”的报道。但在这背后,在中国拥有货币权力的实际上只是美联储及其豢养的美国垄断金融利益集团。外国资本和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狼狈为奸、相互勾结,已经把中国变成了美国的金融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铁路改革(当然包括所谓垄断领域对民营资本开放的改革)将是怎样的一种前途呢?(待续)
附记:去年在一次核心内容为“美元霸权与中国金融改革的错误道路”的学术讲座中,当笔者谈到,“外汇储备的激增和购买美债牺牲了我国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科技投入、社会保障和农业补贴等诸多方面所急需的资金”时,有听众提问:能否举例说明这种情况的发生?当时笔者就举了高铁债务的问题。这学期开学初,笔者在研究生课程上再一次和学生讨论兰德·瑞的《解读现代货币理论》时,我又谈到我国丧失货币发行权是铁路等自然垄断领域向民资(实质上是外资)开放和被迫出售国有资产的根本原因,这才促使我撰写了此文。这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中国人民银行和周小川先生不懂货币银行学,更不懂政治经济学,但我一直想给他们留点面子,希望他们自己能认识到他们出卖国家利益的严重错误。但我最终失望了。在撰写内参上报无门的情况下,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促使我不得不公开揭露你们了,中国人民银行和周小川先生,对不起了!实际上,我国货币发行权的丧失只是中国金融极度混乱的冰山一角,如果这种混乱全部被揭露出来,那将是何等的触目惊心!
2011年初,笔者曾想就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问题和中国货币自主权丧失问题写成内参,通过我在某部委工作的学生上报决策层。但我的学生说,没有那个部委敢给您上报,因为您反对中央的政策,除非部长不想当官了,否则,谁敢给您报?笔者遂作罢。拖延了一段时间后,笔者撰写的反对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的文章最后发表在《外国理论与动态》2012年第1期上(见该杂志《我国为什么不要急于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有关中国货币自主权丧失问题的文章就这样拖延下来了。2010年以来,我每年写文章都在10篇以上,2013年写了15篇,而按照我过去的经验,每年精心写6篇文章就已经累得不得了了。现在,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错误太多了,让我一个接一个批判,确实感到应接不暇。悲夫,写文章的速度赶不上错误政策制定的速度!到现在为止,几年前我就想批判的错误政策,现在还没有动笔呢。这篇文章拖到现在才写,我为此向中国的仁人志士们致歉!
[1]国务院部署铁路投融资改革 中西部铁路至少投资万亿,http://www.nbd.com.cn 2013-07-25 09:02 来源: 每经网。
[2]兰德·瑞:《解读现代货币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3]在2011年春天的“两会“期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海波起草,并由江涌、余云辉和贾根良签名,曾通过一位人大代表提交过一份“关于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的提案”,但最后不了了之。
[4]黄卫东:《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建议》,黄卫东博客,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58003.html。
[5]贾根良:《外储问题的根本在于外资和美债》,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38期;贾根良:《解决我国外汇储备激增和美债问题的战略构想》,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金融与保险》,2012年第6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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