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狂飙突进，所向披靡，在里应外合之下，于5月25日成功解放苏州河以南的上海。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

对于当时的战况进展，当天的《申报》《新闻报》等上海各大报纸都作了详尽报道。如《申报》头版标题《沪杭甬路全线打通，慈溪宁波均告解放，本市苏州河北亦已肃清》，《新闻报》头版标题《上海全部解放，解放军由吴淞江湾开入虹口，苏州河南大军北进扫荡残敌》《目击人民解放军英勇冲过苏州河桥》等。

1949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关于上海完全解放的报道

上海解放第一天

有一份名为《罗宾汉》的小报，在5月27日头版报道中，就对虹口解放的情景着墨不少，兹照录于下：

虹口人民英勇壮举 协助解除敌军武器

虹口区市民为了不堪再受国民党残军的荼毒，都英勇自动组织起来，协助解放军，解除顽强之国民党军武器。廿五日下午，吴淞路虬江路口三角地菜场附近居民，便将该地国民党军武器解除，集中于小菜场内，听候解放军接收。又北四川路多伦路附近国民党军一批，人数不详，也被附近居民解除武装，吴淞路国民党军数十人，亦被民众解除武装，皆等到通知解放军到达时接收。

解放军冲过新垃圾桥时，老百姓胆壮的跟着前进

国民党残军纷纷缴械，河北人民都欢欣鼓舞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自廿五日凌晨自西区进入后，本市苏州河以南地区，均获得了解放，一部残余的国民党匪军，纷向河北退却，负隅顽抗，人民解放军本可以一鼓作气将河北残余匪军消灭，但为了顾及河北的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只采取压迫战术，用轻兵器追着残余匪军，未施用重兵器，因施用重兵器时，难免不波及市民和伤害人民，同时也希望残余的国民党匪军能作最后觉悟，免作无谓的牺牲，放下武器，对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士兵，人民解放军都不咎既往，不加虐待。到昨天，人民解放军已陆续的越过新垃圾桥、浙江路桥、河南路桥等向北挺进，残败的匪军已纷纷向后逃，相信在昨天晚上，河北的区域已可解放。

新垃圾桥在昨天下午二时许，奋勇冲过苏州河，在手榴弹和轻机关枪的压力之下，据守该一地区之国民党残余匪军，纷纷缴械投诚，当时很多市民都曾随在解放军后面冲过桥去，眼看国民党军两手高举投降解放军，大家都拍手欢呼，不到一个钟点，新垃圾桥以北已经恢复常态，由解放军站岗维持秩序。

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上海市档案馆藏)

1949年6月1日出版的《展望》临时特刊，荟萃了多篇描述和庆祝上海解放的文章。其中，《文汇报》记者曹锡珍在《解放大旗插到上海》一文中写道：“中共解放上海的旗帜，已插到了大上海。天亮了，人民迎接这个新奇的明天。”“二十六日傍晚，在解放虹口区的战役里，解放军的衣服与鞋子都被雨淋湿了，老百姓请他们到屋里脱下衣服，把衣服烤烤，暖一下身体，免得生病，但他们也婉言拒绝了。”“传奇的军队，传奇的故事，传遍了整个上海。上海的人民，只有以发自心底的话语来向这支人民的军队表致敬意。——这样好的纪律的军队，当然永远打胜仗的;中国历史上就找不出这样好纪律的军队;他们是军队，也是老百姓。军民打成一片，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

在《欢迎人民解放军》一文中，作者流金表达了发自肺腑的感慨与敬意：“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军队：当他们进市区时，正在深夜，鸡犬不惊!当战争迫近市区的时候，诚如《大公报》所说，‘没有向市区发炮，避免向市区射击，他们承当国民党的海陆空三面火力，将牺牲留给自己，把幸福带给人民。’这不就是我们的先圣往哲所梦想的仁者之师么?我们禁不住向他们欢呼万岁!”

上海解放之初，《解放日报》就开展征文，主题定为《上海解放第一天》。有一位笔名“亚公”者，就以这个题目写下了同名文章《上海解放第一天》，发表于1949年6月8日《铁报》。在他眼中，用“宿垢尽涤”、“他乡遇故知”描述了对新上海全新的感受和对人民解放军的良好印象：

上海这个东亚第一大都市的解放，的确是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变。老百姓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开出门来，就像换了个朝代。凡属耳目所接触到的，似乎都有异样地感觉。我的比喻，好像黄霉天睡在垃圾堆里的肮脏人，清晨洗了一个澡，觉得遍体凉爽，宿垢尽涤。又像被幽禁在黑狱十年二十年的囚犯，一朝解除了桎梏，释放出来，更薙了一个头，觉得鼻子管里吸到了自由新鲜的空气，头面上的油垢全消，于思的胡子，一扫而光，好像立刻轻了十年年纪。凡此转换，不用说每一个市民都有如上的感觉。原因不外乎在我们四周的恶浊空气，都被旧的统治者全都带走了，留下的只有一片晨曦，加上一轮旭日，渐渐地推升起来。市民生存在这一个光天化日之下，愉快的情性，可以推想而知了。

尤其是解放后第一天眼中所见到的解放士兵，来来往往，大都严肃中带着和蔼，威武中含有慈爱，绝无骄矜的神气，和市民握手言欢，打成一片，真像“他乡遇故知”一般的亲热。这个解放之后的第一天，的确是可纪念可歌咏的。愿我们六百万上海市民，共同把握着这可纪念可歌诵的解放后第一天!

1949年5月解放军经过南京路国际饭店。图片来源：《战上海》

女性眼中的上海解放

在1949年6月创刊的《新民主妇女月刊》上，29岁的作家欧阳文彬用“俞斌”的笔名发表了《虹口三日记》。

5月26日，她记道：“一觉醒来，满以为自己是解放区的人民了，想不到一切还是老样子，真是说不出的失望。……‘迢迢长夜何时旦?’这句话的深意，我到这时候才真正的体味到了。”

5月27日下午，欧阳文彬兴冲冲地参加庆祝上海解放游行：“三点半钟，我们的游行队伍出发了。我们唱《我们的队伍来了》，唱《解放进行曲》，唱《你是灯塔》，我们贴标语，喊口号，喊出过去压在心头不能表露的思想，喊出我们对旧势力的仇恨，对新社会的热情。路上遇到别的宣传队伍，我们就相对欢呼，同声歌唱。路上遇到解放军的将士，他们向我们微笑，我们狂热的向他们致敬。”(俞斌：《虹口三日记》，《新民主妇女月刊》创刊号，1949年6月20日出版)

上海人民庆祝解放

在5月27日的日记中，家住苏州河北的慧英也记下了欢呼上海全部解放的雀跃心情：“今天我们像市区人民一样的高兴，一样的幸福。今天我们可以自由呼吸，任意欢唱了。路上早已行人如梭，人声喧哗，与昨日相比，像隔了一个世纪。……这种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正像墙上贴的标语一样，那是人民的声音。我们由衷的高兴，这一天，是整个上海解放的一天!”(慧英：《解放前后》，《新民主妇女月刊》创刊号)

24岁的演员黄宗英记下了上海刚解放时的见闻与精神焕发：“到处听到解放军怎么好，怎么好……学生、工人、游行、标语、秧歌、欢笑的脸、嘹亮的歌……复工、复业、复课……好不热闹。”“几天来，看到听到那么多，每天有新的工作要去做。不自觉的嘴巴忽然也灵活了，笔也能写了，脑子也着实了，好像聪明了不少。这几天中得的知识学问，真是若不解放一辈子也得不了。”(黄宗英：《我的小本子》，《新民主妇女月刊》创刊号)

有一位署名“玲如”的女士发表对人民解放军的印象记。她走到霞飞路，“看到那些解放军休息在道旁荫凉里，既不禁止行人通过，也不敲门强占民房，有人送茶水，他们全都婉谢了，解放军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印象，解放军成为上海人亲近的对象。”“上海，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从此真正的有了秩序，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兄弟，人民的儿子，到处树立了良好的模范。听说有一天下大雨，那解放军宁可淋在雨里像落汤鸡却不肯睡到店家的门里去，这种纪律，谁都从来没有见过。”(玲如：《一位上海小姐目中的人民解放军》，《新生天地》1949年第1期)

儿童眼中的上海解放

家住常德路的儿童林云写下了短文《上海解放的那个晚上》，1949年6月9日刊登在陈伯吹主编的《小朋友》周刊，以儿童的视角记下了时代巨变，其中写道：“不一会，枪声齐响，妈说：‘这是解放讯号。’只听远远地送来吹号声，鸡也啼了，妈笑着说：‘哟!这像一首伟大的史诗呀!’”

家住江湾路的丁芷诺写了一篇《上海解放以后》，刊登于1949年9月29日《小朋友》周刊：“上海解放以后，整个上海变了样子。……上海解放了以后，黑暗的世界就此光明啦，学校复课，工厂复工，工作一天天的进步，科学一天天的发达，社会一天天的革新，我们要反封建，反美帝，要建立起自由和平的新中国!”

1949年7月，上海《大公报》组织了“小读者作品特辑”专版，其中登载《我看见的人民解放军》《世界上最好的军队》《是老百姓的军队》《老祖母说解放军真好》《用力量帮助他们》等多篇儿童文章。其中，有一位名叫张世勤的儿童见解放军露宿街头，便问自己的哥哥：“解放军为什么不住在房子里呢?”哥哥说：“因为解放军纪律好，不占人民的房子，所以住在马路上。”张世勤听后，“觉得他们真正是人民的军队。我希望自己长大以后，也要跟人民解放军一样，为人民服务。”(《我看见的人民解放军》，上海《大公报》1949年7月16日第6版)

解放军严守纪律，不扰民，露宿街头

解放军眼中的上海人民

在解放军战士眼中，对上海市民印象如何呢?有一署名“某君”者，在1949年5月29日《飞报》上发表《解放军目中之上海人》，记下了一位解放军战士初进上海时的感触，对上海市民的欢迎程度颇觉意外：

“我们看到上海人这样的情形，都很觉得不胜奇怪。因为，我们的先锋队在冲进每一地区时，老百姓总是相率奔逃，骇得要命。最近，如解放无锡、苏州等处时，也都是如此。原因只为起先不瞭解我们解放军。惟有上海人却大不然，非但见了我们不骇不逃，还得大家围拢来，都和我们非常的亲热。我们实为前此所未见，真觉是个意外的奇迹。”

面对此情此景，“某君”不由感叹：“但看这般军民一见如故的情形，确乎是亲若家人，真的打成一片了!”

其实，亲历上海解放的民众有数百万，当年的报刊记载和评论数量众多，不胜枚举，笔者仅撷取其中几份略作梳理，管中窥豹。在上海解放75周年之际，笔者翻检这一份份老报刊，字里行间，解放军的风采可见，人民的拥护可见，人民军队为人民，人民热爱子弟兵的鱼水之情跃然纸上，读来如在眼前，令人颇生感动。

上海解放，顺应大势，深得民心，其意义堪称伟大的史诗!

(作者系上海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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