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学术话语能力及水平与我国国力和地位不够相称，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话语体系方面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因此，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而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处于指导地位，所以，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设，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毛泽东在开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方面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树立了典范和榜样，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系统学习、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进行话语创新的基本前提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系统学习、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是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否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现话语创新也就无从谈起。

毛泽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进行话语创新。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深情地指出：“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党由艰难困苦逐渐走向胜利靠的就是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有了这样的武器就能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这充分体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重要性。

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要能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首先一定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要精通它，就要准确理解它，吃透它的基本内容，从整体上把握它。只有这样，才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总结提炼，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及其话语创新，都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

要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就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强调要有正确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和学习目的。

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谈到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时指出：“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并在党内教育中强调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材料来教育党员。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教育党员和群众，着力提高全党全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形成了许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

比如，为了建设一支具有马克思主义觉悟的革命军队，毛泽东根据当时我们党领导的军队主要由农民构成的特点，牢牢抓住革命军队纪律建设这个重点，提出了革命军队必须遵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纪律要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军队要有严格纪律的思想运用到我军建设实际并不断总结提炼而作出的话语创新。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专门有一部分内容论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他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里毛泽东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上升到关系革命前途的高度，足见他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度重视。正是由于毛泽东高度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以身作则、勤奋学习，从而为他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和知识基础。

同时，毛泽东还十分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重要性，认为“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并指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即“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正是由于掌握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所以，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心应手，而且学习效果极佳，从而能够恰到好处地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

除了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应有正确目的。他强调，不能为学习而学习，关键是要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

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拥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掌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确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明确目的，通过学习真正了解、掌握以至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是毛泽东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一条基本经验。

二、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进行话语创新的基本方法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又一条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词语本身就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话语创新。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这里，毛泽东不仅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按照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以简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的表述，而且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法时明确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话语表述。他指出：“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话语逐渐为全党所接受并广泛使用起来。

另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与核心的实事求是，其本身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一个集中体现。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系统阐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并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完成了其话语创新。毛泽东用实事求是集中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充分体现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强调，在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中，不能脱离实际而凭空杜撰、不能从本本出发、不能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而要大力进行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身体力行，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实际状况写了一系列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章，不断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

比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等文章都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结晶。在这些理论成果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体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就是基于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敌人占据城市而广大农村地区却有权力真空地带的客观实际状况，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话语创新的革命理论。

为了能够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还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撰写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实践认识基础。

其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充分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客观实际紧密联系起来的特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条重要方法，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一条重要方法。

正是采用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才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系列话语创新。毛泽东思想当中的众多话语创新，都既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同时也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产物。

再次，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在具体实践运用中形成并经过反复检验的正确做法和经验用中国化的话语概括出来。

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可见，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检验，不断总结提炼，才能形成正确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才能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和推陈出新中进行话语创新，是进行话语创新的有效途径

众所周知，毛泽东本人深谙中国传统文化，渊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为他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提供了重要基础。

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表现形式也就自然体现出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风味。而这也是毛泽东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一条基本经验。

毛泽东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可以说信手拈来，在毛泽东思想当中到处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比如，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毛泽东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进行的话语创新。实事求是一词本来是《汉书·河间献王传》中评价河间献王的话：“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把它借用过来并赋予它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形成了话语创新。

又如，作为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毛泽东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思想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一些理论表述所进行的话语创新。

毛泽东利用传统文化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有着显著特点。

首先，毛泽东选取传统文化中的有关话语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并非是随意的，而是根据传统文化中相关词语的内涵与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的内容的一致性或相似性来进行创新的。比如，实事求是这一话语创新就体现了这一特点。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进行解释，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这种话语创新并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倡导的“务得事实，每求真是”“清谈误国，明辨笃行”“因时达变，与时偕行”等基本含义进行的。这样，人们就容易理解掌握，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有利于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

其次，毛泽东是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1944年7月，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在谈到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时，他指出：“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而这也是毛泽东在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时所秉持的基本态度。

比如，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知行观，毛泽东批判了其中知在行先和知行均出于心的唯心主义成分，继承了行重于知、知行互相依赖等有价值的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改造，发展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不断前进的辩证唯物论知行统一观。

最后，毛泽东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是根据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需要进行的。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出了一个精辟论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用“敌人”与“朋友”的话语来概括革命的首要问题，体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

毛泽东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不管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比如，毛泽东以“买办”“土豪劣绅”等中国特色的词语来指明中国革命的重要对象，用“工农武装割据”“打土豪、分田地”等来指明土地革命的基本斗争方式和主要任务等，都具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和目的性，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四、坚持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内容与表达形式来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形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进行话语创新的重要形式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话语内容与表达形式来进行话语创新。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引用了鲁迅写文章的六条规则，其中就包括“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毛泽东强调，要重视使用“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词汇和话语形式。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要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话语内容与表达形式来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让人们尽快学会用好马克思主义，以便更好地进行革命和建设。因为即使再好的理论，也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可能运用到丰富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当中，才能发挥理论应有的作用。

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非常深奥，人们要理解和把握它并没有那么容易，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要向受教育程度普遍很低的广大劳苦大众宣传马克思主义，让他们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必然要求用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通俗易懂的话语形式来阐发马克思主义。

再加上当时革命面临异常艰难的形势，敌人的装备是“飞机加大炮”，我们的却是“小米加步枪”。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力量对比情况下，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要尽快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革命队伍。

而要做到这一点，也离不开以人们喜闻乐见的话语内容与表达形式来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重要推动者和引领者，毛泽东十分善于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话语内容与表达形式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实现话语创新。

首先，毛泽东使用大量的故事、典故来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他经常通过引用中国古典著作中的故事来形象地说明深刻的道理。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毛泽东用武松打虎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一定要打倒残忍的反动派，把敌我关系非常形象、深刻地揭示出来，让人易于理解和把握。

其次，他大量使用惯用语、歇后语、谚语、成语等熟语来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毛泽东的著作当中，这些熟语到处可见。比如，仅《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就用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将一军”“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对牛弹琴”“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等表述。据统计，《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共出现了2000多条熟语(包括惯用语、谚语、方言、歇后语等)。这些语言的使用，大大提高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使人们易学易用。

最后，毛泽东还经常使用大量比喻来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如，1942年 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非常形象地用“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幅对联，生动深刻地描绘了主观主义者口若悬河、纸上谈兵、清谈空议的形象。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用医生来比喻各方面人才的状况。他指出，这些人才“像医生一样，有的能够开刀，有的不行。有的打针能够打静脉，有的就不能，只能打皮下。有一些医生连皮下都不敢动手，就在那个皮上面”。这个比喻把人才专长有别、能力不一的状况形象地表达出来。

此外，毛泽东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一化三改造”比喻为“主体和两翼”，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一化”与“三改造”之间紧密相连、不可缺少的关系;把一切反动派都比作“纸老虎”，非常形象地告诉人民，反动派表面看起来很强大，实则“一戳即破”，从而使人民增强了战胜反动派的必胜信心。

综上，注重运用典故、熟语、比喻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话语内容与表达形式进行话语创新，大大提高了理论表述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这也成为毛泽东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一大特点和重要经验。

总之，毛泽东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基本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继续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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