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毛泽东是怎样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的
毛泽东是怎样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的
陈 晋
关于《红楼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中国和外国的差距,不经意间说了一句话:“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评价之高,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
《水浒传》故事雅俗共赏,很适合民间流传和运用。《红楼梦》则更多地属于知识分子读物。毛泽东1964年9月7日同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资治通鉴》、《昭明文选》、《红楼梦》就是在一师学的”。
所谓“学”,是一般的阅读还是研究,不得而知。就目前看到的材料,在1913年冬的《讲堂录》笔记里,毛泽东写有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意淫”之说,以及《红楼梦》第五回“世事洞明皆学问”这样的句子。
参加革命后,一路风云,毛泽东竟也时常谈论《红楼梦》。
1928年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他同贺子珍讨论《红楼梦》的人物,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写了贾母、王熙凤、贾政和贾宝玉、林黛玉、丫环“两派的斗争”。
1935年九死一生的长征途中,他同刘英谈到《红楼梦》,说贾宝玉是“鄙视仕途经济,反抗旧的一套,有叛逆精神,是革命家”。延安时期,他同文化人交谈时,经常发表对《红楼梦》的看法。据茅盾《延安行》回忆,1940年6月毛泽东和他畅谈中国古典文学时,“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
至少到1954年,毛泽东便已读了五遍《红楼梦》。这是他当时在杭州同身边工作人员聊天时说的。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听说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善本《红楼梦》,据说是胡适来不及带走的藏书,便让田家英持介绍信去借。但图书馆馆长向达不愿意,理由是图书馆规定善本书可以抄,不可以外借。后经副校长汤用彤反复斡旋,向达才同意破例,但要求一个月内还书。毛泽东也很守信义,第28天就把书还了。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曾让人抄写过一部善本《红楼梦》,有可能就是这部。
为毛泽东管理过图书的徐中远作过统计,从1958年7月1日到1973年5月26日,15年间,毛泽东共15次索要《红楼梦》,有时一次就索要好几种版本。他逝世时,在中南海丰泽园和游泳池两处故居放置的图书中,还有线装木刻本、石刻本、影印本及各种平装本的《红楼梦》达20种。放在游泳池卧室和会客厅的好几种版本,如影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木刻本《增评补图石头记》等,都用铅笔作了圈画,有的打开放着,有的折叠起一个角,有的还夹着一些纸条。
看来,毛泽东晚年不仅多次阅读,还很可能把不同版本对照起来读。
毛泽东读《红楼梦》,还随手抄写书中的一些词曲,目前留存下来的有十几首。前些年有消息称,有一套毛泽东写有不少批语的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流失到了个人手中,因未看到原件,不好作判断。
《红楼梦》主要描写家庭故事和青年爱情,人物关系细腻生动,一问世即被称为“奇书”。但青年时代即宣称“我自欲为江海客”的革命家,一生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毛泽东,竟如此喜读,迟暮之年还反复研阅,无疑是桩奇事,似也让人费解。
细细琢磨,这涉及毛泽东的欣赏旨趣,关乎他对《红楼梦》文学成就的评价,更来自他的读法。
《红楼梦》的艺术风格,属于儿女情长“婉约派”一路。从欣赏旨趣讲,毛泽东喜欢豪放浪漫之作居多,但他的内心情感世界毕竟丰富细腻,随着环境、心境、年龄的变化,完全有可能对相反风格的作品产生兴趣。他曾说自己对《红楼梦》,“开头当故事读”,和一般学子没有什么两样。但可能是因为读细了,读多了,便被其家庭琐事背后的故事张力所吸引。毛泽东曾从这个角度谈到过诗词欣赏规律。
1957年8月1日,他读了范仲淹两首具有婉约风格的词后,给江青、李讷写信坦言,“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但“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说的是赏词,阅读《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大体也是如此。
从文学成就上讲,1973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评价说,“中国小说,艺术性、思想性最高的,还是《红楼梦》”。人们常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他用“最”字给《红楼梦》“定位”,足见对其文学成就的推崇。具体说来,毛泽东特别赞赏《红楼梦》的语言。1964年,他同王海容谈到,“可以学习《红楼梦》的语言,这部小说的语言是所有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凤姐都写活了”。
毛泽东在著述和谈话中,也确实经常评论和引用《红楼梦》的语言。
1938年4月他在“鲁艺”的讲话中说:《红楼梦》“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这‘认镫’二字的”。1957年他在莫斯科讲的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便出自《红楼梦》。1963年9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他说:“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
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沈若芸、唐闻生等分析国际形势,讨论基辛格访华情况,便集中引用了《红楼梦》中的一些生动语言。他说:
切忌不要忘记凤姐说的话:大有大的难处。刘姥姥向她要钱,听了这个话就冷了半截。后头又转弯,说皇帝也有三门子穷亲戚,不要让你空手回去了。给了她二十两银子。刘姥姥一听,通身都发热,说,“你老拔一根汗毛比我们的腰还壮”呢!……“坐山观虎斗”也是凤姐的话。“大有大的难处”,特别对我们有用。“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美国,苏联就是“千里搭长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出自林黛玉。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是路线斗争呢!
毛泽东喜欢读谈《红楼梦》,源于他的特殊读法。
毛泽东在公开场合从不讳言他对《红楼梦》的特殊读法。
1938年4月在“鲁艺”的讲话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红楼梦》“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
1961年12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提法又进一步:“《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
1964年8月18日在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他再次明确说:“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
能不能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阅读本来就是一种再创造,即在原作中掺入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经验,以及现实的需要。出发点不同,读法和收获自然不同。所以鲁迅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作为改造旧世界的革命家和对历史有深刻解剖的思想家,毛泽东把《红楼梦》当作社会生活的反映,当作历史来读,甚至当作政治小说,当作写阶级斗争的作品来读,自无不可,也属一家之言。
《红楼梦》描述了贾家宁、荣二府由盛而衰的过程,揭示了以贾宝玉、林黛玉为代表的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不被社会理解、与传统格格不入的悲剧,刻画了一群“小才微善”的青年女子被摧残、被扭曲、被毁灭的遭遇,比较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确实为毛泽东的读法提供了依据,并使这部小说在他的阅读视野里,不再只是缠绵细腻、香软浓艳一路,而是变得沉重起来。
那么,毛泽东又是怎样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的呢?
他对《红楼梦》的评论不少,中央文献研究室2002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收入了他从1959年到1973年谈论《红楼梦》的八段文字,其他未收入的还有很多。把他的评论作一梳理,可看出所谓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有以下几层意思。
一是联系作者曹雪芹所处的时代背景来读。
曹雪芹生活在18世纪上半期即清朝乾隆时代。毛泽东认为,那时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
接下来,他把《红楼梦》里的人物放在时代背景中来分析,由此提出:林黛玉、贾宝玉、晴雯是左派,是封建主义的叛逆者;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这些人是右派,是封建主义的维护者。
再进一步,毛泽东还认为时代背景决定了曹雪芹的创作倾向,提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
二是联系封建社会的宗法关系来读。
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关系,是维系封建社会的基础。封建社会走向没落,自然要反映在宗法关系上的松动。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毛泽东从中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这个趋势。
他说:“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又说:“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
三是联系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来读。
在毛泽东看来,宗法关系的松动,乃至封建社会的衰落,最终反映在经济关系的变化上面。因为经济利益的分化和调整,是促使封建社会中各种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因素。他从这个角度读《红楼梦》,也有所发现。
比如,他认为,“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这里说的是家族内部的经营失败。
放开视野,毛泽东还看到《红楼梦》反映了“土地买卖”给封建社会关系带来的变化。实例之一,就是小说里说的,“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毛泽东讲,“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经济关系的变化,既表明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也动摇了封建制度。
四是联系封建社会的政治关系来读。
毛泽东读《红楼梦》,特别看重第四回,多次讲那是理解这部小说的“总纲”。原因是这一回通过“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出一套封建社会的“护官符”,反映了小说中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政治关系。
他还说,从康熙到乾隆年间,有两大派,一派胜利者即雍正皇帝抄另一派失败者的家,曹雪芹生在康熙、雍正之后,“他是受整的,抄家了的”。由此,曹雪芹写四大家族的兴衰,不能说作者没有政治上的考虑,只不过,“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
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
五是联系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来读。
毛泽东一向主张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历史。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自然会把它当作反映阶级关系乃至阶级斗争的作品来读。
1950年代,他在浙江同谭启龙谈话时,干脆把《红楼梦》视为“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
1961年和1964年又先后谈到:“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
毛泽东经常讲,读《红楼梦》,不读五遍,就根本没有发言权。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读那么多遍才能懂得《红楼梦》。1973年5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有过一句解释:“读《红楼梦》,不读五遍,根本不要发言。因为你不能把它的阶级关系弄清楚。”
毛泽东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所思所感,确实别具一格。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把这部小说视为了解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他曾几次对青年人讲,“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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