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在红星垦殖场
提起王震与农垦事业,人们可能会想到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屯垦新疆、开发北大荒、开辟海南橡胶试验田……在王震心里,还有一个他晚年长期牵挂、被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地方——江西抚州红星垦殖场。1992年9月28日,王震给红星的信中写道:“我永远难以忘怀我们相处的日日夜夜,时刻惦念着我的第二故乡——红星。”
“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做官当老爷”
王震是开国上将,担任过新中国首任农垦部长等重要职位。1969年10月,王震和邓小平、陈云等一道被疏散到江西,王震被安排到红星垦殖场(今抚州市东乡区红星镇),从此和红星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震在红星期间,依然保留中央委员身份,但他没有“官威”“官样”。他甫到红星,就对大家说:“从今后,不要叫我部长,叫老王,叫王胡子都行。”他还常对人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做官当老爷。”
正因为有这样的意识,王震在红星期间,穿百姓衣,吃百姓饭,想百姓事,干百姓活。他经常蹲在田间地头与干部群众谈生产,坐在老乡家门口聊农活。他去一个地方进行调查研究,每走到田边,总会卷起裤腿,脱去鞋子,赤脚下田。遇到有人劝阻,他就说自己人老骨头硬,不怕冷和累。
1970年,王震在红星垦殖场参加劳动
王震在红星一般是乡村农民的打扮,喜欢穿布鞋。冬天,一件对襟中式棉袄。夏日,多着对襟白衬衫。春秋两季,穿或灰或蓝的中山装。一次,他的一件衬衫的袖口破了,场干部严章林看不过去,劝他说:“王部长还是换一件吧?”王震瞪了他一眼,说:“换什么,好好的。”严章林没有办法,只好给他裁掉一截,弄成了一长一短的拐子袖。他穿在身上说:“这下好,我可以上台演戏!”哈哈大笑几声,把严章林也逗乐了。结果,另一只袖口也只得剪去,长袖改为短袖。
王震经常和大家一起到食堂吃钵子饭。早上,两片馒头一碗汤,中、晚饭吃的是萝卜、白菜、南瓜等,尤其喜欢吃木耳菜和辣椒炒扁豆。下去调研,他就和大家一块吃食堂,有时自带霉豆腐,从不让炊事员另搞饭菜,也从不浪费半点粮食。一天,他和调研组成员在大桥分场吃蒸玉米。当热气腾腾的一盆玉米端上来后,他拿了一个,不小心滑落在地下,在场的人禁不住都笑了,他却挺严肃,弯腰拾起玉米,在衣服上搓了搓就往嘴里送。王震对大家说:“你们知道怎样吃玉米和红薯吗?告诉你们,吃玉米就要横着滚,吃红薯要直着撞。”诙谐的语言、形象的动作,逗得大家又是一阵乐。
王震住得也普通。为了不给场部添麻烦,他到红星后就住在总场办公室二楼一间不到20平方的房间里。这里陈设极为简单,除了两排书柜,仅有一桌、一床、几个方凳和他带来的几件行李。1969年冬天,天气寒冷。考虑到王震年岁大,身体又不好,工作人员朱兰贤每天清晨给王震的房间生好一盆火。王震起床看到后,总要用火钳夹下几块木炭,并对朱兰贤说;“东乡这地方炭不好买,能省就省点吧,放多了对人身体没好处。”
只要王震在家,他那间卧室兼办公室的房间里,总是人来人往。每次来人,王震一律用大壶热水热情招待。一次朱兰贤说:“人家来客都要用小杯临时泡茶。”王震哈哈大笑:“自己人嘛,没有必要。我们这样做,既不会浪费茶叶,大家也方便,何必摆那号阔气。告诉你,过去我们国务院开会,茶叶放在桌上,谁要谁泡,一把茶叶留下5分钱,我们现在还不收钱嘛。”
王震出行,要么步行,要么乘坐一辆省里配给他的陈旧华沙小轿车。后来,因为这辆小轿车老出故障,维修成本高,就从北京调了辆用了十多年的吉普车。王震乘坐这辆车走遍了红星的每个角落。有一次,王震在路边看见一堆牛粪,停车却步,小心翼翼地把它捧撒到田里去,然后洗洗手、抹抹脚才走开。司机开玩笑说:“天下奇闻,坐小车的人捧大粪。”王震说:“这是顺便,肥料是粮食的粮食,作田的人哪能怕脏呢?”
王震极为简朴的衣食住行,让他完全融入人民群众中。和他初次见面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位竟会是一位经过南征北战、为人民立下卓著功勋的老将军。
“王老把我们挂在心上,给自己的位置留的太少了”
王震是举家南下来到江西的。他把母亲和老伴安顿在抚州地区干休所居住,自己只身一人到红星,全身心扑在生产事业中,很少过问家事。有一次,老伴王季青打电话来红星找王震。王震外出检查生产去了,隔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接电话的同志再三追问,才得知王震家中没了米。原来,王震经常邀请红星的同志在抚州家中吃饭,而他们就那么点粮食定量,怎么够开销!在家无隔夜粮的情况下,还是王兴(王若飞烈士之子)托自己的朋友从红星买了点米去。
1970年夏天,王震领导红星大力发展养殖业,可猪舍不足,简易猪栏的材料更是严重缺乏。王震想尽办法寻找建材。后来,王震甚至把抚州家门口的一个凉棚也拆了运到红星来。当时有人说:“王老,这凉棚夏能遮太阳,冬能挡风雨。眼前的大热天的……王季青同志年岁也大,需要这个。再说,这凉棚的几根竹子也解决不了大问题,还是不拆吧?”王震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老伴是会支持拆的,作用是不大,有一根是一根。”
王震自己艰苦朴素,物质生活极为简单,但群众的冷暖和疾苦,他却时刻挂在心上。他在红星经常走门串户,问寒问暖。发现谁家有困难,就发动大家帮助解决。1970年春,他到东风分场召开干部会议。在会后的家访中,当他发现某职工的住房漏雨时,立即要分场领导人派人为其检修,并加钉一层天花板。发展生产,办好食堂,让职工吃好点,减轻大家的伙食负担,是王震大小会议、诸多场合不离的话题之一。职工食堂是他经常要去的地方,并且要亲口尝尝菜的咸淡。
1970年,王震在红星垦殖场和职工一起讨论生产
王震对自己很苛刻,但是对红星却很慷慨。他将自己一件心爱的毛衣送给了场领导徐文甫,把一座微型自动闹钟转送给了红星畜牧师李汝庆,把一些器械送给了红星医院。后来,王震还把一架价值不菲的录像机赠送给了红星。
王震舍己为公、关爱红星的一件件事迹,让红星干部职工一直感怀在心。王震离开江西后,红星人民曾多次去看望他。有时出于对老部长的爱戴和敬意,会捎点东西给他。王震收下后,照价付钱,分毫不少。
1981年春,王震在红星带领红星人民栽种的茶树又吐新绿了。“喝茶不忘栽茶人”,红星的干部和群众首先想到了王震。场领导以“红星人”的名义,精心挑选了一点上等茶叶,给远在北京的王震寄去,以表达红星人对他的一片思念之情。王震收到茶叶后,立即带病亲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在信中写道:“因为我是红星的一位职工,红星就是我的家。我爱红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的心和红星息息相连……”“我人虽在北京,但我的心常常在想红星。”他还特地寄了24块钱,一再表示感谢。1985年春节,场领导徐文甫、李汝庆带着红星人的问候,赴广州看望在那里养病的王震。走时,他们带了点黄鳝、乌鱼等王震爱吃的东西。王震看到老朋友来了,喜出望外,东西照收后,一一算钱,并将东西亲自送给了同在广州养病的叶剑英。
王震的舍己为人,廉洁奉公,让红星人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红星群众感慨地说:“王老把我们挂在心上,给自己的位置留的太少了。”
“不要以为他们是我的亲属,就可以照顾”
王震在江西期间,自律甚严,对亲属也严加管束。王震对红星的领导说:“不要以为他们是我的亲属,就可以照顾,干舒服的工作。”
1970年,王震在红星垦殖场与农民交谈
王震的儿子王兵,服役于海军某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错误打成所谓的“五一六”分子。1970年冬,王兵不远千里来到红星看父亲,并在动身前给已在红星的王兴发了一个电报。王兴七寻八找,弄了辆吉普车到东乡站迎接。王兵到红星时,王震问长问短,十分高兴。当王震问王兵是怎么来的时候,王兵说:“是王兴带车子接我来的。”王震听后脸色立马变了,调也改了,说:“场里的生产这么紧,你怎么好意思用场里的车,为什么不自己走过来?!”
王震有个侄媳叫田采莲,是个中学生,从学校毕业后,跟医生学了不少卫生知识,原在湖南浏阳一个生产队当赤脚医生。1969年,王震到红星后,因公去湖南,顺便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看望乡亲父老。田采莲听到大伯是中央的一位“大官”,就萌生了要大伯帮忙离开农村到外地工作的念头。王震问清情况后,告诉她:“外头哪有好工作?你愿不愿意跟我到江西农场去养猪?”于是,田采莲离开了家乡,来到红星寺前分场,当了一名普通饲养员。1970年夏,有位湖南老师因公来江西,见到了田采莲,看到她还在农场养猪,关切地说:“你在这里养猪,未免太辛苦了。再去跟你大伯说,跟我一块回湖南去。你的文化基础不错,推荐你上大学去,这不更好吗?”田采莲经他这么一说,心动了,就惴惴不安地同王震提了这个想法。她满以为大伯一定会答应她的要求,或者就交代红星将她送到江西某大学去深造,殊不料王震不但不支持她的要求,反而还严肃认真地说:“你给我回到分场去,把猪养好。”王震还语重心长地补充说:“小田呀,养猪可是一门科学,不要小看它,要好好地向有经验的老师傅学习。”后来,王震的侄子从部队复员后,也按照王震的意见到了红星,和田采莲在红星安了家,同其他职工一样劳动生活。这件事,曾引起许多人的不理解,有的人还不断向他们提出疑问:“你们是不是王部长的亲属?”他们不禁笑了。
1971年春,王震有个外甥从黑龙江来到红星,想通过舅舅的关系,在南方找个好工作。但他没有想到,从东北千里迢迢来到红星,丝毫没有得到什么特殊的照顾,反而还挨了王震的一阵批评。王震对他说:“你好的不学,尽想贪图安逸。若要干,就给我好好地在这里劳动,要是不干,就给我回东北去……”几句话,使他不敢再作声了,只有老老实实在红星当个普通职工。
王震儿媳妇的弟弟、妹妹均在上海读中学,1969年毕业后,他们要求到红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王震考虑江西是国家规定接受上海知青落户的省份之一,将他们安排在蔬菜队劳动,没有任何特殊照顾。
1971年,王震和夫人王季青在北京寓所合照
1971年9月,王震奉调回京。王震在红星垦殖场三年间,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勇于开拓,为东乡留下了众多产业,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品质,尤其是他艰苦朴素,不搞特权,留得清气满红星,让红星人民感怀铭记和世代传颂。
(作者:曾辉,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付施蓓,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史志研究室副主任。本文选自《百年潮》202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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