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美国的经济崛起多么的不可思议，与流星疾雨般突如其来的日本现代化相比，其发展似乎是步履缓慢和华而不实的。日本近代的两次崛起都仅用了不到三十年。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这一现代化进程速度之快，成效之显著均可谓史无前例，它所创下的记录迄今无可匹敌。在这种高效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精神的巨大推动力，正如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教授格林菲尔德教授所说：“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特性并非是自我维持的，它需要民族主义的激励和支撑。”

　　在日本人看来，经济竞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是实现民族目标的仅次于战争的最佳手段。敌人就是西方，民族精神是一种战斗精神，从本质上就是对抗西方。同时它又不是一概排斥西方模式的通常意义上的反西方精神。有必要把对西方的对抗和对西方“文明”的钦佩结合起来。在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充满民族主义思想的企业家多不胜数，选取其中代表人物足以说明经济领域真正的爱国者必须是民族的，必须是充满竞争意识的企业家。

　　涩泽荣一：开“侍魂商才”之先河

　　在日本，涩泽荣一(1840—1931)的名声极大，从后人赞美他的头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些头衔有“日本实业之父”、“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产业经济的最高指导者”、“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等等。谈到日本明治时期的工业化，不可不提到涩泽荣一。他一生的业绩宏伟非凡，仅仅参与创办的企业，就多达五百余家。这些企业遍布银行、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可以说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创立者、或者指导者几乎全部都是涩泽荣一。

　　涩泽荣一出身在一个经商世家，他的父亲农商兼营，诗书俱通，用中国的传统观念来说，“耕读传家”和“商贾致富”占全了。涩泽荣一很早就开始学习儒学兼以练习剑道和书法，并拜颇具志士风格的尾高新五郎为师。少年时期的良好教育及武士精神的熏陶，使儒学的基本思想和武士道渗入了涩泽荣一的血脉。这种在启蒙阶段的似懂非懂状态下学到的知识，对人一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涩泽荣一少儿学壮而行，经历了从“倒幕攘夷”志士到幕府家臣的转变，受幕府派遣到欧洲学习游历，又以“以夷为师”。明治维新以后，新政府器重涩泽荣一在财政方面的卓越才能，任命他为大藏省租税官，兼任制度改革小组主任(类似于中国发改委主任)，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殖产兴业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

　　明治7年，时任大藏少辅(财政部副部长)的涩泽荣一依然弃官从商，当时日本官尊民卑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涩泽荣一却说：“若人才皆集中于官界，而平庸之辈散于民间的话，何能指望一国之健全、进步与发展?我的辞职就是为了使民间企业里大批涌现出德品方正、知行合一的工商业者……”此后，日本越来越多的人才致力于产业报国,各个行业的知名企业家层出不穷，后来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百年基业的企业也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不断创立。

　　在实业思想上，他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日本武士精神合为一体，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他不仅是日本人所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中将“士魂商才”确定为日本商人的理想人格，涩泽荣一从工商业者应该具备的人格和品德的高度来认识经商之道即儒家的“内圣外王”，又打上了鲜明的日本“武士道”烙印，以充分唤起工商业者的高度职业使命感。时至今日，日本财团企业还保持着这种武士儒商的传统。

　　在涩泽荣一以后的日本企业家不是每一个都给生意赋予高尚的品质并研习《论语》。然而他们无一例外的赞同已经完全现代化了的武士伦理——“侍魂商才”，日本毛纺织业的先驱井上声在谈到他之所以创办企业的理由就是“让祖国与欧洲和美国并驾齐驱”。1908年，日本实业家铃木动三郎也承认了在创办和努力经营企业过程，民族主义情感所起到的激励作用，他认为：“一旦我的事业得以开始，最终受易的将是国家和民族。”

　　按照涩泽荣一的观点国民“富”而后国家能“富”，国家“富”而后能“强”，国家能“强”而后能“独立”和有“尊严”。因此，“商场”即“战场”，“企业家”即“将领”，“工人”即“士兵”，“经济战争”是全体国民的“对外战争”，要“内和而外战”，竞争与合作一直是日本财团企业之间的主旋律。

　　跟涩泽荣一同时代的日本最著名的著名思想家及教育家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福泽谕吉，关于“商业是战争的最佳代替物”的观点被当时实业界称为“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声音”。1880年第一期《东海新经济评论》的社论就代表了日本人对“经济战争”的看法，也是对福泽谕吉“经济战争”理论的最好注脚。社论认为：“我们当今把外国人基本上看作是平等的人类，我们试图用经济与他们战斗——战争的手段是贸易。”如今，日本万元大钞上的头像正是福泽谕吉，足见此人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及他的理论对当代日本的影响。

　　濑岛龙三：脱下军装换西装

　　二战以后近一千万日本军人解甲归田，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进入企业，成为企业中的骨干力量。在旧日本军队中忠君爱国的思想并为因为美国人的改造而消退，这群脱下军装换上西装的商人很快就把日本的产品买到了当年枪炮也没够得着的地方。在战后军人出身的企业家中，濑岛龙三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和传奇人物，1932年在陆军士官学校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并获天皇御赐的银表。1938年12月，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陆军大学校毕业，天皇赏赐军刀。之后由于参与制定和执行了很多重大战役计划被称作“昭和三参谋”之一。

　　年轻时的峥嵘岁月随着日本的战败成了过眼云烟，而濑岛龙三战后的经历简直就称得上“神奇”两字，单单看他在被苏联人关押在西伯利亚11年以后进了伊藤忠商事以后的经历就是一个奇迹。1958年1月濑岛进入伊藤忠商事时只是四等社员，这是女高中毕业生的待遇。而两年后的1960年7月被晋升为航空机部部长，1961年10月业务本部部长，1962年5月取缔役(董事)，1963年常务董事，1968年专务董事，1972年副社长，1978年董事长。

　　这种经历除了中小型家族公司之外是几乎绝对不可能的，尤其在日本这种企业风气基本上是论资排辈的情况下，但濑岛龙三却做到了。濑岛龙三晋升的如此之快的奥秘是他为一个中型商社，主要贩卖纤维制品的伊藤忠商事的转型弄来了第一桶黄金。并且成功地指挥伊藤忠商事脱胎换骨，转型成功。

　　综合商社是日本特有的一种企业形态，一直在成长最快的领域展开事业，在贸易方面支撑了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而多元化经营及通过贸易带动投资，让综合商社跨越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成为产业组织者和日本财团的最核心企业，上世纪90年代包括伊藤忠商事在内的综合商社一直占据着世界500强前10位的位置，后因业务重组和拆分及旗下公司的独立核算，排名迅速下降。

　　濑岛龙三把任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科长和关东军参谋的经验用于伊藤忠商社的组织中，在综合商社引入了参谋组织。在综合商社中业务本部并不从事具体，而是像总参谋部一样制定战略计划和应对战略层面上的公司转型。濑岛龙三手下的直属员工都称以濑岛龙三为核心的管理层是“濑岛机关”，这个称呼带有典型的日本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组织的色彩。濑岛龙三准确预见1967年的中东战争将在6天内结束，并提前判断1973年将发生石油危机，从而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石油行市差价，他在自己任专务和副社长时负责伊藤忠商社内的参谋组织，收集并活用各种情报，并获得了“战无不胜的情报人员(CIO)”的称号。

　　濑岛龙三一直站在财经界总参谋长的角度思索着国家的经济战略，1973年韩国政府邀请他为韩国经济发展献策。濑岛龙三向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后辈朴正熙总统提供的对策是设立综合商社，因为韩国没有资源，必须靠出口才能发展经济。1975年，韩国一号综合商社——三星物产成立，之后三星、LG等财团又模仿伊藤忠商社的业务部门改组“秘书室”，使之成为企业的“总参谋部”，韩国财团对日本财团的学习和模仿最终在21世纪初，上演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幕。

　　濑岛龙三在1981年退任伊藤忠顾问后，又出任了日本政府从事行政改革的“临时行政编查会”委员，到了中曾根内阁时代，濑岛成了中曾根的智囊，为政府提供参考意见，成了退休后的濑岛的重要工作。中曾根以后的各界内阁，也均重用了濑岛。因为成功预测了海湾战争的爆发时间，又为濑岛龙三的经历增添了一份传奇色彩。

　　御手洗冨士：新时期的“和魂洋才”

　　“和魂洋才”是日本明治维新中的一个重要思想，由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顾名思义，“和魂”指大和民族的精神，而“洋才”便是指西洋的科技。“和魂洋才”的精神，鼓励日本国民学习西方文化，同时也要求国民保留日本传统文化。日本的经济团体和行业协会的起源是涩泽荣一创立的“择善会”和“东京商法会议所”，如今日本最重要的经济团体是由日本最大的1500家企业组成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其会长被称作日本财界“总理”，对日本的经济、政治、外交等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2006年5月24日，佳能公司董事会主席御手洗冨士夫出任经团联会长，在佳能美国公司工作23年的御手洗冨士夫被称作日本最熟悉美国、最了解国际经营手法的一位企业家。而要成为经团联的会长，必须得代表整个日本企业界的利益，全盘西化的人物显然不可能担任这样的角色。御手洗冨士夫是“和魂洋才”式的人，外部西洋的技巧而内心仍然秉承着传统的日本商业价值观念。

　　1997年，御手洗冨士夫晋升为CEO。他的上台标志着佳能正式进入转型期。上任之初，御手洗冨士夫借鉴美国控制成本现金流至上的经验，在许多制造领域大刀阔斧地削减成本。他果断地关闭了个人PC、液晶显示器和电子打字机等一系列亏损的业务部门，拍卖了相应的资产，把佳能十多个产品线缩减到打印机、复印机、照相机与光学仪器等四个，从而避免了近3亿美元的巨额亏损。

　　另一方面御手洗冨士夫并未通盘接受硅谷文化，他拒绝指派外部董事，理由是他们对公司贡献太小，但他授权审计人员严格监督主管;另外他采取记点调薪的方法，鼓励员工打拚业绩，坚定地保持了终身雇佣制。佳能的变化是日本企业这10年努力过程的一个缩影，从中也可以看到日本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御手洗在终身雇佣制上的态度，让佳能公司在业绩上取得了成功。现在日本众多的企业不得不重新开始审视终身雇佣制。

　　一个制造企业，它需要不断地开发新产品，而一种技术的培育，一个新产品的开发，总要花上十年八年时间，回收生产销售成本也要用几年，这个链条很长很长，不用终身雇佣制的话，工程师的工作、生活将很不稳定，他没法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研究开发中去。终身雇佣制的最大好处就是能把教育成果积累下来。日本企业不像美国企业那样靠不断地变换员工来强化组织，而通过对员工的彻底教育来强化组织。

　　御手洗认为企业的生产内容需要不断调整，因为生产内容的调整，而让一部分职工失去工作是很不应该的。佳能的做法是，不断地开拓新的生产领域，通过对职工的技术培训，让他们进入到新的工作岗位继续工作下去。企业有责任做到在不裁员的前提下，实现生产内容的转换。

　　成为日本经团联会长后御手洗富士夫依然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认为已经日本“失去10年”已经过去，要积极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御手洗富士夫在上任之初便撰文指出：“日本还不能为眼前的业绩沾沾自喜，没有资源的日本要想保持繁荣，不仅要在经济和社会的结构上，还要在包括国民意识在内的层次上进行更大的变革。因此，我才提出了“革新日本”的口号，描绘了一个转守为攻的改革计划。”

　　他呼吁日本人应该确立“自立信念”，给强者创造机遇，使其能够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获得发展，同时，使失败者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并保护弱者。这种效率与公平同时兼顾的方式正是美国经验和日本模式的结合，同时作为日本转型时期的企业家和工商业领袖也继承了松下信之助、盛田昭夫等老一辈日本企业家以产业报国为己任的进取精神。

　　结束语：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的企业

　　1964年东京奥运会距日本二战投降仅仅28年，奥运会使索尼、松下一批日本典型的民族品牌，为世界所熟知，从而开始了日本大批的民族品牌以岛国为根据地走向世界的新的起点。从日本企业取名就可以看到日本民族的凝聚力，SONY是SUNNY的谐音代表太阳军旗，1946年索尼成立，立志要在经济领域把日本的太阳旗插遍全世界，Panasonic(松下)最早在日本的英文叫National，品牌含义非常明确，就是民族牌，国家牌，在日本人的心中，松下是他们的民族英雄。

　　还有NEC，它是Nippon Electronic Company的缩写，日本电器公司。尼桑NISSAN，它的意思是日本生产。尼康NIKON，日本光学的缩写。NHK，日本广播公司。还有立邦漆，它的英文名称Nippon paint，就是日本漆，这些品牌都充分体现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还有像三洋Sanyo，三洋立志在经济领域做出好的产品占领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JVC，Japan Victory Company日本胜利公司。

　　以及富士通FUJITSU，这是日本民族的标志。日立HITACHI，日本站立起来。CANON佳能，加农炮CANNON，去掉了一个N，就是立志要成为经济领域的加农炮。所以日本经济就是在这样一批令日本人骄傲的民族企业的带动下，以日本文化为凝聚力，团结一大优秀批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以本土市场为根据地，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然后走向国际，以创新和高质量的产品，来树立日本产品高品质形象，在全世界群策群力，最终实现民族经济的腾飞。

　　在一个国家经济突飞猛进、冉冉上升的过程，也必然会有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在起着激励和支撑作用，这种精神其实就是民族主义，离开民族主义，我们根本无法解释日本经济梦幻般的崛起过程，因为在当代社会，只有民族主义，才能既可以为政府和精英人士努力提高民族威望和国家经济实力提供持续的精神激励，又可以唤起社会大众对经济问题、国家权力问题、民族优势问题的极大关注，激发人民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担忧。只有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国家内部各个阶层的人士才能上下凝成一股绳，为一个伟大、振奋人心目标而持续不断地努力，从而共同地将国家经济带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去，实现经济强国的梦想。

　　在中国曾几何时，高喊爱国本是令人激情澎湃，引以为豪，催人上进的口号。时下，高喊爱国者却被形容成出于某些特殊目的或是青春期容易躁动因不成熟对社会愤怒不满。充满民族主义精神的爱国行为成了某些伪自由主义文人攻击他人的大棒，词义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爱国者”变成了“爱国贼”。爱国是一种道义行为，如果爱国可以谋利，那贼可就多了。纵观日本崛起的历史，曾经烧了英国大使馆的伊藤博文是“爱国贼”，涩泽荣一、福泽谕吉是，当代的濑岛龙三、松下信之助、盛田昭夫同样也是，最后发现日本尽是“爱国贼”，但却是“爱国贼”让日本走向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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