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三国志》

韩纪民

　　鉴古可以知今。历史巨人毛泽东一贯强调“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具有重大意义。为此，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研读历史。《三国志》作为《二十四史》中著名的“前四史”之一，更是他反复研读的对象。据统计，毛泽东晚年读的《二十四史》文本，写下批注文字的共有15种史198条，3583个字。其中对《三国志集解》的批注文字就有25条，1739个字，几乎占了所批字数的一半，可见毛泽东研读《三国志》所下功夫之深!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认真研读他深刻精到的批注文字和有关讲话，至今仍有醍醐灌顶的深深教益。　

“说曹操是白脸奸臣，这个案要翻”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读《三国志》，是这位伟大革命家分析三国著名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的显著特点。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他是三国时期最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个了不起的诗人。鲁迅先生曾称赞曹操：“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但是，由于封建正统观念作怪，千百年来，在历史学家笔下，曹操一直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随着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普遍流传和戏剧舞台上人物造型脸谱化，“旷世奸雄”“白脸奸臣”早已成为曹操的代名词。但是，毛泽东研读历史人物，重在看其在推进历史进程中的实际作用，而绝不囿于“成说”，或所谓“定论”。在《三国志集解·武帝纪》中，毛泽东圈划批注较多的，除曹操的身世、经历和战绩外，主要是曹操采取的政策。科学的研读，使出现在毛泽东笔下和口中的曹操，完全是人们从未见过的曹操形象。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1954年夏在北戴河，他又动感情地评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三国志集解·刘表传》有一段裴松之的注，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55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三字旁划着曲线，天头上批注：“杀降不详，孟德所不为也。”

　　曹操不杀降，不但显示了他豁达大度的政治家风范，也是他战场取胜的法宝。史载，曹操诱降青州黄巾起义军30余万，选其精锐，编为“青州兵”，成为他日后攻城略地、统一北方的骨干力量。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在兖州，任用毕谌。后张邈叛，将毕谌的母、弟、妻劫去，曹操对他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毕谌去后就没有回来。及至讨平张邈，毕谌被捉，大家都为他的性命担心。曹操却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不仅没有杀毕谌，反任命其为鲁相。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邈攻陷兖州时，曹操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岂料魏种却投降了。待到打败了张邈，魏种被擒，曹操并没杀他，说：“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正是由于曹操胸怀广阔，唯才是举，善于用人，他的身边才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较之孙权和刘备等，他网罗的人才是最多的。毛泽东一向反对虐待和杀害俘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亲自为我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八条，严格规定“不虐待俘虏”，这对严肃军纪，瓦解敌人起到很大作用。不惟如此，毛泽东在他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第九条中指出：“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要求不仅不能虐俘、杀俘，还要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俘虏转变为革命军人，从而为战争的胜利奠定雄厚的兵力基础。

　　毛泽东评点《三国志》中的历史人物，往往把地位相近人物相互比照，凸显他们的不同，从而得出令人印象鲜明的结论。据《三国志集解·刘表传》记载，刘表“少知名，号八骏。长八尺余，姿貌甚伟”。可见，此公仪表堂堂，帅气逼人，俨然是一个“英雄”。况且刘表还是汉室宗亲，门第高贵，这些都是被讥刺为“身世不明”、阉竖“遗丑”的曹操不能相比的。但是，慧眼独具的毛泽东不被人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通过刘表在乱世中的实际作为，一针见血地对其评点道：“虚有其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刘表打败了张怿，于是“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祭祀天地，摆起了皇帝的派头。毛泽东对此批注：“作土皇帝，孟德不为也。”再次称赞曹操在政治上与众不同，高出刘表一筹。

　　毛泽东对曹操的文学才能与贡献也十分赞赏。他赞同鲁迅“曹操是改造文章祖师”的论断，在与子女谈话时曾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在我国古代帝王中，才兼文武的不乏其例，但像曹操这样，政治、军事、文学皆为一流的则为仅见。这也是毛泽东推崇曹操，并力主为其翻案的重要原因。

“《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

　　毛泽东历来主张读史要古为今用。他苦心研读《三国志》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科学分析书中有突出作为人物的成功经验，用以启迪、教育广大干部，解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也就是解决“过河”中的“桥和船”问题。

　　经典小说《三国演义》，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三国各路英雄设谋用计的神奇故事。但就真实的历史而言，曹操帐下的谋士郭嘉，可谓善出奇谋密计的第一人。因而，郭嘉和曹操一样，成为毛泽东研读《三国志》评点最多的人物。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说：“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他原为袁绍的幕僚，认为袁绍“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后经荀彧推荐，成为曹操的首席谋臣。曹操赏识他，认为：“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曹操与吕布作战，打了三次，吕布败退固守，当时士卒疲惫，曹操也想退兵。郭嘉认为吕布已成强弩之末，建议“急攻之”，遂获胜，擒吕布。曹操想很快征服刘备，又担心袁绍抄后路，很犹豫，就征求郭嘉意见。郭嘉说：袁绍性多疑，不可能很快行动;刘备新兴起，众心尚未归附，“急击之必败”。后来，刘备果然被打败。曹操准备征讨袁尚及三郡乌丸，众人都怕刘表指派刘备乘机袭击驻地。郭嘉却认为，乌丸离我们远，必疏于戒备，突然予以袭击，定可取胜。至于刘表，“坐谈客耳”，他自知才不及刘备，必不敢委以重任。“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取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曹操采纳了他的意见，大破乌丸。只可惜计不虚发的郭嘉身体一直不好，38岁中年夭折。赤壁之战曹操战败后，万分感叹道：“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以致捶胸顿足：“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他上表称赞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毛泽东在多种场合，向军地领导干部推荐读《郭嘉传》。他说：“《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或私下场合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正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作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毛泽东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1959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又讲到“多谋善断”问题，这次是针对办报而言的。他说：“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但有些同志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袁绍、刘备、孙权都有这个缺点，都是优柔寡断，而曹操则是多谋善断。我们做事情不要独断，要多谋，但多谋还要善断，不要多谋寡断，也不要多谋寡要，没有抓住要点，言不及义，这都不好。听了许多意见之后，要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曹操批评袁绍，说他志大智少，色厉而内荏，就是说没有头脑。办报也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可见，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研读《郭嘉传》，要多谋善断，归根结底，就是针对当时党的工作出现的倾向性问题，集中解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一方面他要求各级领导要像郭嘉那样敢于和善于正确地反映情况，提出独到见解;一方面要求善于多方听取、集中大家的智慧和意见，不失时机地作出决断，把事情办好，办出成效。

　　毛泽东向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领导推荐读《郭嘉传》，不仅有针对性，有时还颇具深意。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1966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林彪正当大红大紫之时，他亲眼看见毛主席向林彪推荐两本线装书，一本是《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另一本是《宋书·范晔传》。郭嘉和范晔究竟是何许人?他们对毛主席点拨林彪有什么重要性?不看书不知道，看后如梦方醒。郭嘉是三国时期曹操手下一名出类拔萃的谋士，他随曹操征战十余载，为曹操出了许多好点子。可惜英年早逝，年仅38岁。而范晔是南北朝时期宋国的重臣，掌管禁旅，参与机要。他后来因参与谋反被判杀头罪。两位古人的权位与林彪相似，一正一反，一成一败。毛泽东以古喻今，用意不言自明。　

“不可不读《三国志》中的《吕蒙传》”

　　毛泽东曾指出：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真正学到一点东西，就要“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他熟读《三国志》，透过波澜壮阔的三国历史中军事、政治斗争的画卷，不但不断丰富自己治党、治国、治军的规律性认识，而且经常对部属推荐书目、提出要求，提高各级干部的素质。

　　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公安部长罗瑞卿。闲谈中，毛泽东饶有风趣地说起吕蒙发奋读书的故事。吕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今安徽阜南东南)人，吴主孙权的重要将领。据《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记载：吕蒙幼年不曾读书，其姐夫邓当是孙策手下的将领，他十五六岁时跟随邓当出征，谁也劝阻不了，孙策十分赏识他的勇敢。孙权时，吕蒙屡立战功，升至“横野中郎将”。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掌握很大的兵权，“宜学问以自开益”。 吕蒙以“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推脱。孙权说，我并不要求你当博士，但要你“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说：“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汉光武帝“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曹操“亦自谓老而好学”。你为什么不勉励自己去读书呢?孙权还以自己读书而“自以为大有所益”开导他。吕蒙接受了孙权的劝告，从此“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周瑜死后，鲁肃接任东吴统帅。开始，鲁肃并不看重吕蒙。但当吕蒙向他献上对付蜀国名将关羽的“五策”时，他不禁大为惊异和钦佩，拍着吕蒙的后背说：吕子明，我不知道您的才略竟然达到这个地步。我以为你只会打仗，想不到你“学识英博”，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吴下阿蒙”了。以后，吕蒙成了东吴的杰出统帅，几乎战无不胜。孙权称其为“国士”，说没人能赶得上吕蒙那样，年长后还能下决心学习。评价其“筹略奇至”，仅次于周瑜。《三国志》作者陈寿也赞许道：“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谲郝普，擒关羽，最其妙者。初虽轻果妄杀，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

　　讲完吕蒙的故事，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中的《吕蒙传》。”可见，毛泽东虽然对我军高级干部很信任，读史时有过“老粗出人物”的评语，但他对这些“老粗”们由于文化程度低，在新形势下带兵可能面临种种困境，依然洞若观火。这次他当面向罗瑞卿荐读《吕蒙传》，并告诫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要求。”回京后，罗瑞卿仔细阅读了《吕蒙传》，并请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用以激励大家学文化的热情。这对公安系统干部队伍的建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毛泽东针对性很强的荐读《吕蒙传》的讲话传开后，在全军引起了重大反响。各级干部尤其是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领导干部，遵照毛泽东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和工作需要，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改善了知识结构，综合素质得到显著提高。

　　王震，人称“王胡子”，是我军出名的打仗不要命的勇将。1938年冬，日寇进犯汾河。王震当年只有30岁，奉命夺回阵地。战前动员时，他让战士抬出一口棺材，挥拳大声说：“我领头向前冲，要死我先死，死后装进这口棺材里。”部队激战一昼夜，大破日军，王震头部负重伤。王震的另一个特点是，一向重视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部队工作。第359旅立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初、高中毕业生入伍，在连队锻炼一段时间，即可委以恰当的职务。王震的这支部队向来以尊重知识、爱护人才闻名全军。战争年代，有一次毛泽东问王震：“你读过《三国志》吗?那里面有关羽和张飞的传记，很值得一读。比如‘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等……希望你能读一读，取两人之长，去两人之短。”王震是毛泽东的爱将，毛泽东建议王震读《三国志》中的《关羽传》《张飞传》，显然有感而发，更见知人之深。后来，王震找来《三国志》中两人的传记认真研读，很受震动。关羽和张飞作战勇猛、战功显赫，当时即被称作“万人之敌”。但两人的弱点和优点同样突出。关羽善待士兵而对士大夫盛气凌人;张飞则相反，敬重士大夫而不善待士兵。结果，两人的短处最终使他们掉了脑袋。王震体会：毛泽东要他“取两人之长，去两人之短”，就是要他以史为鉴，看到自身的问题，克服短处，做全面发展的优秀将领，带好队伍，多打胜仗。

　　毛泽东读《三国志》可谓烂熟于心，其中的典故，可以信手拈来，点石成金。比如，为了说明必须破格提拔年轻干部，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谈话中，又一次谈到三国中一些重要人物的年龄。他说：“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27岁，孙权也是27岁，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才不过36岁，那时(赤壁之战)，也不过30岁左右，鲁肃40岁，曹操53岁。事实上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毛泽东用鲜活的事例，阐明了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

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大军事家。他以弱胜强的人民战争理论之丰富，指挥并取胜的战役规模之大之多，都是空前的。毛泽东对读《三国志》情有独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部书记录了三国时期风谲云诡的军事斗争史实，为他研究探索军事斗争规律，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并取得胜利，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史料;作为大战略家、大军事家，他对军事指挥艺术的评点，往往振聋发聩，独树一帜。

　　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于1936年12月。文章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其中讲到“战略退却”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弱军要战胜强军，必须先让一步，保存军力，待机破敌。他说：“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在这里，毛泽东所举中国历史六大战例中，就有三个见于《三国志》。可见，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甚至远在学生时代，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可能就开始研读《三国志》，探讨军事战略和军事指挥艺术了。

　　诸葛亮，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一篇《隆中对》震古烁今，人们都说诸葛亮战略眼光高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但毛泽东在肯定诸葛亮聪明才智的同时，针对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荆州、益州两路出击北伐曹魏的总战略，提出了质疑。他点评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前一句的意思是说诸葛亮的战略不妥，荆州离益州千里之遥，两地分兵的做法，必然使原本兵力就不足的蜀汉，进一步加大了兵力上的劣势。后一句“三分兵力”指的是关羽之镇守荆州、刘备之进攻东吴、诸葛亮之北伐中原，“三分兵力”，最终导致蜀汉屡次受挫，元气大伤，失去了统一中国的本钱。尽管有学者不同意毛泽东的分析，但对千百年来已成定论的《隆中对》提出质疑，认为两次分兵导致蜀汉战略被动，被对手各个击破的看法，依然是石破天惊之论。

　　吴蜀夷陵之战，是三国时期一个大战役，吴国青年统帅陆逊，先是“示弱”，待蜀军疲惫懈怠之时，火烧连营几百里，打败了堪称曹操敌手的刘备。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陆逊传》，其中有：“(陆逊)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钱振锽曰：‘陆逊破先主，无他奇策，只令军士各持一把茅耳。意先主连营，皆伐山木为之，故易火;若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读至此，毛泽东提笔写了一段批注：“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这里，清代学者钱振锽评论吴蜀夷陵之战，认为陆逊击败刘备，没有什么奇策，不过是采用火攻。如果刘备不伐山木扎营，而是以土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攻破蜀军呢?毛泽东不同意这种书生之见。他认为，如果刘备以土石垒营，固然可避免遭火攻厄运，但由于大军深入敌境五六百里，战线又过长，并且长时间与对方相持，造成军粮供给困难，将士斗志涣散，断不能保障刘备持久进攻并取得胜利。因此，作为进攻方，刘备的取胜之道应是“打运动战”，从陆逊防守较弱的夷陵南面的澧水流域发动进攻，以分散其兵力，使其应接不暇。同时“因粮于敌”，解决影响战争全局的至关重要的粮草问题，然后各个击破敌人。这个见解前无古人。毛泽东不是书生读史，空发议论。这既体现了他对军事战略和战役指挥的天才领悟，更饱含了他作为军事统帅长期指挥革命战争的实际体验。相信当年的陆逊，若碰到毛泽东这样的敌手，也只能甘拜下风。

　　诚然，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三国人物当中，诸葛亮是毛泽东谈得较多、也是被推崇的人物之一。毛泽东对诸葛亮采用屯田制巩固边防给予充分肯定。1955年元旦，他在与王震讨论退伍军人的安置问题时，说：可以组织屯垦戍边嘛!中国古代就有屯垦制，管仲搞过，诸葛亮在汉中也搞过呢!开荒就业，治疗战争创伤，巩固边疆，应该是个好办法。1962年2月，毛泽东在和南京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孔从洲谈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时，又谈到诸葛亮的兵器改革，说：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毛泽东十分赞赏诸葛亮制定的和戎政策，认为这在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毛泽东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空白处，画了很多圆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彝族领袖孟获，以及在平定南方后大力安排、任用地方豪强为官吏的事迹。毛泽东说，这也是诸葛亮的高明处。

　　毛泽东研读《三国志》，不像一般读书人那样只注重背记历史知识照本宣科，而是对史料重在辨别真伪，从科学分析史料中形成独到见解;也不像一般历史研究者那样只看重繁琐考证专注于细枝末节，而是着眼大局重在探索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毛泽东始终坚持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读《三国志》，始终坚持古为今用原则指导当前的实践，这一点是我们研读历史书籍应认真加以学习和借鉴的。

　　(此文原载：《党史博采》杂志2017年第12期)

　　作者：《总后勤部后勤杂志社》原主编，大校军衔，军队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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