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回应一下这个质疑。

1958年，毛主席在河南路经停留、实地考察、召开会议，加起来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8年1月初毛主席到南方开会路过郑州，听取了时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关于农业生产规划的汇报;

第二次是1958年8月6日-8日，毛主席到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长葛县宗寨农业社、商丘县道口乡黄楼村等地实地考察;

第三次是1958年11月，在毛主席倡导下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

那么，1958年这三次到河南，毛主席究竟说了什么?这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1958年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中，为解决“社小、劳力少”，不便于大兴农田水利的问题，河南一些地方开始突破原有农业社的规模，兴起“小社并大社”热潮。遂平县和平舆县各办了一个6000户左右的大社。1958年7月，河南正式建立了全省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毛主席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伟大构想，首先在河南变为现实。

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河南究竟开展的怎么样?存在哪些问题?这是毛主席1958年8月6日-8日到河南实地考察的主要原因。

首先，对于群众的热情，对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方向，毛主席是完全支持的。

然而，对于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毛主席也是时刻保持警惕的。

1958年1月初，毛主席在听取吴芝圃汇报时，对于吴芝圃制订的河南省粮食增产数字和一年实现“四化”(绿化、水利化、机械化等)的指标就提出过疑问;

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吴芝圃正式提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这比1月份河南省委制订的目标大大提前。吴后来在检讨书中透露，毛主席曾半开玩笑地跟他讲：“你是马列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河南一年实现四化，不惟不可能，即使实现了，其后果也不堪设想”。而在会场上，毛主席为了不打击干部的积极性，加之自己已经退居二线，只是很谨慎地指出：

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

对于一年内实现四化的目标，毛主席有很大的怀疑：“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

原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在他晚年的回忆录《忆毛主席》中披露，毛主席当时还专门找吴冷西谈话说：

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严肃地告诫吴冷西：“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

然而，吴冷西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顶住来自一线领导的压力，让自己分管的阵地成了浮夸风的重灾区，6月份河南带头在农业生产放了“卫星”，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在回忆录中，吴冷西曾作出过深刻的检讨。

我们再来看毛主席1958年8月到河南实地考察时的情形，以下内容的对话细节来自河南日报客户端2023年4月8日刊登的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百卉同志的文章。由于官方已经对大跃进作出过定性，所以这里也不存在“为毛主席讳”的问题，真实性不必怀疑。

1958年8月7日，毛主席来到长葛宗寨村视察深翻改土的玉米田，向宗寨村党支部书记赵献章详细询问玉米地翻多深、分层施了多少肥?浇没浇塌地水?犁耙几遍?啥时间下种?搞几次间苗?浇了几次水?计划量多少斤，等等。当赵献章汇报到玉米计划亩产两万斤时，毛主席并没有急于肯定或否定，而是耐心细致地科学计算每亩棵数、每棵棒子数，每棒粒数、重量，启发人们把冲天的干劲和科学的态度结合起来，认真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

接近宗寨村时，毛主席问道：“这是什么村?”长葛县委副书记王连安同志边答边用手指在地上写出“宗寨”二字请主席看，毛主席问：“有多少户?”王连安回道：“二百多户，一个高级农业社。”又问赵献章：“生产队的规模大了好?小了好?”赵宪章答：“大了好。”毛主席只是说：“适当大一点好。”

与赵献章交谈之后，毛主席又问长葛县委书记吕炳光同志今年全县玉米的单产，吕炳光回答说：“保证一千五百斤，争取两千斤。”毛主席只是笑了笑，继续往前走去。返程时，毛主席再次听到吕炳光向他汇报全县玉米单产保证一千五百斤，争取两千斤时，笑着问吕炳光：“能达到吗?”吕回答说：“一定达到!保证秋后到北京给主席报喜。”毛主席仍然只是笑着说：“拿到手，才算数。”

1958年8月8日，毛主席视察了商丘县道口乡黄楼村。毛主席来到一块架起秧子的只有3分地的红芋地边，看到这片长势很好的试验田非常高兴，便问大家：“这是谁搞的?”徐家林说：“这是我搞的。”毛主席点了点头表示满意，接着徐家林又介绍了种植情况，并补充说：“施肥30万斤，计划亩产13900斤。”毛主席似有疑惑地说：“亩产13000多斤，秋后我再来看。”

我们注意看上面加粗的内容，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毛主席在河南的实地考察中，对人民公社的道路总体是肯定的，从而有了“人民公社好”的说法;但对于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左”的苗头，毛主席已经有了很高的警惕，对亩产万斤的口号也是内心苦笑不已。

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出现的严重问题，毛主席于1958年11月召集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力主纠“左”。第一次郑州会议，毛主席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感到一些问题涉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关系非常重大，于是将会议的范围先后扩大了三次，这才有了次年2月底开始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力纠“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

其实，我们真要把历史旧账认认真真地翻一遍，难堪的绝不是毛主席!例如是哪些人在宣传阵地上施压吴冷西让他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又如，吴芝圃在河南打倒了反对浮夸风的第一书记潘复生，是受到了哪些人的支持?

真实的历史与阴谋论者想象和编造的历史完全不同：毛主席不屑于也从来不会搞“一言堂”，而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何况毛主席当时已经退居二线，所以对一线决策的高级干部，以及对吴芝圃这样的在地方主持工作的干部，毛主席是抱着尊重、建议的态度，苦口婆心地劝告，直到触及根本原则问题，毛主席才不得不拍案而起、与错误路线斗争到底。

而在河南实地考察的现场，听到干部们对党的政策的不同看法，对人民群众不同的说法，毛主席从不直接给予批评、直接给基层干部群众泼冷水，而是以幽默的语言一笑了之，在平等、轻松的氛围中摆事实、讲道理，这才是毛主席一贯的作风，并不能据此认为毛主席在河南支持过浮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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