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乌冲突看统筹发展与安全

——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研究系列

江  涌

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时强调，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应当就是一个“灰犀牛”事件。尽管此前有关国家一再“预警”，但是绝大多数国人不以为然，因此对事件突发无比错愕。

俄乌冲突的性质是俄罗斯反抗美国世界霸权的被迫之举，虽然有维护与塑造国家安全利益的功利性，但是更有为世界被压迫被欺侮的民族伸张正义、为苦美久矣的国家出口恶气的道义性。中国舆情随着俄乌战事、美西方制裁、金融市场动荡而起伏，且不论所谓拥乌或亲俄的喧嚣浮躁，多数国人真正关心的是，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否会殃及中国？唇亡齿寒，户破堂危，俄罗斯若倒下，美西方是否会集中精力对付中国？中国反击“台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否会遭到美西方同样的对待？这些愈发紧迫的实际关切可以折射出十分清晰的发展与安全问题。在世界大乱局的背景下，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乌云压城的态势下，统筹发展与安全不仅是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也是科学预见的方法论。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现，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民族伟大复兴的达成，需要发展，需要不断发展，需要较快的高质量的发展。发展是最大的安全，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自信、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及综合国力坐二望一，且占据地缘政治优势，“中国是亚洲的重心”，美国若“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1]凡此种种，决定了中国是美国头号的竞争对手、最主要的敌人，这在美国政界社会精英界已达成共识。有鉴于此，在战略规划上，中国已经超出欧洲，成为美国应对的重点，但是美国在欧洲仍有重大利益和力量布局。“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2]所以，为了从欧洲抽身，以便集中力量对付中国，美国需要一个混乱的、内部相互制衡而无需美国战略力量投入的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的削弱、俄乌冲突形成俄罗斯与欧盟的对立，都应当是美国维护世界霸权、战略力量调整的如意算盘。当然，盘算是一回事，能否实现则是另外一回事。

美国经由北约，在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乌克兰——俄罗斯的下腹部）埋下动乱的楔子，意图达到既遏制俄罗斯大国雄心，又阻止德法联合自强的双重战略目的，使得欧洲非但不能走向统一发展，反而更加分化动荡。一个混乱而可控的欧洲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而同样的道理和逻辑会施用到东亚。多年来，一直有“发展靠中国，安全靠美国”之说，这恰好道出中国一直面临的所谓“周边安全陷阱”。这一方面体现了在资本主义丛林体系中、在霸权主义国际秩序下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国虽已衰落，但在维护霸权、塑造国家安全时，所能体现的实力势力依旧强大，美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能力不可小觑。轻敌可能是我们的大敌。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假老虎，同时也是铁老虎、真老虎。台湾是美国对付中国大陆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台湾之于中国远较乌克兰之于俄罗斯重要和复杂，美国利用台海作为支点，“三海”联动，不断调兵遣将、排兵布阵，做大做粗坐实“亚太北约”这个杠杆，撬动东亚地缘政治，遏制或延缓中国的发展，而且遏制力度越来越大，频度越来越快。

实际中，中国展现出的刚柔相济的力量超出了美国的想象，远不同昔日诸如英国、德国、苏联、日本等遭到美国打压的“竞争者”。虽然“险和难向我集聚”，但是“时与势在我一边”，统筹发展与安全，与美国斗争的能力和信心与日俱增。随着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社会两极分化，种族矛盾尖锐化，政治僵化极化，美国国内矛盾在叠加中不断加剧，前景越发黯淡。受新冠疫情重击、总统大选争议、黒命贵运动、阿富汗时刻、俄乌冲突等系列负面冲击，美国灰头土脸，正在失去霸主威信。信任信用是资本主义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霸主威信是美元霸权的前提。屋漏偏招连阴雨。由于滥发钞票，美国通胀不断上升，达40年来最高。力度不断加大的预期管理、缩表乃至加息是应对通胀所必须祭出的货币政策。但是，30多万亿的政府债务，以及巨大的股市泡沫，为相关政策尤其是加息操作设置了严重障碍。为有效控制政府入不敷出以及股市崩盘等相关风险，相关货币政策出台前后必须保证国际资金大量涌入。资金从哪里来？首选无疑是富裕而不团结的欧洲，其次是有些余钱而监管不严的新兴市场。只有搞乱欧洲进而搅乱世界，欧洲乃至国际资金才会大规模涌入美国，解决美国的燃眉之急。因此，美国在战略上，就长期来看，中国更重，欧洲趋轻；但是，在战术上，于短期而言，遏制中国的议题可缓，搞乱欧洲的行动应急。所以，从俄乌冲突，可以看出美国地缘政治策略的轻重缓急。明乎此理，我们才能有“防范风险的先手”和“化解挑战的高招”，才能打好“防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以及“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统筹发展安全，实际操作时，需要审时度势，判断事态的“轻重缓急”，这应当是领导必备的预见能力。“如无预见，即无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3]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唐朝有个刘知幾，是个写历史的人，他主张写历史要有三个条件，就是才、学、识。才是才能，学是学问，识就是识别风向。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要提高这种识别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4]领导的预见能力就是识别风向（可能还有风力）的能力。见幡动而知风动，感风动缘于仁者心动。“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领导干部应当成为六祖慧所指称的“仁者”，要始终把人民冷暖和国家安危放在心上，统筹发展与安全，洞察事物演绎规律。“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5]

（江涌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注释：

[1]《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页。

[2]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的讲话，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

[5]《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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