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心历史，熟读历史，有很广泛的历史知识，特别重视借助历史经验指导现实斗争，善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历史人物，常常发表独到的看法，经常通过书中的故事来讲述重要道理，以此启发干部、教育干部。毛泽东读史，常常带着浓厚的情感，关注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国家的统一，关注中国历史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发展。正是基于国家民族立场，毛泽东一向主张为历史上担受骂名的商纣王、秦始皇和曹操等人“翻案”，甚至还为被世人骂为“好色之徒”的登徒子翻过案。

为纣王翻案：商纣王能文能武，“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后头那些坏话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

《封神演义》一书中记述了一个“反面人物”——纣王。在第九十五回中，姜子牙历数了纣王的十大罪状。后人对纣王的评价，也大多认为纣王是个暴君，是个“万恶无道”的人。但毛泽东却认为，对纣王要客观分析。为此，他亲自为纣王翻案。

为商纣王“翻案”，自古就有，两千多年来一直都有争论。《论语》中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纣的不善，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么过分呀！子贡认为是后世把天下的恶名都归到他身上了。孟子在《公孙丑》篇说：纣王执政时，因为距离贤君武丁的年代并不久远，当时的良好民俗、先民遗风、仁慈的政治传统等，都还保留了不少。在《尽心》篇他又说：如果完全相信《尚书》，不如没有《尚书》。儒家一直推崇周武王，可见并不全信那段历史。

宋代就有史学家认为对商纣王罪过的描述，不过是对夏桀王的翻版。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也持此观点。史学家顾颉刚则撰文认为，纣王的罪状是历代累积起来的，源于周人为宣传目的而进行的人身攻击，多为不实之词。他还考据过，妲己形象源于西汉末年的《列女传》。

当代给商纣王“翻案”有两位最著名的人物，是郭沫若和毛泽东。郭沫若据说研究甲骨文卜辞得出的结论，他称：“商纣王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是不可淹没的。”

毛泽东则说过：“商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和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他还说：“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给纣王翻案的就是讲这个道理。”

毛泽东认为纣王统治时期的商朝是当时最富强、文化程度最高的奴隶制国家，但他宠爱妲己、剖心比干，由此得了“大暴君”的恶名。实际上，纣王能文能武，曾亲率大军东征夷人，保卫了商朝在东南方的安全，并逐步使中原文化发展到东南，为历史演进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有一次与林彪谈话时，特意引用了《论语·卷十九》中子贡的一句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即纣的不好之处，并不像人们所说的这么厉害。

1958年10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话指出：“把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他说，史书上把纣王描写得如一个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恶人，太过分了。连孟子也为他打抱不平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桀纣之恶未有为此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均归焉”。纣王宠爱妲己、剖开比干心，这两件坏事，使他得到了一个大暴君的恶名，于是天下之恶就都归结到纣王头上了，好像他什么善事都没有做。其实纣王这个人聪明能辩，尚武能文。他打起仗来是很有英雄气概的。

商朝晚期，江淮之间的夷人强盛起来，威胁商朝，纣王的父辈曾经几次对东夷用兵，获得了胜利，但没有击退东夷向商朝的扩张和冒犯。纣王当政后亲率大军东征夷人，打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仗，俘虏了“亿兆夷人”，由此击退了东夷的扩张，保卫了商朝在东南方的安全。而且纣王对东南的经略，使中原文化渐渐发展到了东南，这对我国历史是有贡献的。

毛泽东说，“商”这个词就是做生意的意思，它标志着商朝已开始有了商品贸易，到纣王时已成为当时最富强的、文化程度最高的奴隶制国家。

1959年2月25日在济南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毛泽东又说，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

毛泽东认为，纣王的失败，自然有他的教训。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吸纳商人文化，促进周朝社会的发展，积极准备推翻商朝的统治，但纣王对此却完全丧失了警觉性。他根本不听商朝大贵族微子、箕子等人的不断进谏，结果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

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大的方面、看主要点，看他在历史进程中的实际行为，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毛泽东并不否认纣王存在重大错误甚至罪过，他评论纣王的中心意思是讲：对纣王要一分为二；纣王本人，也是一个聪明能辩、尚武能文的人，是个有本事的人，他做的不少事，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对于纣王的失败，毛泽东也做了精辟的分析：主要原因是纣王没有意识到内部反对力量强大的颠覆性，在战事紧急的情况下，纣王把东夷战俘武装起来开向前线。结果，俘虏纷纷起义，掉转矛头，使纣王彻底失败。

为秦始皇翻案：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原来各国的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变分封制为郡县制。这些事关中华民族兴盛的大事，能说不是好事吗？

作为关心历史、熟悉历史，特别重视借助历史经验指导现实斗争的政治家，毛泽东在诸多言辞文字中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而秦始皇，是毛泽东曾经予以多次品评的人物。秦始皇最受诟病的有两点，一是焚书坑儒，一是专制独裁。对这两点，毛泽东认为“当然是坏事”，但他主张作些分析。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把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但也不是什么书都焚，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秦始皇有独裁的一面，也有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一面，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高度集中统一是统一中国取得成功的积极因素。秦始皇看准全局情况后，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有很大的决心和气魄，敢于力排众议，不听那一套动摇军心的话。

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倾向有所不同。

早期，毛泽东认为，“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某些场合下，毛泽东对批评秦始皇专制、独裁的意见，却明确表示不赞同，并且主张要为秦始皇“恢复名誉”。在将秦始皇和孔夫子进行比较时，毛泽东认为秦始皇要“伟大得多”。

他在1953年7月7日致符定一的信中写道，“秦皇汉武之业”是“古代封建帝王的事业”。秦始皇的历史功业，首先在于结束了战乱纷争的历史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而秦王朝的政治体制，实际上规定了两千年来中国政治的基本格局。

毛泽东1958年11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多次讲：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原来各国的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变分封制为郡县制。这些事关中华民族兴盛的大事，能说不是好事吗？秦始皇还在陕西关中开凿了有名的郑国渠，长三百余里，可灌溉农田四万余顷，直接于生产有益，于人民有益。秦国也因此富强起来，能说这不是好事吗？

1964年6月24日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

同年8月30日在一次谈话中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毛泽东又说道：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对秦始皇发表了具有更为绝对化倾向的肯定和赞扬。较此前所谓“坑儒”“其实也没有坑光”的说法更进了一步，认为对于秦始皇“焚坑事业”的历史意义应当重新讨论。

1973年7月4日，在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不能大骂秦始皇。他还怒怼了历史上曾经讽刺过秦始皇的诗人李白。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其中涉及对秦始皇的评价：“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焚坑事业要商量”，或引作“焚坑事业待商量”，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作“焚坑事业要商量”。毛泽东又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到秦始皇。他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有学者分析说，毛泽东抑秦贬孔的倾向，是在晚年才明显和强烈起来的。从学术上说，毛泽东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儒家是向后看，搞历史倒退，法家是向前看，强调现实发展；孔子都是空话，而秦始皇有无可抹杀的政治实绩。

毛泽东对秦始皇评价的变化，有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多种因素。比如，在与当权的“腐恶”势力进行革命斗争的年代，毛泽东的立场和情感更为贴近所谓“起兵讨始皇”的“农民的反抗运动”，“农民的革命战争”。而在取得政权以后，则对秦始皇在“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的情况下“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的做法可以有较多的理解。古代政论家所谓“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毛泽东很可能是赞同的。

到了1975年，在批儒评法运动中，全面抬高秦始皇成为一时风气。毛泽东则说，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地评论。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泆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其中“要一分为二地评论”的意见，是符合毛泽东曾经长期提倡的历史主义的原则的。

为登徒子翻案：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的东西来反，教育各级干部要善于从全面的角度看问题

提起登徒子，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好色轻薄之徒。它的由来，要追溯到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

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登徒子，复姓登徒，子是对男子的通称。这篇赋叙述的是宋玉反驳登徒子的一段言论。大夫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诋毁宋玉好色，言：“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宋玉闻及，便以上述引文进行反驳，以东家邻女至美而其不动心为例说明自己并不好色；又以登徒子之妻奇丑无比，登徒子却和她生了5个孩子，来说明登徒子的好色之性。这篇《登徒子好色赋》自问世以来，便使登徒子成为好色之徒的代称。

然而，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他为登徒子“翻了案”。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在同周谷城等人谈话时，先是一字不差地背诵了上述引文中的这段文字，后又说：“从本质上看，应当承认登徒子是好人。娶了这样丑的女人，还能和她相亲相爱，和睦共处。照我的看法，登徒子是一个爱情专一、遵守婚姻法的模范丈夫，怎么说他是个‘好色之徒’呢？”毛泽东从当代对待婚姻的态度去评判登徒子，认为他没有嫌弃妻子的丑陋，反而从一而终，是模范丈夫的代表。其为登徒子“翻案”的角度和见解不可谓不新颖。

毛泽东对于登徒子的评论没有仅仅停留于“翻案”，而是继续讨论宋玉在这篇赋中展现出的批驳方式。他认为：“宋玉攻击登徒子的这段话，完全属于颠倒是非的诡辩，是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的手法。”6天后，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让人将《登徒子好色赋》印发与会代表，并在发言中再次谈到这篇赋的内容。毛泽东从“一个指头”与“十个指头”的关系对此进行阐述。他说：我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了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的东西来反。不能使用宋玉攻击登徒子的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宋玉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用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典型，至今不得翻身。

毛泽东为登徒子“翻案”，批驳宋玉在赋中采取的“诡辩论”，实际上是在强调看待事物要采取辩证法，教育各级干部要善于从全面的角度看问题，少犯片面性的错误，不要被“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诡辩论所迷惑。这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坚定信仰者所应拥有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为曹操翻案 ：说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代表正义一方的”，借助历史经验指导现实斗争

在毛泽东评曹操的那个时候，社会上的人们普遍对曹操存有偏见，戏剧里演的曹操是“乱世奸雄”，老百姓也普遍认为曹操是历史上的坏人。

而毛泽东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曹操是大英雄。他写过这样的书法手迹：“天下英雄，惟史君与操耳。”

他手书过曹操的《龟虽寿》，他经常吟咏曹操的诗，在他自己写的诗中，也提到过“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他还多次公开称赞曹操。

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曹操《观沧海》一诗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接见河南安阳县委书记时谈到曹操，他说：“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

同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又谈到曹操，他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1959年2月，毛泽东读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翦伯赞写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后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两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

1975年，毛泽东谈到三国时期的历史时说：“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

作为一个大政治家，毛泽东如此频繁地评价曹操，肯定有其特殊用意。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毛泽东评曹操的重要用意一是在正面强调必须坚决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的同时，借古喻今，反对对立面对共产党所谓“专制”“独裁”的攻击；二是反对封建之“正统”，且他评曹操反“正统”，是与毛泽东强调创建中国社会主义“独特性”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多次评曹操的言论中所包含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认为曹操利用集中在手中的权力，改革恶政、推行法治、提倡节俭、稳定恢复发展了社会，是“代表正义一方的。”翦伯赞在1959年2月发表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中，仅仅局限于对曹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品格的评价。

毛泽东看了翦伯赞的文章后进一步发挥了自己评曹操的观点。他指出：曹操的功绩在于结束汉末豪强混战的局面，为统一铺平了道路。而历史上的曹操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巨大功绩，就是依凭他手中集中的政治、军事力量并且杀伐决绝。对立面不是骂共产党搞“专制”、没有“自由”吗？毛泽东就从评曹操这一特定历史人物的角度告诉人们：无产阶级就是要讲专政。依靠这个专政，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才能稳定和发展社会。对于那些“共产党没有自由”的叫嚣，毛泽东直言反驳道：资产阶级自由与无产阶级自由势不两立，只能由一个灭掉另一个。由此可见，毛泽东评曹操的重要用意之一，是在正面强调必须坚决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的同时，借古喻今，反对对立面对共产党所谓“专制”“独裁”的攻击。

但是，毛泽东评曹操的用意，并非仅此而止。他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毛泽东评曹操所强调的核心内容，是反对封建之“正统”。他评曹操反“正统”，是与他强调创建中国社会主义“独特性”等联系在一起的。他为曹操翻案，就是要翻“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

1954年，中国制定第一部宪法时，毛泽东就特别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中国自己的特点来。此后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提出了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观点。当时他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脱出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

中共八大确立了一系列带有独特性的社会主义原则，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独特的道路，要“独立自主”的讲话。此后，他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以及访问莫斯科时又说过，曹操这个人“不简单”，“很了不起”。到了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尝试通过“三面红旗”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性”时，评曹操的话更多。此时他评曹操，集中批判了封建正统观念，他不仅反复地讲：说曹操是奸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而且强调：我们党不能继承朱熹的正统观念，而应当继承“司马迁的传统。”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是因为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对一千年、两千年的错案，也要翻。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我们党也要为曹操恢复名誉。

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根本的任务，是搞社会主义建设，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不能模仿苏联，要走自己独特的路。中国共产党要走中国独特的道路，恰恰是当时的苏共所不能容忍的。

苏共历来以社会主义“正统”自居，“老子党”和社会主义建设“样板”的观念十分浓厚，他们对中国探索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持否定态度。赫鲁晓夫曾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共表示怀疑和反对意见。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对中共进行的全面指责、全面否定，实质上是他们继承了斯大林时期就存在的“老子党”和社会主义“正统”的观念，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们这样做，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正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之处。

毛泽东当时评曹操，反“正统”，一方面是借此表达他反对苏共以“老子党”、社会主义建设“样板”“正统”自居，压中国共产党的心境，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毛泽东借此启发全党要解放思想，不要迷信苏联，坚定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毛泽东关心历史，熟读历史，有很广泛的历史知识，善于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特别是阶级史观，对中国历史发展运动线索进行整体评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历史人物，发表自己独到的看法，特别重视借助历史经验指导现实斗争，经常通过书中的故事来讲述重要道理，以此启发干部、教育干部。毛泽东读史通常带着浓厚的情感，关注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国家的统一，关注中国历史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发展。他读史、评史、用史的目的，是古为今用，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借鉴治国理政方法。

（本文参考资料：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党史博览》2021年第7期董晓彤《“长剑耿介，倚天之外”——毛泽东与宋玉作品》；4.杨修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5.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6.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及一些网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