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我为什么要“十问国人”?
假如侵略者的屠刀再次举起,我们准备好了吗?
李旭之按语:
我今天晚上在网上看到何建明的一篇叫做《我为什么要十问中国人?》的文章。我感觉这篇文章针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而再从现实中埋藏的种种危机中引出十问,是非常需要所有中国人思考和警醒的,尤其对于那些虽包裹着中国人皮却实为汉奸或萌发着汉奸意识的所谓中国人,是道极好的闪电,用历史的悲惨来照一照他们肮脏的灵魂,再随着一声炸天响的雷,唤醒现在一些仍在醉生梦死贪图欢愉的中国人。历史与现实相连,历史有可能还会重演,但是如南京大屠杀的耻辱历史,只要还是一名有点热血的爱国的中国人,决不能让它在中国大地上重演,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责任,也是历史的担当。可叹的是,现在的中国人,有多少是嘴上的“英雄”,还有多少可以阻止耻辱的真正英雄,大难来临之前,尚无从看穿。更多看到的是,自私自利已经充斥在人人心间,损人利己变成了”天道“”法则“,一群群一个个的汉奸正嚣张其间,媚外卖国正理直气壮,带路党们也在举旗示路。种种现实中的迹象,好像历史耻辱的影子又回转身来,躺在了现实的大地上左右移动摇晃。我们中国的中国人,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真的准备好了吗?我深深的担忧,更深深的害怕,如果不在精神上在毅力上顶天立地起来,不恢复三十年之前的团结无畏勇于斗争的面貌,再如当今一样继续下去,正如我们的国歌一样,就不能像现在只是唱一唱而已,就必须要再用国歌来战斗了。
李旭之
2014年11月20日凌晨 北京
我为什么要“十问国人”?
何建明
再过二十来天,一场灭绝人性的、由日本人制造的大屠杀——南京大屠杀事件,就要到77年忌日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刚刚从中国走了,日本国内又有人开始叫嚷他们是“无罪”的国家。而今年是我们刚刚确立的第一个“国家公祭日”,如何开好公祭这个特殊的让中国人民内心流血的日子,必定成为12月13日前后的世界关注点。
本人今年用了极大精力创作完成了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写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作品,即将在《人民文学》12期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极力推出。“南京大屠杀”一书我用了60余万字篇章,似乎已经可以收笔。然而,我却一直无法平静。当我查阅了四千余万字的历史档案,采访了南京城那些年长的幸存者和诸多研究专家们后,再纵观今天的中国与世界现实时,心头不禁涌起许多不能不说的话。这其实也是我为什么要写此书的根本所在,即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国人到底应该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悲剧中吸取些什么?
任何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当你想一想在我们美丽古都的城内城外到处血流成河、极尽烧杀奸淫的一幕幕情景时,你不可能无动于衷,你不可能在胸中燃起怒焰!然而,面对日本侵略者如此野蛮的行径,面对有可能悲剧重演的未来,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人民是否还有应有的警惕,是否准备好了应有的防御,是否准备好了不再惨遭失败的应对保障?
也许有人会这样说: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中国,今天我们的军队也不再是当年的军队,我们有核武器,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钱……然而,我要说的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确实比七十多年前的中国强大了许多倍,我们的军队与装备也远比七十多年前的军队强大与精良,但仅仅有这些,就可以战胜像日本这样的侵略者?就可以确保不会再发生一次“首都沦陷”和类似“南京大屠杀”的悲剧?
否也!
我不相信我们的国家有了原子弹、有了航母和有了像二炮这样的部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更不相信那些口头上高喊“爱国”的人就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我还有许多不相信。我的这些“不相信”,是因为我从“南京大屠杀”事件及其过程中种种与那么多同胞的头颅被日本鬼子砍掉一样,有许多国人并不清楚的伤心与悲哀的事令人格外揪心……可悲的是,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这样的人和事仍然比比皆是!
这,就是我在文章最后必须要问国人的十个问题——
一问为什么中国多汉奸?
不用说,南京大屠杀肯定是日本人干的。但为什么日本人能制造了如此令人发指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我们不得不注意其中与中国自身相关的诸多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我们内部的汉奸太多,他们事实上帮了日本人不少忙。
历朝历代,中国在对外搏杀时,总有一些丧权辱国的汉奸令人憎恨。这一民族的劣根,始终没被铲除。
在77年前的吴淞大战时,蒋介石政府对日决战的军事部署和所投入的兵力,应该说还算是不错,且相当一部分军队的装备并不比日军逊色多少,而我们的用兵数量都在日军一倍以上,然而每次都是以我们完败而告终。为什么?中国军队其实在很多时候打得非常勇敢,但统帅部的犹豫不决,时而主战,时而怠战,总是错过了最关键的时机,造成最终的悲剧。深追其因,我们会发现,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被内奸出卖了。大汉奸汪精卫尚且不说,他手下的一个机要秘书黄俊竟然在关键时刻把我军最高机密——封锁江阴的长江要塞、不让在武汉的日本战舰队伍支援上海——通风报信给了日本驻南京大使馆,随后日舰星夜兼程、毫无顾忌地逃出我江阴防御要塞,加入了上海的战役,最后造成我军全线溃败。
在南京保卫战的初期,我方军民数十万人共同对敌,登陆初期的日军像瞎子摸大象一样,这时却有汉奸突然冒出,他们明的、暗的为日军点灯引路,毁我要害。
《抗战亲历者口述》一书中有位中国守城军人如此说:
“当时的南京城基本上在开战之前就已经被炸毁了大半。这里不得不说一些可恶的汉奸。当时南京一到晚上根据命令是要实行全城宵禁的,所有灯火都要熄灭以免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但却意外地发现街道那边居然有个地方有火把在晃动,接着火把附近就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第二天才听说西门附近守军储备军火的地方遭到了轰炸,弹药损失很大,而那个晃动的火把应该就是潜伏在城内的汉奸所为。当时真的很生气,也很悲痛,这是怎样的心理在作祟?我百思不得其解。
“汉奸为日军的飞机指示轰炸目标,除火把外,电筒也是重要工具。后来有一次巡城的宪兵在一次轰炸后抓住一个汉奸。第二天,那个汉奸即被下令枪毙。那个男人很年轻,二十出头,却痞气十足。听说本是青帮的流氓,后来被日本人收买了,专门为日军轰炸机引导轰炸目标的。在押解出城枪决的路上,南京市民们纷纷唾骂,甚至一次次地上去殴打,小孩子们也在旁边扔石头砸他。那个汉奸开始还装出一副江湖好汉模样,在这样的羞辱和殴打下也没了气焰,听说在枪决前还吓得尿了裤子。
“除轰炸之外,汉奸利用投毒的方式来毒害我们的士兵。有一次在医院吃饭的时候正好遇到一个班的士兵被送来洗胃,食物中毒,后来才发现是他们喝水的水井被人投了毒,全班士兵除了少数人未中毒之外,大部分中毒严重。虽然经过紧急抢救活了大部分,还是有一名士兵因为中毒太深去世,想来应该也是城内汉奸的‘杰作’……”
看看,这就是我们的人!呸!他们是汉奸!
这位亲历者还说:“日本人固然可恨,但相比于听命行事的鬼子来说,那些丧失良心、泯绝人性的汉奸更令人痛恨。他们在日本人占领时,为侵略者摇旗呐喊、欺压同胞。当抗日战争一结束,大批曾经的汉奸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座上宾的情况屡有发生,这也是我抗战后坚决脱离国民党部队的一个主因。”
中国与日本有过几场大战,稍远一点的是甲午战争。那一仗打输的原因,就是因为朝内朝外的汉奸与日本人里应外合造成了我大清军队最终毁灭性的失败。
日本进攻南京和后来在城内进行的大屠杀,其时大汉奸、小汉奸真是不少。有位日本兵初进南京城时,没有发现他原先很害怕的中国军人,却看到街头两旁有许多举着日本太阳旗的中国人,他们嘴里喊着“日本万岁”、“欢迎皇军”的口号,脸上堆满了谦卑的奴才般的笑容。“为什么这些中国人就不恨我们?真是百思不解。”这位日本兵在日记里这样说。
在日军进驻南京城后,又有一些中国人为了从“皇军”那儿领取一份食物,他们竟然能领着日军,恬不知耻地将那些藏身于民众中已经脱下军装的中国守城军官兵指认出来,导致不少手无寸铁的中国军人活活被日军刺杀或烧死……
1937年12月13日是日军进驻南京的第一天,沿街的一些商店,就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挂太阳旗的地方,甚至还有“欢迎皇军”的标语。到后来,这种现象就非常普遍。
自然,这里面有的是因为害怕日本人,但绝不排除相当一部分人在侵略者面前很快成为了出卖灵魂、求荣获利的汉奸与奴才。
战争时期这种汉奸现象,我们还能举出许多例子。其实在现在的中国,敌视我国、敌视我党、敌视我人民和民族、敌我不分、有一点儿好处就可以丧权辱国、出卖灵魂的国人,没有吗?少吗?
答案是清楚的。看看今天,高官中、名人中、知识分子中、军人中、普通人中的那些主动地、变相地、明里暗里地、稍稍因为一点点个人利益而背叛国家、背叛党、背叛友人、背叛亲人、背叛民族的人还少吗?一些吃着喝着共产党创造的、社会主义给予的、中国人民付出的人,他们的内心其实一直在仇视共产党、不满社会主义,甚至憎恨自己是中国人。这样的人常常不在其位、不掌其权力时,他们骂别人“不为民”、“都是贪官腐败者”,而当他们一旦掌权时,比谁都脱离民众,比谁都贪心大。只要现实中有一点点没有满足其私利,他们就会破口大骂共产党不好、国家不好、制度不好、所有当官的都不好;他们可以信口开河地攻击污蔑任何人,造谣生非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倘若别人稍稍对其有一点点不恭不敬,他们便立即翻脸不认亲、不认友,更不认国和党了。这样的人,假如侵略者再一次踏上我们的国土,他们肯定基本上是叛徒、汉奸。即使侵略者不来中国,只要一有机会,这样的人也会千方百计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古人曰:居其地,而献其土,视为不忠。食君禄,而弑其主,视为不义。
卖国取利者,汉奸也;喜取小利、毫无忠义、爱玩是非者亦汉奸也;党内的、商界的、军界的、学界的投机分子,便是近汉奸也。
汉奸朝朝有,汉奸年年有,今天的潜在汉奸似乎更加多。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值得我们思考与反省。中国历史上,每每危难时期总是汉奸盛行而辈出,令人厌恶。然而和平时期的今天,我们难道不该清醒地意识到如今在我们身边“潜在汉奸”的现象吗?
信仰教育、党员群众路线教育、职业教育、情操教育、爱国教育、仁义教育、知恩教育,等等,又是何等的重要与紧迫啊!没有这样的教育,如果中国再度危难,汉奸现象将依然盛行……
还有一个现实国情也该让我们清醒。这是我从网络上点击“中国为什么多汉奸”的词条时,看到一位叫“mqlstl1777的网民这样说:“其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中国之所以出汉奸多还是要反思我们为什么老出汉奸的这个土壤。我母亲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她说当你一有什么事,你就会特别恨这个国家。我当时也不理解,可后来的事实让我对这句话有了些体会,有关部门事难办,门难进,让人无可奈何。再有社会上投机取巧的人和事太多,导致整个基层党组织充斥着大量的机会主义投机分子,要知道百姓看你这个党就是看这些基层干部,特别是处于弱势的人利益被侵犯根本得不到帮助,于是越来越多的失意者出现了。贫富分化导致了社会被撕裂,加之种种原因使社会上存在大量的人对这个国家充满了怨愤,还有西方反华势力等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又通过媒体和网络把一些反说的历史灌输进来,让这些人被更深地毒害,于是他们开始为敌人摇旗呐喊,思想上已经被敌人所俘虏。”
此人的观点也有一定道理,也很深刻地反映了问题的另一面。国家和政党和制度上需要改变的某些东西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这也是人民的呼声。一个不能体恤民情、关心民苦、分忧民难的政党和国家是没有希望的,是汉奸的温床!我们当警惕和为之多想些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吧!
二问我们的民族是否还有血性?
在反思日本侵略者南京大屠杀的同时,有一件事我一直疑惑不解:30多万人,面对强盗的枪杀和残暴时,他们为什么就那么容易被征服和屠杀了?当然不能否认我放下武器的军人与市民赤手空拳,无法与荷枪实弹的日军拼个输赢。
当时,逃至下关或被押至下关的中国军人有几万人,他们不是没有人看出日本兵在一步步引他们进入死亡的圈套,而且相当多的时候,已经见了日军端起机枪朝自己的胸膛开火了。然而,枪杀现场却罕见有人站出来带头反抗,绝大多数人只是抱头弯腰躲枪杀,或者是期待别人的身子能够挡住飞来的子弹,结果是:你死我死大家全死了……这种场面太多,太惨!太叫人心寒。
我看了不少死里逃生者回忆当年大屠杀现场的文字,令人无比遗憾的是,竟然很难能看到有我军人和民众面对日军屠杀的机枪子弹而奋起反抗的情景。无数受难者,在日军架起机枪、射出疯狂的子弹时,想的是如何逃命,想的是如何躲在别人的身子后面留条性命,却几乎看不到有几个人奋起一搏,即使身死,也要保护友人的举动。
胆怯是人的天性,但没有血性的军队、没有血性的民族,像遇到日本侵略者这样灭绝了人性的军队,惨遭大屠杀是必然的。
在数万日军的队伍里,有许多人留下了战事“日记”,中国军队里的部分幸存者后来也写过一些文章,但我却稀见日本军人投降的例子。都说日本人有武士道精神,其实武士道源于我国最初的武术之中,可为什么我们这些发明和创造了武士道精神的后代们如此视弱、无为?他们为何宁可丢失宝贵的生命,而不起来进行哪怕是无为的反抗呢?
不是绝对的没有机会。我见几个幸存者和日军的回忆里这样描述:有时一个班、一个排的日本兵,用几挺机枪、几十支步枪,便将几千人的中国俘虏、中国百姓杀得一个不剩——个别没死的是因为倒下在尸体中间装死才幸存下来!
这就是我要问国人的第二个“为什么?”
当年的日本人在侵华时,他们在国内都有一种说法,叫作一个日本人,能抵一百个中国人。
这话听起来,有点牛。但很多时候却被证实了。
“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的时间里,我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大量存在。我因此感到特别郁闷,不禁感叹:中国人真的不如日本人?几百年都改变不了?
在不久之前,我们中国的年度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也有人估计再过一二十年我们还将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强。中国真的很强吗?经济总量的世界第二、未来的世界第一,这完全可能是事实。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并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的人的强盛。通常是,精神的强盛和心理的勇敢才是真正的力量。靠自我吹嘘鼓起的力量,是虚劲假力,是扯蛋。靠吹嘘而扯出的蛋必然还是软蛋。
现在的中国人,嘴上功夫已经很强大了,人人都是政治家,人人都像军事家,然而到了玩真格时,软蛋、泄劲、贪生怕死者不会是少数。笔者这么年参加过诸如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等灾难现场,见了太多身边的那些软骨头——而他们平时往往是最牛的人,最自感了不起的人,但到了关键时刻,也是逃得最快的人、最见死不救的人、最舍不得流一滴汗的人。
抗战胜利已经70多年了,新中国也成立65年了。我们的独生子女的一代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我们的孩子和孩子们的孩子接受了多少钢铁般意志的磨练呢?没有。几乎所有的孩子们都是温室里长大的,溺爱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是新一代中国人的形象,这样的一代难道不危险吗?这样的新一代中国人难道在南京大屠杀重演时不会躲在别人的尸体后面偷生或同样毫无反抗吗?这样的中国人难道还不是被日本人嘲笑“一百不敌其一”的失败者吗?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歌为什么永远值得我们去唱,而且要唱到让我们心灵发生颤抖的那个份上!唱到我们所有国人都起来保卫自己的国家、保护好我们的妻儿老少不受敌人凌辱,唱到我们面对侵略者的刺刀毫不畏惧地去英勇牺牲,唱到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彻底打败敌人!
中国人如今太缺少血性!我们现在像一个虚弱的胖子,外表很好看,其实不中用!这不中用是因为我们民族精神里缺少坚强的、坚定的信仰和敢于牺牲的信念!我们的唱功远胜于实际的本领。这是最要命的事。
中华民族从来不是好斗的民族,我们从没想过侵略别人,我们一直在祈求世界和平。然而我们不能因为祈求和平而放弃强体硬骨的血性精神。一个没有血性的民族是软弱可欺的民族,是永远没有希望的也是不可能真正走向强盛的!
人是有善恶之分的。对待一群生性就是恶劣的人,如果我们以软弱和所谓的友善去对待他们、善待他们,其结果只能是东郭先生的命运。
和平时期,人们惧怕的是突然袭击的恐怖事件。面对恐怖行为时,我们已经生活在幸福和安宁日子里太久的人,能不能挺起胸膛,拿起一切可以拿起的武器——哪怕是一部手机、一个挎包甚至赤手空拳去同恐怖分子作斗呢?昆明“3·1”事件有一点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几个持大刀的人能够肆无忌惮地疯狂砍死砍伤我那么多无辜同胞?假如当时有十个人、二十人、一百人——昆明火车站当时其实至少有一千人以上,能愤怒地拿起反抗的武器或者高举自卫的拳头,暴徒也不至于猖狂到这么个地步!一个16岁的小姑娘(恐怖分子)竟然拿着刀敢在人群中想砍谁就砍谁,简直不可思议!
“对待恐怖分子,原谅他们是上帝的事,我们的事情,是送他去见上帝。”这是普京的话。面对没有人性、不讲人性的暴徒与恐怖分子时,无情的反抗和有力的反击是最好的回答。
强硬并非是我们的本性和本意,但面对想吞灭和侵略我们的国家,“和为贵”的结果实际上是养虎为患,吃亏的永远是求和者。
具有血性精神,并非等同培养野蛮。血性精神,包含着坚定、坚韧,勇敢、果断,视死如归、勇往直前,捍卫正义等内容。血性精神是锤炼出来的,血性是善良的永恒保证,善良是血性的空气和阳光。我们要做心底善良的人,我们要有血性和献身的精神。
三问我们为何总是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痛?
南京大屠杀过去的时间并不长,但如果不是钓鱼岛纷争,如果不是安倍晋三首相一次次挑起事端,不知我们年轻一代还有多少人知道南京曾经发生过如此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事件?
中国人真的很好、很善良,因为我们太容易忘记许多不该忘记的事,包括日本侵略者曾经多次侵略我国,残害数千万人,抢夺无数财富等。
我们的“外交需要”时常帮助我们忘却这些民族的痛苦和灾难留下的道道伤疤。南京人告诉我,上世纪80年代初的相当一阵子,很少提及南京大屠杀,因为那个时候“中日”两国处在“蜜月”期。
“服从”和“服从意识”成了我们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习惯思维。
可谁不知道,同样处在“蜜月”期的日本,他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次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纪念日活动!
我们当改变一下思维和行为方式了:即使与他国“蜜月”的时刻,历史的记忆依然不该忘却。如果友好握手,就要抹煞和回避历史上的一切,其结果只能酿造历史悲剧的重演。
这是人类史上的一条铁律,我们怎能无视?
四问还能相信他们的假言假语吗?
南京惨遭日本军队的大屠杀,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当时的政府与军队太相信日本人的花言巧语。日本军国主义当年是打着“东亚共荣”和“为解放支那而战”的幌子,一步跨海,踏上了我中华民族的领土、残害我同胞生命。
中国和日本、和美国,还有其他国家,都同在一个世界,同相邻于一个太平洋。然而,尽管太平洋很大,尽管太平洋足够装下十个美国、十个日本和十个中国,但我们从已知的历史岁月里和可以预见的未来日子里,中国与日美之间的斗争是必然的,严峻的,甚至可能有一场世界级的战争冲突。原因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中国不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不放弃祖先留给我们的国界线(包括海洋线),美日联手与我们作斗的频率和严重性,将与日俱增。
这一点我们十三亿中国人务必清醒!
美日军事联盟是二战结束之初就确定的,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军因此没有像对德国那样对日本进行严厉惩罚,反而背着世界公正的力量,两国偷偷制定了《旧金山和约》……七十多年后,美国总统高调地在钓鱼岛问题上明确美日同盟的内涵与外延,种种迹像都证明了我们的基本判断。就像中国不会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一样,美国怎么可能就放弃与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为敌的霸权主义和“帝国战略”呢?中国越崛起,美日联盟越紧密。中国想靠经济发展来缓解或企图消除美日对我们的敌视,只能算天真的幻想。“经和政敌”是美国和日本等西方世界早已定下的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一种基本交往战略思想,即经济上赚你的钱、政治上永远与你为敌。所以,我们应当时刻警惕、时刻准备;我们可以与他们握手,我们同时也要天天磨刀擦枪,否则南京大屠杀必然会出现第二次、第三次……
我走了,但还会再回到这片土地。
如果我没有尽力报效祖国
请向无边无际的清朗天空呼唤我
你可要怀着敬意仰头倾听上天的声音……
中国人肯定很少有人知道这几句话是谁说的。可在日本,许多中老年人和年轻人都知道,因为他是70多年前被处以极刑的东条英机在临死前写的“诗”。东条英机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美国人最希望处死的大战犯(因为他谋划和指挥了偷袭珍珠港),在赴刑前,当着两位美国律师,写过一份不短的“遗书”,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决策者,他在临将告别这个世界时,还不忘对他的国家和民众进行一番“政治交待”。他的“遗言”中有一段是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测,他认为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中国和朝鲜将会成为战场。因此东条英机非常有顾虑地说:“那时,美国将如何对待没有武装的日本呢?”这位战争狂人在临死前的那一刻,依然还不忘给美国人出主意道:“美国必须制定政策来保护这个没有武装的日本。”并说:“这当然是美国的责任。既然是把日本当作领属地就无需多言。”看看今天的美国——这位曾经领导世界进行反法斯大战的“汤姆大叔”,不仅忘了当年东条英机是如何摧毁珍珠港的,反而“牢记”大战犯的教诲,不停地一丝不苟地在武装日本,给军国主义者打气加油。
可悲的美国佬。狡猾的日本军国主义者。
五问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注意点细节?
无数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不注意细节的人,是不可能成大器的;一个不注意细节的国家,同样不可能成为真正强大的国家。
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争议,笔者看了那么多中日双方不同人士的论点,差异的地方就是关于到底是“30万人”还是“不到30万人”的问题上,该不该把近10万的中国军人算进去的问题上。至于像个别日本极端分子所说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出来的谎言”等话,根本没人信,因为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早已下定论,中国南京的军事法庭也对此有法律判决。然而,有一点不能不提醒国人:我们在对待和处理有关被日本军队残害致死的人数和人员分类问题上的混乱,确实很容易让人当作攻击我们的话柄。比如,我看到当年的南京政府重要人物所发表的文章、讲话,甚至是一些诸如警察厅官员记载的日本军队进攻前南京城内的人数时,一会说是还留有“20多万人”,一会又说“约50万人”,到底是多少呢?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战后几十年,不同政府、不同组织,也多次对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进行过统计、调查,但都是不全面的、零碎的、临时性的,缺乏严谨的、科学的、系统的、精细的调查与统计,这就给某些别有用心的日本右翼分子钻了空子,甚至中立的和友好人士也感到无法帮助我们。
日本人,对广岛、长崎惨遭原子弹轰炸而遇难者的统计相当精细——每年都要把名单在纪念日时重新整理、补充漏落者,这项工作至今仍在进行。
300000,这个数字好大呀!300000人排列在一起,向我们走来,将是何等的气势!300000具血淋模糊的尸体如果横在我们面前,又将是何等的恐怖与悲惨!他们可都是被野蛮的侵略者屠杀而亡的呀!可——可我们依然还不知他们姓甚名何?他们的家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我们无言以对300000亡灵。
亡灵在金陵的莫愁湖里哭泣。亡灵在下关的长江里呜咽。亡灵在钟山岭上呼喊——呼喊什么时候把他们的名字记起,呼喊什么时候才能让日本右翼分子们的嘴巴闭上……
当时拉贝先生他们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留下了一份份史料,我经常被这些洋人们所记载的日军抢劫后他们住处丢失物品单子而感叹,因为这些物品单上不仅把每一样丢失或损坏的东西记录得清清楚楚,甚至连一个杯子几元几毛、日本兵损坏的一张桌子少了一条腿等等这样的细节都清晰无误地写在纸上、装入文件档案内。相比之下,我们呢?我们中国真是大呀,大到死了几十万人根本不用去记他们的名字,似乎理出一个笼统的数字就行了。我们中国真是富呀,富到抢走几十吨黄金、几百车文物……根本不用去向人家讨个说法。至于几千亿的战争赔款,也就在一个握手、一次宴会上的交杯中化为乌有!
中国真是大气。可以忽略所有不计,可以在今天忘却昨天的事,可以在昨天与某个国家因为某事而吵得快动武时,今天人家有目的地表露一个假腥腥的微笑,就又把我们哄得喜笑颜开,于是大把大把的合同与协议签啊签!
我们再强大时,也决不能忽视哪怕是并不重要的细节。
六问“卧薪尝胆”、“韬光养晦”是说出来的大智谋?
任何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的交往,其尺度和真实意图,实乃最高机密。日本对中国的侵占和企图,不是从发动甲午战争的1894年和后来的1937年的“七七事变”开始的,而是比这早400多年的16世纪的丰臣秀吉时代便有此动议。那时丰臣秀吉在一统日本列岛之后,就率领158000名武士,大举进攻朝鲜,然后想借朝鲜作为跳板,企图“啃”一口大明国的肥肉,结果是失败了。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日本侵犯中国之野心与阴谋。直到19世纪末,他们得逞了一次。差不多半天的功夫,就把我大清国的海军摧毁了一半。尝到甜头的日本人,后来又一直在寻找机会以更大的胃口来窥视着中国这块“肥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内军阀混乱,它日本人又找到了机会。诡计酝酿多时后,日本侵华战争终于爆发,于是也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这个战场以中国为主。
中国自晚清帝国衰败之后,一直为列强任意吞并的弱国。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创建新中国的伟业。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舵手,引领十三亿人把一个贫穷的国家建设成初步富裕的新兴国家。这让个别国家感到了恐惧,同时也引来了想吃我“唐僧肉”的饿狼恶狗,更有那些西方反华势力,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发展,我们想和平,我们甚至还惹不起他们。可人家就是贴着身子要惹你……怎么办?邓小平高瞻远瞩,制定了“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的战略决策,因为我们距离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道路还很远。
“卧薪尝胆”的典故,中国人都知道,那时何等的深谋远虑、何等的坚定意志!“韬光养晦”也是典故,更是中国文化中的精髓与境界。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尽量求和,不说话,少说话,说好话;在各种争端中,我们不沾边、不冲动、不举旗……总而言之,我们民族的本性与本质,我们血脉里的和气与和善,将永远主导我们的行为。我们只是一心想把国家建设好,把人民的生活搞好。这是何等高明的谋略与选择。然而,许多年来,我们问题对外如此宣称,是否明智。
七问内耗为什么总比抵御外力强?
按说南京守城军十五六万人,尤其是蒋介石还把精锐的教导总队(三万余人)留下,却依然经不住日军一两天的打击,便全线溃败……这是为什么?是日军就那么厉害?是我们的装备就那么差?从我所看到和掌握的材料看,当时南京敌我双方的兵力是二比一即我十五六万人、日军约八万人,装备各有优劣,但我方是守城,尤其有高而坚实的古城墙外加护城河的天然屏障的防护,且还是居高临下之势,又熟悉环境与地理,怎么可能就那么几个来回便溃不成军了?
原因很多,但“国军”内部的相互消耗、互不信任、各自为阵、临阵改辙是重要因素。蒋介石用闲职多年的唐生智当守城最高指挥官,本来就不是一着正经的高明决策;而唐生智“主动请缨”又本身带有想借机重握兵权之不纯居心。城内部队的混杂,防御工事又属临时抱佛脚,再加“淞沪大战”时的南京城里,已充斥着随老蒋搬家迁都的惶惶不可终日之消极悲观情绪;城外抵抗部队又是从千里之外的四川、广东等地急调而来,人生地不熟且不说,穿着单衣草鞋的川军,数十天长途跋涉,每天在又饥又寒的江湖边狙击日军,而在他们的身边,洋装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则不战而逃。湖州、芜湖一线的我方守军——川军将士们怎么能受得此气!在日本兵临城下的1937年12月10日至12日的这几天中,原本“固若金汤”的南京城墙内外,都有坚固的军事工事和守军,如果相互配合,完全有可能拖垮甚至拖死日军,然而我们的“国军”,“相互配合”无从说起,“保护自己实力”、“不管友军死活”。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日军能够攻克坚固的城墙并利用各个击破之战术,完成攻城战役,造成后来的“屠城”悲剧。
对外,软弱无力;对内,彪悍强横,这大概也算一些中国人的一大特性吧——我指的是不少人所患有的通病。
打内架,“修理”同事、同行、同族人、同路人的本事,可谓招招见血、事事顶呱呱。挖空心思、无中生有、造谣陷害,你死我活之快乐、你损我获之满足,这是我们许多中国人的本领和能耐。有些人一生没有干几件让人家想起来的好事,一旦干起坏事却能“垂留青史”。
“内功”太好的人,害自己的同胞,他们其乐无穷。当外来的侵略者和挑衅者出现时,这样的人便再也见不到行踪。
南京大屠杀时,一部分中国人是这样;南京大屠杀七八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社会里、我们的身边人,似乎还有人“内功”越来越厉害,而抵御外力的能耐却继续在弱化。
难道不值得提醒?不值得敲起警钟?
八问我们的军队成吗?
日军攻克南京城后的第五天,其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进城,日军在中华门至“总统府”路段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这是“皇军”显耀他们的“伟大胜利”,有当时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本土在那一天也同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活动。对日本而言,那一刻是他们梦想成真的“光荣”时刻,因为4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丰臣秀吉就有吞并大清帝国的梦想。日本人的这个梦想用了400多年的时间,能不让这帮强盗“欢欣鼓舞”嘛!
在这次“入城仪式”上,有一幕情形我们国人基本上没听说过,也没见过。在查阅敌我双方的历史资料时,我看到了——我看到在松井石根检阅自己的“英勇部队”时,有一个方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个个穿着整齐的军服,每人胸前挂着一个用白布包着的盒子,官兵们将这个盒子用同样的白布系在自己的脖子上,挺着胸膛。“那个白色的盒子格外醒目地刺入我们的眼睛,他们可都是我们的战友和老乡的遗骨及遗物……看到这些,我们的心情异常沉痛,发誓要为他们报仇!”这是日本兵当天日记里的话。那一幕,我感觉十分恐怖,也十分震憾,因为它让我想到了许多——
它让我想到了日本军人的素质教育与培养:他们平时接受“效忠天皇”、“为国荣耀”的信仰,即使天崩地裂也很难改变。许多参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人,多数也是几个月前才拿到入伍通知书的。参军入伍,到中国打仗,我看到许多士兵写的“日记”里描述:接到应征通知的那一刻,他们和他们的父母,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尤其是他们的亲人都捧着通知书,边哭边流着泪说自己家人总算有了为天皇效忠的机会!这种“爱国”“尊皇”之心,尽管有点像被洗脑一般,但比比我们的军队呢?我们当时的军队不少是拉壮丁式的“征兵”,青壮年被征兵去,不是自愿的,甚至是哭着喊着硬被拉走的,这样出去的军队能打得赢战斗吗?所以中国军队当时听起来守城部队数量上比日军多出一倍,但真正有战斗力的其实并没有多少人。这是造成日本军队横扫我苏南大地的重要原因。
它让我想到了日本军人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相互之间的关心帮助:射击、杀人、克敌制胜,每一套都有不能随意更改的铁律。我看到日军士兵从离开家乡到登陆上海后一路到南京的“战地日记”。他们常常有自己熟悉的人阵亡,因为来到异国他乡,每个中队除了一名指挥官如连长外,只配一名医官,其余的全是战斗人员。一旦出现阵亡者后,活着的战友们就得马上处理阵亡者的尸体,他们或将其掩埋,有时来不及掩埋就一把火烧了——这样做是“不让中国人践辱他们的灵魂”(日本军人的话)。他们的士兵和军官,面对身边倒下的战友,为了激励自己和纪念战友,往往会从尸体上割下一块头皮、剪下一束毛发,甚至剁下一只手指或一根脚趾。他们认为把死者身上的东西留下一块带回本土是对死者最大的安慰。试想一下,一个每时每刻用死去的战友的灵魂来激励自己意志的军队,会是什么样的战斗力?
日本人侵略中国,特别是在“淞沪大战”和日本人说的“南京会战”中,他们所征用的部队叫做“乡土部队”,即每个联队、每个中队(一个联队相等于一团的编制、一个中队相当于一个加强连队)都是以每个行政区域名字命名的,如“京都”、“大阪”联队,下面可能是“福冈”中队、“熊本”中队、“宫崎”中队等等。日本军队如此编制好处何在?我分析,至少有以下几点:战时能迅速征集大量兵源,由于日本平时对预备军人有一套完整的训练和管理机制,所以一旦国家需要大量兵源,这样以一个行政区域征兵和调集队伍,会组织得很好很有序。同时对每个参战者、每个家庭都有相互的触动和激励,甚至是牵制作用;在战斗中,由于小行政区域编制部队,就像体育比赛一样,哪个地方的人、哪个单位的球队,荣誉感油然而生,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精彩。尤其是战场上,除了相互激励、相互配合,还有相互牵制的巨大作用。比如张三当了英雄,一旦把这消息传到家乡,某某家的男人在战场上“立了功”,这份荣誉会让家人和家族及区域里的人都振奋;相反,如果李四在战场上当了逃兵,他自己丢不起这个人就不说了,这样的消息传回老家,父母、妻子怎么办?家乡人也会骂死他。
再看看我们的“国军”,一盘散沙。平时既没有预备兵役制,更不用说民防意识、全民备战体系、及国民军事训练机制等等。“拉壮丁”式的兵役,部队编制又以各个派系组成,混杂纷乱。仅此一点,与日军相比,仗未打,就基本上先输了一半!
今天的军队难道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了?我看更有内容和形式上根本改革之需要。日本现在用的是“国民自卫队”式的部队,但这只是“名称”而已,它的战斗力和训练水平、装备等绝不比我军差。看起来,现在他们的自卫队人数远远少于我军,但一旦战争起来,他们的“乡土部队”便能在短时间内集合起比我军数量大几倍的军队力量,因为他们的预备队和年轻人平时的战备意识、战备训练远远超出我们。他们的这种军事训练就像对付地震等自然灾难训练一样,已经养成“国家习惯”与“日常生活”的必需了。可看看我们呢?我们有这样的体系和机制吗?我们也有预备兵役制,可怎么训练的?我们也有地震发生,可听说过全民性的地震知识训练吗?可以断定,同样在首都发生一场大地震,东京死一个人,北京至少得死十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防震意识,更没有逃生技术训练,人家就大不一样了!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一下吗?
军队同样如此。且不说我们还有像徐才厚这样的“大军贪”。
九问新一代年轻人应该牢记些什么?
从很多可以获取的信息中,我们能够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今天日本的年轻一代其实真正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人很少,这既有他们不是很愿意了解别国的历史原因外,日本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日本青年不了解二战时期他们的国家给中国和亚洲及世界所带来的深重罪孽。相反,这些年,日本右翼势力一手制造的中日两国因为钓鱼岛等领土的争议,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当代日本青年自觉自愿去客观地了解和认识南京屠杀历史的意愿。
日本人怎么想、怎么看历史,我们能用的办法有限。
中国年轻的一代如何看待如“南京大屠杀”的事件,从而如何来树立正确的爱国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不能不说,我们的年轻一代都很聪明,有能力,辨别意识也很强。但他们身上也有不少毛病,比如对历史并不会像老一代特别是亲身经历的人那么刻骨铭心、那么执著坚定,这就需要不断地加强教育与灌输,国家现在举行抗战和“南京大屠杀”的公祭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但这还远远不够。一个仪式上的沉默与哀悼,只能在大环境、大氛围中瞬间感动与触动,只有通过深入的了解、冷静的思考、潜移默化的灌输,才能形成主张与观念,才能形成信仰与意志,并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认识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及时代层面等种种深刻的问题,在一个人内心构筑起信仰、坚定住主张。
中国的年轻一代,在历史问题上需要认认真真地补充这些课程。我之所以在上面的章段中曾经把当年麦克阿瑟将军在西点军校上的最后一次演讲,大篇地引入本书,是因为欣赏他对美国的年轻人讲了这六个字:责任——荣誉——国家。
中国的年轻人,也应该把这六个字的内容以中国人的方式和理解去陶铸在内心并付之崇高的行动中。
十问假如侵略者的屠刀再次举起,我们准备好了吗?
在太平盛世的今天,像这样的标题和问话,似乎有些耸人听闻,或者是无稽之谈。我相信也是这样。然而大家应当清楚,战争并非是以我们的意志转移的。一个国家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人民的命运,其实也可能会在瞬间出现完全违背人们意志的变化。
萨达姆统治了几十年的伊拉克,我们在电视上几乎天天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人民惨遭屠杀和恐怖威胁。萨达姆固然有其可憎之处,难道打倒他的今天,伊拉克就是好的国家了?
利比亚的卡扎菲是“第二个萨达姆”。今天的利比亚基本上与乱哄哄的伊拉克一样,人民遭受着随时被屠杀的命运。
这是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为代表的势力在作怪,他们认为这些政权与他们的价值观不相符,萨达姆和卡扎菲不听美国人的指挥,那么就落到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
中国不是伊拉克,不是利比亚。但中国是社会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又与世界经济第一大、第三大国家平起平坐且有可能在日后替代美国成为头号经济体。加之,我们有十三亿人口,巨大的体量,无法让他人一口吞下,于是“中国威胁论”等等论调这些年频繁出现,周边的大小国家都在围着我们起哄,甚至是拼着命死咬。从东方的我们,向太平洋西岸展望,我们看到的是世界经济“第三大体”的日本和“第一大体”的美国,他们似乎不会改变与我们为敌的长久较量,无论如何掩饰,无论如何高调,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竞争也好、斗争也好,都将越来越激烈,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的本质是谋求利益,谋求别人不可挑战的霸权权益,一旦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挑战和削弱时,他们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和善与友好地同我们相处,千方百计找我们的茬、有事没事地找我们麻烦,将成常态,并且似乎可以预料还将引爆战争火药桶……我们确实真心期待和主张和平,我们甚至单相思一样地竭力主张和开创新地提出与他们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与邻为善,和平共处,但他们并不这么想。他们的利益至上和制度本质,决定了他们与我们崛起的对立和斗争……以为仗着经济利益的相互依赖便可掩饰越来越严重的冲突与心理分化,他们可能放弃扼杀甚至毁灭我们的企图,那太天真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冲突——战争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否则国家还要它干吗?各国的军队还有必要存在?干吗都在忙着更新武器?以及留着联合国干吗用?
我们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提醒我们的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样的危险时刻,每天都有,每个人都可能遇上……到那个时刻,我们该怎么办?
想一想南京大屠杀的悲剧,我们就知道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准备些什么。
中国今天如此强盛。我们为防止新的“南京大屠杀”准备了什么?
中国今天强盛了,未必就能代表永远的强盛,我们又能为防止新的“南京大屠杀”准备什么?
笔者以全景式的、纪实体形式,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再次展示给国人,目的就是上面的这几句话。
对于世界,我也有一句话: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制度和价值观可以不同,但我们都爱好和平,期待幸福,有爱心,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永远和平相处,仁爱以待,各自绽放各自国家和民族的鲜艳一面,让我们的地球不再流血、不再有战争呢!此话尤其要告知我尊敬的美国和日本。
“十问”已完成,但似乎还有些话要说。是的,和平是我们永远的期待,但战争也可能伴着人类发展而变得越来越近。正是因为可能有新的更大的战争在等待和威胁着我们,所以我们才会特别在意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比如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旧的创伤毕竟存在,关键是我们如何对待。制造战争和造成他人创伤的国家,毫无疑问更应当遏止霸心,压抑欲望,承认错误,重塑仁慈,摒弃恶劣。而对饱受战争之苦和身带旧伤的国家及其人民来说,更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和平是我们永远的追求。牢记历史教训、防止悲剧重演,是我们不能动摇的信仰。
希望我和我的子孙不用再重写“南京大屠杀”,而将它当作一首凄怆与激奋清醒的老歌世代传唱下去……
本文选自《人民文学》2014年第十二期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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