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大家都很关注2011年的经济形势，尤其是关注各种预测结论，比如物价、房价、股市、就业、增长，等等。在我看来，结论当然重要，但比结论更为重要的是，你的这个结论是怎么推出来的？也就是说，你是用什么方法得出这个结论的？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在谈经济形势之前，我先给大家扼要地介绍一下方法论，然后对明年的经济形势做几点原则性的预测。　　

　 　

一、两类方法　　

分析经济形势的方法，目前来说，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所谓“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也称为“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这是一种什么方法呢？它的内容庞杂、山头林立，这里只介绍基本要点，有以下几个关键词：　　

（1）核心理论：“新古典经济学”。这个理论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其基本观点认为：价格机制是调节一切活动的最可靠的动力，经济发展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来实现均衡发展；简单地说，就是坚信“市场能够搞定一切”：除了上帝和市场，反对任何人为的干预。　　

（2）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这个假设的学术表达是：任何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利己的”和“理性的”。“利己”就是“自私”，“理性”就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大家熟知的“范跑跑”同学，就是这个假设的标准像。　　

（3）分析工具：“供求分析”、“损益分析”、“边际分析”。这是现代经济学三个最基本的分析工具。“供求分析”就是通过对供给与需求变动的分析，来推测供需价格和供需数量是怎样变动的；“损益分析”就是对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在货币单位的基础上，进行投入与产出之间的估算和衡量；“边际分析”就是从“增量”的角度来分析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边际”这个词可以理解为“增加的”的意思，“边际量”也就是“增量”的意思），说的确切一些，自变量增加一单位，因变量所增加的量将如何变化。　　

（4）表达方式：“数学模型”。以上的理论、假设和工具，必须通过数学模型来展开、来表达、来计量，由此推导出来的结论，也就被赋予了所谓的“科学性” 。在学术界，这种用数学模型来“给力”的表达方式，也被称之为“形式化”。　　

客观的说，在进行现象刻画和定量分析的时候，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是有应用价值的；但是，在分析长期趋势特别是把握内在规律时，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就勉为其难，难以胜任了。因为从本质上看，现代经济学只是一种“现象”经济学，它很难深入到事物内部，去把握其内在矛盾和规律。　　

除了上述主流方法，另一类是非主流的方法。非主流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扼要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方法也有自己“特有的”关键词，或者“范畴”，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核心“范畴”：　　

第一，“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　　

第二，“存在与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第三，“生产方式”： 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物质内容是生产力，社会形式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是其运行的基本规律。　　

第四，“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　　

第五，“阶级矛盾”：基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而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它是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的集中表现。　　

我们把这些的“范畴”贯彻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去，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四个分析视角：　　

——生产方式的视角：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来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　　

——关系结构的视角：从社会经济关系和结构的整体制约，来解读个体的经济行为；　　

——所有制的视角：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出发点，来解读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　　

——经济基础的视角：以经济关系为基础，来解读政治法律和伦理规范等上层建筑的性质。　　

大家注意，这四个分析视角经过进一步提炼，我把马克思主义方法抽象为：一个“基本逻辑”和两个“分析工具”。一个基本逻辑是：“存在决定意识”；两个分析工具是：“矛盾分析”和“阶级分析”。　　

另外，与马克思主义方法比较接近，而且被人们常用的分析工具还有：历史分析、结构分析、制度分析、系统分析、演化分析，等等。虽然这些工具在主流经济学里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是严格讲，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方法是有区别的。　　

分析长期趋势，特别是把握内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优势所在，比如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危机根源、发展趋势的分析和预测，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和变迁的内在规律的把握，迄今还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望其项背。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经济学界只能是另类。尤为可悲的是，即使在我国这个自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除了少数几家报刊，比如《马克思主义研究》（北京）、《当代经济研究》（长春）、《国外理论动态》（北京）、《政治经济学评论》（北京）、《经济学动态》（北京）、《光明日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等，马克思主义方法在主流经济学界已经基本上被封杀。　　

关于方法论的知识，我就谈这么多。下面我谈谈方法的应用。　　

　 　

二、三个维度　　

大家在分析经济形势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可能会运用上面两类方法。虽然方法的选择和组合丰富多样，而且在短期预测和定量分析上，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也有可取之处；但我坚信，“历史唯物主义”是把握经济形势的根本方法。如果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逻辑展开，那么，以当下的“社会存在”为出发点，以既定的“生产方式”为分析视角，以“矛盾分析”为基本工具，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把握中国明年的经济形势：　　

（1）国际背景　　

中国已经被卷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这个基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中国经济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依存度”。换言之，我们必须把中国经济放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来考察，而不能就中国经济谈中国经济。这个视角告诉我们，中国经济不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而是已经受到世界资本主义逻辑支配的经济；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的变化，不再是一个“外生”变量，而是一个“内生”变量。　　

因此，尽管中国经济具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超越不了中国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比如，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不断对中国的汇率问题施压，而中国也力图改变过度依赖“外需”的被动格局，高调呼吁要提高“内需”的比重。其实，这种由“外需”转向“内需”的诉求，并不是中国经济的“自觉”，而恰恰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急需调整本国经济结构的结果。此外，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汇率争端、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何发展、美国国内失业率的变化，等等，都会直接影响中国明年的经济形势。　　

（2）发展阶段　　

“国际背景”是从横向来考察的“社会存在”，而“发展阶段”则是从纵向来考察的“社会存在”。目前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呢？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定位，中国现在正处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按“特色理论”的定位，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按主流经济学的定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不论按哪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急遽发展的变动阶段，应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就意味着：其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体经济日趋没落不同，中国目前的实体经济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其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虚拟经济日趋糜烂不同，中国目前的虚拟经济正处于“青春期”。中国所处的国际背景，内生出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而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则内生出了中国经济的“躁动性”。前者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不得不“转方式”、“调结构”的原因；后者可以部分解释在美日等国通缩的同时，为什么中国却面临通胀的压力。因此，中国目前的“物价”困惑（中国的“通胀”VS美日的“通缩”），以及虚拟经济的种种“乱像”（房价与股市的所谓“非理性”），其实都能从中国所处的发展时空中得到解释。　　

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似乎正在向着“后工业”阶段急速挺进。问题是，原有的发展理论对这个趋势的把握存在着“低水平模仿”的严重误区，以至于决策者对未来趋势的判断，以及提出的方针和策略，都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往的经验为依据的。遗憾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的过程是在“石化能源”的基础上完成的，而目前这个能源基础能否支撑中国顺利进入“后工业化”过程，越来越成为一个不能确定的疑问。　　

面对贪得无厌的发展困境，人们对“科学发展观”寄予了厚望。然而我必须指出，尽管“转变发展方式”已然成了时代的口号，但是在目前国际分工格局和制度约束下，“科学发展观”很难实质性地改变这个发展趋势所依赖的资源基础、环境基础和制度基础。因为，“转变发展方式”必须要有科学技术进步的新突破以及与此相应的生产关系的新调整，才能得到有效落实。　　

作为一种“理念”，科学发展观是否有科技“新突破”做支撑，是否能改变既定的生产关系？这些都还是疑问。没有技术或者制度的相应变革，主观愿望和发展规划只能是“茶杯里的风暴——说说而已”。　　

（3）社会矛盾　　

如果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那么，“社会矛盾”必然是“矛盾分析”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有必要做五点说明：第一，在阶级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就是“阶级分析”。第二，主流经济学虽然也有“均衡分析”，但这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不是一回事。第三，“阶级分析”的焦点集中在“阶级利益”的冲突和争夺上，意识形态的纷争不过是“阶级利益”的冲突在思想上的表现罢了。第四，“阶级矛盾”从来就没有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也正是它的境界远远低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原因。第五，虽然官方已然宣布“阶级”不复存在了，但“社会矛盾”并没有随着“阶级”的“消亡”而从此人间蒸发。　　

如果不能使用“阶级”这个范畴，那么，如何为中国当前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定性呢？孙立平曾经用“断裂社会”来定性，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用“利益失衡”来定性（注一）。我注意到，很多人所使用的关键词，既暧昧又无奈，比如：“凸显”、“加剧”、“上升”等等，而且还有各种统计数据来定量。尽管这些“刻画”很难说是准确的“定性”，但也表明了我国面临的社会矛盾是如何的严峻。2008年，我在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当前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利益关系已经失衡！”（注二）我把这种失衡概括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三个方面：（1）经济领域中的分配关系严重失衡；（2）政治领域的贪腐猖獗；（3）思想文化领域腐朽糜烂已成泛滥之势。几年过去了，这三个方面的情况到底有没有变化，有什么样的变化？恐怕地球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分析经济形势之所以必须关注“社会矛盾”，就在于“社会矛盾”是影响经济形势的重要变量。任何社会都存在矛盾，问题的要害在于，这些矛盾的根源究竟何在？如果不能从调整利益关系入手（哪怕仅仅是改良），还在一味地发誓要“将改革进行到底”，劳资矛盾和官民矛盾能不尖锐吗？民怨能不沸腾吗？政治与经济能够和平共处吗？且不说中共的执政地位能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单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合法性，就很难得到民众的有效认同。值得注意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呼声之所以越来越高，既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有关，也是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必然反映。　　

顺便补充两点：第一，把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展开，还可以有“四个”甚至N个维度，以上三个维度只是其中的“至少”罢了。第二，尽管主流们打死也不承认“阶级斗争”，但“阶级分析”还是偷偷地溜进了他们的分析框架——这类“搞笑”动作，容我另文分析。　　

　 　

三、几点预测　　

就时间跨度来看，年度预测属于“短期分析”。因此，基于上述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三个维度”，参考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我对2011年的经济走势，做出几点原则性的预测：　　

（1）模式　　

就中国所处的国际背景而言，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美国，需求疲软、经济乏力、失业加剧、美圆贬值），打破了中国原有的以外需为导向的经济结构的均衡。因此，中国经济在未来面临很大的结构调整压力。“十二五规划”提出要“转变需求结构”，“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将”，其内在逻辑就在于此。　　

遗憾的是，虽然“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但是，就所处的国际背景和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经济仍将在2011年延续既往的发展模式（看看各地方政府2011年的经济“追求”，就是证明）。因为在科技尚无重大突破的前提下，“转变发展方式”目前能够破题的地方，只能在制度层面做文章。这不仅涉及到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也会触及现有的政治利益关系。这一点，我对本届政府的魄力并不乐观。　　

总体上看，那种以GDP为导向、以投资为动力、以资本利益为归宿的发展模式，在2011年还不可能出现实质性的转型。也就是说，按现代经济学定义的四个宏观经济目标来衡量，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等，都会围绕这个模式的基本逻辑上下波动：在宏观政策“回归常态”保持“中性”之后，经济增长率依然“八九不离十”，但不会高于2010年；在经济结构没有出现明显改变的格局下，就业和国际收支状况也将基本保持上年水平；物价的走势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上行压力比较大，但出现恶性通胀的可能性不大。宏观经济总体上是一个“平庸的”一年。　　

就社会矛盾来看，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不仅促使人们对原有发展模式提出了越来越迫切的反思，而且也倒逼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诉求的一系列“新模式”的探索。2011年，虽然原有的发展模式仍将在全国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局部地区，以“重庆模式”为代表的非主流模式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发展和深化，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2）需求　　

就投资来看，尽管官方的“十二五规划”以及明年的规划都提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且把“投资、消费和出口”的顺序，改变成了“消费、投资和出口”，但是，投资仍然是需求的主角这一点，在2011年不会发生显著改变，投资而不是消费仍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至于消费，由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所导致的市场萎缩的恶果正在显现，“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本来有利于缓和已经严重失衡的利益关系，对促进“结构调整”也不无积极作用。但是，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在资本利益刚性的约束下，在“城市化”加速以及剩余劳动力总量过剩的背景下，这种呼声能否有效地扭转资本与劳动之间 “严重失衡”的利益关系，不容乐观。所以，2011年工资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市场扩大，其效果将仍然是有限的；而且，人工成本的上涨将进一步推高基础物价并抑制消费，如果成本与物价之间不能走出恶性循环，大众消费的不振将进一步加剧产能的过剩。　　

（3）供给　　

除了少数新兴产业，工业将继续维持“产能过剩”的基本格局，这是生成“通缩”的基本因素。然而，农业的产能可能已经处于由脆弱的“供求平衡”向“供不应求”转化的临界点。就粮食供给来看，虽然官方公布的数据是“连续七连增”（据新华社报道：“2010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第七年增产，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连续四年保持在1万亿斤以上，有史以来未尝有过”），但是自2010年年中以来，从“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开始，农产品价格一直处于涨势。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理论上分析，有两种可能的原因：　　

一种可能是“流动性过剩”，大量过剩的货币涌入农产品市场抬高了价格。这是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流动性过剩”又有两个可能的原因：（1）货币“超量投放”，（2）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如果是货币“超量投放”制造了“流动性过剩”，那么随着货币供给的减少， 2011年农产品价格将趋于下降。至于“两极分化”所导致的资本过剩问题，一般来说，只能通过调整分配结构才能得到有效缓解；此外，如果其他领域有利可图（比如股市和楼市），那么“过剩资本”将改变投资流向，从而部分吸收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　　

另一种可能是：“城市化”导致农业用地与农业劳动投入的急剧减少，已经达到农产品“脆弱的”供求平衡被打破的“拐点”。虽然官方公布的粮食产量的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种判断，但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已然敲响了警钟。如果目前农业用地与农业劳动投入的减少，确实已经打破了农产品供求的“基本平衡”；那么，由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很小，即使减少货币供应量也与事无补，2011年农产品价格依然会缓慢趋于上涨。　　

（4）物价　　

基于上述对供给面的分析来看，有两个相反的力量将“给力”2011年的物价走势：一个是生成“通缩”的工业产能过剩；另一个是生成“通胀”的农业供给不足。由于农产品价格是“基础物价”的主要构成，所以农产品的供求状况将是决定物价走势的主导力量。换言之，2011年中国物价的发展趋势，将主要取决于农产品的价格走势。如果“稳健”的货币政策仍不足以抑制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那么，“供不应求”将成为长期因素，推动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　　

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虽然中国的“物价水平”要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比如热钱流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但我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通胀”与其说是一个“美国现象”，不如说是一个“中国现象”。流行的看法把目前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归咎于“流动性过剩”，或归咎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在虚拟经济繁荣或者投资意愿萎缩的情况下，“流动性过剩”并不必然带来农产品价格上涨——中国和美国都有这样的经验证明。　　

第二，就“短期因素”来看，能源价格和人工成本上涨是目前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推手，而前者的影响在短期内的是很难消化的。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这种“成本上涨”与其说是“国际输入”的，不如说是对中国资本长期压低劳动工资的必然反弹。　　

第三，美国量化宽松出来的货币有多少流入了中国，对中国的物价有多大影响？需要客观把握，不能过高估计。　　

（5）股市和楼市　　

2010年4月，虽然政府高调出台了“调控”楼市的政策（《国十条》），但众所周知：效果乏善可陈。其实，真正对楼市有“调控”作用的，是从2010年底开始的货币政策变化（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和两次上调利率，使楼市的炒作资金在去年底以来遭到了实质性的“威慑”。虽然必须经历一场“金融危机”，楼市的“拐点”才能真正确立；但是，如果2011年央行继续收紧银根，那么我认为，楼市存在一定程度调整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重庆最近宣布要对“高端住房”征收“房产税”，此举虽然仅仅局限于“重庆模式”的范围内，但其深远意义不可估量。　　

倘若楼市的表现趋于平淡，那么股市趋于活跃，以填补房地产退出的部分空间，就不会有什么悬念。不少人以为政府收紧银根后，天量的“游资”从此也就人间蒸发了。这实在是一个误区。收紧银根当然可以把“游资”关进银行，但银行没有能力锁住“游资”这只老虎。道理很简单：资本的本性就是要嗜血，就是要谋取最大利润（想想马克思说的那句话吧），靠银行那点肉屑还不够 “游资”塞牙缝呢。在两极分化已经“充分发展”的今天，中国并不缺乏饥饿的“游资”，一旦闻到血腥味，“游资”这只老虎就会窜出来吃人——大家想想，哪里还有血腥味？比较而言，在2011年，这只老虎对股市的兴趣将超过楼市。　　

（6）宏观政策　　

很多专家所预言：2011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基调是“从紧”；所谓“稳健”的说法，只不过是“从紧”的另类表述而已。果真如此吗？我认为未必：一是因为美国货币当局在2011年是继续“量化宽松”，还是“前松后紧”，这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确定的事件。二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如果在下半年表现过于消极，央行的货币政策就很难“稳健”下去。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将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变量，而并不是一个具有“自明性”的确定趋势。　　

至于财政政策，我认为，基于发展阶段的支出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比如“城市化”所带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各种维稳、保平安以及社会保障性的支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2011年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　　

　 　

四、结  语　　

其一，以上预测只是对宏观层面的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则需要做“烦琐”的功课了。公允地说，做这种定量分析，现代经济学明显地具有数学工具的优势。但必须指出：数学模型无非是某种“因果关系”的数学表达，或者说，是“能够量化”的“因果关系”而已（比如“消费函数”模型）。所以：（1）能不能对“因果关系”的定性（假设）做出准确的把握，而不是用“臆想的”联系来代替“客观存在”的联系，是数学模型有无“科学含量”的基本前提——而这一点，往往是现代经济学的局限所在（注三）。（2）何况人的行为的“因果关系”，未必都能够精确地加以量化——比如，对“货币产生和发展”演进逻辑的把握，马克思的“矛盾分析”恐怕就比“数学模型”有效得多。（3）至于那些把常识性的知识通过建立模型来“显摆”，如果不是有意地把“简单问题复杂化”，那也不过是一种无聊的肤浅罢了。　　

其二，如果朝鲜半岛在2011年爆发战争，则以上预测也就失去了参考价值。一旦美韩对朝鲜动武，对于酷爱和平的中国而言，即便是想忍气吞声、袖手旁观，其结果都必然是“咽不下这口气”的。因为朝鲜不是中国的“虫牙”，而是中国的“下巴”。打掉了牙可以往肚里咽，但是打掉了下巴却没法咽下去。随着战火的蔓延，影响中国经济的因素也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化。　　

　 　

注一：赵磊：《论当前改革中的利益失衡》，《哲学研究》1998年第11期。　　

注二：赵磊：《改革30年：问题与出路》，《江汉论坛》2008年第4期。　　

注三：比如，按主流的理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缺乏监管”和“政策失误”。建立数学模型之后，“金融危机”成了因变量，“缺乏监管”和“政策失误”成了自变量。荒谬的是，这个“函数关系”不仅可以用计量模型做回归分析，而且“t检验”也能令人满意。然而，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内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之中，“缺乏监管”和“政策失误”仅仅是触发危机的外生因素而已（参拙文：《对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的反思》，《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1期）。把“缺乏监管”当作危机的根源，就如同把“公鸡打鸣”当作太阳升起的原因，是一样的荒谬。由此可见，主流模型所把握的，其实仅仅是危机在现象层面的“函数关系”而已。 　　

（　2011年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