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观察：方舱医院的社会学意义

郭松民

前段时间，武汉方舱医院刚刚开始收治新冠病毒的感染者时，网上有不少担忧的声音，有些想象力丰富的人，甚至联想到了“难民营”、甚至“集中营”。 

但这几天，随着方舱医院的患者一批又一批地治愈出院，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令人感到温暖的消息。 

首先是户外已经绝迹的广场舞，在方舱医院恢复了。这令广场舞爱好者对这块“全国唯一可以公开跳广场舞的特区”大感艳羡；

接着，人们发现，和舱外焦虑不安，甚至有点戒备森严的气氛相比，方舱医院内部反而轻松宁静，自由活泼。跳舞之余，读书的读书，准备考研的准备考研；

这两天，患者和医护人员居然联合演起了小品《打倒新冠病毒》。有艺术天分的“戏精”患者扮演拟人化的“新冠病毒”，黑衣黑帽，猖獗一时，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但终于在医护人员和患者联合打击下被擒获。 

多么美好，但久违的集体生活场景啊！

有病愈出院的女患者在接受采访时一脸留恋地说：“很好，我都不想走了。” 

毫无疑问，让她感到留恋的，当然不是新冠病毒在体内肆虐时的痛苦，而是方舱内那种美好的、可遇不可求的、新型的人际关系。 

方舱医院内的氛围，概括起来有这样几个特征：

医患关系变得轻松、友善。这一点从医护人员和患者合演小品、一起跳广场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而不是相互竞争的；

整体气氛是乐观的，充满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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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舱医院投入运营以来，武汉每天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数量不断下降，证明其在抗疫方面是相当有效的。 

但是，方舱医院无疑也构成了一个小社会，甚至是一个世外桃源式的“乌托邦”所在，其社会学意义也不容忽视。 

由于抗击疫情的特殊需要，方舱内部实行的原则和“舱外世界”迥异，正是这些原则决定了方舱内部的气氛。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在访问了方舱医院后欣慰地说：“有医生感慨，感觉二十年前那样的医患关系又回来了。” 

他这句话，也对也不对。 

对的是，方舱内部的医患关系的确不同于舱外的医患关系； 

不对的是，这种良好的医患关系至少应该是三十年前的，也就是医疗改革全面铺开以前的，而不是“二十年前”，二十年前是九十年代末，那时的医患关系甚至比今天还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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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病人的角度看，由于不再担心医生会利用自己的疾病赚钱，所以对医生的信任感大大增强，医患之间的相互猜疑消失了； 

同时，病人还会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尽量自己克服困难，努力不给医护人员“添麻烦”。 

从医护人员的角度看，病人的信任、尊重与友好，使自己的职业自豪感和荣誉感大大增强，所以会更加友善、耐心地对待病人。 

由此，医患关系进入了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 

这个小小的实验证明，严厉打击并不是医患矛盾的答案，公益性才是医患矛盾的答案。

这个实验也证明，医患矛盾仅仅是现象，本质是资本把医生和患者都当成了自身增殖的工具。而一旦医生和患者双双摆脱被资本奴役的状态，医患关系就回到其最初的起点：帮助与被帮助，拯救与被拯救。 

此外，方舱医院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主义。

这里没有特需病房，也没有高干病房，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的床位，吃一样的伙食，食品、药品和医疗服务的分配原则，则是按需分配，身份、财富的差距，在方舱内部被暂时弭平了。

概括来说，尽管完全是无心插柳，但方舱医院形成了几个小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试验区”，相对于舱外高度竞争的、沙化的市场社会，这些“试验区”默默地提示我们，另一个世界是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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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截至2月15日，已有9家方舱医院投入运行。 

2月16日，国家发改委又宣布，将继续投入2.3亿元预算，支持武汉方舱医院完善设施，增强收治能力。 

人们现在希望的是，有关方面不仅要关注方舱医院抗击疫情的效果，也要关注方舱医院实验的社会学效果，后者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健康发展，也许能够提供更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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