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播火”到“点种”：李大钊在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特色及重要贡献

张甲秀

摘要：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李大钊在学习、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者，既是党的创建者，又是青年学子的人生导师，等等。在这多重身份和角色中，有一个角色值得深入研究，那就是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家。李大钊的译文极具个人特色，多采用摘译、“夹叙夹译”、译述结合等形式,用语简练、通俗且富有文采。他对许多专有名词的翻译准确、贴切，充分展现了他精深的中外文化造诣和高超的翻译水平，特别是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作为红色翻译家的李大钊，不仅及时准确地向国内传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新消息，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探索性地提出走“与英、德、俄有异的”“有特性的”道路的初始构想，确立了工人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创建了组织、储备了人才、播撒了“火种”,并英勇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经日本、俄国等地辗转传入我国，为身处生死存亡之际的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科学指引。在这一过程中，李大钊作为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其作出的伟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一百多年前，正是由他率先在中国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认定中国和世界必将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坚定地说道：“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害[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2]自此以后，向中国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就成为李大钊矢志奋斗的终身事业。自李大钊就义后，近百年来，各界开始了对李大钊生平、思想和贡献的研究。国内外的李大钊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出版了李大钊传记、文集、全集、年谱等标志性成果，发表了大量研究著述。关于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巨大作用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此不一一赘述。李大钊作为北洋法政学堂和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优秀学子，其英语、日语等外文水平较高，因此，在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译介活动

20世纪初期，面对中国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和广大人民所处的水深火热的苦难现状，李大钊辗转多地求学，从家乡的永平府中学，到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再东渡日本前往早稻田大学学习，急切寻求改变中国悲惨现状的“良方”和“工具”。在求学过程中，李大钊不但刻苦学习规定课程，利用课余时间阅读大量报刊、书籍，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思想的养分，广泛涉猎西方各种民主和自由学说，还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学习英语、日语等。尤其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大钊的英语和日语水平有了质的提升，不仅能够自如地进行英文、日文的翻译和论文写作，还能够将其运用于革命实践，这些都为他回国后引进、传播马克思主义夯实了语言基础。

李大钊虽不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但却最早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选择了社会主义，从而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他是在对多方思潮进行比较后才极其慎重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二是因为他将马克思主义视作系统完备的科学的知识体系，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在这方面，他著述颇丰，研究深入、系统且精当，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强调阶级斗争“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块“从根本上联络起来”。[3]

在著书立说之余，李大钊指导、组织甚至亲身参与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据考据，李大钊最早的翻译工作可以追溯至1912年。当时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求学，并担任了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部长。李大钊和同事们经过多方努力，于1913年4月1日推出了《言治》创刊号。李大钊不仅在《言治》上发表了《隐忧篇》《大哀篇》等多篇文章和诗作，还首次刊发了自己的第一篇译稿《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该译文不仅是李大钊学习日语的成果，也是其介绍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一次尝试。

已有史料表明，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尤其是《共产党宣言》等的翻译和传播中作出了直接的、非常突出的贡献。如在组织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方面，1920年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京大学学生发起成立“马克斯学说研究会”(1921年正式对外公开)。这个研究会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组织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研究会成立了一个翻译室“亢慕义斋”,下设英文、德文和法文三个翻译组。德文组曾翻译过《共产党宣言》油印本，其中的部分译文曾被《京汉工人流血记》引用过。1920年2月，陈独秀离京赴沪建党前，特地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走《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这都为后来陈望道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起到助力作用。

在组织和指导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工作之余，李大钊还亲自翻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例如，1926年2月至3月初，他翻译了美国《工人月刊》第5卷第3期(1926年1月出版)刊载的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和编辑按语，并在同年3月12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引用了该文的部分内容。5月，李大钊发表的《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完整介绍了该文，将其题目翻译为《中国及欧洲的革命》,并加以评述。[4]

据不完全统计，李大钊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相关文献近30部，其中既有完整译介的文献，如《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精琦氏宪法论》《世界观》,也有用大段篇幅摘译的文献，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还有译介和论述交相呼应的文献，如《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等。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视作系统完备科学的知识体系，认为“拼上半生的工夫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5]。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注重完整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二、译介特色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呈现出较为鲜明的个人特色，他不是为了成为翻译家而翻译，也不是为了出版专著而翻译，而是希望通过中国的语言将马克思的思想融入中国人民的头脑，让广大人民能够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先进的科学真理，并将其正确运用于实践。李大钊的最终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因此，为了更便捷地向广大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他选取出版周期相对较短的报刊专栏作为载体，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翻译形式多样，虽然偶有完整译介的文章，但更多的是采取摘译、“夹叙夹译”、译述结合等形式。

(一)在专文中开辟单独章节，大段摘译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尤其是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中，李大钊用了约80%的篇幅译述了马克思于1862年8月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大段摘译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经典论述，主要依据的底本为河上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哲学的贫困》等。

在介绍《共产党宣言》时，李大钊摘译道：

凡以前存在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全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互相敌视的二大阵营，为相逼对峙的二大阶级：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有产者阶级，于其不满百年的阶级支配之下，就造出比合起所有过去时代曾造的还厚且巨的生产力。……有产者阶级不但锻炼致自(己)于(死)的武器，并且产出去挥使那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劳动阶级、无产者就是。[6]

在介绍《〈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李大钊是这样翻译的：

一社会组织，非到他的全生产力，在其组织内发展的一点余地也没有了以后，决不能颠覆去了。这新的，比从前还高的生产关系，在这个东西的物质的生产条件于旧社会的母胎内孵化完了以前，决不能产生出来。[7]

在介绍《哲学的贫困》的内容时，对于马克思的名句“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8],李大钊是如此翻译的：“手臼造出有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造出有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9]

可以看出，李大钊是完全有基础、有能力去完整翻译马克思的著作的，但是他却没有选择当时其他红色翻译家出版译著的方式，而是通过各种报刊专栏发表专文，以直接呈现马克思的经典论断。究其原因在于，与出版译著相比，报刊的形式更加灵活、出版周期较短，能够更加快捷、生动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传入广大人民的头脑中。

(二)“夹叙夹译”“译述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个人见解融会贯通，传输给广大读者。

其中较为典型的有《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1921年3月，在《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中，李大钊不仅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时代背景、历史过程和现状，而且比较分析了中俄两国的国情：“俄国土地很大……许多民族，混杂居住……俄全国人口有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是农民。农民的气质，和中国人差不多，保守性重……全是专制压迫的结果”[10],并得出“俄国这次大革命，不是独独代表俄国精神，是代表人类共同的精神。……此次俄国革命，足以表示全世界人类共同的精神。他底办法，虽然不能认为终极的理想境界，但他是革命的组织，是改造必经的阶段，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11]等结论。

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李大钊译介了英法等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基本情况，考察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流派的发展状况。更为可贵的是，他还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内涵界分，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的个人理解，澄清了当时知识界对社会主义存在的误解。如针对社会主义不再有竞争的误解，他认为，“人咸以为实行社会主义之后，决不发生竞争。……今社会主义毫无竞争，岂不令人枯死么?……故认社会主义为无竞争者误矣”[12]。

(三)在介绍或批判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萌芽。

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国情》《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等。在《国情》一文中，针对袁世凯以重金聘请的“中华民国政府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日本人有贺长雄所制造的“特别国情论”,李大钊逐一进行了批驳，并在最后总结道：“言国情者，必与历史并举，抑知国情与历史之本质无殊，所异者，时间之今昔耳。昔日之国情，即今日之历史；来日之历史，尤今日之国情。谈宪法者，徒顾国情于往者，而遗国情于近今，可怪也。吾以为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13]也就是说，研究国情应把重点放在当下，而不是历史，应以发展的观点认识当下国情。

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李大钊在1913年较为完整地介绍了《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一文。该文底本为日本学者中里弥之助(即中里介山)的《托尔斯泰言行录》(增补版)的附录，主要阐发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对革命、劳动、善等概念进行了定义。其中，李大钊译道：“今之文明，虚伪之文明也。为少数阶级之淫乐与虚荣，几千万多数之下阶层阶级穷且饿矣。”“今之文明虚伪也，则革命必不得不至。”“今劳动者痛苦之原因，盖于他有掠夺彼等之劳动者故也。易言之，即彼等背后有奸恶之国家制度故也。”[14]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式人道主义思想对李大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思想上引发他对革命、劳动等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在他探寻更加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诸多译文，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的译文用语准确、表述流畅，意思通达、简练且富有文采，他对许多专有名词的翻译准确、贴切，即使对比我们当今使用的经典著作译本，也几乎毫不逊色。这也充分展现了他精深的文化造诣和高超的翻译水平，特别是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

三、主要译介内容

一是重视对“国情”的了解和研究。由于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工业国德国，而当时的中国还是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封建农业国，两国的国情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李大钊提出，要想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好地落地生根、发挥作用，必须做出切合当时中国国情的调整。李大钊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始于其1914年《国情》一文对古德诺“中国特殊国情论”的分析和评论。作为袁世凯以重金聘请的“中华民国政府宪法顾问”,古德诺以“中国特殊国情论”为袁世凯复辟专制帝制制造舆论，引起李大钊在《国情》一文中对其的批评。李大钊针对古德诺的中国人民“无参究政治之能力”、中国人民“不习于代表之政治”两点谬说进行了分析和评论。[15李大钊认为，要解决中国问题首先必须对现实的国情有清醒的认识；其次，分析研究中国国情的根本立足点在于，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亦即“国情之不可与客卿谋”[16]。

二是批判教条主义，初步萌生走“与英、德、俄有异的”“有特性的”道路的思想。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能够为中国革命指引正确方向，但却不能将其教条化。对此，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相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见很大的危机。”[17]1926年5月，他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开篇就提出反对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批评当代历史事实的论文，是无产阶级研究马克思的人们绝好的材料的宝藏。我们现在要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就中国现在的民族命运寻求一个显明的分析，最好是一读马克思当时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从此我们不仅可以得到他的公式，我们更可以看出他怎样的应用他的研究的方法，以解剖那赤裸裸的历史事实，整理那粗生的材料，最后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18]

关于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的发展是否要因循相同的路径，李大钊也进行了有益的思考。1923年9月，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中指出：“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19]对于如何实现这一蓝图，李大钊极具先见之明地提出了走有自己“特性”的独立自主之路的初步设想。1923年10月，李大钊与日本记者交谈时指出：“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间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20]这一“独立自主的”思想萌芽对于后来中国共产党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走自己的路，起到了开端作用。

三是确立工人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李大钊不仅重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直接投身工人运动，而且更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工人阶级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同义语而使用的，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对于这一点，李大钊没有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是结合中国国情，经过慎重思考，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为农民和工人的观点。1925—1926年，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中强调：“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70%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21]

李大钊在许多文章和译文中使用了“劳动阶级”“劳工阶级”指代马克思的“工人阶级”。如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就说：“现代的劳动阶级、无产者就是。”他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一文中提出：“共产党人的运动，是劳工阶级的运动。”[22]从这种独到见解可知，李大钊早在五四时期就提出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体现出李大钊思想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

李大钊对于中国革命主要力量的选择也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付诸实践。1923年，在他的关心和指导下，河北省平山县成立了我们党的第一个农村基层组织，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农民党员，其中包括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位农民党员弓凤洲。

四是积极构想中国未来社会主义道路。李大钊在与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论争中，阐明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他认为，十月革命后，世界上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发展迅速、国力雄厚，但由于自身的体制问题，已经积弊深重，中国要想获得长久的发展，必须超越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社会主义同样也可以像资本主义一样发展实业，实现经济和国力的增长。“因为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23]“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24]

李大钊还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描绘了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的蓝图。他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社会主义制度将是“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社会主义亦有相当的竞争”,但不同于资本主义那种“使人类入悲惨之境”的竞争。[25]

五是创造性地运用列宁的“灌输”理论，提出让农民由外而内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虽然李大钊认为，“农民不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但是由于他自己出身农村，对于农民的具体情况较为熟悉，因此，他认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26],但是在那里蕴藏着巨大的革命能量。同时，他也认识到，农民的思想觉悟较低，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如果没有先进思想的引导，很难形成有助于革命的理论，因此，他们需要由外而内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就如列宁所说的，“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27],而对于农民来说，则更是如此。在具体的实践中，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肩上。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28]因此，他号召中国青年“到农村去”,向农民传授先进文明，尤其是让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1921年，李大钊在《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中再次强调：“少数智识阶级应该努力拿新思想灌输到农民的心里中，使他自己论断是非。”[29]

六是贯彻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思想，提出“横向联合”理论。早在1919年12月28日的《大联合》一文中，李大钊就提出了“小组织、大联合”思想：“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30]这一思想后来发展为“横向联合”思想。李大钊认为，由于中国深受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压迫，所以实行社会主义时，“应当与资本中等……阶级联成一气，使中国成一独立者，不受国际压迫之国家”[31]。1920年，李大钊曾追随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是其建立统一战线的一次尝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自身还处于发展稚嫩的时期，力量相对弱小，于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1922—1923年，在国共合作方案争论不下、即将宣告破产的紧急关头，李大钊立足实际，科学运用了马克思的联合斗争思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历史贡献:“播火”与“点种”

及时准确地传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新消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传播，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俄国率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革命实践，于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过这里所谓“送来”的途径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由于当时国内外反动派对十月革命采取敌视态度，国内报纸对十月革命的报道极为混乱，“真消息难以传出”,再加之中俄交通一时中断，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准确报道以及该革命运动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只能经由日本传送到中国。如前所述，李大钊求学时期对于日语、英语等的扎实掌握，为他从国外报刊获取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消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彼时，李大钊克服帝国主义舆论机器的封锁，千方百计通过日文和英文报刊搜集十月革命的消息，为国内民众及时准确获知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作出了重要贡献。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李大钊很早就开始关注俄国革命运动的消息，甚至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前，他就对这一重大革命事件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有了超前且精准的认识。1917年10月10日，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前28天，李大钊就在《太平洋》第1卷第7号发表了《此日》一文，文中指出：“最近俄人且于酣战之中，不惮高树赤旗，以奠自由民主之基。”[32]这里可以看出李大钊思想的超前预见性和深邃性。

积极培养马克思主义青年人才。在这一方面，还有一个关于李大钊“点种”的故事。1918年夏，李大钊回到家乡，在亲戚询问其职业时，他用“点种”来回应。李大钊这里所谓的“点种”,实际上指的就是播撒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火种。那么，如何在实践中“点种”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的做法是积极培养优秀青年人才，在理论上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实践中锻炼他们的共产主义意志，从而为“少年中国”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后，他在红楼的办公室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这里吸引了许多热情上进的年轻学子。他不仅影响和培育了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还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代精英，其中既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家，如侯外庐等，还有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烈士，如邓中夏、高君宇等，甚至还包括党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1918年秋天，毛泽东从湖南来到北京，经在北大工作的杨昌济教授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并在他的积极安排下，担任了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1918年10月至次年4月，在这约六个月的时间内，李大钊与毛泽东经常交流，他不仅向毛泽东推荐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经常一同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33]李大钊对于中国革命主要力量的判断，尤其对于中国农民的重视，对毛泽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3年6月，李大钊和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再次相见，毛泽东时任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就农民运动问题一直与李大钊保持着联系，还特意将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这篇重要文献编入《农民问题丛刊》,这也表明了毛泽东对李大钊思想的高度重视。

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河。相较于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更为艰苦、深入的比较和鉴别思考的过程。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俄国革命实践中，从对各种思潮的比较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把准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原则，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河。

李大钊甫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将其视作“一个时代的产物”,并提醒大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34],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更重要的是将其“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35]之中。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36],所以它将是“共性与特性”相结合的一种新制度。

李大钊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他关于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必须依靠农民、必须通过从外向内的“灌输”让农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必须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等一系列论述，对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起着开创性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作为先行者的李大钊探索性提出走自己的路的初始构想，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创建了组织、储备了人才、播撒了“火种”,并英勇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他所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不可磨灭。

注释：

[1]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页。

[2]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3]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9页。

[4]参见王东红:《百年党史视域下李大钊译述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考略》,载《北京党史》2021年第3期。

[5]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5页。

[6]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4—25页。

[7]同上书,第26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

[9]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3页。

[10]同上书,第282—283页。

[11]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85页。

[12]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

[13]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14]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408页。

[15]参见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107—109页。

[16]同上书,第107页。

[17]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2页。

[18]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04页。

[19]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197页。

[20]同上书,第346页。

[21]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76、85页。

[22]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5页。

[23]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72页。

[24]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227页。

[25]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54、196页。

[26]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05页。

[27]《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1卷第317页。

[28]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04页。

[29]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83页。

[30]同上书,第140页。

[31]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198页。

[32]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168页。

[33]转引自[美]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

[34]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6页。

[35]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97页。

[36]同上书,第197页。

（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