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邓小平，人们总会对他“三落三起”的政治人生感兴趣，进而发问：他是怎样面对挫折和逆境的?回答这个问题，自然会想到他作为革命家的理想信念，此外，他的人生态度也很重要。

诸如，在逆境中，他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邓小平说过，乐观是他的法宝，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啊?在孩子们小时候，相互之间有时闹点小别扭，邓小平只说一句话：“要吵，你们出去吵!”妻子问他怎么不管一管，他说，管什么?早晚都会过去!“早晚都会过去”，孩子们闹别扭是这样，政治生活中遭遇的矛盾、压力和挫折，多少也会如此。邓小平乐观地相信未来，背后是对待矛盾、对待生活和对待历史的辩证法，即不认为事物和环境会一成不变。

当然，单纯的乐观也不行，说没有忧虑也不现实，这就引出邓小平在逆境中的第二种人生态度：忍耐和等待。别人问他怎么度过最艰难的日子，他总是两个字——“忍耐”。1973年从江西回来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也说了两个字：“等待。”

忍耐和等待，并不一定是消极无为地面对困难，有痛苦，也有智慧和期望。这就引出邓小平在逆境中的第三种人生态度：观察、思考和判断。人们把邓小平在江西劳动时踩出的那条小道视为后来搞整顿、搞改革的伏笔，虽然是一种文学化的比喻和引申，但他第二次复出后那样勇敢地搞整顿，第三次复出后又推动一系列改革，与他在逆境中冷静地总结当代中国的经验教训、思考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不能说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在思想认识上是做了准备的。

邓小平在逆境中的三种态度，给人的启示是，干事情，在困难、挫折和危局面前，如果惊慌失措，自己就先倒下了。这种情况下要谋事成事，需要的是战胜自己，要有信念，也要有智慧，更要有措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邓小平的态度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谁也压不垮我们。他提出的应对之策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这些，既是邓小平处变不惊的经验之谈，也是他把经验提升为国家大政方针的智慧所在。

在邓小平和家人在一起的影视素材中，常有其乐融融的场景，诸如小孙子抠他的脚心，他抓孙女的小辫子等等。他退下来后给孙辈写信说：对国家，我是交了卷子的。你们要学点本事，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这样的期望平凡实在。退休以后，他说，自己的愿望是像普通人那样到街上走一走，看一看。于是，他在上海的商场里为孙辈们买了铅笔和橡皮，还说：好多年没有花钱了，这是我亲手花人民币。如此向往老百姓过日子的常态，反映在理政决策上面，是能够真切地从老百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发表意见，制定政策。

邓小平到基层视察，总习惯用老百姓的眼光来看事情，用老百姓的思维提问题，用老百姓的语言来说话。他1980年到四川看沼气改造运用项目，在农户家里提的问题是：用沼气烧开一壶水，要用多少时间?他还弯下腰去看火苗，问：这个火苗能不能炒腰花?会炒菜的人都知道，腰花要旺火爆炒才好吃，邓小平是想弄清楚沼气的火力到底有多大，是否适用于群众的生活。问得这么浅显直白，看出他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熟悉到何等程度!

还有一次，他到北京前三门一带去看刚刚盖好的居民楼，发现用的都是老式挂锁，便认真地说：不行啊，都80年代了，还铁将军把门，这不是告诉小偷，家里没人吗?进到屋里，他直接去看卫生间，又说：老百姓日子的好坏，看卫生间，职工下班回家后，想洗个澡，起码卫生间要有洗澡的设备。平时说话行事如此贴近老百姓，在国家大事决策中提出解决温饱、实现小康这样一些人们听得懂、摸得着、看得见的发展战略，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邓小平的务实，典型地体现在他的语言风格上面。他讲话基本上没有形容词，简洁明了，全是大白话，但个中道理却不浅，多耐人寻味。孩子们问他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就讲三个字：“跟着走。”问他在太行山坚持抗战做了些什么，回答只两个字：“吃苦。”谈到刘邓大军在解放战争中的战绩，也是两个字：“合格。”语言简单、实在、干脆，仔细琢磨，却非常到位，很有内涵。看三卷《邓小平文选》，除个别正式会议的重要报告外，大多是实实在在的谈话。人们常说，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平实的语言风格，传达出邓小平的性格，也反映出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鲜明立场。

实事求是，说起来不费劲，道理也不难懂，但要做到从理论到实践一以贯之地遵行，却不那么简单。除了识见水平，还需要有果断和担当的气魄。特别是在艰难开拓新路的时候，这种品格尤为难得，也越显光彩。

邓小平1975年大刀阔斧搞整顿，体现了此种品格。面对各种阻力，他多次讲：搞四个现代化，是我们发了誓的雄心壮志，耽误不得。现在有很多60岁的老虎屁股，40岁的老虎屁股，20岁的老虎屁股，该摸的都得摸，一万张大字报都不怕。这种品格，在邓小平领导和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更展露无遗。为这么大一个国家领航，把改革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来推进，自然要冒很大风险，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地正确。邓小平的办法是，看准了的事，就果断去做。他经常讲：没有一股劲儿，没有一股气，就走不出一条新路。于是，在决策创办经济特区的时候，他不惜使用了一句战争术语：“杀出一条血路。”很悲壮，体现出军人的本色，包含了很重的历史分量。在他的批示中，比较频繁地出现“不可拖延”“不能拖延”“不宜拖延”“拖不是办法”这类词句，也反映出干脆利索、果断开拓的气魄。他的认识很明确：搞改革开放这项新的事业，不冒风险不行，不去试，就不知道能不能行。如果不行，改正就是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这样四句：对的要坚持，不足的加把劲，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这种性格魄力，大概与邓小平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常常担任一个部门、一个区域、一支军队的一把手有关。在战争年代，他率领一路人马，远离中央，开辟新局面，需要直面现实，大胆决策，勇于担当责任。由此在性格意志和行事作风上，也就思进取而拒退缩，行果断而少徘徊，敢担当而弃推诿。思虑在前、权衡左右、成熟于胸之后再决策言事，就不会多端寡要、犹犹豫豫。说出来就去做，一旦做就横下心把事做成。

1988年，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力挽狂澜，被国家体委授予“棋圣”称号。第二天，他带着证书去见邓小平。邓小平仔细看了看证书，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圣人不好当啊!”聂卫平的体会是：小平同志借此告诉我，还是当普通老百姓好。“圣人不好当”，沉淀了邓小平的人生经验，透露出他对个人与历史关系的清醒认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他晚年威望很高，但他始终提醒人们不要给他加人为的光环。

1989年9月4日正式向中央请求退休那天，他对中央领导同志说过这样一些话：“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拜托你们了。”1997年1月，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看到了电视上播出的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工作人员附在他耳边讲述片子内容时，93岁的老人露出像小孩受到表扬而不好意思的神情。这也表明，他关于名誉太高是个负担的看法，真诚地发自内心。

关于个人的定位，邓小平也不是毫无期许。1993年9月16日，他对弟弟邓垦讲：“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这句话平平淡淡，却把国家和个人、事业和个人的关系说得很透，传达出对国家未来厚重深切的期待，又透露出真诚朴实的个人情感和愿望。

他对国家的发展作出那样大的贡献，个人的愿望就是当一个“公民”。这种定位，非大胸怀、大境界不能道出。其历史和情感含量，完全可以和人们已经熟悉的他的另外一句名言等量齐观，即：“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两句话脉象相连，相得益彰。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儿子”，所以对祖国和人民有大爱，为之奋斗付出一切都是应该的，能够成为富裕国家的公民，其愿足矣。这种胸怀，和毛泽东的一首词句属同一境界：“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转自《领导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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