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保中大理白族人，他从滇军士兵成长为北伐军的少将副师长；从云南讲武堂到留学莫斯科；从普通党员成为东北抗日联军将军；从吉林省长到云南副主席；他一生奋斗，为党和人民作出杰出贡献，被誉为民族英雄、共产主义战士、国际主义者和共产党员的楷模。

周保中选择革命，选择共产党，他认为：共产党人献身革命事业，是为了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在建设新社会中努力奋斗，使人各尽其才，得其所应得。这是共产党人周保中践行原则，也是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本色。

周保中从苍山脚下、洱海边上一路走来，走向昆明、走向广州、走向莫斯科、走向白山黑水。他从士兵成为将军，从寻求个人出头的一位翩翩白族少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在一生的抗争奋斗中，他为人民作出杰出贡献，成为民族英雄；他是大理白族人民的骄傲，是云南人民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今年是周保中同志诞辰12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缅怀他为人民建立的功绩，继承和发扬他的精神。

一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五千年历史发展长河中创造灿烂文化，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明并延续至今。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由涓涓细流汇成大江大河奔腾不息，在其发展进程中有光明有黑暗，但光明总是战胜黑暗。

抗联教导旅将士在一次跳伞训练后合影，前排右三为周保中

近代以来，人类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诞生于西方的资本主义获得迅猛发展，追逐利润的资本游走世界各地，寻找发财的机会，资本的化身——资本家组成资产阶级，他们联合起来开拓世界市场，开拓殖民地，主导世界发展，第一次把世界联成一个整体，人类的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资本之光在西方闪亮时，中国的清王朝正处在康乾盛世，此时，我国封建社会达到顶峰，当时中国的物质财富（经济）世界第一。乾隆后期，中国开始衰败，封建制度越来越腐朽，满清统治者越来越无能。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古老大门，中国社会开始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文明蒙尘、文化摧残和人民遭殃，中华民族面临生死考验。在近代历次外来侵略战争中，中国人民都奋起反抗，流血牺牲，结果都失败了，每一次失败都被迫接受割地赔款。抗日战争的胜利扭转了这种局面，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抗战，与世界人民一道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是中华民族由弱转强的关节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经历了14年，周保中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坚持14年抗战直到胜利，东北抗日联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的丰功伟绩彪炳青史，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1949年8月，作为政协东北地区代表的周保中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建立新中国。会议召开前夕，毛主席接见周保中，毛主席高兴地对他说“我们的民族英雄来了！”[1]毛主席还赞扬他说：“保中同志在东北十四年抗日救国斗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2]，10月1日，周保中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抗联教导旅旅游长周保中（左四）与苏联同志合影

周保中（1902.2—1964.2）云南大理人，白族，原名奚李元，字绍璜。1902年除夕出生于云南大理湾桥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家乡读到初中，因贫困辍学。15岁在昆明入滇军，任学兵、中士、上士、司务长、上尉排长、上尉连长、营副。1919年在昆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学会。1922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7期工兵科军官班学习，1924年毕业。1926年4月赴广州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北伐战争，任营长、团长、副师长，授少将军衔。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央军委工作，1928年受党中央派遣到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国际列宁学院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受党中央派遣到东北领导抗日斗争，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省军委书记、吉东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第2路军总指挥。1942年7月任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苏联远东方面军88独立步兵旅，又称国际旅）旅长，1945年8月率领教导旅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东北局委员，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司令、东北军区副司令、吉林省省长等职。1950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参加解放西南战斗，任中共西南局委员、云南省政府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主任兼民政部长等职。曾任云南大学校长，创办云南民族学院（今为云南民族大学）和西南政法学院（今为西南政法大学）并担任首任院长。周保中先后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第三届常委，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二

周保中的战友金日成生前经常回忆和缅怀他，金日成写道：“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中，和我关系最密切的是周保中。我同他的关系，是从30年代前半期同救国军做统战工作的时候开始建立的。” “‘路有千条，门只一扇’这是周保中每当和我分手时都要说的一句格言，意思是，活动舞台和斗争道路虽各不相同，但只要共同抗日，终能再度相会。”[3]

金日成说：周保中“坚持革命斗争的原则立场，他有崇高的精神，一贯积极维护本国革命。对试图使中国革命服从苏联革命或变为苏联革命的附庸的倾向，他是绝不容忍的。他主张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上拥护苏联，加强同苏联革命的联系。同时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和独立发展”。周保中“既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奋不顾身地英勇战斗，也为尽到国际主义的义务忠心耿耿地工作。假如他是只顾自己而不顾国际革命任务，或者只喊世界革命万岁而忽视本国革命的人，那么他是不会成为值得我花费时间深情回忆的人物的。”[4]

周保中（右1）与金日成（左1）合影

金日成继续回忆说：1954年12月，我应邀访问中国，也见到了周保中，这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会面，他住在颐和园介寿堂疗养，一见面我们紧紧拥抱，这个像铁打的一样刚强的硬汉子流泪了，他问我的健康情况，说我在三年战争中该受了多少苦。“周保中外表上似乎寡言少语，冷酷呆板，实际上是个感情丰富，恪守情义的人”“忠实地恪守情义，这是多么高尚的美德啊！重情义的人，才能成为高尚的人。重情义，人间生活才能像百花盛开的花园一样美丽而高尚”[5]。

在金日成眼里，周保中既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有着崇高的精神；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周保中带领队伍言行一致，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是一个重情义的人，是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铁打的硬汉子。

周保中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重要领导人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尤其是作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又称国际旅，1941年，在苏联帮助下，由从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撤退到苏联远东地区组建的部队，成员以中国同志为主，包括朝鲜同志和苏联同志。）旅长，客观上需要处理和协调苏联、朝鲜和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团结苏联、朝鲜和中国的同志，在实践中，周保中正确地处理这个关系，赢得朝鲜和苏联同志的尊重。1945年，“回到长春，华西列夫斯基当天就来看望周保中，周保中见到这位熟悉的苏联元帅，第一句话就说：‘我要扩军，你要支持我武器。’元帅诙谐地说：‘可着你的力量拿，你要多少，就拿多少，你拿走剩下的归我。这是咱们的战利品，我们分用。中苏友好条约又没规定将战利品交国民党。’元帅答应：‘我立即通知所有苏军把守的武器库，让他们只要见到你周保中批的条子，立即帮你们运。’”[6]多么深厚纯洁的友谊，真是战友之间的生死情义。这种同志关系是苏联百万红军顺利击败日本关东军因素之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朝鲜迅速建国的因素之一；也是我国的解放战争取得辽沈决战的胜利因素之一。这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无产阶级革命离不开国际主义。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如何正确处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关系问题，这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有时处理得好，有时处理得不好，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有反复。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即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性，提出国际主义原则，倡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列宁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问题突出出来，兴起了民族解放运动，此时，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也突出出来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重大的考验。第二国际的领导考茨基等一批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放弃国际主义，在高喊“爱国主义”、“保卫祖国”声中背叛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修正主义者。列宁既强调国际主义又提出民族自决的原则，把这个问题辩证统一起来，在实践中成立共产国际，以此指导和帮助各国革命，成功建立苏联（苏维埃联盟）并支持了民族解放运动。

赫鲁晓夫上台后，苏共党内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以国际主义之名行沙文主义之实、以国际主义之名搞霸权主义的情况。在国际上，实行大国主义、老子党，不能平等对待兄弟国家和兄弟党；在国内，实行大民族主义，不能平等对待其它民族。苏联共产党在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关系问题上犯严重错误，并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在这次剧变中，朝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挺立不到，这是因为他们不像东欧国家共产党那样盲从苏联，中国和朝鲜共产党都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正确处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周保中和金日成等同志在领导东北抗日联军的实践中积累了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六中全会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总结中国共产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首次提出共产党人既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的论题，认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革命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在反对帝国主义过程既有国际主义的内容，又有爱国主义的内容，共产党人必须把二者统一起来。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国际主义和爱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不同时期，它的表现不同。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实践，是新时代对于这个问题的创造性回答。

三

14年东北抗日游击艰苦生活，严重损害周保中的健康。晚年周保中疾病缠身，在同疾病斗争的过程中，周保中以顽强毅力对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进行研究，总结经验发掘历史资料，他写出：《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联军》（1954年）《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概况》（1960年8月）《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1962年）等，这些文章发表后，起到了用党的历史教育人民，激发人民建设新中国的作用，周保中的这些著作已经成为研究东北抗日的经典，为后代学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可靠珍贵的资料。

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

除了撰写历史著作，周保中还以散文、诗歌和纪实文学等形式怀念歌颂牺牲的战友，从抗日联军高级将领杨靖宇、陈瀚章等，到普通抗日英雄车老四、李海峰和袁珍等，还有抗日小英雄姜墨林。对于战友杨靖宇，周保中写下三篇长文和一首六节24行的新诗，他写于1940年的《东北抗日领袖杨靖宇》的宣传文章被编进延安出版的高小国语课本。今天，杨靖宇已经成为东北抗日的精神符号。对于普通战士姜墨林，周保中为其写下10节138行的新诗，这首诗写于1958年5月，诗的标题《给北京市八十五中学初二少先队》，三年后即1961年，周保中在《抗日小英雄姜墨林》中写道：二十多年过去了，烈士的高大形象、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为自己的部下、战友和同志姜墨林写下近两万字的传。

从周保中的这些文字，到金日成赞扬声中，可以看到周保中确实是一个重情义的人，高尚的人，有着崇高精神。革命战争年代，锤炼出共产党人的这种精神，和平建设年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多么需要继承和发扬这情义和精神，这是党团结奋斗的精神和情感基础。

1960年2月，在杨靖宇牺牲二十周年之际，周保中写下一篇怀念战友的长文《松柏常青》，他称颂杨靖宇是忠贞不贰的无产阶级革命坚强战士、品德优秀的模范共产党员、民族英雄。而且深情回忆起：

1932年4月初，省委决定我去吉林东部，靖宇同志代理我的工作。深夜，我俩作了临别的谈话。我对他说：“与君相处几个月，胜读马列多年书。”他恳切地回答我：“我们是反对旧礼教的，但是可以这样了解，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改作‘劳动人民之寄希望于共产党，党之寄望于共产党员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行拂乱其所为’,那些在革命斗争中，经不起考验而临阵脱逃的，有如朝露见阳光即散失，有如秋草经风霜即枯萎；一个普通的人都应该讲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况是共产党员呢？党员对党的革命事业必须具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当时使我深受感动，但想不到相别八年之后，他竟慷慨捐躯，战死沙场，他的这席话竟成为留给革命同志的诫语。

周保中和杨靖宇作为中共满洲省军委书记，先后离开省委机关走向抗日斗争最前线，周保中担任抗日联军第二路总指挥，杨靖宇是抗日联军第一路总指挥，他们指挥部队与日军和伪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杨靖宇战死不投降以身殉国。周保中多次遇险，九死一生，始终坚持抗战到底，让我们一起读《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中的两则：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天晴时或阴云 雪融解甚速

……日贼遂得以加紧军事、政治、经济之进攻压迫。使队伍动摇，继而饥疲不堪者叛逃投降，仅存残余濒于瓦解崩溃之状矣。

然而，秉松柏之志节，有伯夷叔齐之操守，鲁仲连义不帝秦，文天祥浩然正气，愿为民族争生存流最后一滴血大有人在。只要革命干部坚固不拔，站稳民族革命自由解放之立场，则抗日联军现有队伍尚堪整顿。作再接再厉之抗日救国斗争，并与日贼争持到底。……

因此，无论目前处境如何恶劣困危，余必须坚持应付。……”[7]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天晴

……

我在每次会议或谈话中，都特别指明现在的斗争形势及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思想上应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员为中国民族的解放抗日到底，争取彻底的最后胜利，是要用我们最后一滴血去换取，临到我们革命者牺牲的关头，就应该慷慨就义，没有什么‘我应该在什么时候或什么地方才能牺牲’的问题。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在全世界翻腾中，目前就是中国人上历史考场的时候。我们不要为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蒂压迫屈服而把‘中国人’三字在榜上考掉了。不要‘名落孙山’，榜上没有‘中国人’三字而打上亡国奴的铁印。现在不但是历史考试‘谁有中国人的人格’，而且是历史考试中国共产党员‘谁是真的列宁主义信徒——布尔塞维克’。……现在处于被敌重重包围和诸种压迫的时候，我方在主观方面虽有坚持忍耐，企图极力保存革命实力继续作长期抗斗，但情景危迫万分时，是否能突破敌人各种包围、封锁、进攻，尚不能有完全把握。因此，我们必须时刻准备上刺刀和敌人短兵相接，作最后的冲锋肉搏。宁肯为民族解放而流血，保全革命的贞操和气节，不能丝毫放弃共产党的主张，不能变更共产党革命的态度。同志中有未经军事锻炼缺乏战斗经验者，但是临到了对日贼作‘你死我活或我死你活，或我必死先弄死你’的时候，每个共产党员应该手持武器直接抗战，再没有什么徘徊和选择，好在我们现有枪械武器，用不着临时夺取。同时，每个干部同志固然可自爱自重，为革命惜省牺牲，但亦须由条件来决定，若是仅仅从爱惜自己、怕牺牲的观点出发，则绝对不可。自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发端以来，特别是全民抗日大战展开以后，在前线或后方，为民族争生存、为个人全志节，不知牺牲了若千万人。这些牺牲者之中，大多数自然属于革命的工农，就连那些平常养尊处优的贵胄名流、地主豪绅、富裕生活者、自由职业者或浪漫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一切人都避免不了这一牺牲。事情是由于日贼帝国主义法西斯蒂侵略和奴役我中华民族国家。它是拿历史上积蓄四十余年的人材物资准备作赌博，它想避免付出牺牲获得重大代价而又不可得。我们为民族争生存，自然是要一切人贡献重大牺牲而获取最后胜利……”[8]

从这两则日记中，我们看到：周保中与杨靖宇一样，无论如何艰苦，也要坚持抗日到底，哪怕流血牺牲在所不惜。可谓真的英雄！

由此可见，杨靖宇和周保中等一批革命家，成为人民称颂的民族英雄，他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结合起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伟大的抗日斗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锤炼出一种新的精神——东北抗联的精神，为我们后代留下珍贵的遗产。

四

周保中，从云南大理一个贫苦的白族家庭走出来的少年，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成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成为抗日民族英雄。这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中国革命伟大实践中，经过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贯穿在这个过程中的是周保中的抗争精神和斗争精神

周保中（右5）与云南各族人民在一起

周保中在家乡大理读到初中，因家庭困难辍学。在家乡传颂周保中少年时的真实故事：春节写对联，周保中针对富家子弟的“富贵全由命定，穷相原是天生”写到“再穷无非讨口，不死定要出头”。1917年2月5日，周保中离开大理，跟随马帮到昆明开始闯荡社会，与穷苦命运抗争。2月下旬，在昆明入了滇军，从学兵、中士、上士、准尉、中尉排长、代理连长。1920年，18岁的周保中升到连长、副营长。1922年入云南讲武堂第17期军官班学习，毕业后继续在军队服役。青年周保中与命运的抗争，从个人角度看是成功的。但是，在旧军队的经历，让周保中看到和经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十分苦恼，多次想离开军队另谋出路，但是离开军队的他找不到出路，又回到军队。1926年，他赴广州投奔同乡杨杰所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在广州通过同乡共产党员赵济，他与共产党组织有接触，通过同乡张伯简，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者，张伯简还把周保中介绍给林伯渠。此时，周保中的思想开始转变并走上革命道路，随着北伐战争的展开，周保中从广州一路打到南京，官至少将副师长，在目睹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7月周保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义无反顾，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奋斗至死。接受马克思主义，周保中找到穷人解放的真理，加入共产党，周保中找到穷人解放的道路。从此，周保中不再是为了个人出头，为个人奋斗，为个人抗争；从此，周保中是为自己的阶级而出头，为自己的阶级而奋斗，为自己的阶级而抗争。一句话，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作为少将副师长的周保中，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加入共产党，他就得舍弃高官厚禄过艰苦的生活。入党一年后，在即将赴苏联学习时，即1928年7月25日在给好友赵荣光的一封信中，周保中说出了选择革命道路的缘由，他在信中写道：

“我于十五年春，在西北国民军失败后，重返广东，此时已深能了解中国的环境，是需要革命的。外受帝国主义者的种种压迫，内受军阀官僚贪污土劣的摧残，不惟中国民族丧失了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连垂死的生命，也快难保了。这时不急起直追，努力革命，尚待何时？！在我个人有了这种认识，定要向革命的道路走去，这并非我个人有什么天才，更非喜欢好乱以流血为快，实乃物质环境所驱使，历史使命所昭示，更加上现制度的催迫着；于是乎毫不犹豫地站到革命战线上，勇往直前的对着目标走。当初由广东北伐由湘而鄂而赣，以至于去春攻下南京，革命情景不为不好，真的——军队与人民合作——并且很容易的使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贪污土劣起了很大的震惊，假使一往直前地做下去，那么缩短革命的历程，距成功之期不远了。不幸中途生变，宁汉分裂，继以国共分家，于是乎联合战线土崩瓦解，革命势力分化复分化，复杂复复杂，使一般反革命者摇身一变，扑朔迷离，挂着招牌，欺骗民众，而帝国主义者防范愈密压迫更甚，旧的封建残余，尚未扫除尽净，而新的一切恶势力，风起云涌，使中国民族，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现在北京虽然攻下，然而前途惨淡，实未可乐观，唉！唉！！中国革命呵，回首往事，瞻顾未来，实有令人不堪追念者。然而革命事业非常重大，且是人类社会的整个问题。诚然，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的大部分，岂是轻轻容易，就会咄嗟可办到的吗？艰难险阻，振起颠仆，是必然的过程。我很相信最后胜利终属大多数人需要革命者的胜利。并且我个人的主观革命概念，是要站在大多数人方面。我更需拿全副力量，真挚确实地努力去做，决不因一时现状不良而灰心。”[9]

周保中在这封信里分析中国必须进行革命的原因，一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二是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封建主义）压迫。因此，自己走上革命道路参加北伐，北伐取得成绩，可反革命摇身一变，革命分化了复杂化了。但是，他认为：革命是人类社会的问题，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自己下定决心站在大多数人方面继续革命。这年底，他受党派遣，周恩来为其取名周保中并用此名到苏联留学，经过三年学习，九一八事变，周保中回国，党中央派他到东北，由此，他开始了14年可歌可泣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抗战胜利，周保中赢得人民的尊重，被誉为民族英雄。

阔别家乡25年，周保中回到云南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作为主持工作的云南省副主席，他破除了封建社会打江山坐江山的农民意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开展工作，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周保中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解放初期的云南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防巩固、经济迅速恢复，长期泛滥的毒品（鸦片）得到根治。周保中主政云南取得成就证明，他不仅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有杰出的行政才能；作为革命家，周保中不但能够破坏旧世界，还善于建设新世界。

在云南，周保中位高权重，但是他对于名利地位和权力十分淡泊，他兢兢业业，不谋私利，一心为民。

在北京参加完开国大典，党中央派他回云南工作，担任省主席职务，在回云南途中，党中央对云南领导作了调整，让他担任副主席，他毫无怨言，愉快接受。担任副主席时，主席陈赓到越南帮助工作，周保中主持云南省政府工作，他满腔热情开展工作。

云南是他的故乡，这里有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回到云南工作，周保中的亲人只剩下在家务农的两位弟弟，一位弟弟到昆明找到他，周保中把他接到家中住下，省政府副主席张冲知道周保中弟弟的情况后，想把他安排到个旧云锡公司当工人，征求周保中意见时，他不同意，认为不能以权谋私，他耐心说服弟弟回家务农。周保中还有一位盲人弟弟，他和妻子王一知从自己的积蓄里拿出一百元钱寄给弟弟，这个弟弟收到钱后买一匹马当坐骑，周保中知道后批评弟弟并要他把马卖了，弟弟接受哥哥意见把马卖了，这两位弟弟一直在大理务农。其他亲戚和朋友也有找周保中帮忙的，他都坚持原则。

周保中为什么这样？在他给《杨茂才老友的信》中，我们读到：

“1950年初，我回到故乡工作，曾接你的来信，知道了你的一些生活情况。你虽然没有参加革命，但也没有成为革命斗争的对象，这怎么解释呢？这只能归之于你所处的环境与你的个人意志所促成。当时也知道你的生活处境是困难的，需要我给予援手。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献身革命事业，一切为了社会整体的变革，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那时人们才能得以自由地劳动，自由地生活，由‘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走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此以前，用旧社会的方式徇私情而作个人的救助，不但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即使这种救助，在某种条件下是有其必要，也能产生一些较好的结果，但终归无补于人们生活的社会整体的改变和改进；我不能为个人情感和一般所谓的‘人性’所驱使，我只能用理智和阶级性对待事物，处理问题，因此我对于故乡知好故旧，包括我的两个贫困的手足兄弟都各有迫切的求助，我都好像‘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置之不问。我想我只能尽自己的革命天职，勤勤恳恳地努力为完成党所赋予的革命任务坚持奋斗，参与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生活。希望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向前发展中，造成一种新环境，使人各尽其才能，得其所应得。这自然比旧社会的只顾私情而忘公义有根本区别。当时我的这种想法，应该得到你和同乡知好故旧的原谅。”[10]

此信写于1962年7月25日北京，从这封信，我们找到了答案：共产党人献身革命事业，是为了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在建设新社会中努力奋斗，使人各尽其才，得其所应得。六十年过去了，在周保中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共产党人的信念和原则必须发扬光大。

通过以上回顾，我们看到周保中是共产主义战士、国际主义者、共产党人的楷模和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他离开我们已经半个世纪，但是周保中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和发扬周保中精神，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周保中纪念馆

写于2022年2月15日-20日

参考文献：

[1] 赵俊清著：《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31页。

[2] 《人民日报》2005年10月27日第四版

[3] 金日成著：《金日成回忆录 与世纪同行》第8卷，朝鲜平壤，外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4] 同上第220和221页。

[5] 同上第228页。

[6]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著：《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页。

[7] 周保中 著：《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422页。

[8] 周保中 著：《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430页。

[9] 周保中 著：《周保中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271-272页。

[10] 周保中 著：《周保中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279-280页。

作者简介：李少军，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