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30日一版《人民日报》刊登河北省委揭发和处理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的报道

　　1952年1月1日晚六时半，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团拜会，中央党政军各部委领导、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文化科教界人士等近500人出席。毛泽东在团拜会开始时发表元旦祝词，其中有一段最令人振奋，而又让不少人感到巨大压力的祝词是：“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①1月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毛泽东的元旦祝词(1月2日《人民日报》休刊——作者注)，其精心编排的《中央人民政府举行元旦团拜 毛泽东主席致祝词 号召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大标题，非常醒目。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重要社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

　　毛泽东对社论作了全面修改

　　这篇社论是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起草，经胡乔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毛泽东秘书)修改，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审阅定稿。社论全文分10段，其主要内容如下：

　　1、目前全国各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发展还很不平衡、很不普遍、很不深入。运动发展的情况可以分为三种：好的、较好的和不好的，区别这三种情况的标志是群众发动的程度。目前有不少单位、不少部门、不少地区，群众基本上没有发动起来，运动不能开展或开展得很不好。一切关心人民和国家利益的人，都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而必须立即加以改变。“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在一切党组织，一切政府部门和军事部门，一切国营和公营的工业、交通、银行、贸易的机关和事业，一切合作社组织，青年团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以及一切和上述各方发生关系的私人工商事业，都应毫无例外地充分发动群众，把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如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一样，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坚决进行到底。”(文中黑体字及标点符号为毛泽东所加，下同)2、群众所以没有充分发动或根本没有发动，这里的主要关键就在于领导;而领导问题的中心就是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亲自“上前线”。目前所以还有不少令人不满的情况存在，就因为有些首长不负责任，不亲自动手，畏首畏尾，甚至于消极怠工的缘故。3、“这些人既然身为首长(不管他是那一级的首长)，为什么却不负责任、不亲自动手去发动群众呢?事实告诉我们，目前有两种人是不能发动群众的。一种人是对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重大政治意义认识不足的。他们不了解，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人民(“□”中字及标点符号为毛泽东所删，下同)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的许多干部人员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这种人现在应该猛醒过来，再也不应该犹疑了。“另一种人是自己手上不干净，他们害怕发动群众对自己不利，因而多方掩饰贪污浪费的现象，找出各种藉口，对运动的领导采取消极怠工、阳奉阴违的态度，有些甚至公开出面抵抗。……如果他们仍不觉悟，并且继续采取怠工和抵抗态度的话，他们就必然成为群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障碍，成为群众斗争的对象。”4、“事实上群众对于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及其的行为，是决不能容忍的。群众是一定要会在中央号召之下行动起来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是坚决领导和支持这种正义的群众斗争的。任何人也休要妄想抵抗这个神圣的斗争，任何负责人员也不容许忽视或放弃领导这个斗争的责任，任何人也不可以怠工。”5、正确的态度应该怎样呢?“正确的态度是公开检讨、争取主动。如果自己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错误，就应该认真地公开检讨自己的官僚主义，……如果自己手上不干净，更应该公开地向群众坦白认错，毫无保留地向群众交代清楚，并且让群众毫无顾忌地揭发和检举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错误或罪恶。”“如果有人执迷不悟，胆敢违抗中央指示，阻碍群众运动，无论他的职务位有多么高，资格有多么老，他的上级都应该坚决把他撤职。如果因为自己手上不干净而阻碍群众运动的，就不但应该撤职，还应该受到法律处分;如果他是共产党员更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处分。”6、“当然，对于所谓‘手上不干净’的，还应该区别他是贪污、浪费，或是公私不分、占小便宜。轻重大小，经过深入的调查，实事求是地分别处理。同时，对于一贯忠心耿耿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有功，偶尔失足，错误不大而能迅速坦白检讨的，也应该考虑免于治罪或减轻处分或免予处分。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少大功劳，都是不可宽恕的了。对于这样变质的分子的叛徒和毒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的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永不再受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7、这次“三反”运动，“对于每个革命工作干部，特别是对于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机关单位的各级主要负责干部，尤其是对于其中的共产党员，是一个极重要的考验。……在这个重大的政治斗争中，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勇敢地站在最前列，坚决地领导群众运动起来斗争，迅速地取得完全的胜利。”

　　社论原来的标题是《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发动群众和领导群众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对标题作了三处修改。②

　　1952年1月3日一版《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元旦祝词，号召全国人民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斗争

　　社论非常及时和有号召力

　　这篇社论的发表非常及时。此前，1951年12月1日，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2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自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始。为了迅速推动运动在各级机关和全国展开，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2月29日，毛泽东对胡乔木关于发表刘青山、张子善案等三件新闻的信作出批示：“照发。应于卅日见报”。③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用大半版刊登了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揭发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的新闻、河北省委开除刘、张党籍的决议和关于两人罪行的报道，向全社会公开表明党中央要严惩党内大贪污犯的坚定态度。12月31日，中央直属总党委召开党政军团群机关处长级以上干部数百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中央机关总党委第二书记安子文宣布中央关于限期发动“三反”斗争的决定。会后，中央和政府各部门机关立即行动，纷纷连夜和在元旦期间召开会议部署“三反”运动。第二天毛泽东发表元旦祝词，向全国发出开展“三反”斗争的号召。

　　1月4日，就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当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下发，指示要求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各大军区到各级军区，“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④自此，一场群众性的“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高潮。

　　这篇社论论理透彻，逻辑清晰，分析深刻。社论说：对于当前运动中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一切关心人民和国家利益的人，都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而必须立即加以改变，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毫无列外地充分发动群众开展“三反”运动;社论说：发动群众的关键在领导，领导问题的中心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社论说：有两种人是不能发动群众的，一种是对“三反”运动的重大政治意义认识不足，一种是自己手上不干净;社论说：清除贪污腐化分子，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党的威信，而是提高党的威信。

　　这篇社论言辞尖锐，很有说服力和号召力，使人感到振聋发聩，犹如警钟振耳。社论说：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如果不彻底肃清，就会使我们的许多干部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灾害，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社论说，要使“三反”斗争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如同镇反运动一样，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坚决进行到底;社论说，对执迷不悟，胆敢违抗中央指示，阻碍群众运动的人，无论他的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都应坚决把他撤职。而对于像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不可宽恕，有多少就清除多少;社论说：“三反”运动是对各级主要负责干部，尤其是对其中的共产党员，是一个极重要的考验，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勇敢地站在最前列。

　　社论体现了毛泽东关于“三反”斗争的重要指示

　　1952年1月4日一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

　　这篇社论是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一系列指示、决定和批示精神起草的。在这篇社论发表之前，毛泽东和党中央通过不断下发指示和批转文件，毛泽东亲自直接指导和强力催促中央和各地党政军机关及各级领导抓紧开展“三反”斗争。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转发有关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⑤在《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中要求：“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⑥

　　12月30日，毛泽东在转发有关报告写的批语中指出，各级领导都要“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1952年1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⑦同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要求中央、大区、省市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⑧

　　毛泽东起草的这些指示文件和转发报告的批语，表现了毛泽东严厉的语气、急迫的心情和坚定的态度。更是表明毛泽东所以要把三反斗争当做一场“大斗争”、“大战争”和伟大斗争，就是为了要引起全党和广大干部的极大重视和高度警觉，迅速行动起来，以坚决夺取反对资产阶级对执政党进行腐蚀这场严重斗争的胜利。这篇社论，体现了毛泽东有关“三反”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并且做了全面充分地论述。

　　社论受到毛泽东赞赏

　　毛泽东审改稿手迹第1页

　　毛泽东审改稿手迹第2页

　　这篇社论于此时推出，应该是按中央领导的指示要求，在时间紧急情况下起草的。那时送中央领导审阅的社论或文章一般都是改排好的清样。但在时间紧急或当天较晚情况下撰写的稿件，有时送审的就是来不及排清样的稿件。以写文章“倚马可待”而闻名的邓拓，常在此种情况下亲自撰写一些重要社论。邓拓撰写的这篇社论2400字，送审稿共14页，前五页是邓拓对原稿修改后又誊抄的笔迹，后面是由另外两人誊抄的笔迹。胡乔木对社论作了修改，在社论稿上没有两人关于送审或修改的说明。

　　社论稿是在胡乔木修改后立即送毛泽东审阅的。毛泽东连夜对社论全文作了较多修改，共涉及8段20余处，并当即在社论稿上批示：“很好，可即发表。毛泽东1月4日上午五时”。在毛泽东曾审阅的《人民日报》100余篇社论和文章中，“很好”这样的批示是很少有的。显然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是极为满意和赞赏的。现在还可以看出，毛泽东这一批示，其中的“可即发表”，是对其“可于明日”批示的即时改写，⑨可见毛泽东对即刻发表此篇社论不容有片刻耽误。一直在等待的邓拓收到紧急退回的社论审定稿后，立即批示给负责夜班编采工作的总编室领导：“送李庄(时任人民日报副秘书长、总编室副主任)同志发排后，原稿再送我一阅。”

　　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和推动下，社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发表后，“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迅速展开。此后，对“三反”以及随之进行的“五反”，也成为1952年上半年人民日报压倒一切的宣传中心，评论、新闻、文章、来信以及检讨，往往占《人民日报》4个版中2个版以上的篇幅，远远超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三大运动的宣传。⑩而《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后被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三篇改稿之一，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注释：

　　①④⑤⑥⑧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页、211页、206页、207页、209页

　　②⑨中央文献研究室 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15—419页、421页

　　③《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⑦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

　　⑩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档案处研究馆员)

附：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

(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

　　目前全国各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虽然已经先后开展起来了，但是，这个运动的发展还很不平衡、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在各地区、各部门和各级机关中，运动发展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好的、较好的和不好的。区别这三种情况的标志是群众发动的程度。凡是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的，运动就开展得好;初步发动了群众但发动得不充分的，运动的开展就还不够好;群众基本上没有被发动起来的，运动就不能开展或开展得很不好。目前有不少的单位、不少的部门、不少的地区是属于第三种情况的，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一切关心人民和国家利益的人，都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而必须立即加以改变。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在一切党组织，一切政府部门和军事部门，一切国营和公营的工业、交通、银行、贸易的机关和事业，一切合作社组织，青年团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以及一切和上述各方发生关系的私人工商事业，都应毫无例外地充分发动群众，把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如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一样，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坚决进行到底。

　　群众没有充分发动或根本没有发动的情况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里的主要关键就在于领导;而领导问题的中心就是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动群众，把运动领导起来。目前有的地方，运动开展得很好，很有力量，就因为那里的负责首长，把这个运动当作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积极主动地采取战斗的姿态，亲自“上前线”，毫无畏首畏尾、拖泥带水的模样。反之，目前所以还有不少令人不满的情况存在， 就因为有些首长不负责任，不亲自动手，缺乏战斗精神，畏首畏尾，陷于被动，甚至于消极怠工的原故。

　　这些人既然身为首长(不管他是哪一级的首长)，为什么却不负责任、不亲自动手去发动群众呢? 事实告诉我们，目前有两种人是不能发动群众的。一种人是对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重大政治意义认识不足的。他们不了解，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的许多干部人员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他们不了解这些，却把这个运动视同等闲，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领导责任，委托在助手或秘书等人身上。群众看到领导人的这种态度，也就タ徨观望起来。这种人是政治嗅觉不灵敏而有官僚主义作风的，他们现在应该猛醒过来，再也不应该犹疑了。

　　另一种人是自己手上不干净，他们害怕发动群众对自己不利，因而多方掩饰贪污浪费的现象，找出各种借口，对运动的领导采取消极怠工、阳奉阴违的态度，有些甚至公开出面抵抗。事实上，他们在运动中已经处于极端被动的地位。如果他们仍不觉悟，并且继续采取怠工和抵抗态度的话，他们就必然成为群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障碍，成为群众斗争的对象。

　　事实上群众对于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是决不能容忍的。 群众是一定会在中央号召之下行动起来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是坚决领导和支持这种正义的群众斗争的。任何人也休要妄想抵抗这个神圣的斗争，任何负责人员也不容许忽视或放弃领导这个斗争的责任，任何人也不可以怠工。那末，正确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呢? 正确的态度是公开检讨、争取主动。如果自己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就应该认真地公开检讨自己的官僚主义，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继续领导群众。如果自己手上不干净，更应该公开地向群众坦白认错，毫无保留地向群众交代清楚，并且让群众毫无顾忌地揭发和检举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错误或罪恶。

　　如果有人执迷不悟，胆敢违抗中央指示，阻碍群众运动，无论他的职位有多么高，资格有多么老，他的上级都应该坚决把他撤职。如果因为自己手上不干净而阻碍群众运动的，就不但应该撤职，还应该受到法律处分;如果他是共产党员更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毛泽东同志远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就已经强调地指示我们：“绝对不容许再有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破坏政策、破坏法令、侵害人民利益、各单位互相斗争、互相妨碍、以及干部中贪污赌博等现象再行发生。如再有这类现象发生，必须严申纪律，轻者批评，重者处罚， 决不可对他们纵容，反而美其名曰‘宽大政策’。”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对于“不称职的及犯贪污腐化错误的人必须调动工作，有些特别严重的并须予以应得的处罚。”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阻碍群众运动的人，也不外这两种。采取官僚主义态度而不发动群众的，就是不称职的人;因为自己手上不干净而不发动群众的，就是犯贪污腐化错误的人。对于这两种人难道还有丝毫理由不应该严申纪律吗?

　　当然，对于所谓“手上不干净”的，还应该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的调查，实事求是地分别处理。同时，对于一贯忠心耿耿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有功，偶尔失足，错误不大而能迅速坦白检讨的，也应该考虑减轻处分或免予处分。但是，象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宽恕的了。对于这样的叛徒和毒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党的威信，而是提高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的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永不再受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

　　这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对于每个革命工作干部，特别是对于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机关单位的各级主要负责干部，尤其是对于其中的共产党员，是一个极重要的考验。它考验着我们的根本政治立场，考验着我们对于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在这个重大的政治斗争中，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勇敢地站在最前列，坚决地领导群众起来斗争，迅速地取得完全的胜利。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 这是《人民日报》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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