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充分发展，维护制度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系列

江  涌

发展是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发展是最大的安全，是解决中国诸多问题的关键。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项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就总体而言，中国尚没有实现平衡发展，没有实现充分发展，市场失灵没有得到有效应对，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怀疑甚至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不时沉渣泛起，有时甚至甚嚣尘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①]，这一科学论断还没有成为广泛共识，社会主义制度依然面临安全问题。

一、中国有了长足发展但发展很不充分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彻底告别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而且在多种经济指标上，不断刷新世界记录，拥有数百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的世界第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单一不同，目前我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工业门类都能在中国找到。”[②]中国产业借此赢得了近乎是独一无二的巨大范围经济效益，成为中国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国民经济在世界排序中已是坐二望一。

中国曾经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国家，经过中国政府、社会各界、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以及国际社会的积极帮助，中国7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贫困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却成了例外，逐年大幅度减少。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中国已基本实现，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国的七分之一，排在世界80位左右。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中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2015年——作者按）。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则还有两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城乡有7000多万低保人口，还有8500多万残疾人。”[③]让13亿多人民都过上富裕的日子，幸福的生活，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

中国有近14亿人口，东南与西北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企业职业之间，发展差距极大，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情形突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因为政策倾向、近水楼台、先天禀赋等原因，发展得更快更好，获得更多的发展成果，而很幸运地先富起来，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为中国日渐成形的金字塔顶端的群体。另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因为先天劣势、区位不利态势、更有政策忽视，导致在发展大潮中，不断掉队落伍，成为弱势群体。更为突出的是，两极分化仍在不断加剧，优势与劣势、强势与弱势、贫穷与富裕仍在不断积累，导致社会阶层强化固化。“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因为不均而生不安、因不安而生动乱、因动乱而生政变的事例比比皆是。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稳定的基础日趋薄弱，从而对政治安全构成威胁，值得高度关注。

不当发展不仅恶化了部分社会环境，而且还恶化部分人文环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没有得到同步协调发展。正是因为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党内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不断滋长。党内体制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大行其道。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如此必然招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四大危险”，不同程度、范围不等地损毁党的健康肌体，尤其是官员腐败成为社会主义肌体上的一大毒瘤。

党内不良风气是社会风气的一种折射，同时不良党风政风也助涨社会不良习气。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的拜金主义、机会主义、消费主义、末世心态甚嚣尘上；企业掺杂使假、随意排污、恶性竞争、恶意欠薪屡见不鲜；大众见义不为，相互猜忌，甚至尔虞我诈，诸如拐卖儿童这类丧尽天良层出不穷，花甲碰瓷如此为老不尊比比皆是。人们物质丰富了，但是精神匮乏了。口袋充实了，但是脑袋空虚了。人与人之间日趋冷漠，仇官、仇警、仇富、仇视精英蔚然成风，社会日趋走向原子化、碎片化。

近几十年来，我们始终不渝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因此中国的发展成就主要集中在经济上。前文提到，中国建立了门类多样、行业齐全、举世无双的工业体系，但是集中在国际分工（“微笑曲线”）的中低端，关键辅件、零部件仍然需要大量进口，诸多核心技术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诸多高新技术企业，名为高新，实际依然是组装。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因“国家安全”名义禁止向中资企业出口芯片，可谓一剑封喉，一度高大上的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如中兴公司）立即休克，暴露出中国在关键技术、关键设备受制于人的窘迫境况，我的国啊！远远没有我们一些人想像的那么厉害。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规模、品质有了飞跃性成长，由此积累了非同一般的硬实力，但是硬实力是片面的，经济实力还没有很好地转化为科技实力、军事实力与政治实力，所以美国西方动辄在我们的家门口耀武扬威，展示肌肉，向台湾出售武器，不断实质性提升与台湾关系，踩我们的红线底线，我们似乎也没有有效应对办法。

国际竞争、国家间竞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除了强大的硬实力外，还有非凡的软实力，还有重要的国际话语权。多年来，中国一直随世界的改变而改变，从作为世界的函数，正在演变成为世界的变量，有时还是关键变量，甚至是重要变量。中国说话，世界倾听。问题是，听了以后，是否付诸行动则是另一回事。“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⑤]我们尚有很多领域需要改善，中国的发展还很不充分。

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标就是发展。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都要积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中国还需要持续不断地发展，发展是最大的安全，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发展是解决我们诸多关键问题的总钥匙，这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未来，我们主要精力还是致力于发展，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社会，发展我们的政治，发展我们的文化，中国的发展是全面而深刻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简单地就是跟美西方争权，即争话语权，争定价权，争所谓霸权，中国永远不称霸。

二、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十月革命前，俄国是欧洲生产力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农业人口占全国82%以上，工业总产量只占世界总产量的2.7%，仅相当于美国的6.9%。但是，从1924年到1941年，苏联只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走完了美国用50年、英国用100年走过的路程，使落后的农业国一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并且打败了强大的法西斯德国，在国际社会赢得巨大声誉与崇高威望，而后又与美西方全面相竞争相抗衡。毛泽东如此评论，“苏联人民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俄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征服宇宙空间空间方面，把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这充分显示了苏联人民的伟大创造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⑥]

新中国建立后，效仿苏联，实行计划体制，中国经济取得长足进步。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1950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574.8亿元，而到1980年达到6619.0亿元，30年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8.5%。其中，工业总产值由191.2亿元增至4992.0亿元，增长25倍多，年均增长11.5%；农业总产值由383.6亿元增至1627.0亿元，增长3.2倍，年均增长4.9%。[⑦]从1950年到1980年，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美国为4%，联邦德国为5.8%，法国为5%，英国为2.3%。显示出计划体制有竞争优势、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因为没有市场化，中国在进行国民经济统计的时候，包括土地、房产、教育、医疗、义务劳动等等在内的诸如价值，没有被有效评估与计算。

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一是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更高的生产力。因为生产资料（最重要的是土地）公有，省去了巨大产权交易成本，国民收入可以直接进入再生产领域，直接支持生产，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由此而摆脱因资金短缺而对国际金融资本的依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独立自主地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许多方面，但是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⑧]二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公平，包括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避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文明，包括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抑制消灭剥削，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群策群力治理国家，实现国家进而人民的全面发展；四是比资本主义更强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⑨]

理论与实践都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诸多优越性。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在沸沸扬扬的“历史终结论”之下，对科学社会主义怀疑论、否定论纷纷祭出，严重遮掩了社会主义光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功，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就。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误认识，一方面不排除有人有势力别有用心，混淆视听；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实践者、市场主体，得鱼忘筌，执著于市场经济，而忘却了社会主义。把原本只是用来调节资源配置、调节经济的手段，当作“普世”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模糊了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的界限，模糊了商业与事业的界限，在广泛的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生搬硬套市场调节。

党的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党的十三大将中国的经济体制表述为“以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把经济体制概括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不难看到，市场经济在新中国的确立，有一个明显的人为推进过程，这与市场本身的极端人为性（或非自然生成）是一致的。实际上，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⑩]著名社会思想家卡尔·波兰尼用大量史料证明，“全国性市场的出现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经济领域从政府控制中渐进、自发地解放出来的结果。相反，市场是政府出于非经济的目的、有意识地甚至有时是粗暴地干涉的结果。”[11]市场是人造的，不是神造的，更没有什么万能的神话。

综观社会发展史，市场只是一类手段，根本不是目的。市场只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由人类创造特别是政府设立的，为经济社会服务的，不是自发的、天然的、独立存在的。早期，市场的逻辑是交换的逻辑，市场作为经济的附属长期内嵌于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市场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独立的市场一面是“财富的魔法师”，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2]资本主义的成就恰恰是充分运用市场的力量；另一面则是“撒旦的磨坊”，将一切人间美好——优质资源、优美环境、道德良知、甚或妇女的贞洁等等——都会被卷入市场这个磨坊里碾个粉碎。“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惊人的工业成就是以巨大的社会危害为代价的。”[13]而且，自由调节的市场机制发挥得越充分，社会矛盾就会越尖锐，阶级冲突就会越严重，由此废除、毁灭自由市场的可能性就越大。

正是因为市场机制具有鲜明的二重性，所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应当被严格限制在经济领域、商业领域，而且一定要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及时有效弥补在公共产品生产、垄断、外部性等诸多方面出现的“市场失灵”。广泛的不加区分的市场调节，最终结果不是人的全面发展，而是人的异化，人成为自己的对立物，经典理论家们对此早已做了广泛而深刻的揭示与批判。那些本着经济自由主义理念，把市场机制当成万能的调节手段，广泛运用于经济之外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即泛市场化，实际上就是任由“撒旦的磨坊”碾碎一美好，导致系列灾难（如资源、环境、道德等危机）在世界、在中国不断上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中国人民持续接力奋斗，要充分运用各种手段、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公平公正而不是效率效益是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是事业，市场经济是商业，虽然特定的事业会与一定的商业相关联，但是事业有事业的逻辑，商业有商业的逻辑，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更不能相互替代。毛泽东曾经说过，“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4]伟大事业需要相应的经济建设作为基础，但是经济建设绝对不是伟大事业的全部，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不是主要的或关键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是最强大的润滑剂，促进理性经济人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奋进。然而，金钱又是最差的粘合剂。“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倾厦非一木之支也，决河非捧土之障也。”[15]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任重道远，需要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伟大事业需要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不懈努力，需要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充分弘扬，需要亿万中华儿女的奉献与牺牲精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16]。“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些保证力量，无论如何是不能简单地靠金钱来取得、来凝聚的。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清晰表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7]显然，市场只是一种手段，而且绝不是唯一的手段，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唯一形式。过分强调市场手段，甚至把市场调节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即所谓市场化，会把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系列消极后果撒播到相关各个领域。“市场失灵”会直接导致经济周期性、结构性乃至系统危机，导致产能过剩、商品过剩、劳动力过剩，导致系列资源闲置、资源浪费，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制度不能尽其能，白白耗费宝贵时间，即不充分发展。因此，充分运用市场、计划、协作等多种手段，实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协同发展，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激发出来，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吸引力、感召力。

三、各类反社会主义思潮沉渣泛起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凡是在历史上产生的东西，最终都要在历史上消亡。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进步性，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暴露出越来越多难以调和的矛盾，于是有人设想用一种新的、合理的、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系列弊病的社会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然而，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同，立场差异，利益有别，所以设想的新制度也不一样，这样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据说从17世纪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就有300多种。往往是，只要指出资本主义弊病，就可以自称为社会主义。

实际上，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我们再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常常就是指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早已不再是可随意粘贴的标签，也就是说，不是仅凭自己说是社会主义，就真的是社会主义，也不是仅凭揭露一些资本主义弊病，就可以称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一个客观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8]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概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才是社会主义；抛弃或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不能叫作社会主义。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雄文，刊发时特别说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文章总结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共五条。此后，党内理论家就把这五条“具有基本的性质”的经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第一，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怕行动指南；第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第三，在革命胜利以后，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第四，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第五，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文章明确指出，这些基本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19]。为顺利推进改革开放，灵活务实的中国政治家将基本原则引申为根本原则，即“一个共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0]在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同时也发展了社会主义，相反那些教条地对待社会主义的国家，最终不得不放弃社会主义。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个原本很不起眼的人物冒失地说了一句“历史的终结”，便动摇了众多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纷纷更换门庭，迫不及待地插上了资本主义的旗帜，其中最显眼的当属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现了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意志，金融资产阶级借助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推进金融自由化。”[21]以此更加便利地剥削世界人民，更加顺畅地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的经济附庸。西方发达国家“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22]

近年来，境内外新自由主义者为实现国际金融资产阶级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目标，让中国牢牢绑定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的战车上，成为“核心”与“中心”的附庸，为此他们竭尽全力以“华盛顿共识”来取代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努力让中国通过各种“去工业化”的方式——如贸易、金融、地产等——去制造财富，而不是提高中国工业化水平——如高新科技产业与关键零附件产品等更高的生产力——提升制造财富的能力。在“四个现代化”尤其是工业现代化尚未实现之时，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拼命鼓噪城镇化、金融化，认定这个化那个化（而恰恰不提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民富国强的终南捷径。实际上，过去，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农业、国防与科学技术现代化，工业化是农业、国防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基础；今天，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信息化，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前提。不去积极促进工业化升级，而盲目推进服务化金融化，必将令国家处于附庸地位。国际经验表明，只有经历成功的工业化，现代化才有保障，人的现代化、企业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工业化。唯有经历成功的工业化的洗礼，中国才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可能。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是美国用于攻击中国的石头，未曾想石头扔出后，因为反弹而砸伤了自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大危机，大危机带来大冲击，导致大衰退，重创了资本主义堡垒——西方国家，重创了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美国。“新自由主义曾为美国立下过汗马功劳，它曾为美国忽悠倒了苏联，现在又反弹回去击伤了美国。”[23]因为美国受伤与衰落，新自由主义在美欧遭遇挫败，逐渐失去感召力与吸引力，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抬头，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迅速降温。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死魂灵依然在游荡，代言并服务于国际垄断资本，努力将自由化市场化进行到底。这种在中心地区失去热情而外围国家依旧亢奋的内冷外热的演变态势，一如震荡波现象，波源能量释放殆尽，恢复平静，但是边缘地带仍然遭受冲击，余波激荡。

历史的长河在拐了一道大湾之后，又出现了反转，首先是处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发生次贷危机，美国长期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至此一举沦落为展示资本主义弊端的橱窗；其次，也是更为关键的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的名义下，以前所未有的活力与竞争力，茁壮成长。世人越来越多地认定，“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这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里腐朽的自由派，试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24]

“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25]以社会主义之名而复活起来的各种机会主义，最具有代表性、同时也最有危险性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只是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做点改良。“民主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充当了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医生，任务是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则是诱导偏离科学社会主义正确轨道的‘迷魂药’。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短短6年时间里就演变成资本主义，最终走上了解体的不归路。这个历史教训很好地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26]

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故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他们也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实际在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比如，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基本原则，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进而主张私有化。实际就是歪曲、诋毁、否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各种机会主义、伪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共同的使命、一个明显的指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所以依然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绝不意味着抛弃、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绝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流派，而是说在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上，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具有中国特色。[27]但是，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一直把着重点、着眼点放在“中国特色”而不是“社会主义”上，割裂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普遍性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强调执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模糊这个政党的行动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乐意谈马克思主义，然而是抽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避而不谈列宁主义，然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充其量是羞羞答答的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列宁主义是连接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革命实践之间的“桥梁”。[28]昨天，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及戈尔巴乔夫等通过屏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达到阉割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目的；今天，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通过屏蔽列宁主义、特别是抽调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也就抽掉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而如果用被抽掉列宁主义灵魂的“毛泽东思想”、继而用抽掉“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去麻痹劳动阶级，其结果对中国乃至中华民族而言，则是大灾难的开始。[29]所以，列宁主义这把刀子不能丢，丢了就失去了根本，失去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力与战斗力。

四、积极促进充分发展，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把制度安全、政权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为国家安全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30]中国复杂的国情社情、独特的历史文化，决定了中国很难照搬任何外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就是中国，她只能走自己的路，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积极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灵活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充分发挥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作用。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元的经济格局，决定着参差不齐的利益主体，因此在统筹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的同时，还必须统筹各方的利益，涉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充分发挥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作用。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31]

首先是国家利益至上与治理现代化。应始终在战略高度布局、谋取、维护国家利益。主权国家在激烈竞争的国际社会中生存、发展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如国土、人口、主权、和平的国际或周边环境、充分的能源资源供应、公平的经济贸易关系等。国家利益反映的是国家作为整体或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需求，因而往往具有至高无上的特点，是国际关系中作用最持久、影响力最大的因素。“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安全的准则”。[32]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亦即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当家做主，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国家利益也就是人民利益至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们文化水平。”[33]

“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34]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与此同时，相比人民群众的期待，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我们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5]

其次是拓展集体利益与促进集体化。“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6]社会主义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今天，中国突出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37]为此，通过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脱贫攻坚任务取得巨大成效。但是，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屡屡出现的现象令人深思：很多农民争当“贫困户”，很多地方力保“贫困县”。过去，向国家伸手是一种耻辱：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河北省遵化市沙石峪村，“北方农业的一面旗帜”，都是凭借革命精神、社会主义觉悟，依靠党的领导和集体主义，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在未来，脱贫之后是否会返贫，物质脱贫之后，如何实现精神脱贫；社会安定不只在脱贫，更多在不均导致不安，如何消除两极分化，就是脱贫之后的大问题，更进一步即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些都需要统筹考虑。毛泽东同志曾经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38]“‘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39]这个语重心长的告诫对于今天诸多实际工作（如精准扶贫扶志，解决两极分化等棘手问题）仍不失指导意义。

依照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标准，由安徽省的小岗村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在改革开放之初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较长一段历史时期，有其积极甚至历史意义。但是，在市场化、全球化大潮面前，个体农民、家庭经营是十分微小与薄弱的，根本无力在市场潮起潮落、西方发达大农场、跨国垄断资本相竞争。唯一的生存发展之道，就是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其实安徽省的小岗村与江苏省的华西村，早就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体化与集体化、私有制与公有制的优劣做了很好的注脚。因此，必须与时俱进，适时调整。

第三是保护个体利益与适度市场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人的觉悟尤其是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觉悟没有得到应有地提高之前，个体利益进而家庭利益、小团体利益应当得到切实的理解与尊重，并且通过个体化、私有化、市场化，为这些利益的实现，提供切实可靠的途径。西方经济学倡导现实中的人都是理性经济人，都在斤斤计较个人的利益，而且总是想方设法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即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而且，当每个人都在计较、奋斗自己的利益时，社会就有了活力，整体利益就有了保证，从而体现出市场作为“财富的魔法师”的功能。市场化更多的、主要的是用于调动个体或小团体、集中为社会精英的积极性。

只要观念新，荒凉能生金。著名作家张贤亮通过镇北堡“西部影视城”设计、建造与营运，楞是把这一似乎的笑话变成了财源滚滚的神话。类似张贤亮神话，市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然而张贤亮们再神，也只能个别，能够改变的只是少数人，而且就在这少数人中，依然存在着严重的财富不平等、严重的两极分化。残酷的现实是，再多的张贤亮神话，也难以改变西北总体落后的命运，难以改变与中国东南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的态势。很显然，能够整体改变西北发展面貌，实现国家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只能存在于市场之外，那就是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

市场化的最终结果必然会带来两极分化，更主要的是在“财富魔法师”之外，还有“撒旦磨坊”的效应。改革开放，我们就是要用市场的魔力去发展经济，增进社会财富，但是市场化的魔瓶一旦打开，其影响绝对不会停留在经济领域，市场化要把等价交换原则贯穿到社会生活乃至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此钱权交易盛行，政治腐败加剧，生态环境恶化，人伦道德滑坡。光线越强烈，阴影越深重。因此，一方面要积极利用市场，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要约束市场，防止市场失灵，关键是节制资本，尤其是不能使之操纵国计民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的“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40]

有鉴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在国家社会生活中，不能一刀切，不能一视同仁，应当视具体时间、具体地点而具体运用。在广大农村，在广大西北地区，在老少边穷地区，社会主义成分应当多一些，集体化应当多一些，转移支付应当多一些。在东南沿海，在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在竞争性领域，在精英群体中，市场经济、市场化可以多一些。

相较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但是这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制度一经确立，所有的优越性就能立即或自然而然地充分发挥出来。实际上，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也需要一个长期过程，有时还难免有曲折和反复。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41]

[①]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1月17日）。

[②]梅新育《中国产业不是美国政治替罪羊》，《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3月22日第001版。

[③]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2015年9月22日）。

[④]《论语·季氏》第十六篇。

[⑤]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

[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⑦]半月谈编辑部：《我国三十年经济成就一览表》，见《时事资料手册》（1981），新华出版社1982年，第84-86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⑩]【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6页。

[11]【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

[12]【德】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卷，277页。

[13]【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

[14]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选》（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15]魏源《默觚·治篇八》，见《魏源全集》（第十二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56页。

[16]毛泽东《七律·到韶山》。

[17]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8]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2013年1月5日)。

[1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7-489页。

[2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21]江涌《道路之争：工业化还是金融化？》，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29页。

[22]陈岱孙《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求是》1996年第2期。

[23]张文木《战略学札记》，海洋出版社2018版，第58页。

[24]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7页。

[25]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2013年1月5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

[26]周新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和“根”》，《红旗文稿》2015年第23期。

[27]周新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和“根”》，《红旗文稿》2015年第23期。

[28]张文木《战略学札记》，海洋出版社2018版，第221页。

[29]张文木《战略学札记》，海洋出版社2018版，第167页。

[3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6页。

[31]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选》（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31页。

[32]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4月17日）。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34]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12日）。

[35]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2013年11月12日）。

[3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37]习近平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的讲话（2015年9月30日）。

[38]参见《论语·卫灵公》。

[3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年版，第189页。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41]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2013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