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缩小城乡差别思想的现代价值

李熠煜

　　摘要：建国后，毛泽东提出要消除三大差别的举措，是基于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取得民众广泛赞同、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尝试。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为政权的合法性作出了最有力的说明，但八九十年代后逐渐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尤其是城乡差别的扩大，对我国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好不容易逃离了大山，还真没几个人愿意回去。宁愿被大城市“淹没”，也不想冒险去“改变”。虽然自私，但很真实。#在希望的田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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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缩小城乡差别的思想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方法：将农民有效地组织动员起来，关注民众的切实利益，获得民众认同。

　　一、毛泽东时代消解城乡差别的措施与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将国家政权建设作为关注的焦点。他认为，政权是属于人民的，国家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

　　获得群众的普遍赞同与支持，尤其是广大农村中的农民群体的赞同是革命的基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根基所在。

　　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基础薄弱，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施经济封锁，使得政府在战略选择上不得不采取工业化战略以摆脱贫穷落后面貌。

　　加上受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影响，最终走了以农补工的工业化道路，采取了城乡分治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政策的选择上作出了有利于工业化的制度安排。

　　例如：

　　实行严格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强化了城乡居民的身份；国家为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将资金大部分投向城市，形成了城乡分割的投资政策；

　　国家采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城市居民享受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形成了城乡有别的收入分配政策。

　　尽管在政策层面上不得已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但毛泽东依然十分关心城乡差距和农民、农村问题，并在实际工作中作出了必要的调整。

　　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农村工业，农业、工业并举，提高农村机械化水平和农民收入，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吸收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距等主张。

　　1　农民的转移与非农化

　　建国以前，毛泽东是同意让农民进城的。

　　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

　　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人工厂。

　　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

　　一五时期是中国工业化发展最快的阶段，由于基本建设需要，在这段时间里国家曾经动员2000万农村劳动力进城支援城市建设。

　　大批农民涌入城市，转为工业企业工人。

　　2　分散工业化和就地城市化

　　由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而生产力低下，粮食生产紧张，因而毛泽东提出，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工业，以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问题》的讲话中指出：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

　　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

　　过去我们经常讲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

　　在郑州会议上，他根据实践情况，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不要涌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

　　这一想法实际上就是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点转为“公社工业化和农业工厂化”，即分散的工业化和就地城市化。

　　在1966年5月，毛泽东发表著名的《五七指示》，提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方案，毛泽东写道：“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

　　农民集体办厂是和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农村的自力更生结合起来的。

　　1958年1月，他在南宁会议上提出，地方工业产值要超过农业。

　　而后国家经委据此起草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提出：“农业社办的小型工业，以自产自用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

　　农村企业大部分是在当地筹措资金，而国家和城市很少提供资金；在管理上直接归大队、公社和县政府管理。“文革”后期的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化设备也由当地管理。

　　3　农业合作化

　　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但毛泽东认为这对解决农民问题作用并不大。

　　他认识到，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耕作方式造成的，因此主张农业走合作化道路。

　　毛泽东认为，农业合作化应分三步走，即互助组阶段、农业合作社阶段、集体农庄阶段，以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首先，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或十几户在一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

　　然后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农具、牲畜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

　　最后在生产发展和农民觉悟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组织大型的、按劳分配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

　　他强调在一般情况下都应该遵循上述步骤，同时也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直接搞合作社。

　　4　社会公平

　　城乡差别导致的一大社会问题就是贫富悬殊过大，社会分配不公，而毛泽东对农业社会生活中的公平问题十分关注。

　　他多次指出：“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

　　所以“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是解决两极分化的基本途径，也是防止绝对平均主义倾向严重化的措施。

　　1959年，他在郑州会议上又就平均主义问题指出：“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

　　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

　　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并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

　　毛泽东注意到了社会公正的核心问题，并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将之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联系起来。

　　因此，他强调城市要对农村实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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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包括把小型的工厂转让给农村，把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派到农村去，提供书籍和教师来传播科技知识，在城市的工厂和学校里为农村培训人才，到后来就直接发展为知识青年下乡，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去锻炼。

　　为了缩小城乡差距、保证社会公平，他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合作也尤为重视。

　　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农村卫生保健体系的构建。

　　农村的新卫生保健体系主要是由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地方基金提供经费的，但是中央政府的支持对于它的建立和运转也是必不可少的。

　　自1969年以后，农村赤脚医生的培训计划大大加快，到70年代中期，这类医辅人员已经成为农村医疗保健体系中的骨干力量。

　　毛泽东所致力的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取得了许多成就：比如中国的化肥有一半是由农村工厂所生产，而迅速增长的农业机械产品中也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地方农村工厂生产的。

　　另据相关资料显示，农村的许多小型工厂还生产水泥、生铁、建筑材料、电力、化工产品、药品和各种各样的小消费品；

　　更重要的是把近2000万农民改变成为农村的专职或兼职的工业工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就业不足的问题。

　　总体说来，虽然毛泽东作出了种种尝试与努力，城乡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农业生产以每年增长大约3％的速度持续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却基本停滞，农村的生活水平没有大的提高。

　　农村在经济上仍然是国家为城市的工业投资而进行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农业的盈余通过税收、粮食征购和国家价格政策等方式进入国库。

　　虽然相当多的农民从农村工业化的尝试中获益，但据统计，在1964年到1978年长达15年的时间里，我国城乡差别尽管没有扩大，但是依然存在。

　　二、毛泽东消除城乡差别思想的现实意义

　　八九十年代以后，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城乡差别逐渐拉大。

　　据统计，虽然1978—1984年城乡差别缩小，但是1985年后城乡差别又趋于扩大，到2007年已经达到3.3:1，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之比为1.5:1。

　　而这仅仅是根据名义上的收入，实际差别更大。

　　对于如何缩小城乡差别，学界进行了很多探讨，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

　　(1)逐步取消户籍制度限制，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产业融合。

　　(2)以市场为导向，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农业整体效益。

　　(3)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切实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4)政府发挥政策作用，加大支农力度的政策安排。

　　(5)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确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

　　(6)从法律上消解在死亡赔偿等方面城乡差别的鸿沟等。

　　这些设想似乎更多的着眼于政府的正面扶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城乡差别并非简单的政令可以消解的。

　　或许更好的方式在于积极培养农村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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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让乡村自强才能更好、更稳固地解决城乡差别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消除城乡差别的思想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1　把分散的农民纳入统一的组织

　　在毛泽东看来，小农经济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分散的劳动，单个分散的个人无法应对现代社会的变化。

　　他主张以集体化取代个体化，把分散的农民纳入统一的社会组织之中，使农民从分散和无序竞争的状态进入到集中和有序生产的状态，避免农民因分化而出现新的不平等。

　　他主张建立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劳动力组织起来。

　　虽然由于这种推行方式违背了公民自由参与的意志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失败，但从世界各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基于自愿结合的农村经济组织在推动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如美国的新奇特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在中国目前农村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各种类型的合作化组织，为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2　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领域建设

　　毛泽东对于公共事业领域的建设是极为关注的。

　　在毛泽东时代农村的医疗、教育、体育公共服务设施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从20世纪60年代起，全国县、公社、大队普遍建立了三级医疗网，对农民实行合作医疗，解决了农民的医疗保健问题。

　　由于全国医疗保健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发展，在旧中国严重祸害人民的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地方病在短短的30年中得到控制或消灭。

　　人均寿命也由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1979年的近70岁。

　　以水利建设为例，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温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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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农村调查时，写下了《兴国调查》和《长冈乡调查》，对水旱灾害现象作出了深入的思考。

　　建国后，毛泽东提出：“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

　　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

　　通过上述这些工作，要求在七年内(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

　　在毛泽东的关注下，新中国的水利建设取得巨大成果，为工农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培育农村民间力量

　　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要想革命取得胜利，就要得到农民的真心拥护，而要得到农民真心拥护，就必须要发动群众。

　　毛泽东十分注重群众力量的动员，而中国革命就是一场由下而上的、有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革命运动。

　　在革命中，农民的力量是伟大的，没有农民，就没有中国革命。

　　他指出了动员群众的总的方式——“群众化”，发挥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基层干部及军事组织的作用。

　　其实自改革开放伊始，随着国家权力从村落社区的部分撤离，在经济生产、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方面，已经出现了很大的空域；

　　而自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取消之后，由于受到资金来源的遏制，乡镇财政大幅萎缩，其最为明显的后果就是乡镇对许多公共产品提供的资金逐渐缩减，这导致不论在公共产品的提供，还是经济生产的领域，空域逐步扩大。

　　而由于公共空域的加大，迫使民间力量去填补这些留白之处。

　　就培育农村自发力量而言，需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公共领域，尤其是占据公共领域的农村民间组织。

　　因为农村公共领域不但关联着教育、养老等保障功能，还有信息交流的功能。

　　对于广大农村而言，资金与信息的缺乏是最为明显的缺陷。

　　而农村民间组织可以通过血缘、合作等方式累积资金、交换经济生产信息，对解决这一缺陷有很大的帮助。

　　回首建国以来，消除城乡差别的诉求一直是无法绕开的焦点问题之一，今天，我们对此问题应该更加重视。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政策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要培育农村的自发力量。

　　这是建设新农村的关键，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更是政权合法性的关键。

　　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