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已永载史册。他的思想、理论、诗文、事业、人格和精神犹如一座取之不尽的丰富宝藏，需要我们站在当代的高度，以新的方法、新的视野和新的观点不断地加以发掘、提炼，使其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服务。毛泽东对奴性的批判是一个迄今为止尚未有人涉及的话题，而对奴性的批判又是一个极为尖锐而又敏感的问题。本文力图对毛泽东有关批判奴性的思想作一简要的概述，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也希冀对消除奴性、尤其是党内奴性有所裨益。

一、崇尚个性，痛恶奴性

任何一个人的思想都受到他先辈和时代思潮的影响。毛泽东在学生时代曾崇拜过戊戌维新运动的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梁启超在总结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中国积弱积贫的原因时认为：“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及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医愈此病，只有靠“自由”之药。为此，梁创办《新民丛报》，发表系列文章，鼓吹新民学说，提倡自由、独立、自信、自强，大批国民性中的奴性，强调“勿为古人之奴隶”、“勿为世俗之奴隶”、“勿为境遇之奴隶”、“勿为洋人之奴隶”。1936年，毛泽东在同采访他的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自己的经历时说，他对《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可见对其影响非同一般。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转向崇拜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批判纲常名教，反对迷信，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提倡民主，提倡科学。陈独秀指出，新青年应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新青年要“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为消除奴性，他不遗余力地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独立之学说。他还提出：“贫民教育，当教以劳工之尊严，摆脱一切奴性。”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深受梁启超、陈独秀和时代思潮的影响，崇尚个性、自由和民主，痛恶奴性。他在读《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批写道：“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他反对“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的观点，指出：“此奴隶之心理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在他看来，历史上的豪杰，皆有独立心。因此他注意培养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坚强意志。他要“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立志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与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一样，他认为：“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 ’。（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他又指出：两千多年的中国，以孔子思想为中心，于孔老爹，不敢说出半个“非” 字，郁郁做了两千年偶像的奴隶。整个中国，全然不准有个人自己的思想，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当时开展的解放运动，就是要破除奴隶性，求得独立、自由、民主。他说：“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要破除奴性，就要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批判精神。他说：“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我们住在这繁复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

奴性为失去独立自主人格的奴隶之性，但并非所有奴隶都有奴性，都是奴才。当奴隶觉醒之后便有了反抗意识，并起来反抗，力图砸碎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这样的奴隶决不是奴才，而是反抗压迫者的英雄。青年毛泽东，个性不受束缚，不盲从他人，好独辟蹊径，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和奋斗精神。毛泽东的这种品格和精神贯串于他的一生，成就了他一生的丰功伟业。直至暮年，他仍壮心不已，要“上九天揽月”，要“下五洋捉鳖”，提倡《西游记》中孙悟空的造反精神，抛弃“天条”，仍想千钧霹雳开新宇。

二、个性不解放，没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

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继续批判奴性，提倡个性解放、个性自由。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农村教育”课时说：“封建教育，就是忠孝主义。”“使人民知所尊从，如事父如君是也。君赐臣死，臣不敢不死，一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等等。家族制度箝制人民自由数千年之久，使个性发展丝毫无有，殊可惜也。又有尊卑思想，如天尊地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等等。”统治者施行这种忠孝主义教育，目的是灌输奴化思想，防止人民造反。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使亿万农民自己起来摧毁他们身上的封建主义的枷锁，获得土地、自由和民主。

从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很少言及个性、自由、民主。共产党为了保持其自身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和各种困难，十分注重党性和党的纪律。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社会上和党内的一些人产生了误解，以为共产党只讲党性、纪律，不讲个性、自由，有的人甚至认为共产党要消灭个性。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他更是精辟地阐述了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他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半殖民地的国家是穷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饱受压迫，于是有那么一些人就变成了洋人的奴隶，即买办。……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推翻束缚中国人民个性发展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建立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个性的制度。在讲到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时，他指出：“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在会上的另一次讲话中，他在引了《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话后说：“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他认为，在党内、在党领导的解放区，更能发展人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他在1947年的新年祝词中说：“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

妇女解放是个性解放的重要内容。还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就十分关注妇女解放。1919年11月，湖南省城长沙发生赵女士因包办婚姻而在花轿中用剃刀自杀的惨剧。毛泽东就此事连续发表10篇评论文章，猛烈抨击封建婚姻制度和万恶的旧社会。他还赞扬赵女士“不自由，无宁死”的独立人格。在此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妇女的解放，充分重视和发挥妇女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伟大作用。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谈到兴办人民公社好处时说，人民公社粮食多了，搞粮食供给，但还要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很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他又讲，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工资发给每个人，和从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破除了家长制。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超越了当时的生产力，带有空想的色彩。但从毛泽东的上述话中可以看出：延续至今的家长制束缚着个性的自由发展，尤其不利于妇女的解放；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直接相关；在社会主义社会仍有个性解放的任务。破除家长制是社会主义社会个性解放的重要内容之一。家长制是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和小生产经济的产物。几千年的家长制根深蒂固，而且渗透到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不易铲除。

三、打倒奴隶思想，坚持独立自主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奴性的批判更多地体现在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批判上。教条主义曾一度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甚至几乎断送了党和红军。教条主义的本质说到底是缺乏自主性，迷信书本，迷信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不能独立自主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提出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党内教条主义之所以能盛行一时，固然与党的年幼缺乏经验有关，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有关，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主体意识和党内普遍存在奴化思想有关，与党内存在奴性有关。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这种状况也影响到共产党内，许多人讨论问题，开口闭口“拿本本来”。许多党的干部迷信本本，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盲目执行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的指示，盲目听从外国人的指挥。为了清算教条主义，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毛泽东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他指出，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圣药，这是一种幼稚的蒙昧，对这些人应作启蒙运动。他说：“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现在开展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20世纪中国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的是打破洋教条的奴役。为了去掉党内的奴隶性、盲目性，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提倡多思，反对奴隶主义。他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泽东的这些话指出了克服教条主义的关键所在。不去掉奴性，不确立独立自主性，那很可能批了一种教条主义，走向另一种教条主义。

毛泽东反对奴隶主义、反对盲从是彻底的，包括反对对他的迷信、盲从。国民党和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炮制了愚民哲学，鼓吹广大民众不必求知，只要跟着他去实行就行了。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向学员说，我们不是国民党和蒋介石，不需要人们迷信和盲从。你们学习理论，总结历史经验时，“对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我的东西你们也可以提出疑问，大家讨论，不要囫囵吞枣，我们不要盲从的学生。”他本人确实也能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和尖锐的批评。1941年夏，延安地区开征粮会，会议期间一位县长被落地雷打死。群众说怪话：“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进行调查，发现群众有意见主要是征粮过高，老百姓负担不起。于是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减轻公粮，并开展大生产运动。在中共七大和其他会议上，毛泽东多次以这一事例教育干部，要有自我批评精神，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以改进工作。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继续批评党内教条主义、批评奴性。1958年，他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新精神。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他在另一个文件上批写道：“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毛泽东的这些话，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因为当时苏联想将中国纳入它的“大家庭”，想让中国同某些国家一样，跟着它的指挥棒转，而毛泽东则要独立自主，走中国自己的路。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便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培植为他们服务的洋奴。鲁迅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批判。毛泽东赞扬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十分注意对殖民地时代留下的奴化思想的批判。他说：“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 他始终认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纸老虎，在战略上要藐视他们，在战术上要重视他们。面对帝国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的横逆，毛泽东从不退让，而是敢于应战，号召全国军民自立自强，“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同鲁迅一样，毛泽东的骨头也是最硬的。

毛泽东主张面向世界，向世界各国学习，包括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但他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照搬照抄，主张把学习与创新结合起来。他一再指出教条主义是最没有出息的。他更痛恶在洋大人面前唯唯诺诺、卑躬屈膝的奴才相。他提倡的独立自主精神和硬骨头精神是当代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四、批判奴性仍有现实迫切性

毛泽东一生都反对奴性，反对盲从，反对奴隶主义，主张个性自由，提倡独立思考。在晚年，他提出：“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他对奴性的批判确有深刻之处。但也应承认，他对奴性的批判有明显的不足。第一，虽然他对奴性的批判是一贯的，但比较零散。他没有有意识地对奴性进行集中的、系统的批判。他批判奴性的言论，仅散见于对别的问题的论述中。正因为这样，他对奴性的批判并没有引起党内同志的注意和重视。也正因为如此，半个多世纪来，整个中国的政治界、理论界、思想界和学术界很少有人公开涉及对奴性的批判。第二，虽然毛泽东痛恶奴性，具有崇尚自由的个性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但他毕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残余。在晚年，他欣赏对他的个人崇拜，他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关系，已不再完全是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盛行，其结果是广大群众干部个性的泯灭，奴性的滋长和泛滥，民主法制的破坏，以至酿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这一切肤之痛的教训，十分深刻，值得反思。

胡耀邦在回顾总结自己历史时曾说过，他一生有两件事难以原谅自己。一件是1959年批彭德怀同志，明知彭老总是对的，但相信上边，也举了手。另一件是在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一看到说刘少奇同志是“内奸”的材料就知不可靠，但也“勉强举了手”。他在分析了不得不举手的“客观原因”之后，检讨了不得不举手的主观原因。他真诚而痛切地解剖自己：“存在一种奴化思想意识。在奴隶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奴隶’，极少数是‘奴隶主’，也有少数‘奴才’。过去到现在，这种奴化思想都是有的，程度不同而已。”胡耀邦是一位胸怀坦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难以原谅自己的自责令人钦佩，他对奴化思想的分析十分深刻，而且触及了一个为人所忽视、所忌讳的大问题。当然，在党的领导人中，对自己身上的奴化思想进行批判的，胡耀邦并非第一人。早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周恩来在检讨自己的历史，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时说到，其中之一是受社会和家庭的影响，自己身上存在着“党内奴性、软弱性”。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责己严、待人宽的崇高品德得到党内外的一致赞颂。“党内奴性”并非周恩来一人独有，而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党内奴性确实是教条主义盛行的一个原因。由于周的自我批评一直没有公开，因此“党内奴性”问题始终没有引起全党的注意。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奴性”不仅没有受到批评、遏制，反而得到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实质上是解放人的运动，是为了把广大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当然，思想解放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出克服奴性、确立独立自主人格的问题。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革，中国人的人格、素质、精神状态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人的自主意识大大增强，这一点必须肯定。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封建主义残余和小生产习惯势力还广泛存在着，无论是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还是从家庭生活看，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尚未完全普遍确立，奴性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奴性束缚着人的发展，阻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化的进程。批判奴性，尤其是批判党内奴性，仍有着现实的迫切性。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君为臣纲”自然也不复存在，但要真正消除“君为臣纲”的遗毒却并不容易。宪法、党章虽然写上了“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但现实生活中，人治现象比比皆是。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根本制度，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制度，但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家长制”、“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普遍存在。同级之间批评的事，下级领导批评上级领导的事，很难见到；相反，谄媚之风、歌功颂德之风盛行。这些现象实质上是“君为臣纲”的遗毒。这些现象的出现，固然同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存在严重缺陷有关，但也同国民中（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依附性、依赖性和言行不一、伪言伪行、行己无耻、媚上凌下、双重人格等奴性意识直接有关。法治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要以个人独立自主人格的确立为根本前提。离开了个人的独立、自由，民主只是形式上的假民主，甚至很可能只是专制的装饰品。再者，政治经济等体制本身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质反映。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体制。不合理的体制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不中用的人能够忍受。新的体制是由新的人创立，新的体制要由新的人来执行。奴性是政治民主化的大敌，是改革的大敌。从这种意义上讲，改变束缚人的体制固然重要，但更为基础性的工作是提高全体国民（当然首先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唤醒国民的自觉意识，根除奴性，确立独立自主的人格。每个国民既要维护和捍卫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又要尊重和保护他人的人格和尊严，要在全社会形成鄙视奴性的风气。

在理论研究中，奴性突出地表现为迷信书本、崇拜权威、唯上为是。由于没有确立独立自主的人格，许多人虽长了个脑袋，却不能独立思考，结果是破除了旧的迷信，却陷入新的迷信；破除了旧的教条，却竖起了新的教条。许多研究者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注经解经上，放在写颂圣文上，放在写鼓吹“最新发展”的时文上。本来是当代人说的大白话，是很朴实易懂的道理，丝毫没有任何玄奥之处，却非要连篇累牍地注解。同时代人注解同时代人的言论，这可算得上是史无前例的“创新”，当今中国的注经解经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创新是科学研究的本质要求。当有的研究者冲破旧的教条，提出新的观点、见解时，却往往被卫道者们指责为异端、离经叛道，遭受批判打击。有奴性者自己无有创新，却妨碍以至扼杀他人的创新。奴性是创新的大敌。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地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但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面对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我们中的极少数人得了软骨病，丧失国格、人格，殖民地时代的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又有复活的迹象。在学术、思想文化领域里，由于缺乏独立自主精神，一些人有意无意地照搬照抄西方资产阶级成果。因此，不批判奴性，不坚持独立自主，就不能真正做到对外开放，面向世界。

国民性中奴性的存在，除了历史遗传的原因之外，也有现实的社会根源，即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小生产方式和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教育科学的不发达，政治经济等体制上的弊端等。因此，奴性的彻底根除，个人独立自主人格的完全确立，需要现代化的生产力、发展了的市场经济、发达的教育和科学、健全的民主和法制等条件，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脱离实际的唯心空想，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强调，在现今的条件下，个人主体性的确立，奴性的根除，主要是由个人觉悟决定的。人的自主、自由从来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不是靠上面恩赐的。体制上的缺陷确实是奴性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需要积极进行政治经济等各项体制的改革。但若把自己身上奴性存在的原因仅仅归之于现存的体制，用现存的体制的弊端来为自己身上的奴性辩护则不可取。我们缺乏西方人那种“不自由，毋宁死”的争取自由的精神。近年来，笔者之所以提出当代中国需要开展一个新的个性解放运动，目的也在于唤起个人之自觉，努力消除思想和行为中的奴性意识。奴性意识少一分，人的独立性、人的尊严和自由就多一分，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多一分，向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就前进了一步。

（作者：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来源：《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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