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宁 冯琼 冯旺舟

　　[摘要]大卫•哈维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在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的现实，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以资本的积累和扩张为核心的经济理论与意识形态，其目的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实现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是垄断资产阶级维护自身权力的工具。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加深了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形态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当今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的空间：走向一个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理论》、《新自由主义简史》和《新帝国主义》等著作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系统批判。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可以加深我们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形态的认识，有利于揭示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新自由主义及国家的本质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兴盛于80年代，是在西方经济萎靡不振和社会动荡不安的条件下吸收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基本主张有：在经济上宣扬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财产私有化、市场化;在政治上否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干预;在国际上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它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体现在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资本的积累和扩张等方面的不同主张。

　　哈维指出，墨西哥接受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直接投资，被诱入了债务/信用陷阱，当墨西哥要进行债务重组的时候，就必须接受制度改革，重点就是接受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私有化要求，“墨西哥的情况说明了传统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对前者来说，贷款人要承担错误投资决策造成的损失，而对后者来说，借款人却要被政府和国家权力机构强迫全部承担偿还债务的代价，而不管这样做对当地居民生活和福利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如果这要求把资产按处理价交给外国公司，那就毫不含糊地这样做……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允许美国的上层阶级从世界其余地方抽取特别的高额回报”[1](P18)。要把新自由主义看成是一个不稳定和进化中的关于资本积累的制度，而不是一个稳定协调的关于政治经济权力的功能结构。新自由主义表现为“反常化、私有化，以及把国家从众多的社会供给领域中撤回以达至阶级力量的归位”[2](P3)。新自由主义意味着一切的金融化和资本积累的权力中心的重构，这种重构有利于资本的所有者和国际金融机构，因此具有全球影响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及集团都热中于对金融机构和金融系统的整合。新自由主义经过与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不断较量，取代凯恩斯主义而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

　　哈维从国家的角度揭示新自由主义的功能及特点，认为新自由主义国家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为商业服务、为资本的扩张提供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包括国内外市场的整合、市场经济的实行、市场法制化的推进、福利制度的消除等)。哈维对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促进就业、消除平等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观点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增值和获取最大利润，而不会保护生态，维护社会、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占据统治地位的今天，资本已经渗透进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资本在各部门和地区间的自由流动是实现利润的关键。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政府已经被资本所绑架，成为资本扩张的工具，已经放弃了由其控制和管理的社会公共部门和领域(如运输、电信、石油及其他自然资源、公用事业、社会住宅项目、教育等)。这些领域现在都交给私人来掌控，实际上为资本的积累和增值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哈维揭示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为资本集中和权力垄断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第一，压制阻碍资本积累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和运动。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一方面将其能够私有化的社会公共部门的职能减少(如大幅减低其在教育、医疗、住宅等领域的责任，将这些责任推向市场，从而使得社会的安全和稳定系数降低);另一方面对无法私有化的部门加强控制，并将其纳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轨道，这样“公共部门承担所有风险而公司部门收获各种利润的公私合伙关系受到推崇。公司利益按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制定法律和决定公共政策。如有必要，国家还会求助于强制立法和警察手段(如反纠察规则)以驱散和镇压集体形式的反抗”[3](P19)。新自由主义国家还严厉打击各种威胁其统治权力的各种运动(如劳工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反资本主义运动、绿色运动等)。第二，实现资本的市场自由化。由于资本主义的竞争性积累逻辑的存在，导致资本需要在全球寻找其增值和扩展的地理空间，这样，新自由主义国家就必须建构一种整体性的市场(既有诸如商品市场、货币资本市场等具体的市场形式，又有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等宏观的市场形式)。这些市场的整合和开放有利于外资的进入，有利于在一段时期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国际资本势力的强大，使得它们往往成为垄断性的经济力量。资本“在国外开辟新的高利润领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开辟新殖民主义式资本主义活动场所时，国际竞争的压力和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被用来对付国内的反对势力。在这方面，大公司的资本主义利益在制定政策和创造新的国际制度方面(如WTO或者IMF以及国际清算银行)也典型地与政府权力进行合作”[4](P20)。这样，资本与政治权力相联系，资本与国家也实现了联姻。第三，实现国家与金融系统的利益一体化。金融全球化日益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引擎，新自由主义国家对金融也很热心，不仅通过政治权力推动金融业的发展，而且为金融制度的完善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对金融破产进行补偿和救助，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对投资银行的风险进行管理。新自由主义国家一旦被金融市场看好，就会获得大量的资本，但是这也会导致过度投资和产能的过剩，导致利润降低、经济萎缩、市场紊乱等一系列的问题。国家已经被绑上了资本的“火车头”。当金融系统的利益与民众福祉相冲突的时候，新自由主义国家必将选择前者。第四，推行反民主措施。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已经同资本的利益结合起来，国家的目的就是为资本积累和增值服务。一方面，国家为了维护其政治和经济利益建立了一系列机构(比如中央银行、准政府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等)，这些机构完全不受民主权力的影响，民众被束之高阁，政府自行指定其经济规则;另一方面，国家强调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市场领域。社会的成败完全归结于企业家个人的原因，而与整个国家系统没有关系。对于国内的反对运动和意见则被严格限定在个人的权利坐标上，集体行动的基本手段通过非选举(许多情况下是精英领导的)的各种权利支持来确定和表达。非政府组织(NGO)在新自由主义下迅速成长和扩散开来，引起了如下幻觉，即认为在政府体制外和在某些号称“市民社会”的独立团体内发动的反对活动是反对派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动力之源。

　　二、新自由主义的扩张、矛盾与替代方案

　　哈维探讨了新自由主义扩张的原因、过程和特点。他批判了美国在伊拉克标榜的自由，指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宣扬其给伊拉克带来了自由和解放，但“自由是匹很好骑的马，但骑着它是为了到达别处”[5](P118)。哈维进一步以美国在战后伊拉克所实施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来说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伊拉克人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而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以及推行美国的价值观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美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机器和资本扩张的工具。哈维指出，从19世纪到20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不受人欢迎的，因为当时主流的经济思想是凯恩斯主义，而凯恩斯主义强调的是政府必须介入经济的运行并保证充分的就业和福利，这样才能保证资本主义国家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定。哈维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盛行的三个原因：其一，新自由主义经过与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不断较量，取代凯恩斯主义而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首次出现了以低增长和高通胀为特征的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无能为力，被主流经济学所抛弃。其二，哈耶克于1974年、弗里德曼于1976年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促使新自由主义流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得到了西方主流学术界的认可。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兴起的直接原因。如美国里根政府为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货币政策，大量削减预算、减免税收和实行非管制化，这称为“沃尔克冲击”。英国则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并打击工会势力，大力推行个人主义、自由化和私有化。其三，苏联东欧地区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纳入全球竞争性的经济体系中，被迫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另外，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东亚国家比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被认为是市场经济制度的胜利。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进一步巩固了它在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主流地位。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和资本积累危机，从智利到美国和英国都实行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智利从20世纪70年代依据自由市场的原则开始重构其经济，采取了诸如财产私有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等措施，虽然智利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却成为在英国和美国主导下的向更加开放的自由主义政策转变的仿效模式。英国经过长达十年的阶级对抗和斗争才使得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得以实现。美国向新自由主义转型的代价要低很多，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尽管它们最终的结果不一样，但是都预示着新自由主义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经济思想，政治自由化、市场和贸易的自由化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特征。

　　哈维指出，虽然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解决资本的流动和积累的问题，但这是在付出高失业率、低福利、生态危机和社会动荡的代价的前提下取得的，并且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新自由主义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并不是很好，“20世纪6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在3.5%左右，即使在困难的20世纪70年代也只下降到2.4%。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1.4%和1.1%(而到2000年几乎接近1%)，这些结果说明新自由主义在刺激全球发展方面大为失败”[6](P31)。可见新自由主义只是一个被鼓吹的神话和意识形态，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效。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是日本、联邦德国和东亚“四小龙”，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行的是与英美等国不同的制度，但它们却取得了经济建设的成功。哈维认为人们相信新自由主义是最好的选择有两个原因：第一，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动荡性日益增强，使得某些特定地区以牺牲别人为代价而投机性地发展。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日本、东亚“四小龙”和联邦德国占优势，90年代由美国和英国主导，这实际上说明新自由主义以它在某些地方的“成功”使得它的普遍的失败不为人所见。第二，从上层阶级的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要么为统治精英们重建了阶级力量(比如在美国和英国)，要么为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比如在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家)。但这两者都以加大不平等为代价。“正如卢森堡曾明确承认的那样，马克思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指出了市场自由化———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的信条———将不会产生一个和谐的国度，其中所有人都会非常富裕。相反，它将产生前所未有的社会不公正。”[7](P116)虽然如此，但统治阶级可以通过大众媒介宣传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将广大人民生活的贫困归结为他们自身的文化和能力，掩盖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原因。

　　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还会产生严重的过度积累危机。过度积累是指过剩的资本由于某种原因被闲置起来，还没有找到赢利的途径和方式。为了解决过度积累的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剥夺性积累”的政策。“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延续和扩张，采取的措施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对农业人口的强行驱逐(像近期在印度和墨西哥发生的那样);各种形式的财产权(公共的、集体的、国有的等等)转变为排他性的私人财产权;对公共权力的压制;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对其他生产和消费形式(比如本土的)的压制;对财产(包括自然资源)的殖民式的、新殖民式的或帝国主义式的占有……现在，在这一系列机制中，我们或许还可以加上许多另外的‘技术’，比如从专利权和知识产权中提取租金，同时却减少或者抹杀各种形式的、通过一代甚至几代社会民主的阶级斗争才获得的公共财产权(如国家养老金、带薪假期、教育和医疗等)。”[8](P32-33)实际上，过度积累是在国家强权维护下，资本进行全球地理空间扩张所付出的代价。国家通常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强制推行上述政策，即使违背民意也在所不惜。经过广大工人阶级和群众多年的阶级斗争所取得的共有财产，现在又回到了私人的手中。

　　哈维认为正是由于“剥夺性积累”的存在，造成了新自由主义内部的诸多矛盾。第一，独裁主义(权威主义)和个体的矛盾。“新自由主义坚持把个体作为政治经济生活的基础性和根本要素的立场，的确为关于广泛的个体权利的激进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但是着眼于这些权利而不是着眼于实质性公开民主政府机构的创造或再创造，这种反对派所用的方式也就无法避免落入新自由主义陷阱的命运。”[9](P38)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自由化、金融化和财产私有化，就会建立一种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关系，哈维称之为独裁主义或权威主义。这个阶级的再生产是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础，但又同个人的自由和福利相冲突。因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的统治者为了实现资本的积累和利润的最大化，会使得资本到处流动，寻找合适的聚集地，导致投机性资本流动的加剧和社会的动荡。这直接威胁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个人的自由和利益在经济繁荣期和衰落期都不会得到垄断权力的怜悯;另一方面，个人追求的自由建立在其自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之上，个人由于缺少追求自身权利的经济资源，很少会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产生影响，更不用说威胁垄断权力的地位。个人只能诉诸抵抗运动和支持群体，如近来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哈维指出，这些非政府组织并不是民主机构，它们是不负责任的，它们远离它们所要保护或帮助的人，已经成为“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特洛伊木马”，个人的利益在独裁主义的设计中只是一个虚幻的梦想。第二，资本的竞争性积累和霸权主义的矛盾。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竞争性波动直接威胁着霸权势力的地位。这是由资本的剥削性和野蛮性决定的。虽然马克思已经揭示资本主义曾经一度以动态性和不稳定性为特征，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渗透，它迫切要求维护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资本才能在差异性的地理空间中实现积累和扩张。“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资本主义体系的全景。在其中，资本的竞争性积累促使单个资本家采取某些措施，这在短期内可能会提高他们的利润率，但在长期却破坏了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生存能力。”[10](P18)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竞争性积累机制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严重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此外，这种竞争不仅仅是争夺市场的经济斗争，还是国家间政治军事方面的斗争。哈维以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为例指出，美国为了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借助“9•11”事件，在全球进行军事行动和建立军事基地，对伊拉克、阿富汗进行军事侵略和占领，这说明美国既要消除危害其利益的短期威胁，又对其他潜在的竞争对手予以警示。随着其他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必然会采取各种措施，包括武力打击的方式来维护其统治。世界霸权主义的势力一方面要在全球推广其新自由主义主张，另一方面也会控制资本积累的速度和减少资本扩张带来的不稳定危害。第三，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的矛盾。哈维认为任何权力都需要获得国家的保护才能实现，否则就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对于领土权力来说，一个国家只有具备一定的地理空间才能生存，国家总会被限定在一定的地理边界内，国家追求的是集体利益，受制于一定的地理空间。而资本家也需要依赖一定的地理空间才能实现资本的积累和增值，资本家总是追求自身的利益，他们不对其他人负责，可以不受时空限制。资本积累的运动需要地理空间的扩张，而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经常脱离资本的运行轨道运转。国家在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之间处于一个中心环节，尽管这两种权力逻辑通常是不协调的，但权力的领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逻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帝国政治经济实践。“国家在发展中扮演角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它总是使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相互交织在一起，尽管这种交织并非必然和谐。”[11](P118)哈维认为，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华盛顿共识”将新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界定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方式和途径，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对日本和欧洲以及其他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移植，而日本和欧洲也从中获得了实际的经济利益。“新自由主义的引入不是某个霸权势力，例如美国，强制推行一些正统模式的结果，而是多样化、创新和竞争(经常是一种垄断型竞争)的结果，这些竞争包括民族间、区域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大城市间治理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竞争。”[12](P25)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与新自由主义有很大的关系。“新自由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加剧的制度设计，实际上是进一步纵容了市场自由放任原则，因而更加容易陷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正是追求资本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随着信贷扩张，虚拟经济最大化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飞速发展，最终促成了金融危机。”[13](P8)这次危机让主导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新自由主义遭遇到自诞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新自由主义强迫人们相信除了生活在这种制度下别无选择，而不管会造成怎样的社会、生态和政治后果，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失业、激进的资本重组和资本贬值、缓慢的经济增长、环境的恶化以及成堆的经济丑闻和竞争麻烦，并且对许多国家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带来的社会压力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因此，哈维指出，一方面要明确新自由主义的权利体系的不公正;另一方面，要坚持人类基本的权利和恢复人权政治，坚持这些权利将会对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构成严重的威胁，要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就必须反对新自由主义。

　　哈维论述了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方案。其一，新保守主义的方案。哈维认为新保守主义虽然仅仅是剥掉了权威主义的伪装，但也的确为解决新自由主义的矛盾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答案。因为新自由主义鼓吹个人主义和私有化，而市场、竞争以及放任的个人主义会导致无政府状态，严重威胁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需要一定程度的强制，这符合新保守主义的泛军事化策略，“新保守主义很愿意施加强力，然而他们还是承认一定程度的拥护是必要的。因此新保守主义寻求恢复一种道德目标感，某种可形成政治共同体的稳定中心的更高秩序价值。其目标在于由此控制新自由主义思潮内部权威主义与个人自由之间露骨的矛盾，并对新自由主义典型地产生的个体利益混乱造成的解体效应进行抵制”[14](P45)。哈维指出这种道德目标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其目的就是在全球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因此，新保守主义一方面强调避免卷入民族主义的竞争，另一方面却又不自觉地陷入了文明优越论的霸权主义行列，最终失去了解决新自由主义矛盾的可能性。其二，激进政治运动的方案。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由于内在的矛盾滋生出包括工人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种族运动等一系列反对运动。这些运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剥夺式积累所带来的个人权利的损害，反对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但不直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由于这些激进的运动会威胁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阶层会采取暴力镇压的措施来严加控制。其三，改革世界性的经济组织的方案。世界性的经济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些强大的世界性的经济组织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为全球经济设置了新自由主义的标准和原则。当某个国家需要资金时，它们就胁迫这些国家制定符合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否则将会面临失去援助并导致崩溃的危险;而接受援助的国家被纳入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轨道，为资本的流动打开不受限制的大门，资本实现了扩张和增值，这些国家却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沦为新自由主义实施霸权的场所和工具。只有改革或解散这些强大的经济组织，才能实现全球的社会公正和环境公正。

　　三、哈维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启示

　　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尽管也有其理论的局限性，但对我们认识新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反抗新自由主义必须找到社会变革的主体与过渡性积累的根源。哈维认为现在的危机是早已存在的过度积累的危机，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实施并未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分配正义，反而使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加剧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一方面，“在哈维看来，只要不改变阶级力量格局，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任何摆脱目前危机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15](P144)。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需要唤醒全球的劳苦大众，通过政治变革来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是与新自由主义对抗的反资本主义全球联盟还没有建立起来。哈维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及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无法找到变革的主体，不可避免地陷入悲观主义。另一方面，哈维强调过度积累危机同资本主义的剥夺性积累相关，资本主义的剥夺性积累对个人及国家权益有严重损害，将剥夺性积累当成资本主义过度积累危机的根源，这夸大了剥夺性积累的危害和重要性。实际上当今世界普遍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以资本的竞争性积累为逻辑，关键在于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不同，据此完全否定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性是片面和武断的。剥夺性积累的概念并不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现代资本主义的积累机制已经分化为商品化、再商品化和结构重组这三种方式，并不是所有的积累都要依靠超国家的权力的介入才能实现。

　　第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推动了新帝国主义的形成。新帝国主义侧重于政治规划和权力控制，权力的控制者依赖于对领土的占有和资源的分配以实现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新帝国主义“新”在帝国权力的扩展范围相对于传统帝国来说更加广泛，所运用的手段更加侧重于文化和经济渗透，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必将产生新帝国主义。而新帝国主义的内在逻辑并不如哈维所说的是资本与国家的相互交织运行的逻辑，而是以资本的竞争性积累逻辑为核心的帝国主义霸权逻辑，权力的领土逻辑是从属于权力的资本逻辑的，正是在权力的资本逻辑牵引下，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展了其意识形态的范围，加剧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以及南北之间的差距。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发展过程和最终归宿，指出了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在新自由主义导致的全球危机中给人以启示，导致对资本主义的反思。

　　第三，阶级政治和权力重构有助于反抗新自由主义。哈维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强调在全球市场体系及其殖民危机中考察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哈维侧重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维度的批判，将改变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寄希望于权力斗争和改变甚至废除现今的国际经济组织，提倡各种反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的组织水平和全球民众的参与度，呼吁美帝国主义的国内外对手一起联合起来共同参与。但哈维只看到新自由主义危害的一面，而对新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估计不足，这些国家正是从现今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获利的。要反对新自由主义，既不能拒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也不能寄希望于帝国主义的转型和所谓“全球治理”，而应该从新自由主义及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民族—国家出发，加强民族—国家内部的联合，通过阶级政治和权力的重构来逐步实现国际政治经济的民主化和合理化。哈维警示在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世界背景下社会主义如何去抵抗新自由主义的侵入，避免发生颜色革命，但他在揭示新自由主义扩展的地理不平衡发展问题时忽略了对阶级斗争和阶级权力的分析，尤其忽视了对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兴起及工人阶级的分化重组的分析，他对国家在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中的相互作用的观点并不能很好解释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和跨国资本家阶级崛起的事实。“跨国资本家阶级与国家或本地资本家阶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处于全球化的生产之中，操纵着全球性的积累循环，这就从空间和政治层面上给予了它在全球体系中超越任何本地领土和政体的客观阶级存在和认同。”[16](P60)跨国资本家阶级是世界新的统治阶级，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性扩展同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四，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以及资本的积累与增值，是西方发达国家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工具。新自由主义大力鼓吹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观”，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世界最美好的制度，只有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幸福。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促进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的霸权体系……是一个少数人掌权、弄权和破坏环境的全球性制度”[17](P6)。新自由主义只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而忽视人、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发展。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所产生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种发展模式是不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的。

　　第五，加深对经济模式、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要性的认识。哈维指出，虽然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解决资本的流动和积累的问题，但这是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下取得的，并且造成了两极分化。哈维揭示新自由主义追求全面私有化、市场化和最大程度自由化的目标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剥夺性积累，会加剧国家、阶级和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市场的作用、公民的权利、社会的发展模式。我们要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避免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具有反民主本性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组织对国际垄断资本扩张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启发我们要消解新自由主义的弊端，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消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剥削、政治打压和思想文化渗透。

　　第六，新自由主义既有破坏性又具有建设性。哈维否认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矛盾有扩大的趋势，认为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是用来协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也是为了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推向世界其他地区，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那些国家的发展，新自由主义既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也有建设性作用。但哈维却无视新自由主义以牺牲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来换取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哈维的这些观点其实是相互矛盾的，无法真正理解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后果，最终也无法找到一条替代新自由主义之路。新自由主义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号，蓄谋改变其他国家发展的轨迹，其实质是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通过经济手段去实现垄断资本的全球控制，推行资本主义全球化战略，贩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其结果，在国家层面上是财富急剧聚集到少数人手里，在国际层面上是财富大量注入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在各个国家，财富被各国的经济政治精英攫取;在世界范围内，财富被少数强国的金融中心攫取。新自由主义最大的弱点是其对政府调控的弱化，故意弱化政府的调控也正是新自由主义者的目的。新自由主义有一些好的方面值得汲取，如对商业自由、良好投资环境的重视，对法制和社会程序的强调，对金融、信息技术的倚重，对于个人努力、私人企业的鼓励。但新自由主义借市场化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会导致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拉大社会差距和社会不平等。

　　总之，大卫•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实质、产生与发展历程及其未来前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考察，发现新自由主义的实质不过是统治精英建立或重建阶级力量，这一结论对我们理解新自由主义无疑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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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58.

　　[7][11]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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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9》，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5]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0》，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6]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7]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黛博拉•约翰斯顿编：《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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