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突破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认识，成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以往对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论断的研究，没有将其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联系起来，甚至新自由主义信奉者着意断章取义，断定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进而主张实施市场经济改革就要实行私有化和政府不干预经济。鉴此，本文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视角，对在市场手段运用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三个基本问题进行探讨。

　　一、市场手段的运用要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

　　针对长时期内主流意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的认识阻碍着市场经济改革这一关键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断终结了关于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解决了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基于这一论断，中共十四大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的伟大创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要求市场手段的运用必须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有些人在对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论断的认识上，存在片面性，把作为经济手段的计划和市场与服务和服从的目标分割开来，没有把经济手段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目标有机联系在一起。既然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那么，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都应当有其服务和服从的目标。这个目标即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所揭示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本质内在要求的市场手段，其运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当是：一方面，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985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之一，还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这些都表明，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一方面，包含了市场手段的运用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另一方面，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落脚点。邓小平南方谈话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还强调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既然市场是经济手段，那么市场手段的运用就应当服务和服从于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市场手段的运用要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这就与排除限制资本横暴制度，服务和服从于全球资本主义化，最终建立起由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秩序的新自由主义主张有着本质的不同。

　　二、市场手段的运用不能否定基本经济制度

　　巩固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基于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避免两极分化，就必须巩固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资本处于控制地位，不仅廉价雇佣劳动力，还“绑架”政府，从政府那里获得多种政策性资源的偏斜性支持，如美国政府在近年发生金融危机时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富豪掌控的大公司，为垄断资本的全球化扩张铺平道路，这些都使得资本愈加集中，致使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自2009年以来，美国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增加18%，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42%的财富，最富有的5%的人口拥有70%的财富，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日渐明显。这种资本集中引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我们都是99%”也就成为抗议少数人对社会财富的贪婪与不公平占有运动的标志性口号。这也从实践的层面证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任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节经济，实质是偏袒资本势力乃至放任资本横暴，劳工和弱者利益也就难以保障，两极分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实践不断证明，不以公有制为主体是断然不能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

　　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能将其理解为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化，进而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他还明确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同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论述了加强公有制经济与吸收外资和允许个体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这既指出我国大胆引进外资的信心来自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客观现实，也提出要有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清醒头脑。这些都给实施运用市场手段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即要牢牢把握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新自由主义主张实施市场化改革必须实行私有化，是基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判断。然而，说市场经济完全排斥公有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难以成立的。

　　从理论上分析，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不在于企业产权的公有还是私有性质，而在于企业是否能够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西方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此都予以确认，认为市场主体的最基本特征是自负盈亏，只要分清了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实现真正的自负盈亏，就可以形成一个正常的市场主体，而与其所有制性质并无直接关系，公有与私有都是没有区别的。换言之，公有制企业尽管与私有制企业在所有制性质上有所不同，但并不影响其市场主体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探索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现阶段公有制企业已不是改革前那种没有经营自主权的组织，已成为产权清晰、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即在市场主体地位上与私有制企业是一致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公有制企业已很完善，还应当深化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从实践上分析，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相容的。西方经济学家科斯对此都没有予以否认，他分析说，由于西方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以私有制度已经存在为假定前提的，这就很容易推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唯一前提的结论。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也只有私有制一种，但历史并没有对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做出证伪。所以，科斯提出，如果中国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就我国实践而言，公有制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而实现健康发展，已经证明公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同时证明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实行私有化是一个理论误区。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这一伟大创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愈加宽广。

　　三、市场手段的运用不能排斥政府在发展经济中发挥作用

　　关于政府是否应当干预经济的问题，学界有不同的主张，也有过多次反复，现今仍是存在较多分歧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政府对国有企业通过计划手段实行直接经营和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和独立经济利益，实际上成了国家机关的附属，使得企业缺乏活力和积极性。在国际上，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实践给经济带来活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则对其形成巨大冲击，其统治地位被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所取代。1973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生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问题，使凯恩斯主义受到冲击，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如此背景下重新抬头。新自由主义是以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强调小政府，反对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

　　然而，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而单一运用市场手段，不仅依然不能解决失业和经济周期问题，还由于市场主体的“唯己性”、“利己性”而难以解决经济的外部性问题，尤其是资本的主宰地位必然导致两极分化。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所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正是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政府不干预经济所带来的恶果，它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巴西前总统卢拉分析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原因时说，造成这场危机的，是蓝眼睛的白人。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在运用市场手段时，信仰市场万能而放弃政府应有的作用，而实行小政府、去规管的自由市场经济将导致灾难。这次金融危机让人们重新认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学所暗含的充分竞争和信息完整假设存在的问题。林毅夫对此分析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很多暗含假设上，比如充分竞争、信息完整等，这些条件现在需要重新思考。实践反复证明，应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作用，但又不能迷信市场，不能什么都交给市场，政府对经济应当实施必要的干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实施干预，不仅要防止金融危机等风险的发生，还要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邓小平南方谈话在作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论断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指明方向的同时，还在多处强调要发挥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这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政府不干预经济的主张不同。

　　在资源配置上，邓小平强调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在引导投资和资本积累上发挥作用极其重要。早期发展经济学针对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而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问题，指出政府对经济不加干预和计划安排，仅靠市场的自发调节，就不可能迅速地积累尽可能多的资本和促进工业部门的扩张，因而主张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穷和赶上发达国家，就应当实施国家计划，将有限资源较多地配置到工业部门，以增加资本积累。我国快速推进国家工业化，经济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成就的取得，其原因之一即是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1982年7月26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人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时指出：集中使用资金势在必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苏联在这方面也没有解决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决心要下，明年就要开始。现在资金太散。我们历来解决困难，最后落实到集中统一。要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邓小平主张运用市场手段，同时也坚持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国的实践表明，市场手段的运用与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可以很好的统一的，即在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上，一方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政府对经济实施必要的干预，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充分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这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积累的重要经验。

　　在实现地区间共同富裕上，邓小平指出：“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特别强调政府要针对可能产生两极分化的问题及时改进政策，指出：“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在制度建设上，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基本制度，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他还强调：“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在改革试错问题上，邓小平在列举运用证券、股市等手段的改革时，强调政府要起决定性作用，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

　　在经济社会秩序上，邓小平强调要“两手抓”，指出：“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008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受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较小，经济增长势头明显好于发达国家，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都累积了巨额外汇储备，加之对银行体系予以管制，从而避免了全球经济波动带来的较大影响。这些实践也印证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实施必要干预的重要性。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也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总之，由于运用市场手段所服务和服从的目标不同，就必然决定了相关制度的不同。首先，中国对市场手段的运用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而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化则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其次，在市场功能定位上，中国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政府应当针对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以避免有碍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而新自由主义则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20世纪9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下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向俄罗斯和拉美国家开出了以自由市场经济、私有化、政府不干预经济为主要内容的“药方”。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陷阱”，俄罗斯在“休克疗法”中经济快速萎缩，拉美国家则在长时期内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秩序向前推进，新自由主义隐蔽的预期目标也就变成了显现的事实。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将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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