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2012.12.15向中国高科技产业化学会海洋分会年会提交的研究报告，已在公开刊物上(删节后)发表。这里发表的是原文的小修改稿。特此说明。

　　一、2001-2010，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

　　1. 进入21世纪以来的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年增10.5%的速度递增，超过日、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规模居世界第一。

　　2. 10年经济高速增长，一是有之前50年经济建设(工业管理经验、基础设施)和体制改革的基础，二是中国进一步加深“融入全球化”。恰逢世界经济高涨期。2002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后，大幅度放宽外贸和投资政策，90年代起步的沿海“招商引资、发挥低工资优势搞出口加工”发展模式，以空前的规模在各地推广。低工资、低地价、低环境成本，地方政府“亲商”政策，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的投资天堂，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低技术环节加工/组装基地)。

　　2002-10年，出口年增21%，投资年增24%，工业年增15%。工业品的1/4用于出口，出口工业品中50%(电子等高技术产品的90%)为贴牌生产。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47%，在1亿以上人口大国中仅此一家。

　　3. 外需的拉动，是工业加速增长的第一拉动因素。出口加工/组装业迅猛发展，吸引大量内地农村青壮年到沿海、城市就业(农民工总计达2.5亿，占全部二、三产雇员的一半多)，决定性地改变了城乡人口比例，从而带动大规模城镇基础设施与住房建设，并带动工业装备需求和消费品需求的扩张。

　　4. 2亿多农民进城，人口加速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98年房改，城镇化速度加快，相应带动了三产的发展，也给房地产市场带来空前发展机遇。

　　房地产膨胀的负面结果，是其金融筹码功能立即放大。人类生存的基础、且不可再生的“地皮”，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占用耕地问题成为政府与城郊农民矛盾的焦点。房地产资产绑架了银行与地方政府，各类投机资本(扩张性贷款、企业、外部热钱)不断抬高大城市房价。放开房地产市场本意是满足市民基本生活需求，结果是泡沫化、加剧贫富分化和助长腐败。2008年短期刺激政策导致房价暴涨，也说明：我国以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多数居民的收入状况，工业发展的空间已十分狭窄。

　　4. 全球化的另一面，是西方工业的升级和细分，部分产业(环节)外移(其基本动力是寻求海外低要素成本)。14亿人口的中国(等于美欧日俄人口总和)加入全球化体系，深刻影响着中国自身、也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西方工业空心化、虚拟资本膨胀，导致国内贫富分化加剧、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累积，酿成财政金融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吸收1.2万亿美元的FDI，不仅未沦为西方附庸，而是实现高速增长，关键在于我国保持了基本制度、金融与核心工业的自主性。没有真正“融入”美欧的“全球化”，故此被美国视为头号战略对手。美对我已转向全面遏制政策，并通过在华代理人一再高调敦促中国尽快搞“改革攻坚战”和“扩大开放”，即全面私有化、自由化、殖民化，要我走苏联的老路。

　　二、10年经济政策的得失

　　1. 1990年代苏东易帜，世界政治单极化、经济一体化。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一个“跃进”时期。外资和私人经济膨胀，国企急剧衰落。公有制企业鼓励监守自盗式改制(MBO)，6千万工人下岗，贫富急剧分化;农业比较收益下降和农村基础组织瓦解，城乡差距再次拉大。经济“软着陆”、出口加工业的繁荣，导致沿海-内地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对科技、教育、医疗等事业部门的脱离实际的“企业化、私有化”改革，扭曲了他们的社会功能，抬高了群众的基本生活负担，加大了社会不满。

　　2. 16大后，新一届班子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思路，出台了一系列调整措施：

　　(1)继续建立和完善社保体系。

　　(2)统筹城乡发展：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保粮食生产，缓解农村社会矛盾;帮助进城农民工解决医保、子女教育等实际问题。

　　(3)2004-06年，有限放开舆论，允许群众批评国企改制的错误政策，揭露其坏人坏事，部分经济学家对改革开放中的新自由主义倾向提出反思。故此，政府对经济改革中的自由化和媚外倾向作了部分纠正，2008年胡总书记提出改革“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4)制定2006-2020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以自主创新作为推进产业优化升级的中心环节”战略思想;发布“振兴装备制造业”等产业政策。这是毛泽东“自力更生”思想的继承，是对片面强调“比较优势论”发展观的纠正，给科技界和工业界以极大鼓舞。

　　3. 上述很好的政策思路，在实践推进中，遇到明显的阻力。

　　(1)经济理论界和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相当一部分人，多年受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影响，亲美亲资倾向浓厚(他们以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为名，否定为人民服务、争国家独立富强的根本立场)。甚至动用行政手段，压制群众对改革中的失误和腐败现象的批评。

　　(2)实际的政策取向，在牵涉技术-产业-对外经济-金融等领域，左右摇摆，一再向既得利益集团让步。一是从“自主创新”的鲜明立场后退，回避为实现自主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战略必要的对外经济政策调整，对外资势力及其政治代表步步退让;二是金融改革中，国有大银行、大企业大规模合资并海外上市，国民财富外流，影响国家金融信息安全;三是亿万群众血汗积累的金融资产输送给某超级大国，甘当资本主义的世界“长工”;四是在地方官商违规大搞土地财政面前无所作为，等等。

　　(3)20年来，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国内资本势力上升，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表现，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逐步边缘化，理想崇高被贬斥，社会道德滑坡，自私享乐市侩主义盛行。知识界右翼多年营造亲美亲资、诋毁革命和爱国主义的舆论，解构中共与新中国的历史合法性。政府和理论界部分人，缺乏起码的职业责任感，庸人哲学盛行，有的沦为内外资本的代言人。基层政权软弱涣散。高层缺自律，上行下效，腐败蔓延，愈演愈烈。社会不满强烈，党政威信下降。

　　(4)腐败、贫富分化、官僚主义等问题积重难返，住房、医疗、教育昂贵，社会不满。自由派借机将矛头对准国家根本制度，源自“改革不彻底”，需要“彻底市场化”，即“好的(没有权力介入的)资本主义”，这只能骗自己。

　　国内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实际上是跨国资本雇佣关系，其次是腐败、行业/城乡/地区差距。但这一主要因素竟被“遗忘”。

　　至于权力介入市场问题，只能根据不同经济社会的具体情况分析。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不同程度介入经济，后进追赶型国家更需要政府的(有限)支持保护。

　　极端自由主义高调诉求“深化改革”，要“顶层设计、经济政治综合改革”，以“打破垄断”等口号为掩护，要求位居国家命脉的国企和主要银行私有化(实质就是呼应西方企图，消灭国家自主技术/产业升级的中坚力量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农地私有化，要求共产党让权。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改善政府领导的迫切要求，面对明显针对我国基本政治经济基本制度的颠覆性舆论攻势，有关领导一度无所作为。但是，社会主义思想多年来深入人心，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他们的诉求决不应该被忽视，过分偏向精英的政策是不得人心、没有生命力的。

　　三、当前和未来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展望

　　1. 经济发展面临拐点，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主要根据是：

　　(1)美欧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原因深刻，至今未见实质复苏。西方总结教训，对我搞贸易保护主义;美全球战略已明确将我作为第一对手，对我进行经济政治等综合围堵，迹象明显。

　　(2)影响我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外需增长势头放缓、我工业低端产能已近饱和，出口增长明显放缓，现有为外需服务的部分工业产能将闲置。从长期看，随着汇率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沿海低端出口加工业将可能遭遇沉重打击，从而向后影响一片产业(装备制造、为基本建设服务的行业)。

　　十八大报告要求2020年，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人均1万美元。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阶段，多数出现徘徊，即中等收入陷阱。其根本原因是缺乏自主科技创新并支撑产业升级能力。这正是我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还是把兴趣集中在促进城镇化、(一般性)三产方面。

　　(3)随着农村后备青壮劳动力的短缺日益明显，低工资的“比较优势”即将消失。沿海片面依靠“招商引资”、技术“拿来主义”、营销“借船出海”，满足于蹲在跨国公司产业链的低端、赚农民工血汗钱的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加之社会上对缩小贫富差距的呼声，沿海出口加工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

　　(4)内需上不来，原因是国内贫富差距过大、80%以上家庭缺乏购买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有“画饼充饥”的味道，因为85%的就业人口在非公部门，政府不能命令他们涨工资，只能通过二次分配给予缓解，而这又受制于财政汲取能力、财政运行的有效性(准确、效率、减少中间流失)。

　　(5)短期看，能够影响内需的主要有效变量是城镇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必须是在严格控制房地产投机需求的前提下进行，且基础建设(包括环保建设)受制于财政支付能力(过度利用贷款则银行无法承受)。能源原材料、工业技改投资则取决于对经济增长的预期。

　　这样，出口加工的停滞，可能意味着经济增长率从9-10%降至7%左右。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长期持续的努力过程，远水不解近渴。如果经济增长率不能有效吸收新增就业人口，在目前官民、社会关系紧张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稳定问题将会突出。

　　2. 自主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是支持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治本之策。

　　问题在于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多长于宏观经济，对“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内涵不甚了了，更局限于“改革红利、开放国策”的经验框框，对后进的技术追赶型国家，技术/产业进步所面临的门坎、主要困难，长期性和艰巨性，以及实现追赶必须的体制安排(建设官产学研用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内外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骨干国企/大型民企作为自主创新平台的关键作用，正确运用政府的主导作用，对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重新审视和调整)，在理论上尚未达成基本共识。

　　3. 关于三农和城镇化问题

　　(1)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小农经济无法与欧美大农业竞争。农产品涨价的空间有限(低收入阶层基数大也限制农产品涨价)。由于城乡就业的收益差，农民向城市流动的趋势还将继续。农村已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我国有很大一部分耕地不适宜大型机械耕作，如何提高这些农区的务农收入，以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将成为重要问题。

　　小农经济的出路是规模化、现代化。如走“公司+农户”道路将固定小农的低收入状态;发展新型合作组织则亟待加强乡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

　　(2)一大部分农民进城转市民，有助于减轻人地紧张、提高农业规模化水平。但改革城乡户籍分管体制，首先要解决城乡居民保障与公共服务权益的区别化问题。在社保资金由各省市财政包干的情况下，农民的跨省区迁徙定居就业难以实行。

　　(3)国际市场的波动风险，影响进城打工农民的就业前景。他们在家乡的耕地承包权和自有住宅，在较长时期内还是他们的保障和退路，这是全社会矛盾的缓冲器。“统分结合”的集体经济制度，是经过历史的探索和锤炼所形成，是适应现阶段基本国情的。

　　中国是人口大国、工业化的后进者，在发展中面临自己的独特问题，不能照抄西方先行者的经验。受制于基本的社会经济条件，考虑到兼顾经济发展、社会政治稳定的要求，从小农社会走向现代工业城市社会，需要一个历史过程，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小结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确立，发展战略的调整，需要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环境、国情进行较为全面深刻的考察和理解，进行通盘考虑;需要综合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情况，将国家安全与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以下几点是需要强调的：

　　(1)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人多地少、资源紧缺、地区差距大。我们又是在高度开放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和经济建设。社会主义使中国获得了真正意义的独立与尊严，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社会主义在中国深入人心，我们必须强调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理念。有必要节制资本势力的过度膨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强调政府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改进政风。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强国富民，是要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不能放任贫富分化、激化社会矛盾。

　　(2)分清两种性质的改革，正确认识国有经济的作用

　　我们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提下的改革，开放是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原则下的开放，目的是加快现代化建设、国家独立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国内某些“改革者”极力主张以“欧美模式”、即资本主义为蓝本的改革，这是违反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两种改革主张的分歧是道路的分歧，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是绝对不能含糊的。正如“十八大”报告所说，中国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目前我国已形成公有、民营、三资企业对等竞争的局面。各行业现有骨干国有企业和科研机构，集中了我国70%以上科技人才和资源，是国家产业升级的基础，自主创新的中坚、国防安全的屏障;国家控制的主要金融机构是国家经济主权的中心和命脉。这也正是国外敌对势力集中攻击、必欲置之死地后快的目标。我们千万不能被那些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华丽包装所蒙蔽。

　　(3)兼顾基本工业化—产业结构升级两重任务。

　　中国处于基本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阶段，同时又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紧迫任务。在资源配置的政策引导上，必须兼顾这两个基本方面。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支柱，推进基本工业化城镇化、解决基本就业问题，是迄今为止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流。但从国家长远发展利益出发，必须从现在起努力推进产业优化升级。经过10-20年努力，在若干中高端产业形成技术优势并占领相当市场份额。

　　(4)统筹市场机制和产业政策、自主性和开放性。

　　推进自主型产业升级，面对外部的不对等竞争(技术遏制、市场信任度等)，政府有必要对特定产业给以适度的支持-保护，而如何把握支持保护的“度”十分重要，保护过度则企业失去活力，不保护则处于幼稚期的本国企业难有胜算。需要综合运用市场竞争与政策两方面的作用，这就需要较精细的体制与政策设计。要实现对外经济的“互利共赢，安全高效”，需要在对“发展观”的大原则取得共识的情况下，处理好自主性和开放性的关系，处理好开放、发展、安全的辩证关系。开放要以不损害国家主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利益为底线，要为未来的产业升级预留空间。

　　201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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