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如何从容应对变幻不定的时代与世界的？

——献给毛主席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谭伟东

毛主席撒手人寰的时候，他是极度不放心的。他的一生从少年走出韶山冲时的“学不成名誓不还”，到青年时期的“欲动天下，先动天下之心”，尤其是成立新民学会的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些超级的宏图大愿，可谓横空出世，石破天惊，但与此同时，他毕生又充满了忧患意识。从他一生无数的照片、影像中，从每每同众多的老友与新识的交谈中，人们不难发现，尽管他不乏历史感、进化观、幽默感，也就是“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气魄和胸怀，但他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似乎是难得一见的真正高兴。毛主席不是愁眉满目，就是一脸威严，从来都是悲天悯人，对天下苍生和人类走势是忧心重重，牵肠挂肚。

解放战争的势如破竹，特别是三大战役的胜利，令他兴奋不已；开国大典，首都和举国人民的欢庆，让他振奋；而抗美援朝的战胜世界头号帝国主义，近代中国109年间，首次将敌人御于国门之外，着实实现了他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战略部署；紧接着“一化三改”的顺风顺水；更有1957年出席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典时，他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那种挥洒自如的世界领袖的自然魅力，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党大国之超人的地位，让他眉头舒展，怡然自得。

然而，毛泽东骨子里是由忧郁性格主宰着的。他之所以算无遗策，参天地，通神明，在于他毕生求解大本大源，体天道而任读天书，又察民情、通历史、鉴未来。他虽才绝古今，却又慎独虔敬，以其伟大的实践，卓越的历史创构，完全实现了古典中华的大同社会理想，更把古人对“太平世”的想象改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令人叹为观止。其丰功伟绩，永远让后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面对苏联官僚特权阶层掌权，物质刺激奖金挂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对内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对外武装干涉和颠覆他国，大行大国沙文主义的社会帝国主义方略，毛主席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直觉和预感变成了政治、社会与经济的真实历史判断。他对警惕各级出现修正主义，到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全局性、政权性、社会性变质的担忧，成了他晚年远远超出建国伊始，或者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改变中国落后挨打局面并迅速变成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夙愿。

在他看来，一党变修、国变色，再快的经济增长，再成功的工业化、现代化，也会变成新兴官僚资产阶级、特权势力与阶层的囊中之物。更可能是，日益强大和高度繁荣与发达的国民经济，反倒成为新兴剥削阶级与权贵集团用来统治与压榨人民的更加雄厚的资本。为了坚决彻底地打碎这一古今中外的“打天下、坐江山”的封建王朝周期律，他依然重塑毛朱周最高战略战友大三角，率领一切忠实于党心、国心与民心和共产主义信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了一场史无前列的社会主义的自我救赎、自我革命、自我革新的伟大探索，尽管遭遇曲折，尽管明知可能会跌得粉身碎骨，仍义无反顾。

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同黄炎培谈话时说，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民主的方法，即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新中国从政权到国家机构，从所有制到社会群体与组织方式，从政治权利到经济-文化-社会权力，充分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只要共产党人能够保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得到彻底的贯彻，就可以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一切财富源泉充分涌流。中国人民将大体上可能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赶上并超过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洗刷近代中国从神坛上跌落下来的奇耻大辱，扭转中华民族百年来的悲惨命运，不但是站起来了，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重回中国历史上的辉煌与灿烂，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从把工作中心由农村转为城市，以经济建设尤其是城市管理为中心，争取三年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到一化三改和大跃进，更到向技术进军，向科学进军，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到成功研制“两弹一星”，中国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威胁……新中国这一系列的运动和变轨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重大的国际国内环境变动大背景。

在这个历史变轨和社会政治思潮序列剧烈转变中，绝非如同后来某些宵小之徒胡编乱造的那样，出现了什么毛主席“越来越骄傲了，治国理念越来越抽象了”，“日益脱离群众了”，毛主席本人“则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始终驾驭着历史航船，且在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几乎一切领域里都有长足发展，大大缩短了世界差距，特别是在外角领域的伟大胜利：新中国到毛主席离世时同12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除了开国时期建交的23个，50-60年代的17个，其余的70个国家，全部是在60-70年代那10年。毛主席他老人家毕生以“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永远“不脱离群众”，“没有正确的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当其他同伴与同事尚未觉醒的时候，他总是反复劝说加以解读，不通时，则宁愿等待。

毛主席认为，只要把批判武器，解放的权利，国家命运与前途的意识形态主导与争辩的权力，交给群众，交给人民，开展完全的彻底的史无前例的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新闻自由、舆论自由、思想自由，彻底超越西方虚伪的形式，以及金钱主导下的媒体操纵，隐性洗脑的资产阶级舆论与新闻自由，真正从宪法、成文法和社会实践上，从路线到方针，从国家社会体制到组织路线，从政权到意识形态，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在正确的轨道之上前行，并且带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出巨大奇迹。

面对中国未来，世界走势，天下大局，人类命运与前景，毛主席全无志得意满，而是满怀忧虑，万般无奈，在无限的焦虑和孤寂中，离开了人世间。

从外部看，1972年基辛格、黑格等陪同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哪里是尼克松急欲结束把愤怒的巨人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又哪里是对中国有什么特殊好感？而是美国遭遇了欧洲兑换黄金之苦，美元霸权和美式全球化基石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着崩盘，以及中国援越抗美节节胜利，美国承受不了士兵死亡之痛，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达到了沸点，美国面临着其统治合法性之历史性的大危机，这才不得不选择与中国合作，选择打中国牌，以其能够保全颜面地从越南战争泥潭中抽身，以期能拖住欧盟经济复兴对其黄金金本位的动摇，以便苏联由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转向针对中国，同美国缓和。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客观上开了美国总统历史之先河，对一个未建交的国家进行了长达七天的国事访问，可谓石破天惊，为打开中美大门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其主观的意图，却是一箭双雕，一举多得，长线布局，而其重中之重是联中抗苏，甚至把苏联的祸水引向中国。

苏联在我国东北边境陈兵百万，苏联核武和常规武器同美国不相上下，大有灭亡中国之心之势，但这些都是表象。勃列日涅夫虽然气焰嚣张，霸权政治、大国沙文主义和国事国运都处于巅峰，但骨子里却是一个爱慕虚荣，胆小如鼠，鼠目寸光，谋小利贪小便宜而误大局的政客与官僚，是一介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爱慕虚荣的斗宵之徒。

而当时的中国，已经拥有了两弹一星一艇，不但是核大国，高科技高国防大国，从现代国防，正规军，尖端武器和整体战国家与社会布局来看，中国不但大小三线布局基本完成，全民皆兵，气势如虹，而且包括人造地球卫星、气象卫星和常规武器的国防现代化，和一般意义上的完全能够抵御外侵之敌，保家卫国的军事化，彻底改变近代中国有海无防，有空无防，任人欺辱，任人宰割，和各扫自己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一盘散沙之被动挨打局面。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和努力的新中国的大国得以立足的根本性的几大化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已经完成了完整的国民经济部门和产业界领域（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成为全世界拥有部门与产业或者说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生产能力的最好的国家；以水力为命脉和化肥等为前提的农业现代化，和以平土治水为本的农业基础建设已经基本完成，人均粮食处于温饱以上的水平，以人口结构、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为标志的大国根本红利，中国是世界上经济资源储备和经济潜力最强大的国家；特别是现代国家科研院所单位和高等学校在逐步实现以现代工业科学化与革命化为前提的教育革命。

西方讲人是理性动物，人是社会动物，人是政治动物。西方文明的一切道德建构，理性追踪，社会与政治关注，归根结蒂最后还是权力（利）本位，财富本位，终结于以财产和产权为核心的经济平衡预算。因此理性经济人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将会最终使其资本主义的文明完全进入市场盈亏核算的理性经济动物归宿。因此，他们的政治上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社团主义，他们的军事主义、冒险主义，他们的科学至上、理性至上，统统最终还是会还原到经济主义、经济决定论，特别是个人主义的理性经济人之上。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性的理性规划和发展，其合作与协调成本无穷之大，绝对是不划算的。因此，西方文明的进化，美其名曰说的自由，或神正论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在推动，实际只能是私利——恶的自由来加以驱动。

而毛泽东从三湾改编，井冈山根据地建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伊始，就在十月革命道路，巴黎公社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中国伟大的古典大同之世和一切优良传统基础之上，经过一系列的近现代社会理性与创造，形成了一种聚沙成绳，撒豆成兵，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科学体系，社会文化和历史文明大逻辑。

对于这样一出世界大戏，世界大棋，世界大势，毛泽东可谓了然于胸，他更是看得明明白白。对此，他或许也大失所望，但他依然会不断唤起他一手创建的党、军队的那种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美好初心。然而最让其难以名状，是不得不面对生死与命运的安排，烈士暮年、美人迟暮、英雄老去的“时来天地同借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无能为力。

北大教师芦荻的两部专著，陈晋、徐中远关于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的著作，胡长明的《毛泽东评点历史人物》，以及逄先知、金冲及等主编的《毛泽东年谱》披露了大量的事实，毛主席看电影《南征北战》，看解放上海战士们一排排倒下，他忍不住放声大哭，他自白内障眼睛手术成功后，看陈亮词失声痛哭。老人家那般老泪纵横，让医生唐由之不禁怆然。

用西方人的审美和操守评断，毛主席是一位战士，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人生最后的一天，他在反复被抢救，起死回生的生命最后时段里，在他因肺心病严重缺氧，脸经常被憋得青紫，喘不上气来的情况下，依旧断断续续读书11次，两个多小时之久。他以自己无上的人格，伟大的精神，冲天的干劲，豪迈的誓言，精益求精的承载一切他所涉足、关爱的领域，在天地之间，树立起高耸入云般且不朽的丰碑，留下了一部精妙绝伦，让人永远读不完的大书，完成了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学问家、思想家、教育家、理论家、企业家、书法家难以企及的辉煌伟业。这是他对“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人生格言的忠实贯彻，诠释了中华文明之伟大的三立：在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

庄子提出的命题乃为：人生有涯而知无涯，如此以有涯人生对无涯知识这岂不是无解的。从哲学上说是从个体生命有限同人类、自然、历史之无穷的矛盾中提出相对真理、绝对真理问题。而宗教人与宗教之谜根本之一同样是人生之有限，命定之有界，如何确定和达于永恒与无穷。文学的第二生命开辟，艺术和一切领域追求完美、经典与永恒，同样是面对这一问题的人类分付与应对。

吾生之有涯，但极为幸运的是有幸生于毛泽东时代这一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时代，是我们能摆脱古代中国的历史哲学悖论的张三世之所在之世、所闻之世和所传闻之世制式的异辞，而能真实地走进毛泽东，不但在少年时代能从社会调查的各个角度直接感受而让我走进毛泽东，而在他离世后，凭借世界天翻地覆，正反两个方面的一切历史经验与教训，更加理性、客观、全面，从而深入完整系统的感受他的一切，走进他的历史与现实。

我生有涯，有限，但绝对有幸，让我在人生的前后两个三十年，在中国故乡和美国第二故乡，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共和国，一个头号帝国主义强国和世界霸主，系统全面地认知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得到了永恒的审美观照和科学认知，完成了灵魂洗礼和生命升华。

（作者系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兼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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