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龚云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一种借否定人民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思潮。这种思潮通过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的全部历史认识体系，否定中国人民的进步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史，达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目的，进而乱史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除了散见于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集中传播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报刊杂志。《炎黄春秋》就是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要阵地。

　　《炎黄春秋》是在北京出版的一份以传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杂志。其主管单位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这个杂志，名义上是一个关于历史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打着“秉笔直书”的幌子，实际上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杂志，借谈历史来影射现实，表达他们的诉求。在社会上有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些离休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订户达十五万份，绝大部分为自费订阅，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主要传播阵地。

　　该杂志的顾问和编委主要是原思想理论战线的退休的老干部(以李锐、杜导正为代表的离退休高级干部)、著名体“制内改良主义者”和一些标榜“独立精神”的“著名”知识分子组成。它的作者队伍主要以离退休老干部为主，兼有体制内的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异见”人士。

　　该杂志并不是一本学术杂志(按照其社长杜导正在2012年新春联谊会上所说，也反对办成学术性刊物)，并不恪守学术规范。而是一本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政论性杂志。虽然标榜“以求实存真的态度书写历史”，实际上倾向非常明显。该杂志的特点为：

　　第一，它每期的主要内容就在于集中描述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错误历史，尤其集中于改革开放前的错误历史，以反思的名义暴露毛泽东时期的错误。虽然有些作者写的事实是真实的，但整个杂志每期简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错误的堆积。给人的总的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什么好事都没有做。

　　中国共产党成立91年，由于主观客观的原因，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严重的错误，伤害了一些人。仅仅从暴露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角度去写共产党的错误，是很容易的。“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不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①]

　　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并不是不能说，但一定要进行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当事后诸葛亮是容易的，简单苛求前人是容易的。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主要是由于经验不足和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而不是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中国共产党经历的曲折和犯过的错误，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主流，“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②]作为一个郑重的、对人民负责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且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一定时期犯的错误，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的分析，把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艰苦探索、把那些先驱者说得一无是处，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从根本上说，是反历史、反科学的。更何况错误和挫折并不是纯粹消极的东西，其中也可能孕育着成功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所犯的历史错误，也是一笔历史财富。正如恩格斯说过的，“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③]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历史经验和错误的教训，不断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所以，我们不应当只是静止地、孤立地去暴露党犯过的错误，而是应当在正视错误的同时阐述党认识错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从而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的过程。因为历史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具有自我净化和自我发展的能力的。”[④]

　　只有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进行历史的分析，“我们才不至于在纠正错误的时候否定应当维护的正确的东西，不至于损害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我们丧失作为前进所必须坚持的阵地;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对错误本身作出冷静的恰如其分的分析，从中引出应有的历史教训。”[⑤]

　　只有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进行历史的分析，才能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划清界限，才会不但不损害党的形象，而且可以进一步增强人们对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

　　《炎黄春秋》并不是这样来做的。

　　第二，集中暴露毛泽东的错误，偶尔涉及邓小平。不仅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错误，而且放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错误，并触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部分失误。

　　这个杂志最近几年，几乎每期至少都有一篇非毛化的文章，个别文章已经开始批判邓小平，特别是批判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撤换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为了集中攻击毛泽东，经常刊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犯“左”的错误时的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录。这些文章虽然有一定真实性，但简单地讨伐的态度，并不能让人服。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过去所受的不公平待遇，特别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对中国共产党因为不满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

　　这个杂志对于毛泽东的错误，缺乏历史的分析，将其归罪于毛泽东的道德品质。邓小平在谈到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时，他明确指出：“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时，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⑥]

　　第三，选择性发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犯过错误的领导人的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亲属和研究者的文章，以恢复历史真相的幌子颠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公认结论。

　　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犯过错误的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闻天、胡耀邦、赵紫阳，以还原历史真相的名义，在提供一些细节的同时，攻击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对于这些犯过错误的领导人，客观地分析他们的过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并不能作为攻击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工具。

　　第四，发表一些替中国近代统治阶级翻案、否定劳动人民的革命的文章。

　　这个杂志主要替晚清统治阶级和北洋军阀翻案，特别是替慈禧太后、袁世凯、李鸿章等人翻案。该杂志攻击的主要方向，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而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如果人民革命这个前提被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失掉了存在的基础。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在他看来，这绝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如果历史被否定了，现实的社会制度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实际上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后来事态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历史预见性。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终极政治目的，就是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通过他们改造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把中国历史拉回资本主义的轨道。

　　这是该杂志得到西方国家部分人士和国内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赞同、国内有些人支持的重要原因。

　　第四，集中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错误，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错误。

　　该杂志站在自由主义立场分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错误，特别是发表前苏联时期的共产党人和世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错误，借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该杂志大力称赞苏联东欧剧变，认为是对人类文明大道的回归。

　　第五，该杂志脱离客观历史事实，以自己的价值尺度，尤其是政治的价值尺度对历史进行剪裁甚至重塑，背离了最起码的客观性标准，是典型的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根本对立。

　　该杂志以“价值中立”相标榜，强调史学应该与政治保持距离，漫骂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政治史学，攻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御用文人”。实际上自古以来哪里有离开政治的史学呢?历史虚无主义自己并不客观，并不中立。他们把近代历史上人民群众的斗争视为“暴乱”，对于敢于反抗的人民英雄、爱国志士一味地苛求，甚至用今天的标准来要求。相反，对待统治阶级的人物，却采取“善待先人”的态度，对统治阶级的行为给予“同情式理解”。把统治阶级对人民的镇压视为维护社会秩序之举。爱憎如此分明，本身就彰显了他们的政治立场、政治诉求。他们的政治诉求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力图扭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它自身的特点来表达这一共同的政治诉求。历史虚无主义归根结底，就在于站错了立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站在了替历史上的统治阶级说话的立场。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成为现实中国的一些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舆论前奏。

　　该杂志并不是对所有历史都采取虚无的态度。历史虚无主义者从他们的政治需要出发，随意否定扭曲他们想否定的历史。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否定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史上的一切进步事物和正面人物，把历史统统颠倒过来。着重点在于否定人民革命的历史，把革命说成是“破坏”，主张告别“革命”。集中攻击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历史，把新中国说成一团漆黑。因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与现实息息相关，特别是革命史、党史，更是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依据。显然，直接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就采取了从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着手，以此为突破口，来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两个否定和一个肯定：否定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和封建压迫的革命斗争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肯定近代中国统治阶级的努力。这种肯定和否定，实际上就取消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合法性。

　　第六，该杂志利用了执政党在管理意识形态方面的漏洞，特别是打着一些合法的旗帜，假借客观公正之名，对普通民众特别是离退休干部具有很大迷惑性和欺骗性，在社会上具有较大的影响。

　　该杂志由于党内一些退休的高级干部作顾问和编委，特别是个别国家领导人经常为其撰稿，经常有一些高级干部以回忆录的方式为其撰文，为人们提供了一些历史资料，由于与主流不同，满足了因为对现实中党存在的不足的不满的心理，所以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

　　总之，《炎黄春秋》这些年来的的观点集中为：第一，否定革命，认为革命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只起到破坏作用，五四运动以后救亡压倒了启蒙，只有资产阶级性启蒙才具有建设性作用;第二，把五四以来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方向视为偏离人类文明主流和走上歧路;第三，认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第四，认为党的历史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和堆积。

　　总的来看，《炎黄春秋》不但颠倒了历史，而且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它混淆历史是非，引起人们历史观的混乱，丧失对历史的鉴别力。事实证明，这种是非判断标准的颠倒，必然会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减弱对马克思主义的迷失，丧失对共产党的信任，降低对社会主义的信心，缺乏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认同。这将导致社会主义根基和共产党基础的坍塌。苏联解体前民众的冷漠态度，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恶果。《炎黄春秋》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这个杂志并不非其主管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所说的“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改革开放为宗旨，对中国历史尤其是现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依据翔实史料，秉笔直书，力求客观公正，求实存正，做出了重要贡献。”(参见2012年第3期第88页)也并非像其社长所标榜的“从社会效益看，坚决、鲜明、有力地宣传了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为全面体制改革大声呼号;对人对事坚持了实事求是精神，说实话，说公道话，得到国内外普遍好评。”“它增强了党政府的凝聚力、公信力” (参见2012年第3期第89页)。恰恰相反，虽然该杂志在局部、在一些细节方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校正了过去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但从总体上看，这是一本“集中攻击共产党的杂志”(一位近90岁的离休老干部语)。它实际上是把新中国恢复的历史再颠倒过去，为把中国拉回资本主义做舆论准备。这股思潮愈演愈烈，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一种有比较大影响的政治思潮。这股错误思潮，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渗透性，必须高度警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抵制。

　　如果任其这样发展下去，将会严重影响到党的执政安全。该杂志应该进行整顿。

　　现摘录《炎黄春秋》2012年第1-6期部分观点来说明笔者的判断。

　　1. 何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我学的不是马克思主义》——2012年第1期。

　　“过去我们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竟是斯大林版本，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

　　义。”“只有认清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找出斯大林失败的真正原因，才能悟出中国共产党存在问题的根源。”——第79页。

　　2.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陷阱》——2012年第2期。

　　“愚意以为，妨碍我们如实认识百年历史的，是中国人尚未彻底摆脱革命史

　　观或党派史观。”“革命史观的核心内容是制造革命对象，神化革命力量，遗忘革命变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人际关系，从而为国家、社会和人的发展提供牢固的制度保障。这种思潮在思想文化领域流毒很广。就辛亥革命研究而言，突出表现在四个问题上：第一、北洋政府及其施政被妖魔化，从而制造出一个巨型的革命对象。……第二、孙中山仍然被神化，他的言论和实践没有在学术层面上得到客观、全面的分析。……第三，掩盖革命的错误。1.《临时约法》是民国初年政治混乱的根源。2.毁灭三权分立体制、侵犯言论自由、侵犯财产权、扑灭公民社会都是从1923年的广州开始的、3.革命派是破坏段祺瑞挽救共和最后努力的主要因素。……第四、否定四民平等，丑化或美化不同阶级。……‘劳工神圣’。 ……私有财产和工商阶层成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替罪羊。”——第50-54页。

　　3. 邵燕祥(诗人、杂文家)：《对“团结，教育，改造”的反思》——2012年第3期。

　　“从精神上消灭知识分子，这就是所谓‘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

　　子政策的真谛。它与对工商业和工商业者‘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精神，并无二致。知识分子在几十年间历经的磨难，正是这一基本政策派生的，并非所谓‘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来自各级干部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打击、迫害，其源盖出于此。”——第77页

　　4. 杜导正(原出版总署署长)：《深层次探讨邓拓自杀现象》——2012年第4期。

　　　“夺取政权以后，毛泽东同志放弃了他正确的新民主主义论。他马上幻

　　想在中国搞个‘乌托邦’，急急忙忙地要进入社会主义，比斯大林模式还要斯大林模式，所以发生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我认为，邓拓自杀现象浅层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是毛泽东同志性格上的、个性上的、人品上的若干问题。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个人从人品上来说，品格上说，有不够宽厚、狭隘、报复性、刚愎自用的一面。肖克同志逝世前跟我有一次长谈，他说：‘老杜啊，你们不知道，毛主席这个人啊，记仇心理很重，记仇的。’”——第18页。

　　5. 杨继绳(原新华社高级记者)：《追忆朱厚泽》——2012年第5期。

　　“1949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不是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1949年以后，

　　新民主主义的逻辑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宪政民主。”——第38页。

　　6.韩云川(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苏东剧变：回归人类文明》——2012年第6期

　　“苏东剧变原因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偏离’，或

　　者说‘背离’。也就是说，苏联东欧的所谓社会主义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当然是不能长久的。”——第35页

　　“总之，这种经济上统制、政治上专制、思想上控制的所谓社会主义背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侵害了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不符合人类进步的方向，人民群众抛弃这样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第37页

　　“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同时产生。既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回归。苏东剧变正是这种回归的表现。回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回归市场经济。……二是回归民主政治。……三是回归思想自由。”——第37-38页。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9-29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 。

　　[④] 沙健孙：《科学地研究、宣传党和人民光辉的斗争历史》，载梁柱、龚书铎主编：《警惕历史虚无主义

　　思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53页。

　　[⑤] 沙健孙：《科学地研究、宣传党和人民光辉的斗争历史》，载梁柱、龚书铎主编：《警惕历史虚无主义

　　思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53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