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七千人大会”上。

“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高级干部队伍建设。毛泽东一贯认为，马列主义理论是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学习的科学，他对高级干部的要求又高于一般干部，那就是更加系统地、实际地学会马列主义。他曾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他指出：“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我们党陆续创建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马列学院等十几所干部学院。很多高级干部尽管在前线或后方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但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进入这些学院系统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抓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持之以恒，一直没有放松过。1964年2月，他在中宣部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请示上批示：“此件看过，很好，可以立即发下去。”他还建议，将这30本书出“大字，线装，分册”版，希望此事于年内办成。1970年，他又指定250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9本马列著作，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1971年，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还嘱咐各地方负责人：“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

“必须坚决克服某些无纪律状态”

在执行党和军队纪律方面，毛泽东不允许高级干部有任何特殊。

毛泽东把健全请示报告制度作为加强高级干部纪律性的重要手段。他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当发现有些地方执行不到位时，他提出严厉批评：“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

1954年8月，毛泽东了解到军队少数高级干部存在腐化堕落、无视党纪国法的情况，经他批准，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点名批评了一些高中级干部并指出：对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人，不论其职位多高，必须给以纪律制裁，对那些包庇犯有重大错误的干部的组织和个人，也要进行必要的查究。这一指示后来得到有效落实，在全军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对全军官兵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起到教育警示作用。

“靠真理靠正确吃饭，不要靠官职吃饭”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严厉指出高级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自己的领导常常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以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的严重问题。”

如何打掉领导干部的官气？毛泽东给出的办法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他要求高级干部抽出时间深入基层，参加生产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

毛泽东还把调查研究作为打掉官气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他说：“真理是调查研究得来的。我们靠真理靠正确吃饭，不要靠官职吃饭。”“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1961年，面对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对调查研究工作做了部署：“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会后，毛泽东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下到基层，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也都深入农村就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进行调查研究。在毛泽东及高级干部带动下，1961年真正成为调查研究年，纠“左”取得成效，经济形势逐渐好转。

（摘编自《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 王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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