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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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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

  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毛泽东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毛泽东了,不仅因为我们都是湖南人,而且因为他与我父亲相熟。我父亲当年是长沙地区的革命人士,与邓中夏、谢觉哉、董必武、蔡和森、蔡畅等这些革命人士熟识,后来毛泽东自然也认识了我父亲。父亲为当地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多事情,创办了多所学校(现在的长沙周南女校就是他创办的),所以一些进步青年都喜欢与他交往。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毛泽东当年跟杨开慧谈恋爱的时候,很穷,想结婚却没有钱。我父亲当时很有钱,因为我的外公、祖父都是乡绅,以前他们在重庆、云南、贵州、新疆等地做过都督,所以我家在当地算富有的。毛泽东就来找我父亲,说想借点钱结婚。我父亲也愿意支持两个人结婚,就同意借给他。毛泽东之后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有一天,他因为有事情要打电话,可是打完电话要放的时候没拿稳,把电话给摔了,正好砸坏了我家的痰盂。当时我父亲不在家,毛泽东就跑到门房那里说,我把你家的痰盂砸坏了,你看该多少钱,我赔。后来父亲回来了,毛泽东又跟我父亲讲,我把你家的痰盂弄坏了,我要赔你钱。父亲笑着说,痰盂砸坏了不要紧,我也不要你赔钱,但你这种做法非常好,愿意自己赔,这是非常讲道德的。后来父亲把这件事经常讲给我们听,说毛泽东从年轻时就是个极其诚实、认真的人,以此来教育我们。

  “在延安,一要学会挖窑洞,二要学会爬山”

  1938年,我从上海奔赴延安,在那里又见到了毛泽东。抗日战争初期,全国各地的爱国人士,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往延安跑,我也不例外。因为我们的家庭是个革命家庭,我大伯是大革命时期的营长,我爸爸是长沙的革命人士,我姐姐是萧劲光将军的夫人,我的三姐、四哥在革命中牺牲了,我自己之前也做过地下工作,还曾经被捕过,所以我一直很向往延安,向往那里火热的革命生活。在去延安之前,我一直在上海东南医学院学医,学了七年--五年学习,两年实习(在南京中央医院)。最后来到延安,继续从事医学工作,当医生。当时的延安,人多屋少,这么多人到延安来,延安的小茅屋、小窑洞怎么能容纳得下这么多人呢?所以来的人很多,根本就没地方住,只能暂时先住招待所。但那么多人也不能老住招待所,招待所也住不开。鉴于这种情况,毛主席就号召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那时有很多人就很不高兴,说我们来这里是来革命的,又不是来挖窑洞、做苦工的。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在窑洞外面的方地上给大家开会。大家都盘腿坐在地上,毛主席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前面摆个小茶几。毛主席讲的话很多,其中有两条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条就是讲挖窑洞。他说,首先,你们参加抗日战争,我们共产党特别欢迎,但是你们要吃苦,因为吃不了苦就打不了胜仗,所以一来就叫你们劳动,这是锻炼大家吃苦的能力。其次,延安人多房子少,哪有这么多房子、这么多床给大家住啊,所以你们要革命就要先劳动,为革命创造条件。要劳动还要讲节约,我们目前没有木头,没有床,只能先住窑洞的大炕。自己动手挖窑洞、垒大炕,大炕上面能住很多人,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还有马列学院,搞的都是窑洞,住的都是大炕。毛主席接着说,我今天讲的第二条,就是要你们练习爬山。你们要打日本鬼子,一定要学会爬山,爬山和挖窑洞一样都不能少。要学会练习两只腿,学会打仗,要跟日本鬼子比赛。因为你爬山了、自己挖窑洞了,腿脚就会变得灵活,而日本鬼子爬不动,到时候你们就可以把日本鬼子一个个都打死了。毛主席讲得活灵活现,我都记在了脑子里。毛主席当时就是要求大家自己动手,不靠别人,所以后来才有了南泥湾。

  “我和江青织的毛衣最漂亮,最好卖”

  说到南泥湾,还要讲讲我们当时在延安的生活。原来国共合作时还好,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了摩擦,国民党就开始封锁我们,不许送东西到延安来。在延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什么都没有,最后连饭也没得吃了。怎么办呢?毛主席就想了一个办法,自力更生,搞大生产,开发南泥湾。当时王震是三五九旅旅长,就让他带兵来开发南泥湾。

  在大生产运动中,男同志开发南泥湾,女同志除了劳动外,还要纺线、织毛衣。我们这些领导人的家属也都参加进来,并且还给我们布置了任务,比如一礼拜交多少斤线、交几件毛衣等。给我们定的任务是一星期上交-件织好的毛衣。当时纺线,很多都拿羊毛来纺,纺出来看着还不错,只是颜色太单调了,只有黑的白的,因为没有办法染。当时参加纺线的有我、有江青、有刘少奇的夫人王前,还有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但康克清参加的比较少。我们坐在-起,唠唠叨叨,什么话都说。我和江青因为是大城市(上海)来的,懂得一些时髦花样,所以织出来的毛衣就比较好看,卖得也比较好。后勤部卖完我们的毛衣后跟我们说,你们织的毛衣放在边区卖,都抢着买。我当时还织了一套特别漂亮的衣服,上面是外套,下面是裙子,裙摆特别大,很时髦,也很漂亮,后来江青喜欢,就被她拿走了。那时,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白天忙着工作,晚上首长们开会,我们就聚在-起纺线、织毛衣。

  当时在延安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如果工作不太忙,偶尔还可以跟主席他们打打麻将。因为我和王稼祥住的窑洞和主席的窑洞挨着(因为经常有作战电报,王稼祥就和主席住得近一些,方便工作),所以主席有时候就会对着我们的窑洞喊,仲丽啊,三缺一呀,大家就一起打麻将。当时参加的有主席、江青、我和叶子龙。

  毛主席的生日宴改成了舞会

  1943年,毛主席马上要过50岁生日了。江青老早就跟叶子龙说,主席的生日快到了,我们要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地搞一场。叶子龙去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过什么生日,不过!不搞这些,省钱,省时间。”有些人看不惯,就说,生日不过怎么行啊。江青也跟毛主席吵:“你的生日,五十大寿,请点客、吃点饭有什么不可以?”毛主席说:“请什么客,不过不过!”后来因为江青吵得厉害,毛主席没有办法,就说那就搞个舞会吧。当时毛主席正在学跳舞,我是老师。他那段时间正在起草-个讲话,很累,江青就想让他借学跳舞好好休息一下。毛主席听说要学跳舞,很高兴地说:“学跳舞啊,好啊!”就开始跟我学。有一次,他跳得挺高兴,我就跟主席开玩笑说,您跳舞不像跳舞,像跳体操。主席说,你叫我朝前我就朝前,你叫我朝后我就朝后,还说我跳得像体操,不跳了,然后继续回屋写他的东西。他当时满脑子都是他要写的东西。

  到了舞会那天,大家都聚在新盖的礼堂里。那时延安还没有电灯,开会时都用汽灯。音响设备也不怎么好,只有一台从日本人那里缴来的留声机,破破烂烂的,声音发哑。但大家兴致都很高。那次参加跳舞的,有我、江青、刘英(张闻天的夫人),还有陈琮英(任弼时的夫人)。好多人都不会跳,只在旁边看着,邓颖超、康克清等都在场。当时也没什么吃的,就是-杯水,一点小零食,比如花生、红枣啊,还有本地的一些土特产品,就算是庆祝了。轮到毛主席跟刘英跳舞,刘英是那种身材比较娇小的人,主席跟她-起跳,跳那种转圈的舞,跳着跳着,一下把刘英给甩出去了。当时我们哈哈大笑,主席也笑,刘英也笑。我们跟毛主席开玩笑,说他俩跳舞像老鹰捉小鸡,主席听了一点也不生气。

  在去参加那次舞会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时从毛主席住的杨家岭到礼堂,中间有一段距离,走路很远,毛主席就经常坐车去。说起这辆车,还跟我有点关系,因为这辆车救过我的命。这辆车是宋庆龄当年送给毛主席的,可是很多时候它都充当了“救护车”。有一次,我发高烧,当时王稼祥他们正在开会,家里没有人,只有一个勤务员。我持续高烧不退,电话打到毛主席开会的地方,毛主席就派了那辆车把我送到医院。要不是送的及时,我可能命都没有了。舞会那天,汽车拉着我们几个人往礼堂开去。当车走到一座山旁时,突然从山后窜出一只狼,坐在那瞪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大家发现后都吓得哇哇大叫,最先叫的是江青。她一边叫一边说,要死了,要死了,怎么办?毛主席说,见着狼都怕,见着敌人怎么办?不要怕,开灯,灯一开,狼就跑掉了,它怕灯光。果然,车灯一开,那只狼就跑了,我们顺利地到达目的地,给主席过了-个特别的生日。

  按说那个时候战争形势还算挺好,晋西南、东北战局都是好的,过个五十大寿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毛主席却坚决不干,在江青的一再要求下,才办了这样-个舞会。舞会只是大家在-起热闹热闹,也没花多少钱,比较节俭。

  一片火腿,毛主席也要和其他同志分享

  当时在延安,没什么好吃的,菠菜、土豆、黑豆角就算最好的菜了,连豆芽菜、豆腐什么的都没有。我们苦得厉害,根本就没东西吃。有一天毛主席吃饭,见桌子上摆了一块火腿。他一看今天有火腿吃,就把大厨老周叫来,问老周这个火腿哪来的。老周说,这是从西安带来的。“西安带来的?恩来和其他的同志都有没有?”“他们没有,就给你-个人吃的。”“我不吃,要吃就大家一起吃,让我一个人吃,我不吃。”老周就说:“就这几片火腿,太少了,这是大家关心你、爱护你,看你好多天没吃过肉了,才拿给你的,我不拿走。”毛主席说:“你为什么不拿走?我不能一个人吃。”后来老周没办法,就给周恩来、王稼祥等都分了分。

  就那么几片火腿,毛主席还想着其他的人,照顾着其他的朋友、同志。这既是中共领导人节俭的一种体现,也反映了当时在延安大家同甘共苦的一种状态、一种精神。

  为毛主席做保健工作,毛主席说:“没有事,我身体好着呢!”

  1949年春,毛主席从西柏坡来到北平,住在西山的双清别墅。王稼祥、陈云、刘少奇等同志也都搬到这里。虽然住所在西山,但大家都不在这里办公,办公要每天坐汽车到市里的北京饭店。那时候所有人的工作都异常繁忙,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马上要成立了。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民马上要站立起来了,我们要争取获得世界各个国家的支持,因此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需要处理。

  当时毛主席身边没有保健医生,大家就推荐我做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我说不行不行,我马上要跟随王稼祥去苏联了。他们说,你还有两个月才走呢,你就先当两个月。我还是说不行。因为我那时还很年轻,才30岁出头,怎么能当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呢。后来江青也来跟我说,仲丽,你就先当一下吧,现在毛主席身边没有人,等有了人就接替你。我说,我不当保健医生也可以给毛主席做保健工作,在这几个月之内,我保证只要毛主席一喊我就到。所以,在去苏联之前,我就在毛主席身边,给他做了几个月的保健工作。

  毛主席住在西山期间,我一直陪着他量血压,做一些身体的小检查。毛主席那时候兴奋啊,因为南京马上要解放了,南京一解放,全国的解放就指日可待了。毛主席每天起早贪黑,既要看电报,又要进行战略决策,所以工作很多、很累。

  每次给主席量血压的时候,主席都说,没有事,我身体好着呢。当时,他们都跟我说,毛主席的身体全靠你呢,可是我当时心想,我就是一小孩,毛主席的身体靠我怎么能靠得住呢。

  毛主席亲自到门外迎接沈钧儒

  当时,主席讲的最多的除了战争,就是联合政府,就是怎样把爱国人士都请到北平来,开政治协商会议。当时像沈钧儒、宋庆龄、何香凝、章伯钧等都是被邀请的对象。国民党不让他们到北平来,他们就绕道东北、香港,不远万里来到北平。每一位民主人士,毛主席都亲自接见。记得有一次沈钧儒来,毛主席亲自跑到门外,替沈钧儒打开车门,然后扶着他下来,对他很尊敬,很客气,非常真诚。毛主席把每位民主人士都请来谈,谈将来建立的统一战线政策,谈新政协的成立,请他们每个人对这些事情发表意见。毛主席同很多人的谈话我都在场,因为我是他的保健医生,要时刻跟随在他左右,对他的健康负责。

  任何时候都不忘坚持群众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大概是1953年或1954年,毛主席一个湘潭的亲戚来北京看病。当时我是北京友谊医院的院长。北京友谊医院,原名叫“苏联红十字医院”,成立于1952年,是在苏联的帮助下成立的,我是这所医院的第一任院长。叶子龙当时把病人领到我这里,跟我说,主席特意交代,不要搞特殊,不要特意找好大夫看,要跟普通人一样挂号、排队,该住院住院,不该住院也不要强求。听他这么说,我就像接待普通病人一样接待这位毛主席的亲戚,没有跟医院的其他医生说这是毛主席介绍来的,也没有特意找好大夫给他看,确实如主席所说,一切按正常程序办事,没有给予任何“特殊优待”。

  这件事情虽小,但同样令我们感动。主席不为私,不为己,任何时候都不允许自己搞特殊,始终站在群众的立场,坚持走群众路线,我想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

  还有一件事,我同样印象深刻,也是我在北京友谊医院工作期间。有一天,毛主席介绍了一位女同志来找我,希望我能为她在我们医院安排一份工作。原来,这位女同志是毛主席年轻时的一个战友的夫人,会接生,希望找一份妇产科的工作。听了这个情况,我说可以,可以安排在我们医院工作,就把她介绍给了我们妇产科主任。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又找到我,说这位女同志的丈夫很早就牺牲了,她本人很要求进步,希望能在我们医院入党,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好,回头我得跟我们的党支部说一下。回去之后,我把这个情况跟医院的党支部说了,可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位女同志入党的事情始终没有消息。有一次,主席又见到我,问我:“入党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说还没有,我回去再问一下。打听之后才知道,医院的党支部之所以迟迟不批准这位同志入党,是因为觉得这位同志工作上不够出色,做接生工作没接受过正规的训练,采取的是土办法;再加上年纪有些大了,动作慢,不够灵活,所以一直没通过她入党的请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们觉得这个人是院长介绍来的,对这种“走后门”的做法可能有一种抵触、逆反的心理。后来再见到毛主席,他又问我,我就把这个情况跟毛主席说了,主席只“哦”了一声,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到最后,那位女同志始终没入成党,我也从来没跟医院的人说过这个人是毛主席介绍来的。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毛主席从不用自己的特权压人,始终尊重群众的意见。

  这是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的一些小故事。在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之示,讲述这些往事,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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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RC 更新时间:2014-04-27 关键字: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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