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缔造的新中国：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神奇国度

 

文林墨客

毛泽东从一个充满正义感和使命感的热血青年，经过革命和战争的洗礼，成长为创党立国的“核心领袖”，经历了多年火与血的艰苦磨炼而矢志不改、初心不变，直到走完传奇而辉煌的人生历程,成为“千古风流人物”。

他的横空出世，对处于苦难深重、饱受欺凌而又渴望解放、追求幸福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缔造了中国共产党，使我们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缔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使我们国家有能力打败国内外的任何敌人;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我们人民有了繁荣富强、祥和安宁的家园。“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是人民发自肺腑的真情呼喊!是人民心怀感恩的自然流露!

以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的毛泽东，自从踏上革命的征程，从思想到行动都充满了正能量。所以，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新中国，都蕴含和喷涌着满满的正能量。

当下的中国，“正能量”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时尚的词汇。那么，究竟什么是正能量呢?所谓正能量，就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民幸福的内在力量。我们提倡正能量，释放正能量，就是要战胜负能量、铲除负能量，使负能量没有立锥之地，从而使中国充满正能量。有了充足的正能量，中国就会呈现出“万紫千红春满园”的可喜景象、成为令人仰慕追求的“人间天堂”。

在这里，我们只对“正能量的中国：万紫千红春满园”这种令世人羡慕的“世界奇观”加以剖析，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总结概括。既为国人提供认知线索，也为世人提供参考借鉴。

我们可以从这样五个方面的分析阐述中窥见其全貌：

一、凝神聚力的制度优势

毛泽东曾经讲过：“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能够指引中国人民摆脱剥削压迫，走向独立解放。邓小平曾经讲过：“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是说社会主义，作为一条发展道路，能够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身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天然权力，任何外国、任何外人都没有说三道四的理由。中国依据自身的国情特点，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家事儿”。虽然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极力向中国强制推销他们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力图让中国改旗易帜，但是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心底，并促使中国迅速崛起、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日益增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他们是很难撼动、很难改变的。

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在中国有那么大的魔力和威力呢?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和内含磅礴的正能量。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集中体现在这样五个方面：

社会制度优势之一：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能源”，具有深度经济裂变能力，能够释放出超级经济能量。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毛泽东主席是最早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行准确阐述的核心领袖。早在1957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中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1962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讲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的经济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这两段论述，都是从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角度、从经济发展速度的角度，阐述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优越性的。

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这种新的生产关系能够极大地解放生产力、能够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活动、能够合理地配置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类资源。这样就使经济发展的生机活力得到了有效地释放，因而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我们仅以 “一五”计划的成果为例，即可看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因为“一五”计划的前提是，国民党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百业凋零、百废待举、千疮百孔的乱摊子。从1953年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超额完成各项指标的情况看，5年内总投资550亿元，兴建工矿建设项目1万多个，其中包括我们经常讲到的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短短5年时间，我们就建起了一批包括飞机制造、汽车制造、发电设备制造、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设备制造等新的工业部门，从根本上改变了几乎所有物质产品(洋丁、洋火、洋布、洋油、洋伞、洋镐、洋车等)都带有“洋”字的历史。“一五”计划的成功，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成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良好开端。短短5年时间，不但迅速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而且取得了旧社会想也不敢想的伟大成就，突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神奇之处。

我们再以改革开放38年的成果为例，更可看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当年的经济总量：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645亿元人民币。到邓小平逝世的1997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有了显著提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7.99万亿元人民币，与1978年相比，增长了21.9倍，跃居世界第7位。 而到了2016年，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国内生产总值突破7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与1978年相比，增长了192倍，跃居世界第二位。这38年我国经济呈现出的爆发式增长，就更加突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神奇之处。

社会制度优势之二：社会主义是一股“源头活水”，蕴含着巨大的使用价值，能够幻化出不断升级换代的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主席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经济问题的研究。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这段论述，是从供求关系的角度，阐述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优越性的。

毛泽东主席所在的年代，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毛泽东主席多次讲到吃饭问题，说明那个历史时期人民的物质需求还是很低的。1959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党内通信》中指出： “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同年7月，在《发展商业和副食品生产》中说得更具体：“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在这里，毛泽东主席把解决吃饭问题，提到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认识。也就是说，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解决民生问题，并且提出通过解决农业供给侧问题，来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

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时间，我国面临着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正处于探索之中。因而使生产力发展还处在较低水平，满足不了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还难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不得已只能定量供应，实行票证制度。1955年8月，国务院就发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从当年11月1日起执行，全国各地将普遍使用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其后的一个时期，几乎所有产品都纳入票证供应范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年使用的各种票证，现在已经纳入收藏品的范围。令我们这些亲历者为之感叹!

那个年代，整个中国不但物资严重匮乏，而且人均收入很少。改革开放当年的1978年，我国人民的工资水平低得可怜。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343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134元;毛主席月工资仅有404.8元。到邓小平逝世的199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了3793.33元 ，与1978年相比，提高了约16倍。而到了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了23821元 ，与1978年相比，提高了约100倍。

进入21世纪，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变化，出现了供给不足的问题。许多中国游客到国外抢购电饭煲等生活日用品的状况，令国人震惊，也引起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关注。这种情况说明我国传统产品已经满足不了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于是，才有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出台。以此为引领，使我国不断研制出更多更好的产品，用以满足新的消费需求，也使我国经济发展借此又登上了一个大台阶。

社会制度优势之三：社会主义是一把“金钥匙”，内含神奇的力量，能够开启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广阔之门。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进一步展开，我们党的“核心领袖”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在不断扩大。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提出了一个事关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政策：“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这个大政策就是党的富民政策。1986年8月，邓小平在《视察天津时的谈话》中再一次强调：“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意在打消一些人对党的富民政策的疑惑态度。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党的富民政策，是基于他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1985年4月，在《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中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这段论述，纠正了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越穷越光荣”，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错误认识。1986年9月，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中说：“社会主义财富，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这段论述，揭示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与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是一脉相承的。

很快，东南沿海地区凭借着地缘优势、政策优势迅速发展起来、富裕起来。以中央选择试点的广东省为例。1979～2012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2.8%，中国增速为9.8%，广东增速则达到13.3%，是世界速度的4.8倍，中国速度的1.4倍。1978年，广东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仅有185.85亿元。到2000年首度超过1万亿元，2007年达到3万亿元，2011年达到5万亿元。2016年接近8万亿元，占全国的10.7%，人均GDP达到72787元，是全国的1.3倍，连续28年居全国第一。继续发挥对全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和支撑作用。1998年超越新加坡，2003年赶超香港，2007年赶超台湾。如果把广东当作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在世界排位约居第16位。社会主义制度的神奇之处更是显而易见。

社会制度优势之四：社会主义是一面“聚力旗帜”，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1982年10月，邓小平在《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一文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在这段论述中，暗含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性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1992年1月～2月，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明确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在这段论述中，邓小平同志把“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我国的优势来对待。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新概括。

在这方面，我国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其论述的正确性、真理性。举全国之力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举全国之力对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进行救援;对西藏、新疆等地区进行对口支援。这在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上在我们中国，只要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号召，都可以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

仅就举办北京奥运会为例，即可看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魔力。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评价说，北京奥运会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是一届难以超越的奥运会。北京奥运会的辉煌成功，无疑给伦敦带来了天大的压力。难怪伦敦奥组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勋爵感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规模宏大、引人入胜，并且很难效仿。

与国外进行比较，亦可看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威力。2011年3月，由大地震造成的福岛核泄漏，不但威胁到当地大量居民的生命健康，而且危机周边国家及其海洋安全。时隔6年，核泄漏的治理问题、灾后重建问题，仍然没得到有效解决。不时有因“误操作”，导致核污水排入大海的消息见诸报端。2017年3月，日本政府解除了大部分受灾地区的避难指示，但是让灾民重返家园还相去甚远，引起当地居民的持续抱怨。

如果是在中国，这些问题早就解决了。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012年4月，我国发生了雅安地震，全国各地纷纷伸出援手救援。到2015年5月，又是全国各地的援建，在不到3年时间里，一个个崭新的城镇拔地而起，如此巨变被成为奇迹。

社会制度优势之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千古事业”，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长久的持续性，关键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起来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与中国的国情特点相适应的，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民的心底，因而极具鲜明的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这段论述，是从领导力量和根本保证的角度，来认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内涵的。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新认识。

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激活社会主义制度的“源头活水”，源源不断地喷涌出推动社会进步、造福人民群众的正能量。我们党通过革命排除了推动社会进步、造福人民群众的制度障碍;通过建设提供了推动社会进步、造福人民群众的物质基础;通过改革释放出推动社会进步、造福人民群众的政策红利。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越扎越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越来越红火。

当代世界有很多人疑惑，为社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那么大魔力和威力，而别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却没有那么大的魔力和威力呢?其实，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本身并没有错，关键在于人们如何正确地驾驭它、如何把握它的正确发展方向，即能否“以人民为中心”、能否“给人民带来福祉”。这就是全部问题的真谛!

二、意志统一的政治优势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和表现。按照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要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必须为之提供充分而可靠的保障。这种保障，从把握正确方向、提供政策支撑上，由执政党负责;从依法宏观调控、提供管理秩序上由国家机关负责;从保卫国家主权、保护经济安全上由人民军队负责。这三个方面相互呼应，形成了意志统一的政治优势。 

政治优势之一：共产党执政为民，使国家领导核心坚强。 

中国共产党善于抓住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把自己的宗旨定位于“为人民服务”、定位于“执政为民”、定位于“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为人民谋福祉，使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因而必然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中国共产党坚持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利用自己的庞大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关键时刻冲锋在前享受在后，起到了全社会主心骨和国家擎天柱的作用，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中国共产党长期致力于思想教育、理论武装，用党的指导思想作为行动的指南，能够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和影响，不断粉碎来自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等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图谋，使全党形成统一意志、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确保中国共产党永不变质，确保社会主义的中国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中，形成了“三大作风”、“两个务必”等优秀传统，形成了“自我革命、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良好机制，不断加强作风建设，反对和惩治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使我们党赢得了党心和民心。从而使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复杂多变、乱象丛生、危机四伏的国际背景下，在经济发展压力增大、社会矛盾不断增多、中等收入“陷阱”浮现的国内环境下，顶住压力、精心布局、巧妙应对、力挽狂澜，使中国共产党稳操胜券、使社会主义的中国稳如泰山。通过“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顺利推进，既发展了自己，也惠及了沿线各国，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空前提高，令国人为之感叹、令各国为之折服。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神奇之处。

政治优势之二：国家管理体系高效，使国家治理井然有序。

我国在国家管理体系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国务院行使行政权、产生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司法权。“一府两院”都要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负责。这样就把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有机统一起来。

“一府两院”提出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财政预决算、全国性重大工程项目、各项法律草案，都能及时予以审议。代表们没有党派私利，都为国家和人民着想，因而很容易达成共识，随即获顺利通过，极大地提高了审议效率。这就避免了西方国家那种“三权分立”体系下各党派议员为了一己私利而争执不下、久拖不决的弊端。

以通过法律手段遏制港独行为为例，即可看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审理议案、治理国家的高效性。针对近年来，香港社会有些人公开宣扬“香港独立”、“香港民族自决”等“港独”或具有“港独”性质的主张。201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选举过程中，一些宣扬“港独”的人员报名参选，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主任依法决定其中6名公开宣扬“港独”主张的人不能获得有效提名。10月12日，在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宣誓仪式上，个别候任议员在宣誓时擅自篡改誓词或在誓词中添加其他内容，蓄意宣扬“港独”主张，并侮辱国家和民族，被监誓人裁定宣誓无效。香港社会以至于立法会内部、立法会与特区政府之间，对上述宣誓的有效性、是否应该重新安排宣誓产生了意见分歧和争议，并由此影响到立法会的正常运作。面对有关争议，11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时进行审议并表决，全票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宪制权力作出的与基本法有同等效力的法律解释，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依法遏制和打击了“港独”势力、有效维护了国家的核心利益和香港特区的根本利益。仅用20多天时间就解决了一个非常棘手的法律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高效治理国事的案例。

政治优势之三：军事安全保障有力，使国家安全稳如泰山。

我国的人民军队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经历了残酷战斗洗礼的军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顽强的战斗作风，以打败美日侵略者、消灭蒋家王朝而著称于世。我们的人民军队以保卫国家安全、保护人民利益为己任，是人民可以完全信赖的武装力量。

如果从1988年中越南沙海战到现在，我国军队虽然有很少一部分军人参与维和行动，但是没有直接参加战争实战已经有30年时间了。没有机会直接参战，对国家和人民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可以避免人员和财产损失，使我国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地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军队来说，则缺少实战经验，一旦有战争降临，能否应战来犯之敌，并将其彻底消灭，考验着人民军队的实战能力。

因此，以实战为目的军事训练和演习，就成为提高作战能力的唯一途径。为此，我军一方面加强军事训练和实战演习，另一方面加强了高性能武器装备的研制和列装。近5年来，以习近平为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从顶层设计了高水平的强军兴军计划。在习近平强军兴军战略思想指导下，军事体制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有序进行，强军兴军计划目前正在有条不紊地稳步推进，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习近平主席审时度势，密切关注国际局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我国的军队发展战略。其重点主要集中在这样两个方面：首先，把军事战略的重点放在我国的周边。我国虽然与周边国家没有发生战争，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正面临着战争的风险。在朝鲜半岛，美日韩紧盯着朝鲜，双方剑拔弩张，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引发战火，危及我国边境安全。在我国的东海、台海、南海，美日越新印澳及台湾相互勾结，虎视眈眈，妄图在中国近海挑起事端。在中印边境，印军非法越境，进入中国一侧，赖着不走。印军在美日支持下蓄意对我进行挑衅。所有这些军事动态，都需要人民军队予以应对，随时准备痛击来犯之敌。

其次，把军事战略的重点放在我国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经贸利益。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投资和经贸活动与日俱增。美国及其盟国对我国的崛起呈现出“羡慕、嫉妒、恨”的失衡心态，极力予以打压设坎、捣乱破坏。蓄意挑起与我国经贸关系较为密切的国家、我国投资所在国的骚乱、动乱，甚至武装冲突。一旦爆发武装冲突，必然会给我国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美国及其北约国家对利比亚发动战争，就使我国在该国的投资造成很大损失，我们必须吸取这些惨痛的教训。为此，在海外设立必要的军事基地，适量进行驻军，就可以及时应对意外危机的发生，减少或避免损失。这就要求我国的军事战略必须予以调整，实施“以周边为主，兼顾海外”的军事战略思路，确保我国的海外利益安全无虞。正是这种战略需求，我国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在我国海外利益遭遇侵犯时，随时可以看到我国航母战斗群的身影。2017年7月11日，中国在海外军事基地实现了零的突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当天宣告成立,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破旧立新的改革优势

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革命、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独特品质，由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样具有“自我革命、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特有功能。这种特有功能，就是毛泽东主席所讲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高论。能够以高度的自觉性进行“破旧立新”，“革自己的命”，只有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做到。因为革命性的改革，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没有巨大的勇气和博大的胸怀，是难以做到的。

改革优势之一：准确找到改革标的。首先必须明确我们要改什么？从理论上讲，就是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阻碍经济基础巩固的上层建设；从现实上讲，就是对权力和利益进行再分配。

从生产关系当中产生出来一些至关重要的权力：包括所有权、经营权、劳动权、财产权、分配权等。这些重要权力的界限怎么划分;权力关系如何定位;权力归谁所有;权力如何行使等，都事关生产力运行的效果、事关生产经营成果的分配。摆布的科学合理，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从上层建筑当中产生出来一些同样重要的权力：包括顶层设计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劳动裁决权、案件侦查权、法律监督权、司法审判权等，都涉及经济基础的巩固、涉及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运转、涉及国家、集体和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各种权力各尽其职、各负其责，就会使经济基础巩固强化，就会使经济和社会活动井然有序;反之，就会使经济基础受到削弱，就会妨碍、甚至破坏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正常运行，就会使国家、集体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侵犯、遭遇损失。

所有这些涉及权力和利益的重大问题，都是改革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权力和利益问题，错综复杂，牵涉面广、涉及人多。动了谁的“奶酪”，谁都会不高兴，甚至会采取反制措施，形成改革的阻力和障碍。改革越深入，水就会越深，骨头就越硬。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要敢于“涉深水、过险滩”、要有铁嘴钢牙，敢于“肯硬骨头”。虽然我国经过了将近40年的改革，但并没有终结改革。因为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告诉我们一条真理：改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改革永远在路上。

改革优势之二：精确把握改革流程。我们要明确怎么改？就是在基本制度的框架内先进行顶层整体设计、经逐层逐级推进、再严格督查落实，有计划、有步骤地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渐进式实施。

首先，搞好顶层整体设计。在邓小平时代，改革的顶层设计基本上都是由邓小平个人提出，然后经中央作出决策，再加以实施的。以建立经济特区为例。1979年4月，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负责人习仲勋的汇报后，立即安排与广东省负责同志谈话。邓小平在谈话中说到当年延安就那么小小一块地方，后来竟打出那么大一块江山来。于是接着这个话茬，他说：“你们上午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一块地出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正是邓小平的这一顶层设计，经党中央、国务院的大量工作，到1980年8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广东、福建两省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在习近平时代，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有了新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形成了“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等科学理念。在这些科学理念指导下，开始利用专门负责改革的权威机构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这就是由“中央全面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总体设计。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2013年12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任组长。小组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各项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统一部署等全国性重大改革事项。到目前为止，共召开了37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数百项改革项目，并得到有效落实，已经硕果累累。

其次，搞好协调督查落实。中央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如果得不到有效落实，就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为此，中央采取召开会议部署改革任务;各地方各部门细化分解项目、提供系列配套措施;中央派出督查组予以全面或重点检查落实情况，从而使改革落地生根、使效果不断显现。

改革优势之三：全力聚焦改革成效。改革改得怎么样？就是按照“三个有助于”的标准来衡量改革指标，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三个方面的进展来见证改革效果。

简单来说，从改革的效果看，就是不好的东西越改越少，好的东西越改越多;从国家的角度讲，就是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从人民群众的角度说，就是获得感和幸福感与日俱增。

早在1983年1月，邓小平就提出了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邓小平是从事业、人民、国家三个层面提出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的。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我国将近40年的全部改革成果，就会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日千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通过持续改革，多年积累的许多深层次矛盾问题不断得到有效解决。在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国顶住了下行的压力，精心调控、稳中求进，使经济始终保持了较高较快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持续保持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位置。我们在发展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始终把民生问题摆在首位。就业、社保、教育、医疗、城乡居民收入都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越来越近了。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神奇之处。

四、种类齐全的产业优势

制造业是一个大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基础。而产业链完整，才能使之形成产业优势。当代世界许多国家在制造业的单方面或某些方面拥有世界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但由于无法形成产业链，因而很难形成垄断态势和竞争优势。纵观当代世界，唯一拥有制造业全产业链的国家只有中国。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带有根本性的优势。

产业优势之一：中国具备形成制造业全产业链的必备条件。

全产业链的形成基础和发展条件是人口、劳动力和人才。而这三个方面的基础和条件，中国一样不少，完全具备。

中国不缺人口。不光现在不缺人口，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都不会缺人口。据国家卫计委在今年两会公布的数据：到2030年峰值时期，我国有14.5亿左右的人口，到2050年有14亿左右的人口，到本世纪末还有11亿以上的人口。

中国不缺劳动力。按照国际口径15-64岁的劳动力，2015年，中国劳动力的数量是10.03亿人，到2020年劳动力的数量是9.85亿人，到2030年劳动力的数量是9.52亿人，到了2050年劳动力的数量是8亿多人。现在，整个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数也只有7.3亿，还在不断减少之中。

中国不缺专业人才。截止到2013年，我国科技人才总量已经达到了7105万人,在每万人口中科技人力资源数达到522人。我国已经成为科技人力资源第一大国。2014年9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发布的《国家创新蓝皮书》披露，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已占到世界总量的25.3%，超过美国研发人员总量占世界总量17%的比例，居世界第一。

正是在这些有利条件的基础上，中国经过68年的持续性工业建设，使中国的制造业形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全产业链。

产业优势之二：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为提升制造业全产业链的科技含量和装备水平提供了强大动力。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为实现这些宏伟的目标，创新驱动战略将发挥极为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中国科技要崛起，并努力攀登世界科技最高峰，就必须加大研发投入。截止2015年11月，美国的研发投入总额占世界总量的28%，而中国的研发投入总额已经占到世界总量的20%，超越欧盟的19%和日本的10%。目前中国研发投入的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了美国、欧盟和日本。2015年，中国的研发投入达到1﹒4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1%。研发投入强度已经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据美国公司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后期研发投入规模将超过美国。所谓后期研发，就是指将科研成果用于商业化开发的阶段。该调查预测，按目前的速度，到2018年中国在关键的后期研发的投资将达到6580亿美元，是美国的两倍。

由于研发投入的大幅增加，使中国的技术专利申请量迅速进入世界前列。研发投入的快速增加，有力促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2015年，受理境内外专利申请280万件，授予专利权172万件。截至2015年底，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为147万件，其中境内有效发明专利87.2万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6.3件。以我国的华为公司为例：华为在很短时间内便进入全球企业研发投入的前10名，近几年还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记录的提交专利申请最多的企业。

中国成功地将科技发展融入经济增长之中，并不断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到202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提高到2.5%以上，对外技术的依存度将下降到30%以下。所以，在中国科技创新驱动战略将全方位发力，助推制造业全产业链升级换代。

产业优势之三：中国具有重要制造业产业项目逐项实现突破的现实能力。

我国相继在高铁、核电、航天、军工、智能手机、石墨烯等方面取得突破。在正确的产业政策指导下，在创新驱动战略的引领下，我国还将在半导体、芯片、汽车、生物制药等方面，潜心研究、奋起直追，克服薄弱环节，补齐产业短板，后来居上，成为行业的领跑者。伴随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互联网+”行动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的扎实推进，以新产品、新模式、新服务为代表的新经济迅速发展，成为支撑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

抢占制造业的制高点，将成为世界大国，特别是中美两国激烈竞争的关键领域。因为谁占领了制造业的制高点，谁就是未来世界经济的霸主。在这场激烈竞争中，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就是制造业的全产业链。因而可以在几乎所有产业领域发力，全方位对美国发起冲击。相信我们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在全产业链方面实现既大又强的时候，就将以不可逆转的趋势超越美国。神奇的中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五、传统深厚的文化优势

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之所以多次分裂、多次沦亡而屹立不倒，就是因为具有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文化在维系。历朝历代所传递着的这种思想文化合力，已经深深植根于人民的心田，是任何外部力量都难以撼动、更难以改变的。

文化优势之一：中国具有长达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的源泉。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总结自身的实践经验，形成本国特色的文化成果;不断吸纳外来文化成果，并使之消化融合在自己的文化之中。从而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充实而丰富，极具柔性、极具张力。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当中，不可避免地打上阶级的烙印，形成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其中必然有民主性精华，也有封建性糟粕。我们要古为今用，就要吸取民主性精华，剔除封建性糟粕。在民主性精华当中，“和合文化”所形成的亲和力、向心力、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核心要素。虽然中华民族具有“窝里斗”的民族劣根性，也有“大难临头各自飞”，甚至出卖国家、民族的败类，但是，在危难时刻，总有民族的英雄、国家的脊梁勇敢地站出来，为之流血牺牲、奋斗不止。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打出了泱泱大国的国威，成就了中华民族的盛世辉煌。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和“坚韧顽强”，成为中国崛起的强大精神力量。

文化优势之二：中国正能量的思想文化必将成为引领世界文化潮流的无穷魅力。

无论在何种背景下，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都受到一些外国人的喜爱和追捧。在元明清时期，就有一些外国人来到中国，被中国的广袤国土、秀丽风光、优秀文化所吸引。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16年，他的《游记》，详细记录了元代中国的政治事件、物产风俗，对西方世界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各地传教，逗留寄居中国28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曾为康熙当上皇帝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因而被康熙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在中国生活30年，为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有更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吸引，长期在中国为政府工作和进行学术研究。澳大利亚人端纳，1903年到香港任《德臣报》编辑开始，就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先后出任清朝两广总督岑春煊、以及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经历了从清朝覆灭、民国建立、直到抗日胜利长达40年的民国发展史，是西安事变的斡旋者，堪称中国民国史上重大政治事件的历史见证人。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也是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美国史学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被称为“头号中国通”。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1953年出版的《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条约口岸的开放》、1966年主编的《剑桥中国史》、1982年出版《心系中国》、1991年出版《中国：一个新的历史》等。

当中国崛起于当代世界，影响力、感召力空前提高的时候，更是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热衷于学习、践行中国传统文化。否则，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国家建立孔子学院、那么多外国人学习中文、那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就业创业。美国的有识之士纷纷发表观感：纽约州长经过乘坐地铁、高铁的亲身体验，感叹中国的沧桑巨变;华尔街大佬不惜放下高贵的姿态，公开主张向中国学习;作家们通过亲身经历发表感想，公开坦言对中国的繁荣感到惊讶。这正是许多外国人感受到中国的神奇之处。

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中国目前的这种爆发式的发展速度，也许用不了20年，中国就会在综合国力上全面超越美国。到那个时候，饱含正能量的中国先进文化必将雄姿英发，影响全球视野、引领世界潮流。

我们的结论是：历尽劫波良善在，人间正道是沧桑。社会主义的中国从一个落后挨打的“东亚病夫”，迅速变成屹立世界桥头的钢铁巨人，实现了漂亮的华丽转身。充分说明中国走得正、行得正，是人类社会的良心、世界发展的方向、引领全球的榜样，必将成为世界各国反复研究的典型、争相效仿的样板。这决不是哗众取宠，更不是信口雌黄，未来的发展事实将会证明一切！

君不见，中国曾经是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的乱世，转眼之间变成统一和平、安宁祥和的家园；中国曾经是产能严重不足、供应十分短缺的地域，转眼之间变成产能严重过剩、供应异常充足的乐土；中国曾经是物资匮乏、民不聊生的穷国，转眼之间变成物资丰富、民生幸福的国度。中国人过去常讲：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现在人们常说：政策一变，财富涌现。中国依靠改革政策源源不断地出台，社会财富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这难道你不觉得神奇吗？(此文写于2017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