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过的同志无人不晓：浦山同志是代表团领导人李克农和乔冠华的得力助手和具体谈判工作中的主力，他的工作曾得到周总理的表扬。李克农曾昵称浦山为“人民的小毛驴”，表扬他跋涉负重的工作精神，描述他倔强不移的性格。

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现场旧照

在两年多的复杂艰苦谈判中，有数不尽的向北京的请示电和谈判桌上的发言稿。乔冠华是李克农的智囊，起谋划作用，而落笔于文字则往往是浦山的任务。

众所周知，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有入夜工作的习惯，因此，文电的往返常在午夜后进行，而次日的谈判又常安排在上午。这就苦了浦山，必须日夜连轴转地工作。谈判最紧张的时期，浦山就干脆搬到李、乔的住所，在客厅里搭个简铺过夜，以便随叫随到。

由于高度紧张，浦山往往在睡梦中大声呼喊，把李克农惊醒，以为发生了紧急情况。这种病态延续了多年。乔冠华在给王炳南的打油诗中叹曰“嗟我秘书处，一夜三起坐”，主要指的就是身为秘书处处长的浦山日以继夜、忘我工作的情景。有时连续几夜，每晚仅睡两三个小时，实在困得不行，浦山便“偷吃”李克农治喘的茅台酒解乏。对此，爱护干部的李克农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谈判期间，浦山(前排中)同朝鲜同事李相朝少将(左二)和朱然上校(右二)等合影。

浦山经常列席代表团党委的会议，有一段时间还是代表团党委的委员。他对中央和代表团的领导的意图十分了解，但他不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执行者，同时还是一个好参谋。不论是会上讨论大政方针时，还是同乔冠华一起草拟文稿之际，他有时会“顽强地”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

代表团的秘书处担任着直接为谈判斗争服务的重任，而且是代表团中人数较多、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身为秘书处的领导，浦山对秘书处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谈判初期，秘书处仅有数人，及至停战前后已发展到八九十人。

秘书处是个比较特殊的单位：它派出的翻译和记录要出席板门店的谈判;准备的停战协定文本以及送交美方司令官的信件要同美方直接见面;编写的英文参考消息是代表团领导的耳目;整理的档案材料还是历史性文件。这些工作通常又都是在时间十分紧迫、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完成的。因此，要求秘书处的人员必须具备严谨细致、雷厉风行、团结合作的作风。

浦山处处以身作则。他对下属的要求十分严格：翻译必须准确无误，记录必须一字不差，文件必须整洁规范，档案必须完备准确。对外口译做得好的，他予以表扬;但如发生差错，他就要立即示意纠正。他还倡议学好英文速记。这样做，培训了一批新中国的高级外事翻译。

浦山是代表团的一名中层干部，起到了很好的承上启下作用。他亲自主持秘书处定期的形势务虚会，向干部传达中央和代表团领导的意图，并组织讨论和落实，化为每一个干部的实际行动。秘书处的同志就曾对谈判进程提出过中肯的建议。他还十分注意引导干部严守外事纪律，发扬同朝方同事团结合作的国际主义精神。在两年谈判过程中，秘书处没有发生过违反涉外纪律的问题。

1954年，浦山奉调回国，朝鲜及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波、捷同事送别时留影。前排右起第五人为浦山，第四人为浦山夫人陈秀媖。

1954年和1955年，浦山先后作为周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1956年又随周总理访问亚非11国。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历任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等职，表现了卓越的政治工作才能和个人人格魅力。此外，他还参加了大量的国际学术活动。每到一处，他都要陈述自己的独立见解。他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根据实情分析，以理服人。

由于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许多外国专家学者称他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不但在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还是一个出色的民间外交家。许多观察了他在国际活动中的表现的人士说：“浦山很有外交头脑。”

浦山于1941年去美国留学，1948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照常人的推理，他对美国应有好感，可能还是一个“亲美派”，但浦山在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泾渭分明、态度坚决的立场令人肃然起敬。

这决非偶然。早在中学时代，他就接触了革命思想和参加进步活动，去美国后又参加了当地的进步活动，于1945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同年秋，董必武同志在纽约时批准将浦山的党关系转入中国共产党。浦山积极参加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活动和其他革命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朝鲜战争的艰苦环境使他得到很好的意志磨练，而复杂艰巨的板门店谈判更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外交底子。

浦山(1923年11月27日-2003年2月7日)，出生于北京，祖籍江苏无锡。

浦山严以律己，生活俭朴，早在80年代就两次将出国讲学部分所得2万美元捐赠给他领导的学术机构，其他收入也主动交纳所得税。但直到去世，他睡的仍是一张80年代折价买来的旧木板床。他一再拒绝添制新衣，家里现在连照相机也没有一架。改革开放后，国内许多人都穿西服，然而浦山出国总是身着一套半新不旧的中山装。据他解释：“习惯了，穿得舒服，这样可以保持民族风格。”

浦山是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里少数几名自始至终参与谈判的成员之一。可惜他于2003年2月与世长辞了。如果今天他还健在，对停战协定的签字他一定有许多话要说。

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朝中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右侧)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左侧)在《朝鲜停战协定》中签字。

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举行签字仪式时，站在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背后的中方参谋就是浦山上校。

在漫长的半个世纪里，他曾两次去韩国参加国际会议，从韩国一侧遥望过当年他曾叱咤风云的板门店。站在那里，他感慨万分。他多么希望能从北方一侧返回板门店，重新找回当时的感觉，但这只能永远留在他的遗憾中了。

(作者简介：杨冠群 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年至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本文节选自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的《外交官——朝鲜停战协定签字50周年纪念专辑》，杨冠群执笔，陈秀煐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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