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一代伟人毛泽东虽然多次遇险，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毛泽东的每一次脱险，有的是全凭自己的沉着冷静机智，有的是因友人的帮助，有的是因战友的告知，有的是因警卫战士的保护等等。

在长沙是怎样脱险的

1923年，毛泽东接连发表《省宪下之湖南》(7月1日)和《“省宪经”与赵恒惕》(8月15日)，尖锐地批评了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坚持所谓的“湖南省宪法”只不过是想维持其军阀统治，揭露了他对农民运动的压迫。两篇檄文刺痛了赵恒惕。于是赵恒惕政府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镇压了水口山工人运动，并开始缉捕毛泽东。毛泽东长沙脱险，是湖南省警察厅厅长刘武为他传递了信息。

刘武，原名刘策成，1883年3月生于湖南新邵县(原属宝庆)。1916年刘策成任湖南第一师范历史教员时，是毛泽东的老师。他在日记中曾写道：“毛润之，意气锐，思非凡，天纵奇才也。”刘策成与赵恒惕有姻亲关系，赵恒惕的侄女是刘策成的儿媳妇。赵恒惕为巩固自己的统治，1923 年10月任命刘策成为湖南省警察厅厅长。刘策成在任湖南省警察厅厅长期间，以名“刘武”著称。因为刘武任警察厅厅长后，常参加赵恒惕政府的上层会议，知道赵恒惕的动向，所以才能把赵恒惕策划逮捕毛泽东的消息透露出来。具体的承办人，是与刘武私交甚密、时任长沙城东区警察署(所)署长的王建屏(又名王钦安)。刘武在赵恒惕召开的警务工作会议上，接受抓捕毛泽东的任务后，立即单独召见王建屏。刘武对王建屏说：赵恒惕要缉捕毛泽东，而毛泽东是我的学生，你设法把这信息传给他，既能使毛泽东脱险，又能使我向赵省长圆满交差。为人正直的王建屏，就把此事交给两个随身警卫。两个警卫当夜前往清水塘通报毛泽东。毛泽东不在家，俩人又赶到仓后街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会址，面告毛泽东。第二天清晨(具体脱险时间约在1923年12月28日至31日之间)，毛泽东离开长沙后，王建屏才开始在城内四处搜捕，并把声势造得很大，这是做给政府看，更是做给赵恒惕看。搜捕连续进行了好几天，最后不了了之。综上所述，完全可以这样说，刘武是透露赵恒惕企图逮捕毛泽东的信息传递者，也是毛泽东在长沙脱险的救助者。

许多年后，有位记者在台湾采访赵恒惕，问他当时为何没有杀掉毛泽东?赵恒惕苦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他的能量太大了。”(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赵恒惕至死也不知道是他的姻亲刘武透露的“机密”，更不知道东区警察署署长王建屏玩弄的“交差”游戏。

新中国成立之初，刘武写信给毛泽东，回忆师生情谊，希望获得一个从事文史工作的工作岗位。在毛泽东的过问下，1951年6月，中央文史馆下达聘书：“特聘：台端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此致刘武先生。总理周恩来。”7月，刘武全家迁居北京。刘武后来成为近代庄子研究学者，1953年，其所著《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正式出版，成为如今研究庄子最为权威的著作之一。1957年9月，刘武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在张家坊是怎样脱险的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前夕，毛泽东竟遇到了一场生死考验，那就是在被捕后机智脱险。

1927年9月5日，担任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的护送下，从安源出发，经浏阳奔赴铜鼓，去组织中国工农革命军第3团举行起义。一行人在9月7日晚上来到了浏阳境内的张家坊住宿。9月8日清晨，毛泽东在住处被搜查的民团团丁怀疑是“共党分子”而押往民团总部。路上毛泽东情急智生，把口袋里的一把银元拿出来贿赂团丁，要求释放他。团丁见钱心软，有意释放，而民团小队长却不同意。在走到离民团总部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毛泽东趁团丁不注意，抽身向田野跑去，并跳进一水塘躲在蒿草中。团丁散开搜索时，有几次毛泽东差点被发现。团丁一直搜到天黑也没找着，只好走了。毛泽东见团丁走了，才爬出水塘上了路。路上他遇上一农民，并在农民家住了一宿。第二天(9月9日)清早，毛泽东在那位农民的引领下启程赶往铜鼓县城。到达铜鼓县城肖家祠与那位农民分手时，毛泽东询问他的名字，他仍然不肯讲。随后毛泽东赶到铜鼓镇中国工农革命军第3团集结地，“吹响了”秋收起义的号角。

193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在延安合影，后排左三为毛泽东。

1936年在陕北，毛泽东面对美国记者斯诺，是这样叙述他当时的“历险记”的：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毛泽东上井冈山后的第二年，派地下交通员专程到排埠询访那位农民，才知道他姓陈，名帷德，又叫陈九兴。交通员撬开雨伞顶取出一张白纸，往碗里一过，纸上就显出字来了。内容是毛泽东称那位农民为“救命恩人”，要他到井冈山去。后来陈帷德还参加过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地方工作。

在赣南是怎样脱险的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在瑞金叶坪村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2年10月3日至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受到错误批评后，便违心地提出请“病假”的要求。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前往福建长汀养病。同年冬，毛泽东到赣南进行调查研究。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会，有关人士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王盛荣火速通知毛泽东参加。王盛荣当即带了一个排，星夜兼程奔赴赣南。谁知下午刚到毛泽东住的村外，就听到村里枪声大作。原来，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与反动民团交上了火。王盛荣手提驳壳枪，顺着枪声拼命冲进村里，找到了毛泽东。那一时刻太危险了，几个团丁正端着带刺刀的长枪逼近毛泽东。王盛荣在团丁后面大喝一声，趁团丁回头之际，举枪打死了他们。解围后，王盛荣拉着毛泽东就走。毛泽东当时正闹痔疮，走不动路。王盛荣只好与刚刚赶到的红军战士架着毛泽东，连拉带拖，掩护着毛泽东突出重围。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瑞金举行。站立者为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后，王盛荣曾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中南工业部副部长等职。后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1979年10月24日，中共湖北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分别发出文件，撤销了当年处分王盛荣的决定，恢复其原来的级别和待遇。2006年9月1日，王盛荣在武昌病逝，终年99岁。

在巴西是怎样脱险的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亦称“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四川省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党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当时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倚仗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提出向川康发展的意见。为了解决这个重大问题，6月下旬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通过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确定》。中央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7月，中央在芦花镇开会，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为红一、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8月8日，沙窝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的第5军(由红5军团改称)、第32军(由红9军团改称)和红四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组成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北上;将红一方面军的第1军(由红1军团改称)、第3军(由红3军团改称)和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30军组成右路军，由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同时并进北上。9月8日、9日，张国焘公开反对党中央北上的方针，连续两次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当时，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在作报告。叶剑英在看到电报后，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感到事关重大，借故离开会场，带着电报跑向党中央驻地，把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电报，感到情况紧急，立即用铅笔把电报抄下，并告诉叶剑英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叶剑英迅速跑回原地，若无其事地走进会场。

叶剑英走后，毛泽东立即与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等紧急磋商，大家一致认为，张国焘既然已经背着中央，下达命令要右路军南下，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部队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1、3军迅速离开巴西(今四川若尔盖县巴西镇)单独北上。9月10日凌晨两点，叶剑英率军委纵队借机从潘洲赶到阿西(今四川若尔盖县阿西镇)，与毛泽东等率领的右路军会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没忘记叶剑英关键时刻送电报之事。有一次，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对人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在延安是怎样脱险的

1941年9月的一天，陕西省绥德地区一位国民党副专员从西安返回途中到延安后提出了一个要求：即希望与毛泽东会面。有关方面把这位副专员的要求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不但同意与其会面，而且还要请其吃饭。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右一)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延安，踏上了历时一年的转战陕北的征途。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早饭后，延安交际处处长派人到大边沟青年食堂订餐。上午11时许，毛泽东带着陈伯达和政研室的两位书记员，由叶子龙(毛泽东的秘书)和蒋泽民(保卫参谋)跟随，乘车去接见那位副专员，然后一起去大边沟青年食堂吃饭。快要走到青年食堂的时候，蒋泽民从车窗里看到食堂东厅前的场地上聚集着一大群人，五六名警卫战士在那里站岗值勤，维持秩序。蒋泽民仔细一看这一大群人都是当地人，而且多是年轻人，没有发现值得怀疑的人，于是就下车走到毛泽东乘坐的车旁拉开车门请毛泽东下车。毛泽东先下了车，紧跟着，那位副专员和陈伯达、叶子龙等也都下了车。蒋泽民紧走两步，站在一个台阶上，冷静地观察着热情的人群，突然发现站在人群后面的一个青年人，倒背着双手，正在往前挤。别人都在鼓掌，或是举起双手欢呼，可这个青年人为何倒背着手呢?蒋泽民立刻警惕起来，向旁边横跨一步，换个角度向这个青年人身后望去，只见此人的手里拎着一根一米多长的木棒。再仔细一看，蒋泽民发现此人不像是普通的青年农民：面孔白白净净的，衣服平平展展的，尤其是那双眼睛贼溜溜的。因此蒋泽民快步冲到毛泽东的身边，侧身随毛泽东走动，而两眼却在监视那个青年人的一举一动。

就在毛泽东向食堂走去，马上就要跨进门口的一刹那，那个青年人一个箭步蹿到门前，猛地抡起手中的木棒，向毛泽东的后脑袋狠狠砸去。而此时毛泽东丝毫没有察觉到，仍然向前走着。

就在这命悬一线时，蒋泽民猛地抬起右臂，一下挡住砸向毛泽东后脑袋的木棒，只听“砰”的一声，木棒重重地砸到蒋泽民的右臂上。蒋泽民的右臂顿时失去了知觉。就在这时，警卫班的冯永贵带领两个战士飞快赶到，制服了刺客。

经过反复查证，此刺客是潜入延安的国民党特工，只不过是个外围人员，尚未配备枪支，主要任务是刺杀中共中央领导人。这个特工邀功心切，就手拿木棒行刺。此后，蒋泽民被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担任周恩来的副官。毛泽东抵达重庆谈判后，蒋泽民改任毛泽东的副官。

新中国成立后，蒋泽民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车船部副部长等职。2012年6月17日，蒋泽民在沈阳病逝，终年99岁。

在墩儿梁是怎样脱险的

1947年初，胡宗南受蒋介石派遣，率数十万大军气势汹汹地向延安发起重点进攻。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找歼敌良机，党中央决定将中共机关撤出延安。为了保密，中央军委化名“昆仑纵队”。当时毛泽东曾说：“我们不可能固守一城一池，今天放弃延安，就意味着将来解放南京、上海，解放全中国。在胡宗南的强大攻势下，现在守延安则失延安，暂时离开延安则得延安。”同年3月18日下午，当毛泽东率部撤离延安时，为了保密，毛泽东用“离开才能得胜利”的意思，取“离得胜”的谐音“李德胜”为代号。6月初，国民党在美军代号“X1”侦察机的协助下，确定了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王家湾的概略位置，并决定由胡宗南率大军偷袭。因一个多月前，潜伏在胡宗南身边、担任胡宗南秘书的我党地下工作者熊向晖被派往美国学习，致使中央对胡宗南的行动一无所知。6月8日，胡宗南的属下、国民党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领四个半旅北进，先头部队到了距离王家湾不足十里的寺湾村时才被我军发现。而此时，跟随毛泽东的作战部队只有四个警卫连，二百多人。在这样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只能带着部队从王家湾转移。6月10日清晨，毛泽东等从山口子进去，到了小河村。刚想歇歇脚，侦察员就来报告，刘戡的部队已窜到了王家湾，离小河村只隔十来里路。毛泽东决定继续向西转移。

刘戡的部队漫山遍野地搜索，虽配有美制仪器，能测出附近电台发出的电波，但是，中央机关的电台早已关闭，致使敌人只能到处瞎摸。6月10日午夜，队伍来到一个名叫墩儿梁的山梁下。本来毛泽东等的行军路线是要越过墩儿梁往西走，没想到敌人的先头部队正好顺着大墩山口往东边开来，于是两支队伍就在山梁上险些迎面遭遇。走在前面最先发现敌情的侦察员十分机警，连忙趴下来没有惊动敌人。敌人的先头部队过去后，敌人的大部队就开过来了，队伍里晃动着乱糟糟的手电光，还有人打着火把，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还没有过完。隐蔽在沟底的毛泽东等人，能听见敌人长官训骂的声音，还有武器碰撞的声音和骡马发出的嘶鸣。此时，若有人不慎弄出什么响动或一牲口受惊嘶叫，一场遭遇战就在所难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距离胡宗南搜查部队仅有一百米的光秃秃的墩儿梁下不但没有一个避风躲雨的地方，就连一块可以坐的石头也找不到，毛泽东等只能披着雨衣站在雨地里。

毛泽东在黄河东岸山西临县附近下船。

由于天黑路滑雨急，敌人始终没有发现墩儿梁下的毛泽东等人，因此就朝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于是毛泽东这才带领部队迅速行动起来，登上山冈，越过墩儿梁，朝着西南方向的天赐湾奔去。

在城南庄是怎样脱险的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率部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东渡黄河于4月13日傍晚安全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亲自带人将毛泽东一行接到司令部，并把自己住的两间房子腾出来请毛泽东住。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聂荣臻指示保卫部门严格加强防范工作，保卫部门很快采取了严密的保卫措施。司令部机关除有关工作人员外，任何人不得随意接近毛泽东的住处。进出毛泽东办公地点的人员都要经过严格审查。就连给毛泽东做饭菜也另辟炉灶，单独进行，人员严格控制，无关人员更不得接近。此外，聂荣臻还规定在毛泽东休息睡觉的时候，除非特殊情况，尽量不要干扰他。毛泽东住下后，十分满意。

1948年5月18日清晨，国民党军飞机突然轰炸城南庄。这时，聂荣臻正在吃早饭，听到了机群的轰鸣声，他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的安全。他不顾个人安危，放下饭碗，飞快地跑到毛泽东住的房间。喜欢夜间工作的毛泽东此时还在睡觉。聂荣臻用很轻又非常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机来轰炸了，请你赶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坐了起来，镇静而又风趣地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说罢，仍坐在床上。这时，聂荣臻当机立断，让跟随的警卫人员赶快取来担架，并同随后赶来的军区参谋长赵尔陆一起把毛泽东扶上担架，一行人不由分说一溜小跑地把毛泽东抬进了防空洞。当毛泽东等人刚进防空洞，敌机扔下的炸弹就爆炸了。一枚落在毛泽东住的院子里，一枚落在房后山坡上。弹片和冲击波不仅把房子的门窗玻璃都震碎了，还把房间里的两个暖水瓶击破了。当天晚上，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聂荣臻请毛泽东转移到离城南庄不远的花山村。

敌机的炸弹为什么投得如此准确?直到山西省的大同市、河北省的保定市解放后，才从敌伪档案中查清敌机轰炸城南庄的来龙去脉。原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在王快镇开设了一个大丰烟厂。烟厂经理孟建德被国民党特务组织收买。以后孟建德又将其同乡、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拉入特务组织。俩人均被任命为上尉谍报员。毛泽东到达城南庄后，聂荣臻指派专人为他做饭，防范十分严密。刘从文虽然无法接近，但这个特务从种种迹象分析一定是大人物到了，于是便送情报让敌人派飞机来轰炸城南庄。在敌特分子电台的指挥下，敌机向毛泽东的住处扔了炸弹。事情真相大白后，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主持召开了公审大会，枪毙了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孟建德、刘从文和另一名特务刘金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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