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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三次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毛泽东三次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闻言实

  面对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三次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自1958年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经济失衡、市场紧张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再加上全国许多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到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这些情况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料想到的。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一致意识到,原来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调查研究是为了摸清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所以,毛泽东又说:“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要搞调查研究。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还强调: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1961年1月,毛泽东30年前写的《调查工作》一文被发现,他十分高兴。这篇文章反对从本本出发,强调向实际情况做调查,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1月20日,毛泽东嘱咐田家英将这篇文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并要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调查组,去搞农村调查。

  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三次讲调查研究问题。他说:《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的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为了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要做调查研究,做典型的调查研究。“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3月23日,在会议闭幕的当天,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此信发出后,进一步推动了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

  为了摸清农业情况并制订“农业六十条”,中央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调查

  1961年,毛泽东在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为了了解农村的现状和问题,

  他亲自组织了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担任组长的三个调查组,用10天到15天的时间,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蹲点调查。三个调查组最后会集广州,向毛泽东报告调查情况。

  1961年1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达杭州,开始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里,并调查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和一个不好的生产队。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浙江调查组和浙江省委负责人的汇报。通过浙江调查,毛泽东对两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一是社、队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二是食堂要多种多样,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随后,毛泽东到长沙,听取湖南调查组和湖南省委负责人的汇报,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广东调查组向毛泽东报送了《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指出:“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这个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

  就沿途的调查中,毛泽东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1960年中央向全党发布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尽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只是一些原则性意见,不够具体。要解决农村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必须搞一个详细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毛泽东到广州后,召集三个调查组组长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等开会。在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时,他用更明确的语言指出:“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本期《党的文献》刊发的《一九六一年的全党调查研究》(以下引文除特别注明外均见本期《党的文献》)。他在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信中,又特别强调说:“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解决两个平均主义问题,成为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指导思想,也是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指导思想。

  3月22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并决定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信中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有以下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这五个问题的提出,是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后,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中形成的第一批重要成果。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带着“六十条”草案,集中一个主题,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在有的地方,甚至是一条一条地念给农民听,请农民提意见。

  4月中旬,毛泽东在指导调查组调查时,接到胡乔木写来的《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说:“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8页。)这是毛泽东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他立即指示印发湖南三级干部会议和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和解决公共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

  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后一条修改,实际上也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有关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等决策,也是在详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做出的。

  中央工作会议前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毛泽东认为,若要调动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并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农产品,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就要以生产队为基础,“非走此路不可”。9月26日,他在从武汉回京途中,在河北邯郸听取了河北省委、山东省委负责人的汇报,并同他们讨论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过了三天,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常委及有关同志,明确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胡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10月4日,毛泽东又写信给邓小平、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来谈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为解决这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毛泽东再次派田家英率调查组赴山西长治地区做农村调查。经过调查,证明毛泽东提出的以队为基础的意见是正确的。11月23日,毛泽东在将一份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时强调指出:“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在全党调查研究基础上,毛泽东委托田家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1962年2月13日发出。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做出的将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决定,是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的重大举措。总之,《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制定,对于克服农村的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摸清工业情况并制订相关条例,中央领导同志又分赴各地调查

  1961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于8月到庐山去开,主要讨论工业问题、城市整风问题。在农业情况初步摸清,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对策,农村困难状况开始有所好转之后,1961年下半年,中央领导同志将调查研究和调整工作的重点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并进行了一系列工业方面的调查。

  为解决工业生产出现的严重问题,扭转东北以至全国的工业生产状况,周恩来在1961年期间分别赴东北和华东两地调研工业情况。一次是2月下旬专程到沈阳做调查研究,听取中共中央东北局汇报煤炭工业生产等情况,与东北局领导谈话,给东北局和辽宁省的司局级以上干部作报告。这次调研回京后,他又找国务院各相关工业部门的负责人了解工业和交通状况。另一次是7月中下旬,周恩来又到上海就钢铁工业等问题进行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他提出:上海生产有潜力,有条件可以多出口一些商品;所需原材料,自己不能解决时,中央可以帮助。下半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技术的规划上,在调研的基础上,他于8月12日提出了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要求: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攀,要有步骤和秩序。应当有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志向,分阶段地、一步一步地登,总是可以上去的。(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425、427页。)在他的提议下,中央成立了国防工业办公室,加强对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

  为了解森林工业的发展情况,7月中旬至8月上旬,刘少奇在黑龙江和内蒙古林区的森工企业调查了近一个月。为了解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朱德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地调查。

  在一系列调查的基础上,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工业七十条”。为了阐明“工业七十条”的主要内容和意义,会议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简称“工业八条”)。其中指出:“为了有效地进行调整工作,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会后,“工业七十条”下发试行,对整顿工业企业,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转变党的作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这次系统的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头作用,使广大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重新回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并根据各地的实际,作出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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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RC 更新时间:2013-11-29 关键字:毛泽东  调查研究  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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