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主席的名言，也是毛主席的经验之谈，亦是我党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走向成功的策略依据之一。我们是如此地熟悉这句话，可是当下我们又是如此地远离这句话。

我们看到，在当下的对外政策中，或者在国际问题的大众心态和大众舆论中，已经难觅上述策略的踪影和声音，反映在外交工作中的多是事倍功半捉襟见肘，抑或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效果，充斥于媒体宣传中的多是简单粗暴傲慢颟顸的狂热或激愤。最能反映这一现实的应该是当下算是热点的菲律宾之于南海的问题。

南海问题的实质是美国操纵菲律宾在中国南海地区无端寻衅滋事以配合和贯彻美国的遏华战略。面对这样的挑衅，我们的确有理由愤怒，但是我们往往在愤怒的同时，忽略了更好的斗争策略，而选择了高成本低回报的粗放型战略。虽然我们的金融和经济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半殖民地色彩（产业上大部分是低附加值的廉价出口，而高新技术行业则很大程度上受到外资的控制和限制，对西方有很大的依赖性，许多财经官员是美国培养的新自由主义芝加哥男孩和经济杀手），但一些别有用心地势力仍然在鼓吹中国已经是工业第一的世界帝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对抗美国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但在别有用心势力的鼓噪下，我们经常会看到，在菲律宾问题上，很多媒体有意在引导一种大国沙文主义情绪，很多时评也充溢着一种帝国主义般的骄矜傲慢，试图把菲律宾的左翼亲华势力推到美国一边。我们的大众也往往沉浸在一种中菲国力对比下的优越感和美国险恶用心下的愤怒感中，喊打喊杀地自觉接受和响应着媒体的气氛制造和思想宣传。然而，我们到底忽略了什么呢？

其实，最让人不解的是，新一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任之后，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其亲华意愿和左翼倾向，而我们的媒体却选择视而不见，往往着力于对该总统疏华反华心理的发掘和阐发，不遗余力地制造着新任总统在对华政策上依旧强硬的舆论印象。而事实是，不论从杜特尔特刚上任时宣称自己是菲律宾首任左派总统，还是从他上任以来不断对“摆脱对美依赖、恢复与华友好关系”的强调，抑或是从他从政以来一直以铁腕手段对腐败和犯罪零容忍式的治理实践，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位总统是有着自己务实的内政治理理念和独立的国际外交路线的国家领导人。如果我们无视杜特尔特亲华疏美的立场，无视其摆脱大国操纵试图走一条独立自主民族发展道路的雄心壮志，我们就难以准确把脉菲律宾，我们的外交就会失去机会和走向低效。

就在这两天，杜特尔特因为辱骂美国驻菲大使而引发的菲美摩擦正在持续发酵，美国更是拿出了惯于对付非民主非盟友国家的人权大棒来恐吓菲律宾。如果说我国很多人情愿拿出百分之百的忧虑去想象美菲神圣同盟关系的加强对中国的威胁的话，那么美国人对菲律宾“疏远美国倒向中国”的想象和担忧同样非常强烈。这也无怪乎杜特尔特在竞选期间以及当选之后，美国政府忧心忡忡地做着各种预案，对杜特尔特当选可能导致的美菲关系不稳定进行政策调整，并且指示亲美的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把杜特尔特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警告选民不要支持他。

行事风格亲民、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自称社会主义者，主张与菲共（毛主义）和谈、答应流亡海外的菲共创始人施顺返乡以及释放所有政治犯（包括菲共主席狄安森夫妇）、敢于对美国驻菲大使的指点喊“闭嘴”，杜特尔特的执政理念无不散发着左翼的味道，这与不顾本国利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前任总统泾渭分明。基于这种独立的风格，杜特尔特在言行上也就从来不怕暴露出其亲华的倾向了。

还在其担任达沃市市长时，他就曾对一位中国记者说：“我也有中国血统，我的外祖父是中国人，中国人很久以前就来到了菲律宾，他们在这里扎根，辛勤地工作，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与其他华人一样，我也加入了菲律宾国籍，但我为有中国血统感到自豪”。当时的杜特尔特也多次访华，并使达沃市与合肥和南宁结为友好城市。这次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欢呼的人群中有很多都是在菲的华商，这源于杜特尔特一直以来对华商的照顾。三年前，发生了菲律宾军舰追赶和扫射台湾渔船、一名台湾船员被杀死的事件，当时阿基诺三世为总统的菲律宾从总统府、外交部、渔业局到海防队，对事件轻描淡写的态度引起华人的激愤。而达沃市长杜特尔特却致电台方，称菲执法人员开枪属于犯罪行为，且代表达沃市市民道歉。最近这次南海仲裁事件发生后，台湾媒体反倒比大陆更敏锐地注意到了杜特尔特的亲华倾向，台湾中央通讯社的一篇评论甚至醋意十足地这样说：“从处理南海争议的态度来看，杜特蒂立场明显倾向中国大陆，他為了务实考量，甚至同意只要北京愿助菲兴建铁路，任内将绝口不提南海争议。在国家发展的需求下，台菲关系是否可能遭到压缩？这有待观察。”

杜特尔特的确非常渴望中国对菲投资，除了此前他在演讲中表明中国的经济合作可帮助菲律宾的南部群岛致富，为了与中国展开经济合作可以搁置南海争议，还爆出“中国有钱，美国是没有钱的”轰动言论外，他还明确表示“我和中国有类似的立场，不认为能通过国际仲裁庭解决（南海）争端，”且愿意与中国共同开发南海的资源。

“菲律宾总统宣布单方面暂停同毛主义武装联盟的争论”（截图自“俄罗斯毛主义党”的社交账号，俄罗斯毛主义党视杜特尔特为同情社会主义的亲华的左翼领导人。）

所以说，杜特尔特无论出于实用主义还是理想主义，其对华友好的一面是可以窥见的，如果我们把现时的美菲关系视为铁板一块，以为菲律宾上下一心亲美反华，那么我们在对菲政策的制定上一定会失掉很多良性选项。

我们都记得当年我党拒绝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联合抗蒋的请求所导致的重大失误，那么，这种失误最终帮了谁呢？无疑是帮了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派。这种失误又伤害了谁呢，无疑是伤害了敌人中的进步派和我们自己，阻碍了自身力量的壮大。我们再试想，如果当年美国不加分析地将中苏视为铁板一块，还会有日后尼克松访华、联中抗苏最终掀翻苏联的冷战妙策吗？连敌人都会熟加运用的斗争策略，我们却丢掉了。这样一种策略的丢失，导致了我们的近视，在菲律宾问题上如此，那么在萨德问题上也如此，如果我们没有“统一战线”这一思考维度，那么我们是不会看到以及去联合韩国国内强大的反萨德力量的。

统一战线曾经是我们以弱胜强的秘密武器，那么，在我们变得强大的今天，我们真的有理由有底气地觉得，我们的强大决定了我们不再需要这一有着四两拨千斤之效的武器了吗？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共产党对苏联败亡的原因总结中，有一条就是苏共有着浓烈的沙文主义传统。当代俄罗斯左翼运动在反思为何现时代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运动”如此软弱无力时，提到的比较发人深省的两点是，他们不自觉地沿袭了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时期的思想、组织和干部方面的思想政治路线，以及由于国家社会经济的两面性，无产阶级感染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意识，而抱有改良主义的幻想。

我们都知道，统战工作是我们共产党从艰难困苦中走向胜利的法宝之一，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一法宝的运用需要极高的智慧，因为这项工作需要细致和耐心。现时的我们丢掉了这一法宝，除了整体社会环境的浮躁影响了精细的研判和思考外，有没有上文提到的我们受了沙文主义浸染而失去了独立阶级意识的原因呢？我们很多人是不是沉浸在“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的帝国迷梦中不愿醒来呢？

在中国国家领土没有完全统一的时代，在中国前三十年完整工业基础和高精尖核心技术差点被新自由主义殖民势力彻底摧毁的时代，在中国工业技术相比西方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经济还存在很大程度的半殖民地化的时代，我们要警惕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捧杀”：一边扮演民族主义者在中国鼓噪“帝国崛起”的舆论、鼓动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殖民，从而淡化中国爱国主义力量对中国新自由主义官员和亲美势力的警惕和斗争，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亲美势力做掩护；一边在国际上指责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甚至在国内鼓动中国工人和底层联合第三世界推翻中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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