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形象的历史演变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它在西方的命运沉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现实演变以及马克思主义逻辑发展的内在变迁。因此，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资本论》形象的百年变迁，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完整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逻辑，全面反思西方学界对马克思《资本论》理解的历史得失，从而为我们进一步挖掘《资本论》的当下中国意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自主叙事范式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从“工人阶级的圣经”到“失效的旧约”：《资本论》政治形象的演变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智慧的科学结晶，它在工人运动史上具有无比辉煌的历史价值。它的出现，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继续发展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形成，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然而，《资本论》并不是一出版就立即成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强大武器，相反，这种政治形象的建构是与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第一国际(1864)成立之初，工人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斗争经验，成立了一些工会组织，但他们在指导思想和政治策略上显然还不成熟，陷入到各种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之中，根本无法适应当时工人阶级斗争的需要。首先，在理论上，他们缺乏统一的科学指导：在英国工人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自由派工联主义，他们认为单纯地通过合作发展运动，就能彻底改变工人阶级状况;在法国、比利时居于支配地位的是蒲鲁东主义，他们反对武装斗争，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过渡到没有剥削的小生产社会，这种思想是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而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是拉萨尔主义，大肆宣扬命定论，鼓吹和平长入“自由国家”的改良路径。这些理论完全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无法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内在的科学依据。其次，在政治纲领上，第一国际也缺乏统一的理论指导，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斗争策略，都缺乏科学的认知，纷纷陷入到改良主义和折中主义的窠臼之中，对工人的政治运动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论》第1卷(1867)的出版，恰恰迎合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犹如恩格斯评价的那样：“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1]总体来看，《资本论》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资本论》为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提供了科学依据。当时，工人最为关心的是“工作日、工资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的应用”[2]等问题，而《资本论》恰恰为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解答，彻底驳倒了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为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提供了科学依据。其次，《资本论》有力地清除了第一国际中的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为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和思想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再次，随着《资本论》各种版本的出版和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渐在工人阶级中占据主导，为后面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纲领的制定奠定坚实的理论根基。也正是以此为由，第一国际著名活动家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将《资本论》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而梅林也将其称为“共产主义的圣经”。

　　这一形象在后续的发展过程(1895年恩格斯逝世之前)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与巩固。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为战友继承了马克思遗愿，承担起《资本论》剩余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先后于1885年和1894年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完整再现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全貌，进一步巩固了《资本论》的政治形象。其次，随着《资本论》的广泛翻译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工人阶级中占据主导，截止到80年代中后期，各国都相继成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并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为依据制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纲领，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学说的政治影响力，系统强化了《资本论》的这一形象。犹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的英译版序言(1886)中描述的那样：“《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

　　然而，在恩格斯逝世之后，特别是随着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泛滥，《资本论》的政治形象出现了重大“分裂”，从而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内部撕开了一道裂缝，对《资本论》形象的建构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变化，这与马克思《资本论》所揭示的情形出现了巨大反差，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正是以此为由，全面否定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价值。首先，他彻底否定了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的科学意义，彻底阉割了《资本论》的合法性。其次，用资产阶级的“边际效用论”代替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彻底颠覆了《资本论》的科学基石。最后，以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由自由竟争资本主义转变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为由，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宣扬“和平长入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道路，彻底解构了《资本论》的政治立场和党性原则。结果，原本作为工人阶级“圣经”的《资本论》，在伯恩施坦这里转变为一种错误的、失效的“假说”，《资本论》的经典形象被解构了。与此相对，第二国际的正统理论家虽然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作出了尖锐的批判和反击，但由于他们对《资本论》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削弱了《资本论》的政治形象。总之，第二国际内部正统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对立，致使《资本论》在工人阶级中的政治形象开始分裂，由此挖开了一条反对《资本论》的理论堑壕，对后来的欧美左翼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论》在欧美工人阶级中的政治形象进一步萎缩。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黄金发展时期，欧美工人运动全面陷入低潮，致使《资本论》的政治影响力趋于衰退。其次，随着冷战的开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学说在欧美国家遭到了禁锢，全面斩断了《资本论》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途径及其政治效应。再次，随着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到来，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初的工人阶级逐渐转变为“白领”阶层，而资产阶级的统治策略也由原初的暴力统治转变为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从而实现了对工人日常生活和心理结构的全面殖民，使工人阶层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认同者，这也使得《资本论》的政治形象丧失了合法的阶级基础。

　　结果，在战后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论》的政治形象和历史地位也发生了巨大转变，由原初工人阶级的“圣经”转变为一种政治上失效的“旧约”，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众多工人阶级政党公开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一形象转变的有力证明。

　　二、从“科学的新大陆”到“虚构的伪书”：《资本论》学术形象的嬗变

　　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其最根本的目的是要“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而《资本论》恰恰是这一目的的完美实现。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从劳动力商品理论出发，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实现了由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资本论》实现了阶级性与科学性、人道主义与客观历史分析的完美统一。然而，这一形象在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翼经济学那里，发生了内在分裂，建构出了不同的学术形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实现了由自由竞争到垄断帝国主义的转变，从根基上进一步压缩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生存空间。在帝国主义的强力镇压下，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全面失败，也是在此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作为一种理论思潮登上了历史舞台。如安德森所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隐蔽标志只是一个失败的产物而已。”[3]这一特征决定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形象的建构，必然会出现一个重大的撤退：由原初的政治实践演变为一种学术解读。而这种解读的逻辑起点恰恰是从反叛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开始的。

　　第二国际时期，正统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强调《资本论》的科学形象，但由于他们方法论上的缺陷，致使他们根本无法准确把握《资本论》的科学内涵，最终陷入到经济决定论和实证主义的窠臼之中，淹没了《资本论》的批判性，沦为一种“人学的空场”。而列宁对阶级意识的强调以及十月革命的成功，恰恰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资本论》的学术形象提供了事实依据。青年卢卡奇正是以阶级意识为主线，上演了一部将《资本论》人本化的滑稽剧，建构了一条人本主义的解读路径。而葛兰西更是认为，十月革命颠覆了《资本论》的逻辑，将其标示为“反对《资本论》的胜利”，并由此出发，建构了一种以人本主义为后盾的文化霸权理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形象的翻转在学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恢复了《资本论》的内在批判性;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即把整个人类历史彻底意识形态化，抹杀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阉割了《资本论》的科学形象。

　　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大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对《资本论》的形象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由此发掘了一个全新的马克思，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并将其看作马克思哲学发展的最高峰，由此制造了“两个马克思”的对立。结果，《资本论》等成熟时期的著作被指认是青年马克思的一种理论倒退，沦为一种“吃人不吐骨头”的“经济主义”。这种做法既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没有看到后者对前者的内在扬弃和发展，更没有科学把握后者所特有的人道主义意蕴，完全阉割了《资本论》的光辉形象，是对《资本论》的故意诋毁和谋杀。针对这种“对立论”，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弗洛姆作出了重要反驳。他认为，《资本论》决不是对早期人本主义逻辑的遗弃，相反，是它的进一步展开和延伸，二者在本质上是内在一致的。[4]结果，《资本论》的人本主义化形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建构虽然强调了马克思前后期著作之间的学术联系，但却完全忽视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淹没了《资本论》特有的科学价值。同样，科西克虽然从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出发，深入挖掘了《资本论》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资本论》的“光辉形象”;然而，这种建构本身却是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出发的，它在最终归宿上又陷入到抽象人本主义的窠臼之中，削弱了对《资本论》精髓的科学把握。

　　以此来看，在《资本论》的形象建构上，从卢卡奇到弗洛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都是从抽象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来解读《资本论》的，他们在恢复《资本论》批判性的同时，又完全阉割了《资本论》的科学性，建构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化形象，在《资本论》的理解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也带来了不少缺陷。

　　20世纪60年代，为了反对这种人本主义的泛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兴起了一种与此相对的解读模式，即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率先扛起了反抗人本主义的大旗，由此，实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发展的科学转向，建构出一种与人本主义相对的《资本论》形象。而这主要以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和意大利新实证主义哲学家德拉-沃尔佩、卢西奥·科莱蒂为代表。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两部分：一是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二是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而《资本论》恰恰是二者的完美结合。他认为，只有在《资本论》中，才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的哲学[5];同样，也只有在《资本论》中，才能真正发掘马克思的历史科学。[6]相对于人本主义的解读模式来看，这无疑具有着重大理论意义。但这种解读本身仍具有内在不可克服的缺陷。首先，这一解读模式是建立在“认识论断裂”之上的，它虽然“恢复”了《资本论》的哲学和科学意义，但却完全忽视了前后期著作的连续性;其次，在建构路径上，阿尔都塞完全停留在认识论的层面上，直接将阶级斗争的历史转化为知识的历史，实现了《资本论》研究的知识论转向;再次，他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走上了彻底反人道主义的道路，完全泯灭了《资本论》的人文意蕴，陷入到结构崇拜的漩涡之中。同样，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虽然也力图把《资本论》当作“科学”的典范，但在“科学”的理解上却又陷入到“自然科学”的崇拜之中，将其等同于伽利略的“实验物理学”，完全抹杀了《资本论》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

　　总体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的形象建构基本上都停留在文化批判或知识论的层面上，这种解读线索无疑弥补了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所留下的理论空白，在《资本论》的理解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然而，这种形象建构的背后却隐含着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即传统固有的经济线索已无法成为《资本论》形象建构的主导线索，只有从文化批判或知识论层面才能真正建构《资本论》的内在形象。可以说，这一判断是值得讨论的。这一点在西方左翼经济学那里得到了明显的印证。他们并没有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线索来重构《资本论》的形象，而是坚持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线索来挖掘《资本论》的科学内涵及其当代价值，由此建构了一种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形象。

　　众多西方左翼经济学家都基本上认为，《资本论》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结晶，从经济线索或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出发来建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这一点构成了《资本论》的内在精髓。但是，他们在《资本论》的有效性上又作出了明确限定，认为《资本论》仅仅适应于自由资本主义，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论》的核心理论已经全面过时。如，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时代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已经全面失效，主张用“经济剩余”理论来全面取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也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的《资本论》已无法涵盖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主张用“自主变量”理论来弥补马克思的《资本论》。再譬如，法国调节学派也直接抛弃了《资本论》的本质线索，主张从经验层面来重构《资本论》;而加拿大经济学家莱博维奇更是喊出了“超越《资本论》”的口号，力图在新时期建构一种全新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可以看出，在他们这里，《资本论》的学术形象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已经不再是一种顺应时代发展的历史科学，而是转变为一种只适应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和发展，《资本论》必将被超越和扬弃。

　　如果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翼经济学那里，《资本论》还具有一定的正面形象的话，那么，到了后马克思主义这里，一切都被解构了。在他们看来，《资本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仍然滞留在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的思辨之中，进而将《资本论》判定为一部充满神话预言的虚构小说，结果，《资本论》的学术形象完全被颠覆了。特别是随着MEGA2第2部分的公开出版，这种形象解构变得更加彻底。在新MEGA编委会(1990年之后)看来，目前所通行的《资本论》都是经过恩格斯编辑定稿的：《资本论》第1卷的“通行版”是按照恩格斯最后编定的德文第4版刊印的，第2、3卷更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遗稿基础上整理编辑的。这些编辑已经改变了马克思的原意，使《资本论》成为恩格斯中介过的“马克思思想”。也正以此为由，众多西方学者普遍断言“马克思撰写的三卷本《资本论》从来都没有真实存在过”[7]。于是，他们主张，为了恢复马克思《资本论》的原初面貌，必须要去除恩格斯的一切编辑和修订，按照马克思的原初手稿的顺序，重新编辑《资本论》，还原《资本论》特别是第2、3卷的真实面目。结果，原本作为有机整体的《资本论》被还原为各不相关的独立手稿片断，实现了由“完整著作”向“虚构伪书”的全面退化，完全消解了《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可以说，《资本论》学术形象的历史变迁，并不仅仅是西方学术界理论嬗变的逻辑产物，而且也是西方资本主义现实发展和演变的客观产物。因此，系统梳理《资本论》学术形象的演变，不仅有助于我们清晰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翼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也能够为我们全面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机制及其内在规律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三、从“资产阶级的判决书”到“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资产阶级对《资本论》形象认知的变迁

　　《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然而，在《资本论》发表伊始，资产阶级的官方科学和报刊并没有给予普遍的反击，而是纷纷选择沉默的方式来应对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成果，企图“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8]。随着《资本论》在工人阶级中的广泛传播以及政治效应的不断扩大，资产阶级再也不能无视《资本论》的存在了。于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纷纷放弃沉默的策略，拉开了资产阶级反击《资本论》的序幕。而这种反击战最先是从反对劳动价值论开始的，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只要彻底驳倒了劳动价值论，也就全面瓦解了《资本论》的合法性。

　　总体来看，这种“反攻”可以概括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是“道德论模式”，他们认为，价值在本质上只是“一种评价，是一种精神行为”，它与所谓的劳动根本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而马克思却试图从劳动出发来引出价值的规定，这种做法只能是一种缘木求鱼，南辕北辙，而以这种学说为基础的《资本论》只能是一种任意的理论虚构，毫无任何科学所言。第二是“边际效用论”，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探讨人对物质财富的需要关系，因此，单纯地把价值归咎于劳动是完全错误的，真实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劳动，而是取决于买者的主观需求，取决于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主观满足程度。由此出发，他们认为，《资本论》纯粹是马克思运用唯心主义思辨方法捏造的产物，根本不具有任何说服力。第三是“剽窃论”，这种模式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绝不是马克思的原创，而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巴师夏和凯里等人的理论中剽窃过来的，进而将《资本论》诬蔑为庸俗经济学的延伸，企图彻底瓦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根基。最后是“概念演绎论”，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名为经济学著作，但实际上却是德国玄学的变种，是以黑格尔思辨逻辑为基础，随意炮制出来的概念王国，他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是一种逻辑推演的结果，仍像空想社会主义一样滞留在虚妄的乌托邦之中，根本不具有任何现实性可言。可以说，这四种模式基本上构成了《资本论》第1卷发表后不久资产阶级对劳动价值论批判的主导路径。

　　随着《资本论》第3卷发表，这种批判又得到进一步延伸。除了继续用各种资产阶级观点扭曲劳动价值论外，一种“新”的批判又应运而生。1896年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在《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中分别设定了两个彼此独立的领域：一个是价值上的，它是肉眼看不到的;另一个是价格(或货币)上的，它是肉眼看得到的，并断定二者之间是自相矛盾的。这一问题也就是后来公开争论的“转型问题”。可以说，从博特凯维兹到萨缪尔森再到后来的斯拉法等人的讨论，全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他们一致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一个“不必要的弯路”，是可以抹去的。这种批判思路实际上直接将劳动价值论当作一个不必要的问题予以悬置起来，从根基上彻底抹杀了《资本论》的合法性。总而言之，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对《资本论》完全持一种批判态度：几乎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愿意接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更不消说公开承认《资本论》的科学价值了。

　　然而，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资产阶级对《资本论》彻底敌视的态度。在资产阶级辩护士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的永恒制度，根本不可能产生危机。而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给资产阶级的正统学说以致命打击，迫使资产阶级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内在缺陷。为了进一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被迫改变原有策略，寻求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的良方。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以一定的正面形象出现在资产阶级的著作之中，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得以借鉴的理论资源。可以说，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对《资本论》态度上的一个重大转变。然而，通过分析，不难发现，这种转变背后隐藏的却是一种更深的“阴谋”，即彻底去除《资本论》的“毒瘤”，使其“资产阶级化”，成为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无害之物。

　　这一目的是通过以下几种策略实现的。首先是进一步歪曲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对《资本论》进行去意识形态化处理，消除《资本论》的政治意蕴。其次，直接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诠释《资本论》的危机理论，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危机还原为可以克服的外在危机，完全阉割了二者的本质差异，实现了危机理论的无害化“转型”。再次，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将其与凯恩斯的总投资—总需求理论嫁接起来，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诠释为一种均衡增长的再生产模型，以此让马克思来“分享”凯恩斯的荣誉。可以说，这种单纯的嫁接，在赋予马克思过多荣誉的同时，也是对马克思的一种侮辱。最后，用纯粹的供需理论来解释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失业常备军和利润率下降理论，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实现了《资本论》的经验主义转向。经过这些变形，《资本论》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判决书，不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集中体现，而是转变为资本主义和谐发展的科学指南。结果，马克思一跃由资产阶级的公开敌人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同路人。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吸收和借鉴，从侧面反映出《资本论》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在这种借鉴的背后引发的却是对《资本论》政治立场的消解和颠覆，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如果任凭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必将会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四、《资本论》形象的重构及其当下中国意义

　　由上可见，在西方学术界中，《资本论》的形象出现了四重“分裂”：首先，由原来的“工人阶级的圣经”转化为一种“失效的旧约”，政治影响力日益衰退;其次，由原来集哲学、经济学于一体的《资本论》，被解读为各自独立的哲学或经济学著作，在整体形象上出现了重大分裂;再次，由原来作为有机整体的“完整著作”被解构为各自独立的“手稿片断”，实现了由“科学著作”到“虚构伪书”的全面退化;最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中，《资本论》的形象也由原初的“资产阶级的判决书”转变为资本主义均衡发展的“科学指南”，抹杀了《资本论》的党性原则。《资本论》的形象出现了节节败退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立足于当下中国现实来重新理解《资本论》的历史贡献及其当代价值，重构《资本论》的内在形象，无疑具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从政治效应来看，这一任务对于我们清晰界划各种哲学社会思潮之间的本质差异，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具有非常重大的实践意义。今天我们正处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外部环境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部环境中，市场经济自发产生的意识形态、各种西方外来思潮，纷至沓来，纵横交织，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十分复杂。准确把握《资本论》的政治遗产，对于我们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抵御旧的形而上学和极左的激进思潮，坚持科学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

　　其次，从学术价值来看，开展这项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系统深化对马克思的历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理解，全面捍卫《资本论》的科学价值;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经济学以及主流经济学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客观公正地评价它们的历史贡献和不足之处，在实践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最后，从应用价值来看，开展这项研究，能够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提供重要的理论参照系和方法论武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和内在本质的理解，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263页。

　　[2]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围绕马克思〈资本论〉所进行的思想斗争史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3][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

　　[4]][德]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载《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5][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6][法]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远流出版公司(台湾)1990年版第75页。

　　[7][意]理查德·贝洛菲尔等主编：《重读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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