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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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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是领导伟人,培养伟人的伟人

  济学:陈赓大将的儿子认为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哺育了他父亲。毛主席在党内从不被认可,到认可,直到被拥戴为无可替代的领袖,不是偶然的。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做法,他的道器变通,的的确确哺育了一大批像陈赓这样的牛人。毛主席的高明之处,在于始终相信群众。跟着他一起相信群众的牛人,很多都成了伟人,这批伟人在毛主席领导下,展开了波澜壮阔的道器变通。今天吴仁宝这批红色企业家,继承了陈永贵的创业创新精神,成就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成果,也成了新一代伟人。

  

  国庆十周年时毛主席和中央主要领导与将帅合影

  

一、《毛主席是领导伟人造就伟人的伟人:有感于抗美援朝的胜利 》

 

  李克勤(jixuie)题记:抗美援朝和朝鲜战争是两个概念,60年前朝鲜停战协定意味着朝鲜战争开始正式停战,但那却意味着毛主席指挥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完成了历史使命。抗美援朝被称作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我们打败了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军队,打出了军威国威,这也是一个产生英雄的过程,也是一个造就伟人的过程,而这一切的最高统帅,最高领袖,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一个领导伟人,造就伟人的伟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军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陆,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一直打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毛主席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

  必须指出的是,也只有毛主席才有这样的勇气,作出了谁也不敢作出的决定。

  然而,一旦毛主席力排众议,果敢作出决定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就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共识的行动。

  

  当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协定正式签署时,毛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通过5次战役,让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尝到了我军的厉害,不得不和我们谈判停火。

  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赵南起将军指出:“历史已经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所作出的抗美援朝战争决策无比正确。在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战争中,志愿军共歼敌71.8万余人,加上朝鲜人民军的战绩,中朝军队在朝鲜战场共歼敌109万余人,志愿军自身伤亡36万余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维护了东方和世界和平,打出了国威、军威,彻底粉碎了美国扩大侵略进而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阴谋,极大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全面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民族自尊心空前高涨,民族团结空前巩固。从此,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真正成为任何人都不敢小觑的重要政治和军事大国。正如毛泽东主席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经验时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很多、很大,但我始终认为,这一条最深刻、最伟大。”

  赵将军这段话的末尾最关键,那是在说,经过抗美援朝的洗礼,中国人民不仅在国内站立起来,而且已经具备了抗击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侵略的能力。

  这样的人民,有一大批像彭德怀、陈赓、杨勇、杨得志、邓华、韩先楚等一批伟大的将帅,有一大批像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罗盛教的伟大战士,还有像魏巍这样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经典作品的伟大的军旅作家,还有像黄继光的母亲这样一大批伟大的母亲,一大批伟大的支前模范,等等,各行各业都产生了英雄,那是一个产生英雄的时代,是一个造就伟人的时代。

  可是,一旦追根朔源,人们不得不说那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那就是毛泽东文化。

  所以,一直到今天,美国军队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

  中国军队能搞非毛化吗?

  彭德怀伟大,周总理伟大,只能说明他们的领导毛主席更伟大,难道不是吗?

  难道毛主席是领导伟人,造就伟人的伟人,这句话有错吗?

  

二、《高人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毛泽东周恩来》

 

  李克勤(jixuie)题记:毛泽东与周恩来,可以说是我党最重要的两位领袖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同志关系,在组织上又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两位高人为什么就能够那么好的合作,而始终没有出现历史上很多高人之间互相瞧不起的局面呢?

  

  在中南海怀仁堂(1953年)

  高人一般是指思想行为高尚,言论行动高明的人。毫无疑问,毛泽东周恩来都是高人。

  高人之间作为直接的领导者,或者被领导者,往往会有很大问题。时至今日,在社会上依然司空见惯。为此,有必要研究解决办法。

  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方面当然是典范。

  尽管党的一大,周恩来没有参加,毛泽东是中央委员,但是毛泽东没有领导过周恩来,中央苏区建立时,周恩来是毛泽东的领导。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周恩来的领导,这种情况直到1976年两位高人去世。

  第一,毛泽东周恩来都有极高的共产主义觉悟,这是他们思想行为高尚的根本前提条件。

  自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就义无反顾将自己的一切投入到革命工作中,也就没有个人的私心杂念。无私,也就无畏,当然对于个人的利害得失,也就不会有什么计较了。

  这就是“在思想上入党”的含义。共产党不是培养当官做老爷的,而是干革命的,革命就是从革自己私心杂念的命开始的。

  第二,他们都善于区分思想政治意识,与组织工作的关系。这是他们言论行动的明智之举。

  思想政治意识的要求是服从真理,而不是服从领导,这是“吾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必然表现。

  而组织上则必须服从领导,这是原则。

  在中央苏区时,周恩来组织上是领导,而毛泽东则在思想政治上代表着真理。从电视剧《红色摇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经历了一个不轻松的服从真理的过程。

  而毛泽东则经历了他一生最痛苦的近乎是炼狱的过程,他承受的心理压力,就连他这样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人,都病倒几次。

  可是,面对上级的错误决策,他始终没有突破“组织上服从”这个原则半步。

  这两位高人在那个红色摇篮里,因为痛苦,因为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而无怨无悔,没有丝毫的怨天尤人,完全将个人的私利置之度外,一切以党的利益为前提,这种高风亮节,全党全军都看在眼里,他们两人互相之间,更是心知肚明。

  这就为遵义会议后,全党确立正确的路线后,他们两位高人精诚团结,互相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基础是在共同的信仰、理想指引下,发自内心的的互相认同,互相信任,互相支持,这就是真正的革命同志的应有之义。

  他们是真正懂得革命人的含义的人,他们是那种对道有着非同一般感悟力的革命人,他们作为高人的高,从共性上讲,也正好高在这里。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周恩来在认定毛泽东作为他的领导之前,他是怎样的?

  在毛泽东成为周恩来的领导之后,又是怎样的?

  这种比较是极其必要的。

  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高人的高,从个性上讲,最突出的还是在于,毛泽东是能够领导周恩来这样高人的领导——领袖,而周恩来则是能够选择毛泽东这样的高人作为自己的领导的高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像周恩来这的一批中国共产党的高人,因为选择了毛泽东作为领主,才能够有机会使得中国共产党走上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康庄大道,她他们这批高人,也因为跟着毛泽东道器变通,成就一番伟业,自己才成为伟人。

  而毛泽东,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内这批高人的领袖,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必然选择,他带领像周恩来这样的一批高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道器变通,让我们的党成为伟大的党,让我们的军队成为伟大的军队,让新中国成为伟大的国家,让我们的人民成为伟大的人民。

  毛主席领导了一批伟人,也培养造就了一批伟人。

  这一点都不是什么夸张。

  

三、《1963年大寨人与老子对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李克勤(jixuie)题记:人在自然面前不是被动的,当自然灾害发生时,我们应当多思考那些过去人们抗击灾害的思路。大寨1963年遭遇特大洪水,他们当时为什么能够将祸,变成福,完全靠的是自己。

  1963年8月,大寨村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暴雨。这场雨从8月2日开始,整整下了7天7夜。

  这次的雨量相当于1962年全年的降雨量。

  雨大风急,山洪暴发,除了狼窝掌,大寨人10来年经营起来的100多条大坝全被冲垮,层层梯田冲成了大沟壑,好端端的土地冲成了红石板,庄稼毁的毁了,倒的倒了,苹果树也斜过躯干,把树根高高地翘了起来。大寨村的每块耕地都受到了损伤,20%的土地、石坝、地堰,甚至连地基也冲得净光。全村有180亩土地被冲毁和淤没,540亩地被洪水冲刷过。在村里,全村140孔窑,塌了113孔;125间房子,塌了77间。

  这真是一场的飞来横祸。

  然而,此时的大寨人再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了。在狂风暴雨的7天7夜,大寨人在泥里、水里搏斗。大队团支部副书记贾吉义领着一些年轻人,刚刚把23头大牲口从快要倒塌的圈里救出来,忽然听见大队长贾承让喊:“抢救粮食呀,仓库快塌了!”他们又直奔仓库。夜色如漆,放着粮食的窑洞,土皮一片一片地塌下来,抢救粮食的工作十分危险。但是,贾承让毫不犹豫地冲进去了,贾吉义也随着冲了进去,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也冲进去抢救粮食。接着又有更多的年轻人、老年人冲了进去。他们冒着窑洞随时都可能倒塌的危险,虎口抢粮。扛的扛,担的担,只用两个小时就把1.5万公斤粮食运到安全的地方。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听轰隆一声响,窑顶裂开了一尺宽的大缝,泥土哗哗地塌下来。

  7天7夜,大寨人很少合眼。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涌现出了许多感人事迹。村民贾货小房子塌了,全家五口人没有地方住,贾承禄就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还帮他们砌好火坑。陈永贵的儿媳刚生下娃娃,房子本来不宽余,但她宁肯自己吃些苦,也要把房子让给更加困难的人家。随着被冲毁的房子越来越多,大家就干脆挤在一块住。

  天降大雨的时候,陈永贵正在县城开人代会。他是县委候补委员,县里的许多会都要去参加。在会议期间,暴雨自天而降,会议也就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讨论如何组织全县人民抗灾自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但陈永贵此时的心思实际上已经不在会场上。村里人把电话打到城里向他汇报灾情,但话刚说到半截就断了,原来洪水冲倒了线杆,大寨与县城的联系也中断了。

  散会后,陈永贵心急如火地往回赶。但途中的松溪河正发洪水,滚滚洪流冲毁了小桥,冲得石头满河床乱滚。作为在山区长大的农家汉子,陈永贵不会游泳。再说像这样的河流,即使会游泳也无济于事。但是,人一旦坚定了意志,办法还总是能想出来的。结果在几个年轻人的帮助下,前拉后推的他总算过了河。

  陈永贵回来了,大寨人又有了主心骨。

  其实陈永贵也很难过,大寨的山山水水都凝聚着他的汗水与心血,11年的艰辛毁于一场大雨,他可能比谁都更难过。

  他知道大家都在看着他,他是大寨人的主心骨,他的一言一行一个表情都会在他的村民中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自己表现出悲伤,大寨人就可能灰心丧气,那就真正是前功尽弃了;而如果自己能够挺住,大寨人就会信心不倒,大寨的山水就可以重新得到治理,大寨这个太行山区的先进典型就可以更放异彩。

  陈永贵没有更多地谈论梯田、大坝、窑洞和房屋,因为谈论那些会使人越谈越泄气,而气可鼓不可泄是毛泽东教给他的一种最基本的领导方法。于是,他便向着没有受到损害的方面问了去:

  “人怎么样?”

  大家回答说:“人都在。”

  “牲畜怎么样?”

  “牲畜也都在。”

  “那,粮食怎么样?”

  “大部分都抢出来了。”

  陈永贵于是开始给大家鼓气:“人在就是大喜!山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有了人,一切都会有!”这也是毛泽东的思想,毛主席说:世间万事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安排完村里的事,陈永贵又到虎头山上转了一圈。地里的损失确实是严重的,据陈永贵估计,有180亩地不仅当年收不了粮食,第二年的庄稼也不好种。其余的600多亩地里,庄稼倒的倒、歪的歪,还有的被埋在泥里。他走到一块玉米地里,蹲下身子把一颗倒伏在地上的玉米苗轻轻地扶起来,又用脚壅起一堆土,埋在苗的根部,轻轻地踩了踩,玉米苗还能够站住。这说明,只要抢救及时,粮食还不会绝收。

  当时大寨遇到的灾害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地里的庄稼被冲毁严重,另一方面是村里的窑洞和房屋大多倒塌了。两方面都要及时抢救,但大寨的劳力只有那么多,外面的救济陈永贵又不要。那么就有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了,即救灾先从哪里入手。陈永贵的方针是六个字:先治坡,后治窝。也就是先集中力量把地里被冲倒、被埋起来的庄稼扶正、培直,保证当年的收成,然后再修整房屋和窑洞。陈永贵将村里的劳力兵分三路:一路是拿出60%的劳力去扶苗修地,准备种麦;二路是拿出20%的劳力去割蒿沤肥,准备明年的生产;其余的人烧砖、烧石灰、修窑、盖房。

  把倒伏的青苗扶起来是生产自救的当务之急。大寨人紧急动员起来,在地里一株一株地扶起倒伏的庄稼,扶不起来的就几株合起来捆扎,他们戏称这是"组织起来"。大寨在大灾之年仍能夺得粮食丰收,扶苗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成了大寨人对付天灾的一个法宝。此后,每当遇到灾情,大寨人就要挨着苗走去走来,少了的补,长得不好的下肥,歪倒了的扶正还绑上一根棍子。这就是大寨人田间管理的独特方式--单株管理。

  后来,在一次大寨村的社员大会上,有个叫赵小和的人又提出了一个改进意见。他提出,咱们白天干地里的活,晚上点上汽油灯给新房平地基、抬石头。他的这个主意获得了大家的赞成。于是,大家便在白天到地里去扶苗修地,晚上则集中在规划好了的宅基地上抬石头,垒砖头,为建设他们的新家园而加班苦干。赵小和提出的这个新方法,后来被大寨人概括为白天治坡,晚上治窝。

  就在陈永贵带领乡亲们生产自救的时候,各级党组织和全国人民的援助也来了。

  大寨遭了灾,中央和省、地、县各级领导派来了慰问团,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从四面八方寄到大寨。从各种渠道还先后有多批救灾钱物拨发下来,大寨人心想,能够自己渡过去的难关就不要伸手讨救济。此时大寨通往县城的电话线也修好了。头一天,公社打来电话,给他们拨下了80元的医药补助费。大寨的干部说:“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病员。”

  第二天,公社又打来电话,又给大寨拨下100元安置金。大寨的干部们又回答说:“我们能安置得了,把钱给别的队吧!”第三天,公社担心他们没房住,拨给大寨50领席。大寨的干部又说:“大寨有苇子,要用自己编,把公社的席子给别的队吧!”后来公社又打来电话说:“你们的灾情重,国家拨给你们1000元救灾费!”大寨的干部又说:能自己走过去的路,就不让人扶。能克服了的困难,就不能伸手向国家要钱!

  在陈永贵的倡导下,大寨党支部就确定了“三不要”的原则。

  即不要国家的救济款;

  不要救济粮;

  不要救济物资。

  一句话,全凭自己的力量战胜灾害。

  在这个基础上,陈永贵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不少”的口号。

  即向国家卖粮不少;

  社员口粮不少;

  集体的库存粮不少。

  “三不要”大寨人已经做到了,“三不少”要到秋收以后才能兑现。

  公社党委书记卜鸿义对这个“三不少”也有些顾虑,主要是担心不减少些征购粮指标,会影响到大寨人的生活。卜鸿义为此还专门找陈永贵谈话,劝他说,今年遭了灾,哪一家也完成不了征购任务,给你减一减吧。陈永贵不领情,他很干脆地说:“不减,保证完成,而且口粮和储备都不少。”

  陈永贵后来总结说,1963年遭灾后,社员们不分农忙和农闲,不分好天和坏天,一股劲地为集体干活。全大队从事农业生产的105个男女全半劳力,从遭灾到1964年秋天,除按季节保质保量地完成一般的农活外,每人平均恢复、整修和新修耕地4亩9分,修建房屋每一个劳动平均投工40多个。

  灾后村里要大搞基本建设,需要的石头很多。开山打石头的工具,以往都是由集体购置的,现在遭灾了,要大量添置工具。为了减少集体的开支,党支部还没有号召,村民赵素小、李银良等人,就自动地购置了一套石匠家具,跟着贾进财学习开山凿石技术。随后又有28个村民自动打制了开山用的工具。

  生产自救和重建家园都离不开钱。大寨党支部决定不向国家伸手,村民们也表现出无私忘我的高尚情操。村民李喜庆把自己的800元存款拿出来借给大队。他说:“集体是大家庭,别人的困难,也就是我的困难,我不能自己存着钱,让别人受难。”

  在他的带动下,全村共83户人家,有57户借出了款,总额是12000多元。

  这就是社员自发的为集体经济“集资”,这背后却体现着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

  在救灾中由于不要国家的救济,大寨人便格外珍惜每一分钱。搞土地建设,原来计划得花3000多元,实际只开支了300多元。比如,开山抬石头需要12根铁绳、12根铁棍,买新的要花300多元。村民们说:不用买了,自己打吧。他们有一个铁匠,又带了个徒弟,村里只花了3元多钱,把各户的废铁收回来,不但够打铁绳、铁棍用,还打了些其他开山用的工具。

  大寨人的血汗没有白流,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大灾之年,地里的庄稼仍长势很好,秋天收得了20万公斤粮食。除了口粮、种子和饲料,他们还向国家卖了许多余粮。

  在村里,不到三个月就建成了40间人字架的瓦房,砌成了20孔石窑洞。

  大寨党支部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5年恢复土地,10年建成新村。当时有人觉得难度太大,但后来他们仅用了2年时间就恢复了全部土地,到1964年大寨共恢复土地130亩,整修土地500多亩。一年来修补房屋、窑洞62间(孔),新建瓦房72间,窑洞36孔。1964年,大寨的粮食亩产达到了404.5公斤,按当时的说法,是跨过了长江。到1965年,大寨新村建成。也就是说,他们只用了3年多时间,就让社员全都搬进了新居,永远结束了住土窑的历史。真正实现了陈永贵所说的,送走一个旧大寨,迎来了一个新大寨。

  《老子·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的是说,祸与福,不是孤立存在的,祸与福互相依存,可以互相转化。祸可以转化成福,相反也成。

  但是老子没有讲具体的过程,这要靠人们去悟了。

  大寨人悟出了这里面的道理。

  在最关键的时刻,陈永贵依靠党支部,依靠党的力量,依靠群众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决策完全正确。

  还有一个细节,陈永贵从县里开会回来作出决策前,他特地和他的老伙计,也就举荐他当上党支部书记的老书记贾进才,进行了交心,每当重大决策前,陈永贵都要这样做。

  陈永贵和党支部的决策,是在认真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决策,从决策的制定到实施,整个过程始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

  这就是科学决策,合理实施。

  这也是祸,转化成福的保证。

  

  陈永贵读毛主席的书,真真切切做到了悟道,从而才有如此的道器变通。

  

  陈永贵,和大寨那批创业者无疑是伟大的。

  铸造了大寨精神的人,难道不是伟人?

  在今天,我们还必须感悟陈永贵的一个新的伟大之处,那就是他成为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成员后,依然保持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没有丝毫改变,这是多么难得,多么珍贵的品德啊!

  

  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副总理,也是一个副总理农民,这一点在今天显得格外伟大。

  李克勤(jixuie)后记:要说周恩来、彭德怀、陈赓那批伟人,可以说是和毛泽东一起创业的,毛主席对他们以领导为主,培养为辅。而对陈永贵这样的伟人,毛主席则更多是文化哺育为主,这包括道层面的思想引导,器层面直接和间接的关心、关爱、点拨。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了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王杰、刘英俊......数不胜数的英雄模范,这些都是伟人。

  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陈永贵呢?

  这和我研究的现实问题有关。

  因为陈永贵的模范行为,影响了一大批像吴仁宝的这样的农村基层党员带头人,他们成为乡村红色企业家,一个新的特殊的英雄群体,成就了伟大的事业——在农村率先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在共产主义事业的探索中,大大迈进了一大步,难道他们不伟大吗?

  这些乡村红色企业家,难道不是毛主席培养的吗?

  他们个个都能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个个精通毛泽东文化,做起事来样样熟悉毛主席的道器变通,以至于他们在本村的想法、说法、做法,都有毛主席的影子。

  他们神似陈永贵一样。

  这怎么理解?

  陈永贵带领大寨战天斗地取得辉煌成绩之后,在省农业劳模大会上介绍了大寨的经验。这一次,他不仅向人们介绍了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过程,更向与会人员展示了他绝佳的口才。他的讲话在全省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们听了情绪激昂,纷纷传诵。著名作家赵树理听了讲话后,马上跑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办公室说:【陶书记,我今天发现了一个人才!陶书记问:是谁?陈永贵!他没有一处讲到毛泽东,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有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都是辩证法,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人才啊!陈永贵了不起!】

  毛泽东文化,至今依然在哺育新一代人,这还有假?

  毛主席领导伟人,培养伟人,他是伟人的伟人,他是比伟人更伟大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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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18-12-13 关键字:领袖风范  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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