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的春节，我过得很有意义。几天里，为写回忆录，我仔细地整理了一下有关资料。许多往事一下子涌入脑海，记忆的闸门顿时敞开。人这一生，走过的路，或深或浅，却终会留下些什么?

作为普通的外事工作者，我在外交战线工作了34年，其中在国外使馆工作有20年。历经的大使(含代办)不下10位，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优秀的外交战士，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若有人要问，他们当中你最敬佩的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我尊敬的耿飚大使。

耿飚

我之所以敬佩他，不是他曾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当中他职务最高，也不是因为他为革命奋斗70多年立下了丰功伟绩，而是因为他最有担当、最敢讲真话、最关心群众、品德最高尚!

1、“耿飚是个好大使”

1969年12月的一天，毛主席对周总理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为什么毛主席这样说?说来话长。

此前，同年的5月6日，周总理向耿飚传达中央决定，任命他为中国驻阿尔巴尼亚特命全权大使。10天后，耿飚大使到达阿尔巴尼亚，17日即递交国书，受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总理谢胡的分别接见和宴请，并进行了一系列外事活动。

这是耿飚第六次递交国书，在此之前，他担任过驻瑞典、丹麦、芬兰、巴基斯坦、缅甸等5国大使或公使。

1950年10月1日，耿飚在驻瑞典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

1951年10月，耿飈(右三)与夫人赵兰香(右二)在驻瑞典大使馆接待客人。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决定组成以军队干部为骨干的外交队伍，首先选调的是一批有能力、有文化的兵团级干部出任驻外大使，耿飚就在其列。其时，他是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些军人出身的大使，被人们称为新中国的“将军大使”。

耿飚当过多年几乎囊括各级建制单位的参谋长，每次战斗、战役开始前，他都要派出侦察兵将敌情了解透，所以他养成了调查研究的习惯。任驻阿大使后，他用了几个月时间搞调研。

耿飚大使接见部分援阿技术人员，作者在后排左一。

阿尔巴尼亚公路质量差，从地拉那出发，向南走是海边公路，建在悬崖峭壁上，特别危险，中国使馆就曾摔死过两个人;向北走，公路上时不时会冒出大石头。这里的人自嘲说，阿尔巴尼亚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石头，这是上帝给他们的恩惠。

耿大使去阿北方重镇斯库台和毛泽东水电站时，轿车底盘就被撞漏，幸未出事。去南方时，耿飚大使到过费里、海边城市发罗那和其旁边的海军基地。除此，他还积极参加外事活动，以及帮助阿尔巴尼亚百姓收玉米等。

驻阿大使耿飚和夫人赵兰香等参加助农劳动。

通过几个月的调研，耿大使认真归纳思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1）政治上、外交上阿执政党与中国并不一致。耿飚认为，没有什么“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在外交上只知道斗争，不会利用矛盾，尤其是对周总理1969年9月与柯西金会谈一直持抵制反对态度(以后尼克松访华时，他们更加激烈地反对)。

（2）援助方面，更是存在严重问题。耿大使在调查几个中国援助项目时发现，阿尔巴尼亚要援助“狮子大开口”，他们说中国有的他们也都要有。阿尔巴尼亚不产棉花，却要个纺织厂，让中国用外汇为其进口棉花，生产的棉布又要返销中国。阿要建炼油厂，中国从意大利为其进口了一个炼油厂。阿国土小，可在费里市，中国援助了几个化肥厂，年产20万吨，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耿飚大使带大家收玉米时发现，地里好多化肥用不上。

他们还向中国要白糖，说中国每人省一两他们就吃不了。耿大使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的糖还是从古巴买的，好多人一个月连一两糖都吃不上。中国人援助你们的东西，都是从嘴上‘摘’下来的。”

至于军援，问题亦相当严重。中国已援阿战机100多架，阿方听说我歼7研制成功后，又多次索要，中国只好给了其10架。坦克提供了500辆，阿方称他们军队需要800辆。各种火炮就更多了。他们还向我索要了钢材10万吨，建成许多“移动堡垒”，放在田里像绵羊一样，又占土地，又用不上，只好用来养鸡。

阿尔巴尼亚的“移动堡垒”模型

听说中国有支滑雪部队，他们又伸手要。耿大使问他们：“你们国家下雪吗?!”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阿军有艘苏联旧潜艇，损毁得快沉了，也让中国来修。我国派了几十名技术人员，修了两年才修好。领队的副厂长告诉我，太难修了，比造艘新潜艇还费劲，造价更高。阿尔巴尼亚人对中国的援助根本不珍惜，在海军基地，耿大使看到我技术人员下海捞出的电缆和零部件占满了一大屋子。有人把无缝钢管拿回家做养花的架子，有的建厕所、修马路。

耿大使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干，他们说：“你们中国不是有很多吗?”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要知道，中国职工十多年没涨工资了，平均工资每月才30元。

此外，阿尔巴尼亚还提出要个“鞍钢”，后来在艾尔巴桑建成了一座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

耿飚大使思考再三，决心给国内写信，反映这里存在的问题。为了信不落到极“左”派手里，他给主管欧洲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写信，让他转交毛主席。这封信长达19页，是用一个晚上加半个白天写成的。信中他提出：我援阿的效果并不好，而且造成阿有求须必应、懒惰和依赖思想，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项目和方法进行通盘考虑和重新修改。

乔冠华看信后转呈了毛主席，这就有了前面毛主席对耿飚的评价。这封信也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72年，毛主席在考虑与联邦德国建交时说：“欧洲矛盾很多，局势很复杂，没有什么‘明灯’，全是胡扯的。”

周总理也说，用钱是买不来友谊的。李先念也对耿大使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先念同志说自己也有同感，只是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其实他也在担心极左派会整他，说他执行“三降一灭”外交路线。

心底无私天地宽，敢说真话已经成为耿飚的传统和习惯。在任驻瑞典大使时，他就建议不要在国外滥发毛主席纪念章，一是人家不一定愿戴敢戴;二是这样滥发也不严肃。很快，国内就接受了他的建议。还有一次，他在人民大会堂看到一幅名家的油画，题目是“斯大林会见毛泽东主席”，主题很好，画的水平也很高。只是耿大使发现：斯大林比毛主席画得还高，这不对。斯大林是中等个子，毛主席是高个子，毛主席肯定要比斯大林高。于是，他联合几名大使向上报告，最后那幅画被撤下来了。

2、解散“战斗队”

耿大使对“文革”一直不理解，甚至抵触反对。他问过周总理，他的一些老战友为什么进了“牛棚”和监狱?他们都是经过几十年考验，是党和国家宝贵的财富啊!周总理对他说，有些事他也理解不了，也解释不清楚。

在“文革”的高潮时期，耿飚为了捍卫党中央的外交路线，反对康生把该路线诬蔑为“三降一灭”，与26位大使一起写大字报支持陈毅，结果被江青公开点名，被红卫兵打成“耿黄(镇)反党集团”，从此开始了“挂牌子”“坐飞机”，多次被批斗。造反派还罚黄镇大使每天扫厕所，罚耿大使到食堂擦地、洗菜、干零活。是毛主席亲自讲了话，才替他们解了围。

1969年5月16日耿大使等抵阿后，看到阿尔巴尼亚支持“文革”的调子比国内还高。到使馆后，他发现了个外交史上的“奇迹”：那天，阿外交部副部长(原驻华大使)马利列去机场迎接，老朋友见面一路交谈甚欢，他就留马利列在使馆吃个便餐。结果他发现，代办李庭荃从地下室的厨房跑上跑下，端盘端碗，而几个肥头大耳的工勤人员却在坐着陪客人吃饭，这是违反国际惯例的，耿大使当时心里就不是滋味。

送走客人后，他就问李庭荃怎么回事。李庭荃将耿大使领到自己办公室，关上门，如实地汇报，说在使馆里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造反队”掌权。司机、电工、招待员、理发员还有个别翻译成立了“战斗队”，每天监督领导，斗私批修、劳动改造，外人还把他们当成了外交官。听了此言，耿飚特别痛楚，敢情在国外还有“牛棚”啊!

从此，他下决心整顿使馆秩序。第二天他就开会宣布：解散“战斗队”，各自回原来岗位好好工作;政治学习由他辅导，学习一段后开座谈会，亦可把心得体会写成文章，在“宣传栏”里发表;接待外宾由外交官负责，工勤人员一律不能参加。

耿飚大使就任后，李庭荃代办可以回国了，而“造反派”们在鉴定会上给李庭荃提了多条意见，企图全盘否定他。耿大使早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亲自给李庭荃写了鉴定，将其称为“三忠于干部”，这在当时是最好的评价。所以一回国，李庭荃就被任命为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1973年8月又被任命为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大使。

整顿一段时间后，使馆工作变得井然有序，“造反派”们也不敢闹腾了。

一天上午，那位“造反队”骨干——胖司机悄悄找到我，问我“那件事”告诉过耿大使没有。一开始我没反应过来，过一会儿才想起来，他说的是耿大使来之前几个月发生的事。我跟他说：“你不提我还忘了，怎么能汇报!”

事情是这样，一天下午，我去李钟玄武官办公室找他(当时我在研究室工作，研究室由外交部负责)，看见这个胖司机正堵着李武官的门不让出来，非要让他立即表态才放行。因我与李武官曾一起乘火车经苏联来阿，所以比较熟，便问李武官咋回事。李武官说：“今晚要传达个文件，外交部规定传达到干部，这个人非要让传达到工勤人员，我没同意。”

当时，胖子司机见了我讽刺说：“看看，又来了个小干部!”我当时年轻，一听这话火气就上来了，吓唬他说：“你是外交部派的司机，部里的规定不执行，还想不想在这里干了?”我一边说，一边拉开那司机，给李武官解了围。

作者和李钟玄武官在驻阿使馆门前合影。

这一次，胖子司机找到我，是想感谢我，说若不是我，他可能要犯大错，搞不好就得离开外交部。我跟他讲，李武官是战斗英雄，抗美援朝时当过44师副师长、180师代师长，攻坚克难，立下赫赫战功，就凭这点也要尊重他。

后来，李钟玄奉调回国，当了两年总参情报部副部长，后经周总理提名，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和政委。

3、人格魅力是点滴积存起来的

马克思说：有才智的人总是被无形的线和人民大众联系在一起。

耿飚大使就是这样一个紧密联系群众的人。他关心馆员，不摆架子，不训人，在使馆里有很高的威信。

使馆院里有棵大树，树冠婆娑，形如巨伞，树下放着几条长凳。耿大使每天午饭后就坐到树下，与大家摆“龙门阵”。我自小爱听英雄故事，便每天都不放过这个机会。他讲的内容很多，东西南北，古今中外，海阔天空，特别是红军五次反“围剿”，长征中强渡乌江、攻占娄山关、强渡大渡河等，精彩异常，听得大家津津有味。

他说，1931年2月，为反“围剿”需要九师成立教导队，身为师作战科长的他，被任命为队长兼指导员。早上训练时，60人实到59人。耿飚派人去找，叫了两次人才来。那位战士来了后嘟哝了一句：“我懒得了!”耿飚一听来了火，打了他一拳。晚上“士兵委员会”开会，大家批评耿飚，说他违反了“古田会议决议”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为那个队员是湖南永兴人，他讲的是该县方言，意思是“我病了”。耿飚一听，就说：“明白了，我搞错了，认罚。”就这样罚了耿飚一块钱。一块钱，是当时他一个月的津贴费。有错必纠，磊落光明，这是耿飚的一贯作风。

后来，我还听说了这样一件事。1984年5月25日，耿飚前去参加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门遭到了香港记者的围堵，问他关于香港驻军问题。耿飚当时正忙于“世界议联”的事，对香港问题过问很少，便应付了几句。

上午散会后，彭真委员长告诉耿飚，香港报纸报道了他回答的关于在香港驻军问题，该报道使邓小平发火了。下午，在听取港澳工委负责人汇报时，邓小平又说：“耿飚对香港记者说，中国不会向香港派出驻军……他根据什么讲这些话?”当时，邓小平认为，在香港驻军，一是象征我国恢复主权;二是对香港来说也是一个稳定因素，所以必须坚持，不能退让。

5月28日，耿飚为此写了检查。他写道：费了两天时间，仔细考虑，我确实讲了“解放军不需要进驻香港，港人也可以不付军费”，这是毫无根据的。一点也没有考虑后果，是一次严重的失言。由于我说了错话，政治上影响很坏，使党和国家蒙受严重损失，小平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真诚地拥护。今后一定从头学起，提高政治水平，兢兢业业地工作，把小平同志的批评当作座右铭。请丕显同志转彭真同志。

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一句赘言，不强调客观因素，只查找主观原因。耿飚的自我批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以及知错就改、勇于认错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的风度，令人肃然起敬。

耿飚彻底的自我批评精神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可。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会议上谈香港驻军时说：“我们的同志，主要是耿飚同志讲，中国不会派军队去，这就走火了。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

耿飚关心群众，关怀部属，特别是对我们年轻人经常进行思想教育。他说：“你们要感恩，没有党和政府，别说上大学，出国深造、当翻译和外交官就更不可能了。”

因为我是使馆俱乐部主任，加上经常坐其对面听故事，也引起了耿飚大使的“关注”。在学习会上，他经常对我的发言给予好评。他见我愿打篮球、乒乓球，在双杠上也能做几个动作，就鼓励我坚持锻炼。他说自己从小练武，会轻功，所以他在五次反“围剿”中和抗战时期基本上都是骑着马抡马刀。他的话使我受益匪浅，至今身体尚可。

1970年4月，我利用假期回山东老家完婚，5月初来京住在外交部招待所。听说耿大使手术后在家养病，我与爱人就决定前去拜访。耿大使和兰香大姐一起热情地迎接了我们。看到我们送的高粱饴喜糖，他们很高兴。我们四人一边品茶，一边聊天，其乐融融。

我和爱人告诉他们，路过济南时，曾去看过他们在济南南郊化工厂工作的小女儿耿焱，她情况不错，让他们放心。大使对我说：“你们现在两地分居，生活上一定会有些困难，但你爱人是大学本科生，国家以后会管的。”我也说：“我现在国外工作，不着急。”

此后过了几年，部里出面通过北京市人事局将我爱人和两个孩子调到了北京，安排我爱人在部里旁边的地质研究所工作。因她表现好，第二年就被聘为化验分析工程师。

那一天，本来大使夫妇要留我们吃午饭，海军司令肖劲光打电话要来看望耿大使，我们便主动告辞了。

我在阿尔巴尼亚留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文委派我到阿尔巴尼亚大使馆文化处工作。文委解散后，我来到外交部，在研究室工作。回国休假后，总参二部调我到使馆武官处。耿大使知道后，让姬鹏飞部长夫人，时任外交部人事局代局长的许寒冰挽留我。我对许局长说：“你们的好意我领了，但当兵是我自小的理想，我还是想去。”耿飚大使见我态度坚定，就放行了。

1976年，中阿关系破裂后，我奉调回国。因我在大学学过4年俄语，成绩不错，于80、90年代被派往前苏联、俄罗斯工作了两任，作为陆海空军副武官、陆海空军第一副武官，共任职8年。

我对耿大使的放行一直心存感激，因为这使我开辟了另一个崭新的工作天地。

4、故地重回感怀深

1996年6月，离开阿尔巴尼亚20年后，我又回到了地拉那，担任驻阿大使馆陆海空三军武官。

我的老朋友、原国防部外事处副处长科兹玛告诉我，1976年11月1日至7日阿党召开“七大”，霍查在报告中对中国进行露骨影射和攻击，完全公开了两党的分歧，并对内进行残酷镇压，杀害了国防部长巴卢库、总长杜米、总政主任恰科。国防部处级以上干部，除一人外，全遭其杀害或监禁。科兹玛本人就在监狱里待了十几年。

阿尔巴尼亚老百姓说，霍查最大的功劳就是建立了同中国的友谊，最大的罪恶就是破坏了这一友谊。

到任后，我到中国援助的一些项目进行调研，所到之处，触目惊心。我看到，除了水电站还在运转外，其余项目全在动乱时被捣毁，机器被砸了，卖碎铜破铁。尤其是当我站在艾尔巴桑中援钢铁联合企业时，偌大的车间空空如也，只剩下窗户上被敲碎的玻璃随风作响，心里难过至极。此时，我不由得想起耿飚大使，并从内心里由衷地敬佩并感谢这位不怕误解、敢说真话的外交官，他的那封秉笔直言的信，及其所提供的战略情报是多么及时又多么重要!

在一次招待会上，我见到了霍查夫人涅奇米叶·霍查。她说“大国看事比小国境界更宽”，涅奇米叶·霍查总算说了句真话。她也是亲身感受到了阿尔巴尼亚国人民的愤怒，老百姓把霍查的塑像全部推倒，把塑像脑袋砸成碎片。

我到任时，握有实权的是阿尔巴尼亚的“造反派”，他们的口号是“反共不反华”，目的是想继续得到中国的无私援助。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一件事是，阿军买了我500发便携式导弹，每发1万美元，总金额500万美元。签约仪式开始后，喝了香槟酒，记者拍了照，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先签，签后递交我签。我看了一下，完全不是商定好的格式，付款方式和违约索赔两项全删掉了，显然是个圈套。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不好发火，只说了句：“我英文不好，要带回去查查字典再签。”他们见我没上当，第二天让外事处长又把商定好的合同送我签了完事。

另一件事是，我方援阿大量的飞机、导弹、大炮、坦克等武器，20年失修，有些已失去战斗力。阿国防部让我到几个军事基地看了看，然后拟了个大单子让我方提供。我说：“这些型号的零件如果还在生产，我们可以提供，但需要你方用外汇买。”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提及，可见他们想的是什么。

晚年的耿飚与夫人赵兰香

1998年10月，奉调回国后，我一直想见耿飚大使，向他汇报在阿所见所闻，我想他一定会对此感兴趣。但见他一直太忙，就想等一等再说。那一次在他家里会面后，不久他便自阿调回，后被任命为中联部部长，以后又升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被选举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直到2000年6月29日，从301医院传来了他辞世的噩耗，我悲痛之心，难以言表。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将耿飚的一生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

同一年的国庆节，耿飚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常青树下。

那些天，我一边难过，一边为他祈祷：耿大使，您太累了，您为革命事业奔波了70多年，在天国，您好好安息吧!您的高贵品德和丰功伟绩将会永远传承下去，百世流芳!

（作者简介：王常福，山东龙口人，大校军衔;1964年，山东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毕业，公派至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学习;先后在中国驻阿大使馆文化处、研究室、武官处工作;1970年9月入伍，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处陆海空军副武官、武官处陆海空第一副武官、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陆海空军武官;退役后，曾担任北京航空联谊会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