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用新思想改造客观世界

——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

胡为雄

摘要：毛泽东不仅勤奋好学，精于写作，还带动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延安工作的领导干部一起学习，组织起学习小组。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大力提倡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延安乃至全中国的传播；他积极提倡、支持成立新哲学会，指导或参与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他号召全党进行学习竞赛，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并以中央党校为重点发起全党整风运动，以端正党风与学风。可以说，毛泽东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学术研究活动的核心人物。他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要联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丝毫没有轻视理论，而是首先要求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诸多重大问题，以争取革命胜利。

革命领袖毛泽东是与书为伴的人，读书是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在领导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后，毛泽东又一次开始发愤读书。从1935年11月起，毛泽东在保安即开始钻研哲学。后来到延安，建立了一个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尤其是哲学学说，更是刻苦学习。他先后在延安的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地住过，窑洞里的摆设就是简陋的书桌、书架、书箱等，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书。当时，毛泽东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阅读苏联和中国学者撰写的哲学著作，如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米丁主编、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以及张如心所著《哲学概论》，费尔巴哈等著、柳若冰译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布哈林著、刘伯英译的《历史唯物论》，李石岑、郭大力合译的《朗格唯物论史》，故托里雅诺夫著、任白戈译的《机械论批判》，严群著《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等。①198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录的毛泽东对10本书的批注，其中就有8本是在延安时期做的。毛泽东读过的书页上留下了许多阅读符号，在许多书页的天头、地脚、页边、中缝或字旁行间写满了批注。

到延安不久，毛泽东就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课。由于博览群书，毛泽东在认真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基础上，很快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后来作为哲学教材多次翻印出版。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讲了许多课，做了大量政治报告，更为指导中国革命朝正确方向发展的进程撰写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在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版）156篇文献中，毛泽东在陕北写作的共有112篇，约占总数的72%。

毛泽东不仅勤奋好学，精于写作，还带动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延安工作的领导干部一起学习，组织学习小组。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大力提倡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延安乃至全中国的传播；他积极提倡、支持成立新哲学会，指导或参与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他号召全党进行学习竞赛，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并以中央党校为重点发起全党整风运动，以端正党风与学风。可以说，毛泽东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学术研究活动的核心人物。假使没有毛泽东，便没有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即使有也会大为逊色。确实，毛泽东在整个延安时期的学习与学术活动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研究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学术活动，离开毛泽东就说不清楚，也缺少丰富性。对此，本文就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做一简略回顾与检视。

一、组织学习小组带动身边干部研究哲学与军事

1937年底，毛泽东在凤凰山麓的办公室里发起沙龙式哲学学术活动，至1938年初已初步形成固定的活动时间。据身边工作人员郭化若回忆，1938年初毛泽东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召集哲学座谈会，每星期三夜晚一次。开始时只有七八个人，围在一支蜡烛前漫谈马列主义新哲学，事先一个中心发言人写好发言提纲，首先发言，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开始参加座谈的都是毛主席秘书处的秘书或干事，谈的是辩证唯物论的一般知识和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的通俗讲话。毛主席亲自主持座谈”。（杨超、温济泽也在回忆文章中说毛泽东组织过学哲学小组）随着哲学小组研究活动的开展，不少理论工作者和高级干部被吸引并前往参加，“随后参加座谈的人数加多了，有些高级干部和理论家也自愿报名前来参加，座谈的内容也有所发展”。②

哲学活动内容有所发展，是毛泽东把它与军事研究结合起来。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致信艾思奇时说，目前已开始研究军事问题，但暂时还不可能写文章，他嘱咐艾思奇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可以来谈理论问题。肖劲光在回忆中则提到毛泽东组织的军事理论座谈会：“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在酝酿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著名的军事著作时，曾把我和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等同志找去，和我们交谈这一军事理论问题。”③

毛泽东记录阅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的《读书日记》（1938年3月18日至4月1日）表明，军事学是他此时研究的一个重点。莫文骅回忆，他参加过毛泽东先后组织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他说：“1938年2月，毛主席组织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参加的人有滕代远、罗瑞卿、叶子龙、肖劲光和我等人，学习地点就在毛主席的住处，每周学习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开始至深夜11点钟。”④大约经过三个月，《战争论》这本书基本读完了。

毛泽东研究哲学时结合研究军事学，当时是着眼各种现实条件，探讨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及指导规律。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果。不久，毛泽东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两部富有哲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军事名著。如江华指出的，《论持久战》“不仅是军事著作，也是一部不朽的哲学著作，包含着极其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1](p.217)毛泽东研读《战争论》吸取的重要观点之一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他对之加以发挥，指出战争是特殊的政治手段，战争是流血的政治。通过读书与研讨，毛泽东加深了对战争的本质、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争发展的规律等问题的认识。毛泽东的这些研究成果，都在一些学校做过报告，或发表在延安的报刊上，并被印成书供人阅读。

毛泽东自己认真读书、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提高自己的学养，首创哲学小组集体讨论学习的形式，这是一种为人师表的行为。

二、大力提倡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以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苦于读书时缺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在毛泽东的推动下，1938年5月5日马克思列宁学院（以下简称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张闻天任院长并兼学院同时设立的经典著作编译部主任，调配懂外语的人才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经典著作。往后几年，由编译部编译、解放社出版了两大丛书和两大选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其中，“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共出了10部，《列宁选集》计划出20卷，最后出了16卷，《斯大林选集》出了第1—5卷。此外，还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文选》两卷集。

“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的10部著作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吴黎平重译，1938年6月出版），《共产党宣言》（成仿吾、徐冰根据德文原文译校，1938年8月出版），《法兰西内战》（刘云即张闻天与吴黎平译，1938年11月出版），《政治经济学论丛》（王学文、何锡麟、王石巍译，1939年3月出版），《马恩通信选集》（柯柏年译，1939年6月出版），《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王右铭、柯柏年译，1939年4月），《〈资本论〉提纲》（何锡麟、王学文译校，1939年11月出版），《哥达纲领批判》（何思敏、徐冰翻译，1939年12月出版），《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吴黎平、柯柏年译，1940年8月出版），《法兰西阶级斗争》（柯柏年译，1942年7月出版）等。[2](p.303)

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了“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与军队》《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新德意志帝国建设之际的暴力与经济》（即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1870—1871普法战争》等多种马克思主义著作。⑤

马列学院编译部编译的《列宁选集》含有列宁大部分重要著作，目的同样是供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及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出版与发行，在延安根据地及各敌后根据地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知识界中间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为广大党员和革命战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极大方便。

1941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后，根据该报告精神，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克思列宁研究院，同年9月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在对中央研究院进行机构调整时，撤销了编译部。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基本停止。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提出要成立一个大的编译部门主持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致凯丰的信中说：“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部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3](p.202)毛泽东的意图很明显，他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要联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丝毫没有轻视理论，而是首先要求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诸多重大问题，以争取革命胜利。

三、提倡成立新哲学会以促进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推动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同时，毛泽东又提倡成立新哲学会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与研究。1938年6月，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张琴抚、张如心、吴理屏（即吴黎平）、高士其、周扬、刘芝明（中央党校教员）、柯柏年、王学文（从中央党校调马列学院）、杨松、焦敏之、成仿吾（从中央党校调陕北公学）、王思华、徐懋庸、郭化若等人联名公布的《新哲学会缘起》，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53期（1938年9月30日）刊登。《新哲学会缘起》称：“实践需要理论，理论必须结合于实践”“抗战的一年以来，我们已经看见在紧张的实践的暴风雨中间有人提供了一些理论的收获，他们综合了抗战的经验，建立了许多可宝贵的新原则。这些工作不但在政治、军事等等方面有着指导的意义，而且在思想上、哲学上也有着新的贡献；不但是在目前供给着应急的实际应用，而且在学术的理论发展上，也将有着极大的推动的作用”“新哲学会的发起，就是想把目前做得不很够的理论工作推进一步。我们反对脱离实践的人贫乏空洞的‘纯理论’的研究，但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更专门更深化的研究。”新哲学会“向全国的理论研究者们做一个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抗战建国的任务，为着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用集体的力量来尽自己的责任。我们需要团结的不仅仅是研究哲学的人，也需要一切在实际活动中的人们以及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家、考古家等，来共同合作。”⑥

两年后，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召开。《新中华报》（1940年6月21日）报道了年会的情况：参加年会的人有毛泽东、洛甫（即张闻天）、朱德、矛盾、艾思奇、张仲实、何思敬、周扬、杨松、肖向荣、郭化若、冯文彬、和培元、范文澜等五十余人。除领导人外，参会者主要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延安的有名学者，他们在各学校的教学、各单位的理论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年会由何思敬主持并致开幕词。何思敬首先肯定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洛甫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及今后任务》等著作都是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纲领性文献。艾思奇报告了会务工作，指出新哲学会成立“两年来，延安各级干部的理论修养是提高了”“新哲学会成立后，即在许多学校或机关里组织了许多哲学研究小组，经常的进行各种报告和讨论”“一般的同志都能有意识的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个人研究方面也有一定成绩，不时有论文发表。延安以外地区的一些学术研究团体，也与新哲学会取得了联系，交换书报。艾思奇提出，新哲学会要“帮助各地研究新哲学的团体，注意专门问题的研究，研究工作与实际的政治任务很好的配合起来”。⑦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肯定新哲学会的工作成绩，强调“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大家才能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⑧

张闻天对新哲学会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第一，要与反辩证唯物论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没有这种斗争，新哲学的发展就不可能；第二，新哲学会应更多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以克服革命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缺陷；第三，使新哲学的研究与实际斗争更密切联系起来，使新哲学的研究，成为生动的、实际的、有兴趣的工作，而不是死板的条文的公式的背诵；第四，新哲学会今后应推动各地研究新哲学的活动，供给他们研究的材料，通俗化的读本，以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⑨

朱德因对新哲学抱有很大兴趣，也参加了年会。他在讲话中提出：“希望延安的哲学家多到前线去，帮助和推动研究新哲学。更希望延安的同志，多作些简短通俗的哲学小丛书，供给前方的需要。”⑩

新哲学会年会的论文主要有艾思奇的《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陈唯实的《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何思敬的《黑格尔的逻辑》、郭化若的《军事辩证法》、和培元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周扬的《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等。

新哲学会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另一贡献是，为适应干部学习、研究需要，经过两年多艰苦努力，解决了延安各学校缺少哲学教材的困难，学会还积极组织学者编著、翻译、校正、重版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著作。作品主要有艾思奇编著的《哲学讲座》、艾思奇和吴黎平编著的《唯物史观》（又称《科学历史观教程》）、博古（秦邦宪）编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问题》、艾思奇主编的《哲学选辑》等。译著有艾思奇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九封通信》、柯柏年的《列宁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意义》、博古（秦邦宪）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

新哲学会成员还撰写了大量学术论文，发表在延安的《新中华报》《中国文化》《解放》《解放日报》《群众》《中国青年》《共产党人》等报刊以及重庆的《新华日报》上。不少文章配合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着重于论述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规律、调查研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批评党内存在的各种主观主义。还有一些文章阐述了共产主义社会及其道德，加强思想意识的修养，批判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另外，也有文章是研究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的。有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主要是吸收历史上哲学家的进步思想，揭露投降卖国的谬论，以唤起全民族抗战建国的思想觉悟。

为帮助干部和知识青年学好新哲学、避免走弯路，新哲学会组织撰写文章介绍学习研究新哲学的方法，如艾思奇的《怎样研究辩证唯物论》、徐特立的《怎样学习哲学》、刘亚生的《研究新哲学的方法问题——贡献给初学新哲学者的一点意见》等。

新哲学会的成立与活动，与哲学小组的学习活动相辅相成，促进了延安地区各个小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除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机关如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有哲学小组外，延安许多机关、学校亦成立了许多哲学小组，以举办新哲学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的形式展开学习研究活动。1940年6月，中央宣传教育部召开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会上宣布模范小组名单，洛甫小组、陈云小组等八个小组被评为甲类模范小组，另外评出乙类模范小组二十一个、丙类模范小组十个。⑪

洛甫小组即张闻天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时主持的学习小组。肖劲光回忆，1939年3月他参加洛甫小组，“小组里还有毛主席、朱德、李维汉、徐特立、莫文骅、柯柏年等同志。我们这个组专门学哲学，由艾思奇担任指导……学习方式是由艾思奇写提纲，指定参考书，平日自学，星期六上午开一次讨论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主持的学习小组成立于1938年冬，也是将哲学作为学习重点，坚持学习到1942年。⑫

1941年4月开始，延安又兴起研究会的学习方式，即各单位在职干部混合成立哲学研究会，每个研究会设指导员一人（由中央宣传部教育科负责聘请），负责指导研究工作，并设秘书一人专管研究会的各种组织工作及检查工作。每个研究会下面以各机关为单位成立研究小组，每个小组设组长一人。各研究会的学习研究的教材是艾思奇的“哲学讲座”，研究内容按发下的研究大纲进行。这种有组织并形成网络状的学习形式，涵盖面很广。延安的学习热潮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影响，有些地方的学术研究团体还和新哲学会建立联系，交换研究资料和成果。

四、号召全党进行学习竞赛，提倡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并发起全党整风运动

毛泽东大力提倡办学、译书，提倡成立新哲学会，皆在活跃延安的学术气氛，使之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中心，同时让各学校的教员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这些学术活动是延安的集体活动，不限于某一学校和单位，因为当时延安各学校专家、学者很少，没有足够能力以校为单位展开学术活动。在有限条件下，这些学术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也有利于提高各学校哲学教员的理论水平。当时，延安各学校的哲学教员紧缺，人才只能跨单位调剂，集中使用，即延安的学者、专家，各校公用，各学校都可以聘请哲学教员来讲哲学课。这些教员一人多用，兼职为主。毛泽东、艾思奇不仅都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讲过课，而且都在中央党校讲过课。

毛泽东提倡的读书、研学、翻译等工作，也是为了解决延安的专家、学者紧缺的困难。受制于当时延安文化教育落后、投奔延安的学者很少的现状，毛泽东号召领导干部带头自学，提高理论水平。同时，延安各学校都是在自力更生的条件下办起来的，各学校教员知识结构都有需要自我提高与改善的问题。但培养教员、提高教员水平也只能依靠自学，教员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自己先学习好，才能胜任教育工作。毛泽东对当时一些学校教员的素质是不满意的。1939年5月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时，毛泽东曾提出这样的批评：“现在看到我们的有些教员，他手里的一本政治常识，还是中央苏区时代出版的，他对这本书上的东西相当熟，因为大概他已教过七八十遍了，但是其他东西就不知道了”，“他不知道结合新的形势把书上的东西加以进一步的发挥”。[4](p.178)

作为革命领袖的教育家，毛泽东还有更宽广的视野、更庞大的计划：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提高全党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这体现了一种新的学术思路和办学方式。

就在提倡组织译书、成立新哲学会后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系统全面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5](p.533)

毛泽东发出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学习竞赛的号召后，党中央于1939年2月17日成立以张闻天为部长的中央干部教育部，统一领导全党干部教育和学习运动。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时指出：“现在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讲到大学，我们这里有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等等，这都是很好的。在外边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等，在外国有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等，他们都是学习五年、六年便要毕业，叫做有期大学。而我们这个大学，可算是天下第一，叫做无期大学，……我们这样的大学，是延安独创”“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4](pp.182、183、185)在毛泽东看来，个人终身学习、组织小组读书、办专门的大学联在一起，就把全党变成了一个大学校。理解毛泽东这种教育思想，就不难理解延安各学校的哲学教学与研究，与全党整个学习体制有紧密联系。

毛泽东不仅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从1943年起还身兼中央党校校长，时间长达五年。毛泽东一生办过各类学校并担任过校长，是一位极为出色的教师，有着丰富的办学经验。他之所以身兼中央党校校长，是想首先把中央党校办好。作为大教育家，毛泽东明白一所学校首先要有很好的校长，教员的理论素质也应很高。1936年，毛泽东在红军大学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说：“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6](p.9)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亦这样说：“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6](p.186)同样，办好中央党校，让它有能力培养大量精通马克思主义并善于把它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干部，有很好的校长和教员，有优良的学风是前提。

为推进全党深入展开学习，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1940年1月2日中央书记处下发《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依据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设立初级课程、中级课程、高级课程、时事政治课程、军队中应有军事学习课。高级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上列课程，可作为初级党校、中级党校、高级党校的一般标准。”“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经常注意检查党校和干部训练班的工作，提高其质量；干部轮流征调入学。其因环境关系不能办党校者，必须征调干部送中央、中央局或区党委所办学校学习。”⑬从该指示可见，作为高级党校，中央党校负责高级领导干部的教学，且有轮流征调干部入学的责任。

中央党校负责高级课程的教学，让高级干部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就有提高的问题。这种提高包括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针的改变、教学内容与形式的改革。中央党校同样存在党风、学风、文风问题，毛泽东曾三次改组党校。在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后，他率先在中央党校发起整风运动，推动党校的教员、学员，党的全体高中级干部端正党风、学风、文风，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党八股。此前，毛泽东为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推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展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斗争，整顿与端正党的思想作风，亲自组织、精心编辑《整风文献》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供党校学员及全体党的高中级干部学习整风之用。毛泽东推动的整风学习过程本身就是研究式学习过程，这为全党真正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发挥了极大作用，为中国共产党带领革命军队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建立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缅怀毛泽东)(下册X第2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中共中央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毛泽东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注释：

①参见牛兴华等：《毛泽东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②参见郭化若：《学习与回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③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8页；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10页。

④参见莫文骅：《莫文骅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

⑤参见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8页。

⑥参见艾思奇等：《新哲学会缘起》，《解放》1938年第53期。

⑦参见江湘：《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新中华报》1940年6月28日。

⑧参见江湘：《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新中华报》1940年6月28日。

⑨参见江湘：《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新中华报》1940年6月28日。

⑩参见江湘：《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新中华报》1940年6月28日。

⑪参见《新中华报》1940年6月11日。

⑫参见《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12页；《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70页。

⑬参见《共产党人》1940年4月25日。

（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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