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北方的一家菜市场里像往常一样，迎来了熙熙攘攘的买菜人群。

一位穿着得体的中年妇女提着菜篮子，走到一家蔬菜摊位前，中年妇女是这里的常客，双方太熟悉了，很快成交。

中年妇女随即把手伸进口袋，把钱掏了出来，在掏钱的过程中，一张百元美钞不慎掉落，被菜贩子看到。

出于新鲜，菜贩子提出用人民币换这张美钞，毕竟都是熟人，中年妇女不好拒绝，于是答应了。

在2005年，拥有一张美钞还是很牛逼的事情，所以菜贩子收到这张百元美钞后，逢人就说。

买个菜竟然还用美钞，还是百元的，这也太豪了吧，事情很快就传遍了街头巷尾。

巧的是，这位菜贩有一位邻居的儿子是个国安人员，从职业敏感性出发，他感觉这事有文章，正常人买菜怎么会用美元。

他很快摸到了这位中年妇女的背景，是郭万钧的老婆，这在当地不是秘密，街坊尽管不知道郭万钧具体是干嘛的，但普遍知道他从事的工作不简单。

这位国安人员的怀疑随后被报告了上去，并很快引起了重视，并由此牵出了一个震惊全国的间谍案。

6年前的1999年国庆阅兵上，中国首次展示了东风-31，这是中国第一款真正服役的战略导弹公开展示，本该是一件引发轰动的事情，但事实却是，在场的美国驻华大使普里赫神情一脸淡定。

普里赫长期在军中服役，不可能不懂战略导弹的重要性，这一定是美国想了解的，结果他那天连脖子都没伸，举动极为反常。

这个微小的迹象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除非普里赫事先就知道了，可东风-31是国家机密，阅兵前一直处于保密状态，他怎么可能知道呢。

就在阅兵结束后的第二天，台独分子李登辉公开说东风-31的数据被严重夸大了，不足为虑。

如果单纯是李登辉吹牛，或者普里赫举动反常，那充其量算是个意外，但两件事结合到一件，时间上又如此吻合，就不免让人怀疑，是不是东风-31项目早就泄密了。

有关部门绞尽脑汁调查了几年，也没有什么发现，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那位菜贩子的事情被作为线索送来了。

调查人员立刻对东风-31项目副总师郭万钧展开了调查，很快发现，他的家人每个月都会到银行进行换钞，就是拿着美元去银行兑换成人民币。

郭家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美元？这些美元是哪来的？

在断定郭万钧有重大泄密嫌疑后，调查人员对他实施了抓捕，起初除了在他家里搜到的一万美元现金外，没发现其他线索。

对于一万美金，郭万钧拒绝交代来源，别问，问就是不知道，此时给他定罪的话，也定不了什么大罪，还会打草惊蛇。

就在调查即将再次陷入停滞之时，对郭家通话记录的调查有了重大发现。

有一个电话号码打进来相当有规律，具体来说就是，每次间隔都是四小时，并且会一天内三次拨打。

正常人打电话都是没有规律的，而这种规律性拨打通常是情报界的某种信号，比如接头，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确信此号码背后就是接头人。

此时对方还不知道郭万钧被捕，但迟早会有所察觉，为了稳住对方，我方故意放出了一个大新闻：郭万钧将担任新型导弹项目总设计师。

果然，对方在看到郭万钧升职的消息后，不禁放下了悬着的心，并根据事先约定好的时间来到郭万钧家里，然后落网。

根据审讯得知，接头人名叫沃维汉，黑龙江人，1949年生，他具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的典型精神特征。

当时由于中外差距悬殊，所以刚一打开国门，国人就被完全震撼到了，从精神上彻底跪了。

沃维汉80年代中期毕业后，在国内做研究工作，工资虽然比普通人高，但也就500人民币，和国外完全没得比。

所以当他1987年公派到奥地利，看到中外的巨大差距后，便成为了恨国党，刚好他有一个台湾室友，是台湾情报机构的人。

该室友经过长期观察和熟悉后，认定沃维汉可以被策反，并在某一天向沃维汉摊牌，问他要不要为台湾效力，不会亏待他的，不仅会得到钱，如果表现好，弄到高价值情报，还能帮他老婆找一份国外的工作。

条件如此优厚，沃维汉几乎没想就答应了。

为了搜集情报，沃维汉主动回国，随后通过一场婚礼见到了郭万钧，并在交谈中意外得知原来两人是远房亲戚。

当年有一句话叫“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形容的就是军工系统的困境，实在是穷得很，以致于歼10总师宋文骢一度要摆摊卖面条补贴项目，所以郭万钧的手头拮据是可想而知的，不会比沃维汉出国前好多少。

郭万钧一副知识分子的打扮、彬彬有礼的谈吐也吸引了沃维汉，使他认定郭万钧应该是有一定地位的人，也许能从他这里弄到情报。

而郭万钧在交往中得知沃维汉是从欧洲回来的，再看看他的穿着打扮，想必很有钱，再看看自己的穷光蛋样，于是逐渐萌生了通过手上技术信息来换钱的想法。

起初沃维汉不了解什么是导弹，不知道有什么价值，想钱想疯了的郭万钧就一点点给他讲解，像老师教学生一样耐心。

在确定郭万钧的身份和导弹信息的重要性后，沃维汉向台湾申请了200万美元经费，自己吞了大部分，只给了郭万钧40万美元。

虽然这个中间商差价赚得有点狠，不过就算是40万美元，也足够拉郭万钧下水了，东风-31项目便不再保密。

这便是震惊全国的郭万钧间谍案，由于东风-31是彼时唯一一款服役的战略导弹，它的泄密让美国看穿了我们的底牌，成为其敢于悍然轰炸我国大使馆的原因之一，郭和沃两人后来于2008年被执行死刑。

此案是改革开放后间谍根源的一大缩影，由于彼时中外的巨大差距，绝大多数能够走出国门的人，精神上难免产生深深的自卑，然后心甘情愿成为间谍。再加上经济上的落后，对方拉拢成本极低，东风31只值40万美元，简直是地板价。

当然，郭万钧心甘情愿当间谍不全是发展差距导致的，这里也额外提一嘴第二种有巨大危害的间谍形式：

仇恨新中国的人。

郭万钧曾祖父名叫郭布罗·长顺，满洲正白旗人，一般来说，满洲的老八旗有一条传统的升迁路线，先进宫担任御前侍卫，然后外放锻炼，按具体情况决定升迁。

郭布罗·长顺也是这样，他先是在咸丰时担任御前侍卫，然后外放到西北锻炼，在同治朝做到了乌里雅苏台将军，就是外蒙的最高军政长官，这已经是封疆大吏了，光绪年间又担任吉林将军，妥妥的贵族家庭。

到了民国时期，虽然郭家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但依然有很多的积累，这一点从郭万钧的父母精通文墨、并在当地颇有势力就可以看出。

而新中国恰恰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旧贵族，虽然没有明确的资料说郭家被没收了多少资产，但从郭后来对新中国的咬牙切齿，言必称祖上来看，显然是受到了影响的。

随着长大后郭逐渐知道了家族以前的事，其对新中国的印象也由好转坏，从立志报效祖国，变成了立志报复祖国。

这种人相对容易被台湾拉拢，毕竟封建残余在一起，比较有共同语言。

改开后精神上跪了的人，和因革命而憎恨新中国的人，是过去最主要的两种间谍形式。只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民众自信心逐渐提升，以及时间的流逝，这两种间谍已不再是主流。

那现在的主流间谍又是什么呢？

时间回到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将对中国钢铝产品大幅提高进口关税，贸易战正式打响，一下子成为了全民的热门话题。

对于贸易战，舆论场上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应该赶紧投降，争取宽大处理，也许特朗普是个大善人呢；

另一派认为应该坚决抵抗，只不过这一派在彼时的舆论场上明显声势不足，其实信心也不足，对于能不能扛得住，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心里是没底的。

当时我认识的一个大学老师就认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为了贸易自由，对中国消费者是有好处的。

都怪中国没有履行入世承诺，特朗普才发动贸易战，逼迫中国降低关税，让更多美国汽车在内的美国货物进来，会大幅降低车价，是为中国消费者好。

最后他还来了一句，“我只是一个普通消费者。”

虽然今天这种观点已经随着国产车崛起、汽车打骨折而被彻底打脸，但他并没有认输，还在孜孜不倦地输出着暴论，他当年所教的班级里，直到今天依然有部分人受其影响颇深，认为华为被制裁是活该，谁让它挑衅美国。

这些人绝大部分所从事的工作与美国没有直接的利益强关联，既然不是利益原因，那原因何在，仅仅是被洗脑了吗？

根据一些旅外学者的观点，今天的中华文明其实已经被颠覆，或者几乎被颠覆了，而颠覆的顺序是：先夺取审美权、接着夺取正义解释权、然后抽去集体主义的灵魂。

这样说有点抽象，我们举个例子，这两年引发轩然大波的清华美院眯眯眼事件。

以正常人的审美，是不待见刻意打扮成眯眯眼的审美的，所以网上一片骂声，但当时一些人为这种行为辩护，几乎都是打着“多元化审美”的旗号。

当一个人接受了这种白左式的多元化审美，那扩展性就来了，如果一个社会竟然不接受多元化审美，竟然“打压”弱势群体，竟然一点都不包容，那这个社会还有正义可言吗？

没有正义对吧，那这个国家、这个集体还值得留恋吗？

这就是先夺取审美权、接着夺取正义解释权、然后抽去集体主义的灵魂。

改开后，西方通过扶持国内电影人的方式来丑化中国，其本质是一样的，这些电影的画面总是把中国人刻画得人不人、鬼不鬼，给出的暗示就是，中国人就是这样丑陋的。

为什么他们如此丑陋呢？

因为社会不正义才把他们变成了这样，为什么社会不正义呢，是因为这个集体、这个国家不正义。

虽然剧情各不相同，但套路是一样的。

当审美权被夺去、正义解释权就被夺去，国家和集体也随之被抽去了金字塔的塔基，只剩下一个爱国主义的塔尖，在狂风暴雨中摇摇欲坠。

经过长期的渗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钢印：中国的一切都是邪恶的，哪怕今天不邪恶明天也会变得邪恶，现在不邪恶以后也会变得邪恶。

而西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根本不可能干坏事，就算偶然真的干了，比如侵略伊拉克，也是出于带去民主的一片好心，全怪伊拉克人不领情。

顺着这种思路还可以扩展出更多，比如那位老师眼中的贸易战，既然美国是善良的，那贸易战必然出发点就是好的，不仅为美国好，也为中国消费者好，正好汽车关税和汽车价格似乎看起来是正相关，责任可不就全在中国？

既然这个国家是邪恶的，那卖国就不再是卖国了，而是弃暗投明。借用《被颠覆的文明》的作者，边芹老师的一个观点：衡量一个国家审美权和正义解释权是否丢失，关键就在于叛国者是否会产生道德优越感。

因为自古叛国者都是被骂的，但如果你坚信了白左审美，并投靠了西方，这时候你大概率就不觉得自己是叛国了，你会像那些为清华美院辩护的人一样，坚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在保护多元化审美，在努力创造一个包容的社会，而反对者都是一群不包容的民粹分子。

这就是道德优越感。

这种人往往是最佳的间谍人选，也是当今的间谍主流，和前两种间谍相比，这种间谍往往自带干粮，干活比郭万钧更积极。

前段时间就披露了一个间谍案例，一个叫郝某某的国家部委干部，在东京留学期间被CIA策反，然后潜回国内，为CIA效力。

郝某某自始至终都不觉得自己错了，他坚信自己是在为民主效力，为自由而奋斗，因此当CIA找上门来时，他一点也没犹豫，就同意了合作。

郝某某虽然进去了，但毫无疑问还有无数个郝某某，以及潜在的郝某某。

在西方编织的话语体系下，新中国的存在就是不道德的，而中国由于需要融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因此也接受了这套价值观，那新中国就是不正义的，天然就是要挨骂的，在这种价值观包围下成长起来的人，尤其是生活条件优渥的精英，是很难不受蛊惑的。

这种环境下出现的间谍远远不是单纯打击就能奏效的，因为当一个国家被抽去了审美解释权、正义解释权、和集体精神这些地基后，就只剩下一个爱国主义的躯壳。

这个躯壳是很薄弱的，甚至可以说很多时候是无力的，因为你已经无法解释对与错，所以一件事哪怕做对了也是错，要是做错了那就是错上加错。

而单纯的反驳或者辩护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唯一的途径是重新建立一套有别于西方的价值体系。

今年偶然看到过一篇文章，名叫《年味越来越淡，我们需要适配工业时代的新春节》，其内容大意是，无论春节还是别的传统节日，其内容都是基于农业文明时代的。

到了工业文明时代，这些农耕时期形成的节日已经明显不适应了，所以年轻人对过传统节日没什么积极性。

我们不能狭隘地排斥洋节，毕竟圣诞的内容确实好玩，起码听着好玩，而相对地，我们的传统节日要么是吃一顿，要么有一大堆活要干，要么是拜神，总之就是不好玩。

因此大家更热衷于洋节，这只是一个缩影，无数个缩影加起来，就是西方的审美完全压倒东方审美，西方价值观完全压倒东方。

所以文章里呼吁，中国需要适应工业时代的节日，以及适应工业时代的新文化体系，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我们常常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基本限于硬件，就软件而言，我们基本没有开发出属于自己的软件，也就是缺乏自己的价值观体系，自然也就不会有属于自己的审美权和正义解释权。

改革开放后我们放弃了传统文化体系，但又没能培育出基于工业时代的新文化，因而被西方趁虚而入，占据了整个文化高地，既然文化体系都是高度西方化的，那培育出来的人又怎么可能不亲西方呢？

这正是最好的间谍培养源。

新中国解决了挨打的问题，改革开放基本解决了挨饿的问题，接下来，我们需要通过重新建立文化体系，来解决挨骂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根治间谍。

毕竟，间谍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蠢或者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