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寓所会见了尼克松。在交谈中尼克松对毛泽东说:“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毛泽东逝世当天的1976年9月9日，美国总统福特在哀悼毛泽东主席的唁电中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领导是几十年来改造中国的决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这两位美国总统所说的，不管有几分出自于真心，至少说明了一点，毛泽东的著作对他们或多或少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上世纪60年代，有一首《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的歌曲风靡全国，生动地反映了那个年代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烈场景。尽管多少带有全民运动的色彩，但自觉自愿刻苦攻读的人比比皆是。例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孙子朱和平将军在2011年回忆道：“1973年以前，爷爷已经通读毛选四卷8遍。1974年，88岁高龄的爷爷又完成了第9次通读。”有些人为了便于精读，还想出了一些特别的办法。例如我国著名教育家、“南北二陈”之一的史学大师陈垣（另一“陈”为陈寅恪），就把《毛泽东选集》拆开，按内容类别和时间先后，重新编定为六卷，分装成六册小本平装，请印刷厂重新装订，以符合他长期以来养成的研读典籍的习惯。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他退守台湾后，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败因是国民党腐败涣散无力，而经过了延安整风的共产党坚强有力。于是他开始读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的一些著作。后来台湾有人戏称，蒋介石才是最早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是研究《蒋介石日记》的专家，她也证实虽然蒋反共，“但也读毛泽东的著作”。

世界上或许没有任何一位政治人物的著作有如此之多的读者群。在中国，除了身居各种职位的党政军干部和知识分子外，更多的是数量庞大的普通民众。毛泽东著作中用浅显明白语言道出深刻道理的文章不少，特别适合大众阅读。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说道：“毛泽东有很多话非常感染人，很多今天的年轻人没有读过。如果去读的话，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比如当时我们必读的，就是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毛泽东这三篇文章，我觉得至今都能作为中学生的一个范文，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讲出它好在哪。其实毛泽东有些文章写得非常平易近人……我觉得文章写到这份上，是非常非常难的。”

1971年德文版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

毛泽东著作中有些文章内容看似深奥，但经过联系实际融会贯通也不难读懂。《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著作中最为著名的两篇讲哲学的著作，享誉国内外。当年的媒体经常有靠“两论”起家的报道。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建者余秋里在回忆录中写到了当年开发大庆油田时如何克服困难的情形，他写道：“面对着种种矛盾和重重困难，我想到了周总理的指示。4月上旬，有几天时间，我用半天工作，找干部和地质技术人员谈话，了解情况；半天关起门来，阅读毛主席著作，主要是《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同时，要求会战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也这样做。学过几天以后，我同康世恩、唐克、吴星峰等同志进行了几次讨论，分析会战的形势、任务和矛盾、困难。”“我由此想到，如果组织油田的职工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以‘两论’为武器，结合实际，分析和解决在会战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对于做好各项工作，夺取会战的胜利，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两论”不但使许多普通读者有茅塞顿开的感觉，更使得不少政治家、军事家和科学家有终生受益之感。

胡耀邦在延安曾有幸听了毛泽东亲自讲授的100多个学时的“辩证唯物论”的课程，后来整理为著名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两部哲学名著。毛泽东讲课时经常叫胡耀邦站起来发言，并对这个二十多岁青年头脑之清晰、理解力之强十分赞赏。多年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的胡耀邦深情回忆道：讲起文风，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好。你看《论持久战》、《实践论》写得多么好呀！又深刻，又生动，简直增减一个字都不行，这次五中全会公报，包括去年邓、叶几篇讲话，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都是好的，但不够生动。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对“两论”有特别的感情。研究杂交水稻的设想，当时被认为是对遗传学的无知，因为旧遗传学书上说，“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没有杂交优势”。袁隆平反复领会《矛盾论》的一个原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1970年，当时在湖南主持工作的华国锋曾高瞻远瞩地勉励袁隆平，要把水稻雄性不育试验拿到群众中去搞。袁隆平和研究组的同志立即对过去的工作进行认真细致地分析和总结。袁隆平一方面坚持《矛盾论》讲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思路，对试验中存在的问题从内部找原因。另一方面按照华国锋提出“要把水稻雄性不育试验拿到群众中去搞”，付诸行动，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当年上海新华书店发行《毛泽东选集》，读者们在书店门前排队等候买书。

1999年，国际编号为354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谈家桢星”。谈家桢是中国民盟的副主席，有“中国遗传学泰斗”之称。他在晚年自述中写道：“毛泽东主席逝世已有二十多年，我对他的思念与日俱增。这种思念随着岁月的消长，又从感情上升为理念。”“我同时还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总结，也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两论’中关于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的观点，‘不仅在遗传学的发展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也是遗传学发展的科学真理。’”

许多外国名人对“两论”也是非常推崇的。

1948年斯大林主动提出要翻译毛泽东著作,并派出理论家尤金来到中国。中国由陈伯达、田家英整理中文稿,师哲负责组织中文译成俄文工作。在编译的过程中,尤金向斯大林推荐了《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斯大林最早阅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便交给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该刊在1950年12月(总23期)发表,同年12月23日,《真理报》全文转载。

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则亲自翻译了“两论”，供越南干部们学习。当时许多越南干部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是中国革命的经验，是毛泽东思想”。

石原慎太郎是众所周知的日本著名右翼保守政治家。虽然他以反华著称，但是他对毛泽东却是高看一眼，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更是赞美有加。2012年11月30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了日本众议院选举前的党魁讨论会，轮到石原发言时，他说：“日本现在处于衰退、孤立状态，究其原因有种种，而根据毛泽东的理论，应该抓住主要矛盾，这是一个大问题。使日本陷入今天这种状况的主要问题，就是宪法问题。”他在1999年的《国家的幻影——我的政治生涯回顾》一书中写道：那时的提问有点像在大学国际政治课堂讨论时提出的问题，作为国会外交委员会上的提问，可能很书生气，但是我日后有关外交问题的趋向和内涵，都是以这最初的提问为出发点的，这得益于我读过的毛泽东的《矛盾论》，这是我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中唯一一本刻骨铭心的书。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丝毫兴趣，而《矛盾论》作为方法论中的方法论，的确是合理而实用的。顺便提一句，在1950年代，日本发行的“两论”的单行本印数达30万，同时还出现了一批宣传推介文章，有文章称“两论”对日本战后的中兴起到了启蒙作用。

从60年代起，西方国家普遍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其中，将“两论”（有的还加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单独出版的也不少。

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在世界上影响力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军事学院都有专门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的课程。毛泽东的军事著作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即使一个军事门外汉，在读了毛泽东的关于军事的文章以后，都会收获不少，有的甚至影响终生。《论持久战》就是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

我国著名文艺家林默涵，原名林烈，本是一介书生。1935年他东渡日本留学，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毅然回国，开始用“默涵”的笔名发表文章，1938年去了延安。1993年，林默涵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是什么东西吸引他去的延安。他说：“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那一年发表的，它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指出了抗战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也使我的思想产生了一次最重大的变化。我就是因为看了《论持久战》，才萌发了去延安的愿望。”“说到去延安，我还想再重复一遍，我之所以去，受影响最深的就是《论持久战》。因为那时内心最焦虑，抗战能不能胜利，喊口号都是抗战必胜，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总感觉那是空的，只有毛泽东讲的才是实实在在的，说服力很大。我当时精神状态很特别，看完后觉得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下子轻松了，思想影响就这么深刻。”

陈志昆是孙中山之子孙科的内弟，1911年出生在美国檀香山。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满腔热血的陈志昆一心想回到中国参战。他从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看到一个中国抗战的坚强根据地；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使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为共产党人所折服，因而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到延安去参加抗日。后来他终于如愿以偿，到了延安。毛泽东与他进行了多次谈话，和他一起在窑洞里共进晚餐，并赠他题词：“将一切真正救国的志士团结起来，中国就有出路。这种志士就是不谋私利，牺牲自己，专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人。为陈志昆先生书毛泽东(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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