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够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以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发现机遇并将其牢牢抓在手中。长征之于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一次机遇。也正是因为毛泽东，一次危机四伏的被动撤退最终变成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第一军情作者：贾永1976年9月9日，我们正在校办农场劳动。一位同学骑着自行车哭喊着急急冲来：“毛主席去世了。”

“胡说”，我们几乎同时向着他瞪大了眼睛，“毛主席能去世?”

一场大雨骤然而至。我们在暴雨中一路狂奔赶往学校。

哀乐声已经弥漫了小城，我们仍难以相信，这一切竟是真的?!

我们这样唱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长大的一代人，自然谁也不会想到毛主席有一天会突然离我们而去。在我们的心中，毛泽东就像神一样高大——即使像长征那样的向死而生，不同样在他的领导下，硬是在去向渺茫的“绝路”上，获得了新生吗?

资料图：1936年8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几经周折来到陕北采访红军，为毛泽东拍下了这张头戴八角帽的著名照片。

1936年8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几经周折来到陕北采访红军，为毛泽东拍下了这张头戴八角帽的著名照片。正是斯诺的到来，让全世界认识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那支靠着两条腿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红色队伍。

此时，中央红军刚刚在黄土高原安顿下来，其他两路红色大军还在长征途中，但从毛泽东的目光中，仿佛已经能够感受到一种睥睨天下的风采了——尽管，跟随他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不过7000余人。

这一时间，离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不过1年零8个月。

向死而生！

如同红军长征始于一条河流一样，毛泽东领导红军起死回生，也是从一条河流开始的。

也许谁也没有想到，崇山峻岭中的两条河流，最终会成为红军长征路上的分水岭。这两条河流，一条是广西北部的湘江，一条是贵州北部的赤水河。

82年前的那个冬季出奇得冷。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位于广西境内的湘江，成了长征的灾难之地——中央红军在通过国民党精心构设的第4道防线时遇到灭顶之灾：头上是狂轰滥炸的飞机，身后是潮水般涌来的中央军，前方是设防堵截的桂军和湘军……红军被死死压在宽30公里、长80公里的椎形地带。

长征之初大搬家式的撤退捆住了红军的手脚，也夺去了一次次稍纵即逝的战机。成千上万的官兵就这样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中被裹进了“绞肉机”，14位团以上干部血洒湘江两岸。

那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残酷的5天5夜。虽然党中央和红军主力一番苦战之后涉险过江，8.6万人的长征大军却锐减至3万余人。

不到两个月，红军在黔北山区多雨的早春面临的局面比湘江血战更为严峻：队伍疲惫，伤病严重，缺衣少粮，人均子弹不足3发……敌我力量之比，达到空前的40万：3万。

当时的舆论认为：“国共胜负已成定局，红军已是死路一条。” 表面上看，红军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蒋介石坐镇西南，梦想挟湘江之战之勇，彻底解决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界。他还下达了《重行悬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赏格》：“(一)朱德、毛泽东、徐向前，生擒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二)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三)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祥、陈昌浩，生擒者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然而，蒋介石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回来了，那支灵活机动的红军又回来了!

党和红军理想的航船驶进最为狭窄航道的关头，毛泽东再次阔步走向船头。长征路上的又一条河流——逶迤的赤水河两岸，成了刚刚度过41岁生日的毛泽东力挽狂澜的开端。

第一仗，西进土城受挫。毛泽东没有恋战，迅速渡过赤水河，作势北渡长江。当蒋介石匆匆在长江南岸布置几十个团阻拦，毛泽东却杀了个回马枪，掉头二渡赤水，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5天内歼灭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2个师另8个团。

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落荒而逃的吴奇伟匆匆下令砍断乌江上的浮桥。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为红军俘获。蒋介石如梦方醒：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

硝烟未散。毛泽东在血色黄昏中策马而至，登上千古雄关娄山关，吟出了他重新掌舵后的第一首词《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蒋介石显然不会让红军就此轻易逃脱。从重庆到贵阳，他飞来飞去，亲自阵前督战。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滇各省军阀部队铺天盖地向遵义城扑来——毛泽东毫不恋战，红军从茅台镇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用一个军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挺进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

对红军渡江北上深信不疑的蒋介石，并没有吸取上次的教训，立刻调兵向川南压缩。红军主力突然回撤，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尔后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

这一招奇兵，着实吓坏了正在贵阳城里的蒋介石。守军仅一个团的贵阳乱作一团，蒋介石急令滇军入黔“救驾”。

不料红军却是虚晃一枪，继而挺进云南，前锋抵达距昆明仅7.5公里处——由于主力都赶去救蒋介石，昆明守军同样吓得不敢出城作战。

如同威逼贵阳一样，毛泽东只想使蒋介石调回更多的军队保卫昆明——实际上，他的目标是北渡金沙江。

“毛泽东对蒋介石故技重演，而蒋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习惯于条件反射的狗一样”，50年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样写道，“毛泽东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

蒋介石果然从金沙江附近撤回三个团防卫昆明，金沙江变成了几乎不设防的地带。

机不可失。毛泽东挥兵三路，以每日百里的强行军，急赴金沙江最近的三个渡口，用7条小船抢渡金沙江。红军，就此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也度过了长征中最危险的阶段……

抓住了机遇就创造了历史。

一支军队，两条河流，两番苦战。湘江之战，面对5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载，红军几近覆没；四渡赤水，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重重包围，红军绝地重生……截然不同的战局，检验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战略战术。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创造的战术原则。

既然时势造英雄，英雄同样可以造时势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同样，英雄也可以造时势。而造时势的关键，在于能否审时度势。

十月革命的炮声，在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通过城市工人罢工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

国情不同，自然决定了道路的不同；以苏俄为师，并不意味着复制俄国革命的道路。与当时热衷于城市暴动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同，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遭受挫折之后，没有执行攻打长沙的命令，毅然率部挺进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开始农村包围城市的探索。

1928年4月28日，随着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队伍与毛泽东会师，当时全国工农武装中战斗力最强的“朱毛红军” 由此诞生。

尽管同一时期照搬苏联经验的城市暴动毫无例外地全部以失败告终，但在南方的山林中，“朱毛红军”却风生水起。

靠着这样的战略战术，从井冈山斗争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红军一次次粉碎蒋介石重兵围剿；同样，忽视和放弃了这样的战略战术，甚至不顾自身弱势与强大的敌人死磕硬拼，红军先败于第五次反“围剿”后败于湘江之战，一次比一次输得更惨。

以“十六字诀”为核心的战略战术，所强调的是扬长避短，所追求的是最终的胜利。它是建立在实事求是之上的勇于创新，它是对敌情我情世情的深刻洞悉和牢牢把握。它甚至颠覆了古往今来一切军事体系的胜败标准。

悬殊的敌我力量、恶劣的自然环境、严峻的党内斗争，当历史将这样三重考验同时抛给了年轻的长征队伍时，是毛泽东领导红军将一次危机四伏的被动撤退，变为一个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起点；将一场由“左”倾错误导致的战略转移，变成一次向抗日前线的英勇进军。

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一名叫做香川孝志的伍长，在战斗中做了俘虏，他想自杀，做天皇的“护国之神”。这时，在八路军那里，他突然发现了一本书——正是这本书，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

“这本书不能完全读懂，但我看了一遍，如雷击顶，使我震惊。”他所震惊的是，还在日军兵锋正盛的战争第二年，书中已经预见到将来的战略大反攻了。香川孝志提出要见书的作者。

资料图：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这本书就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毛泽东在书中指出，只有坚持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弱国才能最终打败强国。

在延安的窑洞，香川孝志见到了毛泽东，从此走上了反战之路。

当时的蒋介石没有看到这一点。正面战场失利之后，国民党正规军在一片“亡国论”声中向大后方溃退而去。

在劣势中寻机求生存，在被动中寻机求发展。经历长征的淬火和抗战的锤炼，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日臻发展，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越打越精。

解放战争之初，面对拥有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毛泽东果断决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结果，地盘越占越大的国民党捆住了手脚，共产党却在轻装前进中越来越强。待到我军开始战略反攻，力量对比已经悄然间发生改变，原本计划五年左右的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背后，是统帅与士兵生死与共，是上至总司令下到基层指挥员一马当先。在几乎看不到尽头的长征烈士英名录上，仅营以上干部就有432人。

土城战役，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重新执掌军事指挥权后指挥的首次大战，由于情报失误，红军一度陷入被动。朱德总司令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毛泽东连吸几口烟没有答应。总司令把帽子一脱：“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成排成排的士兵倒在弹雨中。炮弹，就在朱德身边爆炸，气浪几次把这位“红军之父”震倒在地。抖抖身上的土，年近半百的朱德像普通士兵一样端着机枪冲进敌阵……山谷之中，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哪一方的尸体。红五团团长赵云龙牺牲，红十团团长姚喆、政委杨勇、副团长文年生先后负伤。

聂荣臻元帅生前回忆，红军打仗，打得是党团员，打得是干部，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甚至百分之五十。

资料图：毛泽东转战陕北。

1947年3月，国民党进攻延安。毛泽东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留在陕北与敌人巧妙周旋。当时，陕北敌军是我军兵力的10倍以上，毛泽东身边不过几百人，几次与敌人重兵遭遇。转战陕北5个月，依靠“蘑菇战术”和有利地形，我军不仅吸引了国民党大量兵力于西北，而且歼灭胡宗南部1.4万余人，用延安一座空城换来了战略上的主动。

抓住了机遇就创造了历史！

相同的例子还发生在抗美援朝战场。1950年10月，当“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距前线一千多公里的东京“第一大厦”乐观地等待着“感恩节”——等待着他个人盲目确定的美国士兵得胜班师时刻到来的时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正乘着一辆苏制吉普车，单车奔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实际上，彭德怀已经深入到敌后，刚与南朝鲜一团兵力擦肩而过，又奇迹般地转了出来。

领先于部队到达前线的彭德怀，及时调整作战方针，把阵地防御转变为在运动战中寻机歼敌，打了一个被国际军事界公认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云山之战。激战3天，美国陆军王牌骑一师遭重创，1800人被消灭。

战斗结束，被俘的美军骑八团参谋长不服气：“没有飞机轰炸、炮火准备，没有坦克冲击，班、排、连悄悄地靠过来就打，这算什么战术?”当他被告知这就是“毛泽东战术”时，少校参谋长满脸惊愕。

世界上，几乎没有哪支军队的统帅能在大敌当前先于士兵深入变幻莫测的战场。但，早在长征路上就“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敢，从长征路上走出来的志愿军将领也敢。

此时的新中国，钢产量还不到美国的1/146，国民收入仅为美国的1/16。麦克阿瑟麾下的“联合国军”兵力44.4万，各种作战飞机1100余架、舰艇200余艘。

美军一个军拥有坦克430辆；志愿军最初入朝的6个军，一辆坦克也没有；美军一个师拥有432门榴弹炮和加农炮；志愿军一个师仅有12门山炮；美军运输全部机械化，一个军拥有汽车7000辆；而彭德怀指挥的志愿军，全部车辆还不及美军一个军的装备数量。

就是在这样看似“一边倒”的局势下，志愿军用一连几次大规模的战役，把一度打到鸭绿江边的“联合国军”彻底赶回了“三八线”。

毛泽东了解跟随自己一路走来的这支虽九死一生但愈挫愈勇的队伍，用他的话说：“敌人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

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匆匆解职。那双曾经在日本投降书上签过字的手，却无法签下朝鲜战争的胜利。

两年后的7月28日，“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被迫签了朝鲜停战协议：“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同一天，彭德怀在停战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的同时，说了一句让整个世界从此记住的名言：“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10年之后，有着“军神”之称的麦克阿瑟在去世前两年，留下了这样的忠告：“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

直到今天，当全世界都在谈论军事革命的时候，美国军队却依然在研究另一场军事革命——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毛泽东的军事革命。”

……

资料图：毛泽东。

有人说，机遇是隐藏于历史之途的神奇钥匙。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能够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以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发现机遇并将其牢牢抓在手中进而开启实现梦想的历史之门。长征之于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一次机遇。

抓住了机遇的毛泽东也就创造了历史。

仿佛是一种巧合，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用了差不多15年时间；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到新中国诞生，也几乎是15年时间。

更加巧合的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日子是9月9日，他与世长辞的日子也是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