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参观南昌起义纪念馆

周恩来极富人格魅力，温文尔雅、谦和忍让，是人们对他的共同认知。抗战时期曾和周恩来多有交往的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说：“周是非常熟练的、敏感的、感觉力强的、明智的人。”“我未见过周发怒、发火或心烦意乱。他总是那么平静、镇静，我没有见过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基辛格也认为周恩来温文尔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是他生平所遇的两三个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人之一。就连周恩来自己也说：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但人物性格是丰富的，就如东晋时期的田园诗人陶渊明，鲁迅评价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同样，周恩来也有多次怒发冲冠甚至拍桌子的经历。透过金刚怒目的一面，我们能够看到性格更为丰富、形象更为立体的周恩来。

南昌起义前，面对张国焘的阻碍，周恩来怒拍桌子

南昌起义是在国民党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血腥屠刀的关键时刻，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爆发的。

南昌起义之前，中共长期将工作重心放在组织民众和宣传工作方面，还没有独立领导军事斗争的经验。就党内来说，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领导人还不多，周恩来是少数几位之一。他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东征中又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和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亲身组织领导过革命斗争。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又长期分管军事工作，广州时期他就曾担任过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领导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5月他又担任中央军人部（军事部）部长。因此，领导开展武装斗争的重担自然要落在周恩来等人身上。

周恩来也是党内较早认识到要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的领导人。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他多次主张早做军事准备，以应对革命变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927年4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特务委员会上指出，武汉的国民党左派面对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并没有积极主张，反而是一味保守退缩。因此，需要马上派得力人员准备军事活动。宁汉合流后，7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发动南昌起义，鉴于周恩来的军事工作经验和能力，决定由他担任起义的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书记。

周恩来不负重托，会后立即组织了以聂荣臻为书记的前敌军委，成员还有贺昌、颜昌颐，并安排他们马上赴江西九江开展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精密组织筹划下，1927年7月下旬，南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逐步就绪。军事上，掌握了叶挺的第24师和李汉魂的第25师的大部，贺龙领导的第20军，以及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卢德铭领导的国民政府警卫团、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兵、广东东江农军等，并都已部署到位。起义的领导人员也大多抵达南昌或九江。周恩来也于7月26日到达九江，向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并随后组织部队向南昌进发。

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根据中央决定，在江西大旅社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前敌一切事宜，并决定在30日晚举行起义。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29日上午，前敌委员会却收到了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发来的两份密电，要求暴动宜慎重，并且说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南昌后再作决定。

7月30日，张国焘到南昌后，就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并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

这一态度，遭到周恩来和前委其他领导成员的一致反对。应该说，此时如果推迟或停止起义，不仅我们党好不容易掌握聚拢的军队有散掉甚至被国民党军队消灭的危险，对我们党的发展前途来说，危险程度也是难以估量的。因此会上群情激愤，周恩来更是义愤填膺，他甚至以辞职相抗争，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讲话时，周恩来气得拍了桌子。正是这一怒之举，起义得以按计划实施，成就了南昌起义。

20多年后，周恩来回忆起这一场景，还对人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

黎平会议后，针对李德的顽固蛮横，周恩来又一次怒拍桌子

事实上，周恩来拍桌子并不止南昌起义这一次。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在长征途中，黎平会议后，周恩来针对李德的蛮横态度，也曾拍过桌子。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本是德国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兵，参加过革命军队。后来从德国越狱逃往苏联，于1928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1933年10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

李德虽然接受过战略战术方面的训练，但他并不了解中国情况，只能根据以往在欧洲进行的正规战的经验和苏联军事院校理论学习的课本经验进行指挥，是严重的教条主义。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曾回忆：“李德在担任我党军事顾问时，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正是按照李德这套“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的不切实际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作战，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应该说，中央红军的长征，跟李德有着直接关系。

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坚持两个“念念不忘”：一是不肯扔掉“坛坛罐罐”，二是不肯改变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这种不切实际的战略方针，又给中央红军的长征造成了灾难性后果。特别是湘江一役，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当局已经判断出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意图，又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冈、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妄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而博古、李德仍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

危急时刻，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特别是贵州空虚、兵力薄弱的现实，建议放弃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开辟新的根据地，争取主动。为此，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军路线。会上，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转兵贵州的方针，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会上发生了争吵，关键时刻，周恩来也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李德感到自己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遭到了挑战，因此会没结束他就提早退场。

通道会议是在紧急状态下召开的，李德称之为“飞行会议”，因此十分仓促。12月15日，中央红军突破黔军防线，攻占黎平和老锦屏。为进一步统一思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爆发了激烈争论，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而博古仍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主张。李德因为身患疟疾，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托人把坚持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了会上。

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后来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2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最终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了同红2、红6军团会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原定计划，改为前往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看后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了起来。应该说，对于李德的错误领导以及由此给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造成的巨大损失，周恩来是非常生气的。通道会议时，李德的顽固蛮横态度就令周恩来很激愤。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因为他在通道会议上提前离开，会后他请周恩来给他讲述详细情况，周恩来“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

黎平会议后，对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李德不以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为重，仍然固执己见，顽固蛮横，令周恩来更为气愤。由此，周恩来对他拍桌子发火，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范金标回忆说：“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黎平会议纪念馆

抗战时期，对于国民党的长沙纵火案，周恩来怒不可遏

全国性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开展第二次合作，共同抵抗日军。周恩来因为在统战工作和合作谈判中的卓越表现，成为推动国共合作的关键人物。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等组建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中国南方的工作；同时还决定由周恩来等人组成中共外交代表团，负责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推动国共合作。周恩来由此担负起统一战线和国统区的领导工作。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周恩来是在汉口沦陷的当天，才从武汉撤离出来的。其后，他经过天门、沙市、公安、常德，一路跋涉，于10月27日抵达长沙。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各部、会都在长沙，周恩来担任着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还以此身份参加了军事委员会于11月1日至3日召开的军事会议。

11月10日，日军由武汉南下，随后湖南北部的门户岳阳沦陷，长沙一时成为抗战前线。当时，城内聚集了大量的国民党党政机构、流亡团体、灾民群众、伤兵游勇，撤离工作十分紧急。周恩来也正率领指挥政治部第三厅人员撤退，连日忙于交涉火车、汽车，帮助他们制订撤退计划，一直忙到12日深夜。劳累一天的周恩来回到长沙城内第18集团军办事处休息，准备第二天动身前往湘潭。次日凌晨2时，刚睡下不久的周恩来，突然被工作人员叫醒。原来，长沙城内发生了一场通天大火，满城烈焰映空。火势蔓延迅速，烧到了周恩来住处的院子，大门都被火焰封住了。

这场又被称为“文夕大火”的灾祸是怎么发生的呢？时至今日，因为当时错综复杂的局势和多重指挥体系，其具体责任归属仍扑朔迷离。但通过当事人的忆述和相关材料的梳理，可以略窥大貌。

张治中当时担任国民政府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直接负责湖南的治理工作。长沙大火发生时，他也在长沙，并指挥相关后续扑救善后工作。对于这场大火，他在《为长沙市火灾告全市民众书》中说：“此次湖南省会长沙市，突于本（11）月13日凌晨2时许起火，延烧两昼夜，全市顿成焦土。余对此次突发之不幸事件，事前毫无所知。”但他又曾说，在11月12日9时许，他曾接到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字蔚文）的电话，被告知“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随后，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电报内容为：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接到电报后，张治中随即进行了部署。但他同时指示，焚城“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而后来大火发生时，连他也不知情。

当时身处长沙的国民党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负责长沙的军事工作。对于这场大火，他是怒火中烧，在其回忆录中直陈这是抗战八年中使他最痛心的两件事之一。他明确说这是张治中造成的：我的前进指挥部原设平江，11月12日乃迁设长沙南门外土地堂之章宅，部署粗定，即于是日深夜，张治中就在长沙城内放起火来。”他认为“这场火是有计划放的，非常明显，否则不会有全城一齐失慎’之理”。为了敦促蒋介石查明真相，惩治肇事者，陈诚甚至向蒋介石上书自劾，领受处分。

其时担任国民党第2兵团总司令的张发奎，在回忆录中说：“关于13日的长沙大火——当时我的司令部距离长沙只有几小时的车程（那时的汽车每小时只能行驶十公里）——突然间我看到天空变成深红色，我感到迷惑。原来这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擅自实行焦土政策。虽然这是政府的既定政策，但只限于在情况需要之时，并须最高当局下令才可以执行。”

当时身为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也亲身经历了这件事。他在1958年发表于《人民文学》上的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中，描述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为此，郭沫若和张治中还打了一场笔墨官司。

不管如何，长沙大火造成的灾难后果是异常严重的。这场大火，使长沙全城尽为灰烬，受灾军民，惨不忍睹。3000多人丧生，5万多栋房屋被焚。

面对突发大火，身处其中，切实感受到火灾给百姓造成的苦难，给抗战工作带来的损害，怎不令周恩来气愤。更为甚者，还有人造谣诬陷大火是由共产党人放的！大火发生后，周恩来冒火徒步沿湘江而行，走到城外，遇到郭沫若等人。郭沫若回忆说：“周公十分愤慨。他向来是开朗愉快的脸色，对于任何人，处到任何难局，都绰有余裕的恢宏的风度，在这一次，的确是表示着怒不可遏的神气。”事后，周恩来强烈要求蒋介石一定要惩办放火首犯。由于民怨沸腾，蒋介石最后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处以死刑。

1945年7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欢迎飞抵延安的国民参政会六名参政员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痛斥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鉴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越来越多地企图用在中国占领地区的资源来补充它继续战争的需要，被迫调整侵华政策，实行所谓“以战养战”，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

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先是亲日派汪精卫的公开卖国投降，随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也日益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摩擦。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把对付共产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其后更是推出《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并相继发起反共高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时，身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正在重庆与国民党当局全力协调新四军问题。惨案发生后，周恩来悲愤异常。特别是得知1月17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又发表诬蔑新四军是“叛变”行为、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后，他立即给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打电话，痛斥道：“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周恩来为何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何应钦呢？首先，作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虽然是皖南事变的幕后决定者，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还要维护与国民党的团结合作，共同对抗日军，因此不到万不得已还不宜直斥于他。

其次，皖南事变的爆发，与何应钦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是其长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造成的恶果。周恩来与何应钦相识很早，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们就曾在一起共过事，当时何应钦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长，周恩来则是第1军政治部主任兼第1师党代表。但在后来的革命进程中，周恩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而何应钦则成了顽固的反共分子。中央苏区时期，何应钦多次率队，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一、二、四次“围剿”。在积极反共的同时，他又因曾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和日本方面关系较好，成为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

西安事变爆发后，何应钦就积极主张军事解决。全国性抗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迫于形势，何应钦思想也有所转变，破除了和平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但对共产党的戒备之心不曾有过一丝松懈。对于和共产党的合作，何应钦的意图是利用中共的力量抵抗日本侵略，并在战争中削弱乃至消灭中共。

随着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何应钦也从联共抗日转向反共和对日妥协。特别是对于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壮大，何应钦等人深感恐慌，不断制造事端，破坏国共合作。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派何应钦、白崇禧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举行两党谈判，以解决国共两党的军事摩擦。

周恩来与何应钦的谈判，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陕甘宁边区问题，二是军队的编制问题，三是划分作战区域问题。其中，问题的关键是第三个，国民党为达到利用并限制中共的目的，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都开往旧黄河北岸。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意见，于1940年6月中旬提出了全面解决两党关系的具体方案，其中关于作战区域划分问题原则性提出“为确定战争职责及避免误会和冲突计，请规定第18集团军、新四军与友军作战分界线”。国民党方面对此则要求第18集团军和新四军全部开入察、冀两省内。接着，何应钦又抛出一个“中央提示案”，中心问题仍是作战区域划分。正如周恩来所说：“他就是想把我们赶到黄河以北，不要新四军在长江以南。”这样，就使谈判陷入了僵持状态。

恰在这时，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1940年9月27日，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德、意、日三国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对抗之前已经签订了协议的美、英等国。这两大军事集团都在拉拢蒋介石。苏联为借助中国抵抗日本，也向蒋介石提供援助。至此，国际上三大力量都有意于蒋介石。周恩来对此分析说：“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

大喜之中的蒋介石集团更加坚定了反共的决心。先是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挑衅进攻，被新四军陈毅、粟裕以少胜多予以痛击。然后，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此即所谓“皓电”。与此同时，何应钦加紧制订、实施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军事计划，拟订了《黄河以南剿灭共匪作战计划》，并向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作了部署。

对于国民党的顽固态度和军事阴谋，周恩来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他一方面努力通过谈判进行沟通协调。11月9日，按照周恩来的建议，中共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以回应国民党的要求。另一方面，周恩来也强调要做好军事应对准备。由于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的动摇迟疑，没有按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坚决行动，贻误了突围北上的时机，最终在遭遇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时付出了惨重代价。

皖南事变发生后，一年多以来一直致力于解决此事的周恩来，对于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和新四军的惨重损失，怎能不悲愤异常。收到新四军遇袭陷入重围的消息后，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接着又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议。而国民党方面则极力隐瞒事实，诬蔑新四军，对中共方面的宣传报道也是严密控制。这一切，又怎能不让周恩来愤怒。由此，他直斥何应钦，也是自然的情感表达了。

就在当晚，周恩来还挥毫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揭露皖南事变的实质，控诉国民党的暴行。

周恩来为李公朴、闻一多所写的悼词

针对国民党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卑鄙手段，周恩来悲愤到极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饱受蹂躏的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一缕曙光，人们期待着重建家园，盼望着和平安定的幸福生活。

中国共产党尊重民意、顺应民心，提出通过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也期待着国家的和平统一。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不这么想。蒋介石自恃控制着全国政权，拥有数量达500万人的军队，以及美、英等国的支持援助，妄图将中国共产党及其指挥的人民军队消灭掉，继续其独裁专政的迷梦。当然，迫于民意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蒋介石也做了一些表面文章。邀请毛泽东和中共代表赴重庆谈判“共定大计”就是一例。只是他没想到毛泽东竟真的到了重庆，并签订了“双十协定”。

蒋介石只是将和谈作为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手段，当他发动内战的准备基本就绪以后，那层和平民主的面纱就要被扯破了。这一方面反映在对待共产党立场上，同时也反映在对待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态度上，他们指使暴徒制造了一系列反对政协决议、反对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严重事件。

“双十协定”签订后，周恩来以中共代表的身份，继续与国民党谈判，推动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开展国共军事调解，推进和平建国进程。在此期间，他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在国统区成功领导开辟了第二条战线。

国民党在加紧军事上对共产党和解放区发动进攻的同时，为维护其专制统治，稳定后方，又在其统治区内大肆进行特务活动，加紧迫害和镇压爱国民主力量。为此，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先后在昆明暗杀了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

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是由国统区有着爱国民主思想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组成。在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召开过程中，中共与民盟就有密切合作，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在协商和平建国方案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问题时，针对国民党、青年党在代表名额问题上的挑拨和发难，周恩来经中共中央同意，主动提出把中共的两个名额让给中国民主同盟，从而解决了民盟的为难处境，得到民盟人士的充分肯定认同。

李公朴和闻一多与共产党多有交往。

李公朴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在抗日战争中，他多方奔走，宣传抗战思想。在武汉时曾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开办过艺训班、群运班等，培养抗战青年，并介绍他们到延安去。他说：这好比在飞机上撒种子，真正的种子，无论撒在什么地方，都会发芽生根，否则就会腐烂在怪石嶙峋之中，毫无收获。

1938年武汉沦陷后，他曾前往安吴堡八路军开办的青训班参观访问。1938年冬，李公朴前往延安参观访问了边区的行政、生产、民众运动、教育等，并会见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的一些负责人。通过参观访问，李公朴深有感触地说：自己像个浪子一样，这时才找到了自己的家。毛泽东曾到窑洞看望李公朴，接受李公朴的建议，从抗大、陕公、鲁艺等校抽调十几名青年，组成抗战建国教学团。后来，李公朴又遍访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根据所见所闻，写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运各个方面，系统地介绍了这一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戳穿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种种诬蔑和不实之词。

闻一多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诗人。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几千公里随校迁往昆明，就任新组建的西南联大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1943年，他开始得到中共昆明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的帮助，共产党通过不同渠道，曾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使他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

抗战胜利后，面对国民党独裁专政统治，李公朴、闻一多等爱国民主人士奋起抗争。1946年2月10日重庆较场口事件中，身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总指挥的李公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头部重伤。周恩来去医院看望他，李公朴坚定地说：“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的统一，我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我要更加坚强起来，力争人权、民主和自由。”其后，他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发动反内战运动，为此多次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恫吓，甚至收到装有子弹头的信件。李公朴不为所动，大义凛然地说：“我前脚跨出门去，后脚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突遭特务枪击身亡。李公朴被暗杀后，闻一多拍案而起，在云南大学礼堂发表感情悲愤的演讲。他说：“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站出来！”“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跨进大门。”演讲结束后，当天下午，闻一多也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了。

李、闻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也使周恩来悲愤到极点。周恩来既悲愤于国民党残暴的特务统治，也悲愤于爱国民主人士的鲜血生命，更悲愤于蒋介石对和平建国道路的背叛。

1946年7月17日，周恩来、董必武等在南京向国民党政府提交抗议书，其中写道：“如此野蛮、卑鄙手段，虽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政府犹不敢肆意为之。中国号称反法西斯胜利国家，四项诺言，言犹在耳，而特务暴行，接踵而至，遍及全国。殴打未已，暗杀继之。一城之内，五日之间竟至续演杀人惨案两起，不知政府当局何以自解耳！”

李公朴被国民党暗杀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颖超在挽联中对李公朴给予了高度评价：“为保卫政协、争取民主而牺牲的斗士，精神不死！为民主，为和平，为大众，成仁取义；反独裁，反内战，反特务，虽死犹生。”周恩来更是称赞李公朴是“一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献身的战士”。

闻一多牺牲后，周恩来在给闻一多夫人的唁电中沉痛地说：“惊闻闻一多先生紧随李公朴先生之后惨遭特务暴徒暗杀，令郎义和君亦受重伤。暗无天日，中外震惊，令人椎心泣血，悲愤莫名，真不知人间何世！此种空前残酷、惨痛、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今已暴露无遗。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

7月17日下午，为到庐山同蒋介石会谈，周恩来乘机飞往上海，并在上海同美国特使马歇尔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愤怒地说：7月11日民主运动的人物李公朴被暗杀事还没有解决，7月15日民盟领袖闻一多教授又被暗杀了，少爷也受重伤。……现在国民党有一切权力可用，但却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是无耻，是法西斯，令人愤慨！我得到消息后愤慨得说不出话来。国民党竟用这样的方法，还有什么谈判、民主可言！连别人说话都怕（民盟只有报纸杂志）！……国民党用武力来打中共，双方还可对打，但民盟并无武力。周恩来还说，这是中国的悲剧，不能不抗议！

10月4日，上海各界人士举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的大会，周恩来又亲笔写了悼词，并让邓颖超到会代为宣读。悼词中，周恩来的悲愤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金刚怒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周恩来金刚怒目的一面，彰显的是他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担当。当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当正义事业面临破坏、当人民利益遭受损失时，周恩来自青年时期就已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容许他选择沉默或躲避。面对困难和阻力，为了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义无反顾，不计个人得失，拍案而起，以金刚怒目的面目扫除一切阻碍，这是何等的菩萨心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