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5月5日，教育部小公务员周树人，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到北京。此时的北京还是一副旧日帝都的模样，老迈、迟暮。

　　周树人一方面经历着理想落空的幻灭，另一方面也被北京几百年的深厚文化积淀所吸引。初到北京的日子里，他一头扎进琉璃厂的故纸堆“抄古碑”，与朋友在食肆中推杯换盏，忙碌于具体而琐碎的公务。也许，他会像很多小知识分子那样沉寂下去，过完凡俗的一生。

　　但表面沉寂的北京正孕育着历史的大变革，当五四新文化的大潮兴起时，身处风暴中心——北京的周树人，心中那头睡狮被唤醒了，他成为了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奠基人，成为了鲁迅。

1922年，鲁迅与世界语学会会员在京留影（前排右三为鲁迅）。

1925年鲁迅摄于北京

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狂人日记》

　　“北京风物何如？”

　　1910年8月的一天，在北京工作的许寿裳收到好友周树人的一封信。信中，周树人谈到，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故人分散尽矣”，他自己只能暂时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周树人流露出，离开故乡去外面闯一闯的想法，并向许寿裳询问：“北京风物何如？”这是他现存文字中，第一次透露出对北京的兴趣。

　　彼时，周树人刚刚从日本留学回国一年。

　　读过《藤野先生》和《〈呐喊〉自序》的人，大概都对周树人在留日期间“弃医从文”的心路历程耳熟能详。他意识到，麻木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改变他们的精神才是第一要务，而改变国民精神的唯一渠道首推文艺。

　　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后，周树人来到东京。那一时期，他办杂志、翻译外国名著、跟从章太炎先生学习……经历一系列努力后，他却感受到“未尝经验的无聊”。他的主张“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

　　1909年8月，周树人迫于生活压力回国。与那一时期的很多留学生一样，他回国后可以选择的职业十分有限，“教书”几乎成为唯一的出路，于是进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

　　安然地教了几个月书后，与他相知的学校监督（即校长）沈钧儒被选为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走马上任去了，上面派来一位名叫夏震武的旧官僚出任监督。夏震武思想陈腐、欺世盗名，刚一到任便得了个“夏木瓜”的诨号。

　　新官上任三把火。“夏木瓜”要求全体教员到礼堂拜孔子。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员都是新学出身，哪吃这一套！于是，全体教师罢教，纷纷搬出学校。僵持了半个月光景，省里实在看不下去，免了夏震武的监督之职。

　　“木瓜之役”虽胜，但学校已人心涣散。周树人转到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务长。然而，绍兴府中学堂的工作也不顺心，周树人日益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以学术干世”越来越难，颇有离开学校之意。为此，他多次致信许寿裳，托他为自己找工作，并在一封信中流露出对北京的关切。不过，随即他又犹豫：恐“京华人才多于鲫鱼,自不可入”，“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

　　进退维谷时，辛亥革命突然爆发了。随后的几个月中，各省纷纷响应革命。1911年11月4日，民军占领杭州的消息传到绍兴府，绍兴旋即宣告光复。

　　在《范爱农》一文中，周树人这样描写绍兴光复时的情形：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

　　兴奋了几天，周树人发现，辛亥革命并没有带来一个新世界，一切皆是换汤不换药。此刻，他内心的孤独与悲哀更深了一步。

　　就在他陷入更深的迷茫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草创时期亟需用人，许寿裳向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了周树人。许寿裳在《亡友周树人印象记》中回忆，蔡元培听到周树人的名字立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持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

　　收信不久，周树人便离开家乡到南京任职。1925年，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回忆道：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

　　其实，现实并不如周树人想象中那么“光明”。民国成立后，“恶劣分子”也并非总是失败。1912年3月，袁世凯便施展各种手腕，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把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5月初，周树人、许寿裳等人也随临时政府教育部北上，从此开启了长达14年的居京岁月。

　　“移入山会邑馆”

　　来京之前，“北京”在周树人心中的形象颇为矛盾。一方面，他在书信中曾不只一次向许寿裳抱怨家乡“几于绝无古书”，并询问“北京琉璃厂有异书否？”另一方面，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他又对北方干燥的自然环境心存芥蒂，不时嘱咐许寿裳：“闻北方多风沙，诸惟珍重。”

　　说到底，这些都是周树人对北京的一种想象，那么初到京城，北京给他第一印象如何呢？

　　1912年5月5日，周树人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约七时抵北……”

　　显然，第一印象并不太好，满眼的黄土“无可观览”，与绍兴水乡比起来，北京的景色未免令人失望。也许，此时的周树人仍沉浸在离乡的惆怅之中，还没有体会到北京的独特韵味。

　　第二天，周树人住进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即绍兴会馆）。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上午移入山会邑馆。”

　　会馆，最早是为了给全国各地进京赶考的举子提供食宿而兴建的。中国人乡土观念重，各地官员无不希望家乡子弟能够科考及第，入朝为官。因此各地在京为官者，莫不选址购地，修建会馆。

　　清代实行旗民分制，在京居住的民人，及各地会馆一律迁往外城。于是，清代以来，宣南一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会馆文化。各地会馆不但保留了当地的饮食、风俗和居住文化，也成为各地“北漂”的聚集地。

　　绍兴县馆，原名“山会邑馆”，原是山阴、会稽两县人共有的会馆。宣统年间，两县合并称作绍兴县，乃更名绍兴县馆。当年，周树人的祖父周福清做京官时，也曾在此居住。周树人步祖父后尘，在这里一住就是七年。

　　绍兴县馆所处的南半截胡同地理位置并不太好，胡同口便是有名的刑场——菜市口。清末那几年，包括“戊戌六君子”在内的许多仁人志士，都被砍杀于此。有关菜市口各种灵异、吓人的传说也流传着。周作人回忆，传说“那里常出现一只异乎寻常的大狗，来舔血吃，偶然被人看去，便一道火光，冲上天去。”鲁迅小说《药》中“人血馒头”的情节，也许便脱胎于此。

　　绍兴县馆中有许多名字典雅的建筑，如“仰蕺堂”“藤花别馆”“绿竹舫”“补树书屋”“贤阁”等，但实际上居住环境远不像名字那样曼妙。周树人住进“藤花别馆”的第一个晚上，就遭到三四十只臭虫的袭击，以至于他不得不搬到桌子上去睡。

　　“藤花别馆”周围的环境十分嘈杂，常常令周树人无法安心工作和休息。他不止一次在日记吐槽：“夜，邻室有闽客大哗。”“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

　　在“藤花别馆”忍耐了四年，1916年5月，周树人终于搬进了会馆中相对安静的“补树书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补树书屋位于会馆南边的第二进院子中，院中种着两棵大槐树，因此得名“补树书屋”。

　　“补树书屋”虽然名字雅致，却发生过命案，“往昔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当年，周树人就是在这样一间阴气森森的斗室中，用“抄古碑”打发了无数孤寂、无聊的独居岁月。

　　“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

　　与那一时期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周树人也酷爱写日记。现存的《鲁迅日记》从1912年5月5日——他到北京的那天起，至1936年10月18日——他逝世的前一天止，近40万字。与他的杂文、小说文笔犀利、感情丰沛不同，他的日记写得平淡如水，言简意赅，甚至有点像流水账。《鲁迅日记》每天多则不过一百字，而内容却五花八门，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每天见了什么人，参加了什么活动，甚至买书、买米、天气情况都会忠实地记录在案，读起来充满了生活气息，是研究先生日常生活和民国社会的重要一手材料。

　　如果您想知道周树人最喜欢去哪里逛街？翻看他的日记不难发现非琉璃厂莫属。

　　琉璃厂最初是为修建宫殿烧制琉璃瓦的地方。明嘉靖年间，外城城墙建成后，琉璃厂被包裹在城内，烧窑污染太大，于是官窑搬到房山琉璃河。由于宣南地区集中了许多各地进京的举子，于是琉璃厂渐渐发展成一处集图书、古玩、碑刻、文房四宝在内的文化集散地。可以说，那时琉璃厂是全国读书人心中的圣地。周树人来京之前就对琉璃厂书肆十分向往。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几次询问：“闻北京琉璃厂颇有典籍，想当如是，曾一览否？”“北京琉璃厂肆有异书不？”

　　1912年5月12日——周树人到京一个星期、一切安顿好后，他立即和许寿裳等同乡好友“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日记记载这一天他“购书一部七本，五元八角”。

　　当月25日、26日、30日，周树人又去了琉璃厂三次。30日那天，他白天刚刚“得津贴六十元”，晚上就去琉璃厂买了将近四元的书。

　　很多北京人习惯说琉璃厂在和平门外，其实周树人初到京城时，北京内城城垣上的和平门尚未开辟（和平门建于1924年）。人们从内城去琉璃厂，须从前门或宣武门出城。

　　1919年之前，周树人一直住在菜市口绍兴会馆。那时，他去琉璃厂须经骡马市到虎坊桥，再从梁家园斜穿到新华街，往北就是琉璃厂的中心地段了。

　　据从小生活在北京的民俗学家邓云乡先生回忆，民国初年，整条琉璃厂街上，除了商务印书馆有一座三层西式楼房之外，全都是中式铺面房。这些店铺门脸儿不太大，但大多后面连着院子，进深很深。店铺一般没有西式店铺那种橱窗，也不像江南店铺那样上排门板，而是有门有窗，新潮一点的窗上装着玻璃，老派一点的，窗户下部是玻璃，上面还是糊窗户纸。白天营业时，门上一般挂帘子，冬天则换成蓝布镶黑云头夹板棉门帘。

　　“从街上走过，透过擦得十分明亮的玻璃窗，可以望到店内的一些风光：古玩铺的红木多宝槅上的花瓶、鼎彝；书铺书架上一叠叠的蓝布套夹着白色签条的古书；书画铺挂的各种字画、立轴、对联；墨盒铺架上的亮晶晶的各式各样墨盒子、镇纸、笔架……”一路走来，一股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有学者根据《鲁迅日记》统计，在北京生活的14年中，他去琉璃厂达480多次。那么，先生在琉璃厂一般都买什么呢？首当其冲自然是各种书籍。

　　周树人到京第一年，共得津贴710元，买书花去160元。在北京生活期间，他共买书3800余册，其中既有新书，也有古籍，但并无太贵的古籍善本。他感慨：“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从今年起，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清朝禁书，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我向来也走走旧书坊，但对于这类宝书，却从不敢作非分之想。”

　　读过《〈呐喊〉自序》的人都知道，先生有一大爱好——抄古碑。“抄古碑”历来被视为周树人在京生活孤寂苦闷、心灰意冷的象征。例如1917年他一个人在京过年，便在日记中写道：“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但如果通览《鲁迅日记》不难发现，先生抄碑不单是源于难以排遣的孤寂，也是真心喜爱。据统计，在北京生活期间，他共买拓片4000多枚，其中大部分购于琉璃厂。

　　邓云乡解释，在古书、法帖、古玩之中，拓片是最便宜的。周树人逛琉璃厂时，常会去碑帖铺坐一坐。碑帖铺的陈设大致跟书铺一样，店中收拾得干干净净，窗明室朗，架子上摆着各种碑帖。碑帖铺的顾客比书铺少，来的都是内行人，坐下随便谈谈，拿出所需要的碑帖、拓片，品评讨论。“如果是新拓，谈谈碑在哪省哪县，是新出土的，还是旧有的。现在原石还在不在，与旧拓比较一下漫衍的情况，比宋拓少哪些字，比明拓少哪些字……”不难看出，“抄古碑”是门槛很高、学问很深的爱好，精于此道者也能获得旁人体味不了的乐趣。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兄弟二人常常在十点钟以前来到琉璃厂，在几家碑帖店聊天之后，到青云阁吃茶和点心当饭，午后再慢慢踱回会馆。

　　“夜饮于广和居”

　　除了逛书肆、抄古碑之外，周树人在北京的餐饮和应酬也相当丰富多彩。关于吃饭，先生后来有许多高论，在《送灶日漫笔》一文中这样写道：

　　今之君子往往讳言吃饭，尤其是请吃饭。那自然是无足怪的，的确不大好听。只是北京的饭店那么多，饭局那么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谈风月，“酒酣耳热而歌呜呜”么？不尽然的，的确也有许多“公论”从这些地方播种，只因为公论和请帖之间看不出蛛丝马迹，所以议论便堂哉皇哉了。但我的意见，却以为还是酒后的公论有情。人非木石，岂能一味谈理，碍于情面而偏过去了，在这里正有着人气息。

　　据邓云乡先生统计，《鲁迅日记》中提到过的饭馆、酒楼、小铺达65家之多。“尤其是早期，先生在北京还没有安家，单身住在会馆里，所以多半是在饭馆里聚会。”这些被大历史所忽视的小细节，既勾画出一个烟火气的周树人，也记录了百年前的京城市井生活。

　　老北京的饭馆依照经营品种和经营规模大致分：卖包子、饺子、面条等面食的切面铺；卖猪肉、羊肉的二荤铺；规模不大的小饭馆；可以承接红白喜事、堂会宴会的中等饭庄；还有能同时开一二百桌酒席，甚至自带戏台的大饭庄子。《鲁迅日记》中记载的饭馆涵盖了当时北京各类饭馆。

鲁迅故居的老虎尾巴书房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生平陈列展展出的《中国小说史略》讲义。 供图/IC photo

位于鲁迅旧居（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19号）东侧的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日记手稿

　　1913年9月4日，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午约王屏华、齐寿山、沈商耆饭于海天春，系每日四种，每人每月银五元。”

　　海天春位于宣内大街，是一家二荤铺。周树人工作的教育部，原是清学部旧址，位于西单附近，离海天春不远。因此，他和同事们一度在海天春包午饭。根据日记记载，海天春包饭四人同吃，每顿四种菜，一个月五元钱。按照当时的物价折算并不能算便宜。可是，海天春偷奸耍滑，伙食费收了，饭菜质量却不能保证。半个月后，周树人便在日记中吐槽：“海天春肴膳日恶，午间遂不更往”。

　　从海天春退订午餐后，周树人和同事发现一家两间门面的小番菜馆益昌号不错。1913年11月4日，周树人与同事钱稻孙第一次去益昌号吃午餐——“牛肉、面包，略饮酒”。也许感觉不错，11月21日他又跟钱稻孙、戴芦舲两位同事去吃了一顿。此后，周树人经常光顾这家小番菜馆。1914年3月26日起，他与钱稻孙索性便在益昌号包午饭，“每六日银元一元五角”。算起来，在益昌号包饭比在海天春每餐贵了点，但番菜馆铺着雪白的台布，顾客大多是知识分子，环境也不像海天春那样嘈杂，总的来说物有所值。

　　纵观《鲁迅日记》，先生在北京期间光顾最多的饭馆当属广和居。1912年5月7日，也就是他抵京的第三天便“夜饮于广和居”。

　　广和居开张于哪一年已不可考，但在清代掌故遗闻《清稗类钞》中可以找到关于它最早的记载。早年间，北京人无论吃饭、买东西很少用现金，一般都是挂账，到了年底统一结账。据说，道光年间，书法家何绍基常在广和居吃饭，欠有老账。后来，何绍基还不起陈年酒账，便亲笔写了一张欠条。广和居掌柜如获至宝，将欠条装裱起来挂在店中。许多人闻讯赶来欣赏何绍基的墨宝，一时间传为佳话，广和居也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一下子门庭若市，成为京城有名的饭馆。

　　周树人在广和居就餐，有时是教育部同事聚会，有时是绍兴同乡聚饮，有时是AA制便餐，还有时是叫外卖。虽然周氏兄弟对于广和居饭菜的评价并不都很正面，但是这里依然是他们光顾最多的饭馆，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近——广和居在北半截胡同南口，斜对面就是绍兴会馆。每天上下班，周树人都经过广和居。

　　广和居是一家标准的北京老式饭庄，没有铺面房，表面看上去就像一座普通的四合院民宅。进入大门，迎面的影壁上挂着金光闪闪的铜字招牌——广和居饭庄。大门里，摆着黑油大长凳，供食客的车马侍从休息。每天一开门，跑堂伙计就精神饱满、春风满面地站在门前，客人一进门，他便热情招呼：“您来啦！几位哪？”接着向里面高声喊：“几位，看座！”院子里的房间都有名字，若是预先订好座，或者赴某人的宴席，伙计会从大门口一直喊到里面。

　　周树人当年去广和居赴宴是怎样一番光景呢？邓云乡先生根据老北京饭庄子的这些老礼儿复原了一段：

　　先生癸丑(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记云：“赴广和居，稻孙招饮也。同席燮侯、中季、稼庭、遢先、幼渔、莘士、君默、维忱，又有一人未问其名，季市不至。

　　这种宴会，主客都是广和居的老主顾，先生一进门，打招呼的总招待员便会热情寒喧，大声向里面传呼：“周大先生到，×号钱大先生屋看座”——这样里面接待的走堂伙计，自会接引到×号打起帘子让进屋去，向屋里报称“周大先生到！”

　　这段描写虽然是想象的，但当年老北京商家的热络劲儿跃然纸上。

　　1932年11月，先生回北京探亲，最后一次在北京的饭馆中宴饮，还是选在广和居。第二天，他匆匆登车返沪，便再也没能回过北京。日寇占领北京期间，市面日益萧条，广和居和一大批老北京饭馆、茶座相继关门歇业。

　　近年来，同是先生经常光顾的致美斋、来今雨轩陆续恢复营业，可广和居一直没能复兴，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扼腕的憾事。

　　“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

　　1912年5月5日，周树人到京，6日去教育部报到，10日正式开始上班。然而，第一天上班，他的感受并不好。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工作无所事事，再加上头一天夜里下雨“微觉发热，似冒寒也”，周树人初到京城不太顺心。

　　当时，整个中国都处在晦暗不明、前途未卜之中。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清王朝，也结束了中国绵延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可就在人们憧憬着一个新纪元的到来时，袁世凯操弄时局，窃取了革命成果。辛亥革命瞬间转入低潮，中国社会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

　　周树人在教育部担任佥事一职，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同时还兼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官职虽然不大，但是待遇着实不低。到京的前三个月，他每月领生活津贴60元，不久就大幅度涨薪，8月30日他收到了125元。后来又经过几次加薪，1916年3月，他的月薪已经涨到300元。

　　当时北京普通人家一个月的收入只有十几元，300元的月薪是普通人家收入的几十倍，绝对堪称高薪。1919年秋天，周树人在新街口八道湾胡同买下一套四合院，花费3500元，也就是他一年的收入。

　　收入丰厚，工作清闲，普通人看来几乎是理想生活，但对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周树人而言，无异于温水煮青蛙。他用文艺改变国民精神的理想越来越远，只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用抄古碑来打发时间。

　　但是，如果据此就推断周树人在教育部工作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混日子，也失之于想当然。看《鲁迅日记》不难发现，尽管他对现实感到失望，但他在教育部工作是非常积极努力的。

　　作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分管的工作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动植物园、美术馆等。

　　帝制时代，国家和社会职能是围绕服务皇家运转的，为国民服务的文化设施几乎为零。周树人的工作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意义重大。开展工作的社会环境虽不尽如人意，但周树人还是十分积极地投入到具体工作中。

　　1912年7月，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国子监彝伦堂成立，筹建负责人虽然是胡玉缙、齐寿山，但周树人也出过不少力。1913年6月2日，他与同事一起到国子监审看收购来的文物。同年11月份，历史博物馆将选送参与德国“万国书业雕刻及他种专艺赛会”的文物送到教育部。周树人怕文物有失，特意回家取了两条毯子，住在教育部看守“不眠至晓”。

　　1909年建立的京师图书馆，馆址位于什刹海畔广化寺。民国以后，考虑到广化寺地势低洼潮湿，不利于保存书籍，教育部有意另觅馆址。从日记中看，周树人为京师图书馆选址、改建做了大量工作，仅1912年他就去了广化寺8次。

　　1913年12月29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在部终日造三年度（指民国三年，1914年）预算及议改组京师图书馆事，头脑岑岑然。”

　　不仅如此，为了充实图书馆的馆藏，他还以教育部的名义要求各省官书局将所出版的新书送京师图书馆收藏。后经内务部同意，各省出版物均需送京师图书馆一份用以收藏。自此以后，出版物上缴京师图书馆一份成为惯例，并一直保持到今天。

　　此外，周树人对普及美育的事业也分外热心。民国初年，出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不赞成尊孔读经，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周树人深以为然。周树人自幼热爱美术。据周作人回忆，他儿时画的《西游记》《荡寇志》的绣像，甚至可以拿出去卖钱。

　　1912年6月，教育部为普及社会教育，举办夏期讲演会，聘请中外专家，开设政治、哲学、佛学、经济、算学、化学等近30个科目，进行讲演。周树人欣然承担了《美术略论》课程。

　　6月21日，周树人在宣武门虎坊桥法律学堂进行了首次讲演。当天日记记载：“听者约三十人，中途退去者五六人。”也许是周树人选的课题太过超前，首次讲演可以用惨淡来形容，但他并不气馁，一个星期之后，仍照例开了第二讲。7月5日第三讲时，由于几天前蔡元培辞职，授课老师们都请了假，听众也一个没有，周树人只好悻悻而归。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进行了第四讲，这次“听者约二十余人”。

　　随着蔡元培的辞职，临时教育会议竟然决定删除美育。周树人十分气愤，在从来毫无波澜的日记中写道：“此种豚犬，可怜可怜！”即便如此，他还是在接下来的7月17日坚持讲完了最后一讲。

　　从这件小事也能看到周树人的坚毅性格。不管世事多艰，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向着目标努力，哪怕应者寥寥。

　　1912年初到北京，至1926年受聘于厦门大学南下教书，周树人在北京生活了14年，也在教育部当了14年公务员。凡俗的生活并没有将他的棱角磨平，反而让他变得更加老辣犀利。

　　“夜，二弟自越至”

　　周树人与周作人都闻名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提到周树人的居京岁月，“兄弟失和”也是难以绕开的话题。自从1923年7月，周作人递上绝交书、周树人愤而搬出八道湾宅院，至1936年先生逝世，二人便若参商再无往来。至于兄弟二人因何竟然闹到决裂的地步，二人均语焉不详。只是将镜头定格在1917年4月——周作人刚到北京任职的那个春天，一切显得那么和谐。

　　1917年，周树人通过蔡元培，为周作人谋到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职位。4月1日晚上8点，周作人风尘仆仆来到绍兴会馆。当天，周树人在日记中写道：“夜，二弟自越至，携来《艺术丛编》四至六集各一册、《古竞图录》一册、《西夏译莲花经考释》一册、《西夏国书略说》一册，均过沪所购，共泉十七元四角，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这天的日记虽然仍保持了平静的语气，但兄弟二人久别重逢的喜悦跃然纸上。

　　周氏兄弟相差5岁。家道中落后，周树人一直以长兄的身份呵护着周作人，周作人也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兄长。纵观兄弟二人早年的经历，不难发现周作人几乎是复刻了兄长的人生——上水师学堂，留学日本，乃至进京任职。学识渊博，兴趣相同，使二人之间的感情不仅仅局限于手足之情，更跃升为知音。

　　周树人独居北京的5年里，兄弟二人的通信多达900多封。可以想见，在那段最孤寂的日子里，写家信，给周树人很大心灵慰藉。当二人再次住在同一屋檐下时，喜悦之情自然溢于言表。

　　周作人到京没几天，便发起高烧来。几次诊断均无结果，周树人吓坏了，以为他得了猩红热，于是花了十二元的天价诊费，请来德国医院的狄博尔大夫，才知道周作人是出疹子。周作人整整病了20天，周树人忙前忙后照顾了他20天。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我的病好了之后，鲁迅有一天说起，长到那么大了，却还没有出过疹子，觉得很是可笑，随后又说，可是那时真把我急坏了，心里起了一种恶念，想这回须要收养你的家小了。”

　　兄弟情深时，这是一句玩笑话，但当二人失和后，周作人却怎么琢磨怎么觉得别扭。

　　4年以后，周作人患肋膜炎，整整休息了9个月。周树人一方面到处借钱为二弟看病，到医院探视，还亲自到西山碧云寺附近，为周作人租了一处房子供他休养。从看房定租，到率领工人打扫整理，周树人均亲力亲为。周作人在西山休养的几个月里，周树人常去探望、送书。当年，从城里到西山没有公共汽车，更没有地铁，一路的周折劳顿，可想而知。

　　周树人是家庭观念很重的人，当他与二弟在北京站稳脚跟后，便开始擘画出售绍兴老家的祖宅，在北京买房，把母亲、妻子、二弟和三弟一家接到北京定居。1919年年初，周树人四处看房，奔波了半年之久才相中了八道湾十一号的宅院。11月4日，周氏兄弟以350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处宅院。

　　八道湾大宅，房间多，院子大，院子中心还有一个三尺长二尺宽的水池。院子里养了许多小鸡、小鸭和小兔子。许寿裳记得，周树人对这套宅院很满意，特别是院子很大，“宜于儿童的游玩”。许寿裳感叹说：“简直可以开运动会了。”其实，周树人当时还没有孩子，但他的二弟、三弟都有孩子了。

　　作为长子，周树人总是把大家庭当做一个整体来考虑和规划，事事躬亲，而作为次子的周作人，则无须事事冲锋，只要站在兄长身后，安然享受他的庇护就好了。也许，正是家庭角色的不同，塑造了他们完全不同的个性和处事方式。

　　然而，这个表面上看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大家庭，只维持了不到四年就分崩离析了。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周树人写了一封绝交信：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十几天以后，周树人搬出了八道湾十一号。兄弟二人从此形同陌路。

　　周氏兄弟到底为什么决裂？云里雾里，众说纷纭，今人也不必妄加揣度。只是从此以后，二人在人生观、处事态度、文字风格，乃至人生际遇上的差异越来越大。以至于二人好友许寿裳感叹：“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总的来说，周树人在北京的生活安稳、平静，但是对于一名以天下为己任的斗士而言，这种生活无异于“温水煮青蛙”。中国社会并没有因推翻帝制而改变，他自己也没有像年轻时期许的那样投入到用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的事业中。

　　周树人对社会和自己都很失望。正如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的那样：

　　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直到有一天，老友钱玄同来访问他：“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周树人说：“没有什么用。”“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钱玄同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当时，陈独秀将《新青年》带到北京，这份以宣传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为己任的杂志，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阵思想的狂潮。钱玄同正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人之一，他了解周树人的才华和抱负，认为他可以为《新青年》写一点文章。

　　但是一本杂志真能唤醒麻木的国民、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吗？周树人抱有深切的怀疑。他对钱玄同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答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周树人被钱玄同说服了，后来他写道：“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

　　不久后，周树人用白话文写成的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5号上。这篇小说如炸雷一般在死寂的空气中炸响，从此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变成了文学斗士鲁迅。

　　1926年，随着五四运动进入低潮，《新青年》同人的渐行渐远，北京时局的不断恶化，与许广平爱而不得的苦闷……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的聘请，南下教书。

　　鲁迅在厦门的工作生活很不顺心，不久又漂流到广州。1927年下半年，在连续漂流了两个省之后，鲁迅又一次面临着落脚何处的选择。此时，他曾犹豫过要不要回北京：“已经一年多了,我漂流了两省，幻梦醒了不少，现在是胡胡涂涂。想起北京来，觉得也不坏，而且去年想捉我的‘正人君子’们，现已大抵南下革命了，大约回去也不妨。”

　　但仅仅是犹豫了一下，鲁迅便决定前往上海，彻底告别政界和教育界，做一名自由撰稿人。1927年10月3日，鲁迅“午后抵上海，寓共和旅馆。”此后的近十年时间，他一直定居上海，并最终成为人们印象中的鲁迅先生。

　　不过，在此期间，鲁迅一直惦念着北京。1929年5月，他回北京探望母亲时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北平并不萧条，倒好，因为我也视它如故乡的，有时感情比真的故乡还留恋，因为那里有许多叫我纪念的经历存留着。上海也还好，不过太喧噪了。”

　　也许，鲁迅真考虑过回北京定居的可能性，但是随后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为安闲计，住北京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动什么刺戟，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

　　鲁迅毕竟是鲁迅。

　　参考书目：《鲁迅与北京风土》《知堂回想录》《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他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