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同美帝国主义斗智斗勇

文林墨客

2017年12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了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长达68页的报告， 33次提到中国、3次提到台湾、25次提到俄罗斯。正是这份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上的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一石激起千重浪。这份报告立即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极大反响。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挑衅态势，中国该如何应对，这是摆在我们党和国家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如何做出抉择，事关中国的战略布局和发展利益。在这里，我们不如看看当年毛泽东是如何同美帝国主义斗智斗勇的，从中定能得到诸多启发和教益。

一、 密切关注国际力量分化组合，准确判断世界格局深刻变化

20世纪40年代中期，毛泽东首次对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做出了准确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利益，美国英国与苏联结成联盟，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是，随着法西斯势力被消灭，共同利益已不复存在，美英与苏联之间的联盟关系也走到了尽头，出现了分道扬镳、重新分化组合的局势。

早在二战结束前后，毛泽东就时刻关注着美英苏这三个大国之间的发展动向，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格局的变化。他清醒地看到了当时的美国利用二战膨胀起来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所引发的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这就是：二战结束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了德日帝国主义的地位，妄图奴役世界。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顽固地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既威胁社会主义国家，也对盟国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说：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多的地方，它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实，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

毛泽东的这一大段话，既表明他对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了如指掌，具有超凡的远见卓识，又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力图控制欧、亚、非三大洲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进而称霸全世界的野心。二战以来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一科学判断的准确性、超前性。

战后的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利用自己世界领导者的有利地位，在整个世界耀武扬威，到处干涉别国内政、到处穷兵黩武、引发了两大阵营长期对峙的局面。在这期间，美国侵略过的国家有朝鲜、越南、巴拿马、刚果(利)、古巴、多米尼加、黎巴嫩、中国的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1964年1月，毛泽东在《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中说：“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不会因为总统的更替而发生任何变化。1965年5月，毛泽东在《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中指出：“在美帝国主义眼里，什么联合国，什么美洲国家组织，什么别的玩意儿，统统都是它手掌里的工具。对于这些工具，它用得着就用，用不着的时候就一脚踢开。踢开了，还可以捡起来再用。用也好，踢开也好，都是以有利于它的侵略目的为转移。”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就是以联合国的名义进行的，纠集了16个国家的军队组建了所谓联合国军。这说明联合国已经沦为美国的侵略工具。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世界公敌，正如毛泽东多次明确指出的：“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可谓一针见血!

20世纪70年代前期，毛泽东又一次看到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并做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准确判断。从二战结束以后，到70年代前期，毛泽东观察到这样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随着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掀起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洪流，世界殖民主义体系迅速土崩瓦解，形成了一个数量众多的国家群体。1957年9月，毛泽东《在欢迎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亚非拉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二是苏联作为最早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演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野心膨胀起来的苏联，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介于这两类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了世界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于1974年2月，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这就是毛泽东依据世界力量对比出现的新变化、国际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的状况所提出来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对世界发展大势做出准确判断，是毛泽东同美帝国主义斗智斗勇的重要前提。从这种判断中，可以看清谁是我们全力打击的主要敌人、谁是我们必须团结的可靠朋友、谁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同盟军。

二、 深刻揭示帝国主义反动本性，坚定反对帝国主义必胜信心

毛泽东把帝国主义看透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已经达到深入骨髓的程度。毛泽东在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有两点认识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时刻牢记：

一是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1949年8月，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在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立地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那种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1960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朋友的谈话》中说：“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是帝国主义是善于伪装的。1949年8月5日，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打内战，面临着彻底失败的命运。为了从中国“脱身”，开始制造舆论准备。于是，经时任总统杜鲁门的批准，美国国务院公布了大量有关对华关系的文件，包括那个时期的内部文电、绝密档案，汇集成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1944年至1949年》的白皮书。还公布了白皮书公布前不久国务卿艾奇逊写给总统杜鲁门的一封信。意在说明蒋介石政府的垮台，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失误，而是蒋介石集团内部的腐败造成的。显然是在为美国政府推卸责任寻找托词。

在这两份材料里，充满了颠倒是非、隐瞒和捏造事实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恶毒污蔑和深刻仇恨。对此，毛泽东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予以逐一驳斥。他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指出：

“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毛泽东之所以对这两份材料进行批判、尤其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进行批驳，就是要揭露美帝国主义及其援蒋反共政策失败象征的司徒雷登之流的种种伪装，引导那些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的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去认识美国当权者向国民党提供多达21亿美元的援助，支持其打内战，导致中国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真实面目。以争取更多的中间派人士对革命和共产党的支持，激发解放区广大军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高手。

对帝国主义反动本性的深刻揭露，是毛泽东同美帝国主义斗智斗勇的重要手段。从这种揭露中，让中国人民看清美帝国主义本来的狰狞面目。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坚定信心，务求必胜。

三、确立战略上藐视帝国主义的理念，制定战术上重视帝国主义的策略

如何同美帝国主义斗智斗勇？毛泽东形成了一整套战略和策略。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1946年8月，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他还说：“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是纸老虎。提起美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这里，毛泽东深刻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阐述了帝国主义动和一切反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他说：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毛泽东的这一著名论断，在我国民主革命斗争中，武装了中国人民的头脑，增强了战胜蒋介石集团及其支持者美帝国主义的必胜信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其实，毛泽东的这一根本战略思想，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形成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著作中，都阐述过这一根本战略思想。他指出：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它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同时，又要在战术上，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这一根本战略思想，仍然适用于当前我们反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当作战略对手的伟大斗争。

二是坚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阵营，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当中的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不同利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可以加以利用。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指出：“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这就是，毛泽东初次提出利用矛盾的策略。1940年1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指出：“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伪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随着抗日斗争的复杂化，毛泽东将利用矛盾的策略进一步加以发展完善，成为我党我军对敌人营垒实行分化瓦解、建立更广泛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高超利器。毛泽东将其表述得简单明了，便于全党全军掌握和运用。

三是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1940年代，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的阶段，对外有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对内有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捣乱。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镇定从容，不断提出新的应对策略，以期渡过难关。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明确提出：“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毛泽东虽然是针对国内反共顽固派进攻提出的这种策略，但同样适用于国际对敌斗争、适用于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

站在有理的立场上，毛泽东尽力争取美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36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就把美国称为反战国家。1941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特使居里来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首次与美国官员居里会面。从这次会面中，周恩来向居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并向他解释皖南事变的真相。居里向周恩来说明了美国的对华政策。通过这次会面，使我们党得出了美国的亚洲政策是力图控制中国以牵制日本的结论。这次会面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在极力争取美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站在有利的角度，毛泽东极力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仍然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拒绝承认新中国，继续支持国民党当局，并且极力阻挠其他国家同中国建交、极力阻挠联合国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形成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全面对抗政策。企图利用中国共产党立足未稳的时机，扼杀年轻的新中国。于是，在1950年6月25日，以朝鲜战争作为跳板来进犯新中国的阴谋和盘托出。

面对美帝国主义这个最凶恶的敌人，毛泽东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从维护新中国的安全利益出发，毅然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久经战争考验的中朝军队毫不畏惧，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到1953年7月27日为止，用了不到3年时间，就打败了号称不可一世的“美国佬”，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挫败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活动。以至于许多参战的美国军方人士也不得不承认：朝鲜战争是“美国所进行的一次代价最大、流血最多而又旷日持久、难以解决的战争。”1953年9月，毛泽东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中，对抗美援朝战争做出了十分精辟地总结。他说：

“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害怕它。我们跟他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他还说：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他多次重申，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为了实施它的全球战略，要把越南南方打造成亚洲威胁和进攻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基地，作为颠覆越南民主共和国并进而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桥头堡。为此，公然在中国的邻国越南挑起侵略战争，并露骨地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1961年5月，美国派出“特种部队”进入越南，进行所谓“特种战争”。1962年2月，美国宣布成立“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统一指挥南越吴庭艳军队和美国特种部队，同北越部队作战。1965年3月，美国派遣3500名海军陆战队在岘港登陆，并不断对越南北方进行海空袭击。面对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以及美国军机不断侵入中国领空投掷炸弹、发射导弹，致死致伤中国船员和军人，毛泽东决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和战争行为。1963年8月，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集团对越南南方侵略和屠杀，坚决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吴庭艳集团的爱国正义斗争。1967年9月，毛泽东指出：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遭到惨败，就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他们所面临的是越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战争。越南人民坚强不屈、英勇奋战，极大地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使美国侵略者陷入灭顶之灾，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国家单独抗击和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辉典范。越南人民的胜利向全世界证明，美帝国主义这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是完全能够被打败的。”

毛泽东早就看出来，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跟美国的侵朝战争如出一辙，意在通过越南战争，进犯中国。1965年1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就在一次谈话中直言不讳地宣称：“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真正目的，“不是帮助朋友，而是遏制中国”。因此，从美国派出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开始，毛泽东就下令立即向越南提供部分武器装备，随后陆续出动地面部队30多万人参战，同越南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

越南战争把美帝国主义拖得筋疲力尽。从1959年到1975年，美国先后投入总兵力260万人。耗费的军费占全部军费的1∕3以上。以1968年为例，全年军费预算为750亿美元，而用于越南战争的开支就达到250亿美元～270亿美元。结果是花了大量的钱，却吃了大亏。战争造成美军伤亡人数达到36万余人，经济损失到达3520亿美元。是朝鲜战争的两倍多，比二战期间美军的总支出还多出100多亿美元，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

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这两场战争，都以中朝和中越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从中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豪迈情怀和责任担当。

站在有节的分寸上，毛泽东善于把握事物发展的度。从二战结束以后，到70年代中期，毛泽东一直与美帝国主义周旋。在周旋当中，既坚持原则，全力维护中国的战略利益，又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在必要时做出适当的让步，使中美关系既保持接触、谈判，而又不致破裂的状态，显示了高超的外交艺术。

这种高超的外交艺术充分体现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从1955年8月1日到1970年2月，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中美两国的大使先后进行了136次会谈。中国政府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有理、有利、有节、有据地同美帝国主义展开了漫长的外交斗争。其过程跌宕起伏，时而面对面激烈交锋、时而各自打道回府、时而又恢复谈判、时而做出和解姿态，偶尔签署合作协议。毛泽东自始至终关注并指导着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他认为，中美两国只有不断接触，相互了解，才能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缓解世界的紧张局势，抑制苏联妄图对中国开战的军事威胁，使中美苏三个大国之间的力量处于总体平衡状态，才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支撑。

这种正确的策略，最终迫使美帝国主义同中国实现关系缓和，并愿意改变同中国长期对抗的局面。1969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他认为，经过20多年的发展演变，国际社会出现了美国、西欧、苏联、中国、日本五大力量中心。特别是日益崛起的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强劲竞争对手，而中苏关系又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况且美国从越战中“脱身”还有求于中国。面对这种情况，尼克松决心促进美中和解。而中国则有自己的战略利益需要考量。于是，才有了尼克松访华，并留下了尼克松低头猫腰向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握手的精彩画面。也才有了中美的联合公报，直至两国建交，开始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程，才有了美国同台湾“断交、撤军、废约”的决定。

四是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二战以后，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新的战争策源地、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1965年5月，毛泽东在《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士的几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大家需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1965年5月，毛泽东在《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中指出：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毛泽东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发出了对美帝国主义的呐喊：美帝国主义从日本滚出去，从西太平洋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和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和大洋洲滚出去，从一切受它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地方滚出去!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毛泽东凭借其在国际上的崇高威望，不但与亚非拉各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而且对帝国主义营垒进行了分化，形成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良好局面。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顺利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的提案，形成了联合国2758号决议。冲破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阻挠，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全部合法权利，并把台湾当局从联合国及所属机构中驱除出去，迫使美帝国主义也不得不在毛泽东面前低下高昂的头。

确立战略上藐视帝国主义的理念，制定战术上重视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同美帝国主义斗智斗勇的重要谋略。从这些谋略中，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许多同现代美帝国主义——特朗普政府作斗争的思路、谋略、方法和手段。

四、毛泽东的对美斗争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毛泽东以“牵着敌人鼻子走，赢得天下美名”的历史性功绩而载入史册。毛泽东的高超斗争艺术，给我们留下了诸多重要启示，为我们同当代美帝国主义——特朗普政府的作斗争提供重要的指导原则。同当代美帝国主义作斗争，首先，必须有毛泽东那样的战略定力，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坚定意志和“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无畏勇气。面对特朗普这个战略对手，不为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所左右，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同当代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其次，必须有毛泽东那样的超凡谋略，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的通天胆略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创新精神。面对特朗普这个战略对手，我们要充分利用经济手段应对特朗普的贸易战、利用军事手段维护中国的战略利益，使当代美帝国主义无计可施。我们还要团结一切反对当代美帝国主义，对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不满意的国家和人民，建立反对当代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形成强大的和平与发展的磅礴力量，使当代美帝国主义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再次，必须有毛泽东那样的豪情壮志，有“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的如虹气魄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宏伟使命。面对特朗普这个战略对手，我们要从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就一定能冲破当代美帝国主义的重重围堵和各种破坏捣乱，持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着更高阶段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写于2017年25日～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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