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社会复杂性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复杂性进行了探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对复杂的社会系统各方面进行矛盾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调整关系和布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要建设一套真正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则要从根本上解决和防止党政干部的官僚主义化和腐败的不断滋生，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国家制度，以制度化的方式实施人民大众对党政机关实时的、系统的监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然要走一条曲折的非线性路径，中华民族必须以非线性思维去理解它，把握它，驾驭它。

　　与考察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关于复杂性的探讨相比较，考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复杂性的探索，难度要大得多，也敏感得多，许多问题现在还看不清楚。本文只作粗线条的勾勒，分为以下四个问题。

　　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复杂性探索的自觉性和盲目性

　　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切身经验，抗战胜利后尖锐错综的国内矛盾，即将来临的中国两种命运决战，使毛泽东对社会复杂性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1945年，他写道：“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带着这样的理论自觉性，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毛泽东比别人更早地意识到，新国家建设中必然遇到新的复杂性，需要新的理论，思考新的对策。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也就是说，革命以后的工作更复杂，更要以复杂的头脑去应对复杂的现实。报告从十个方面分析革命胜利后可能出现的矛盾、问题、困难，由此逻辑地提出著名的两个“务必”，力求科学地把握新的复杂性。毛泽东满怀信心，此后的一系列文章更不断把这些认识引向深入。1950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从此，毛泽东开始了关于新中国复杂性的探索。

　　今天回头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开拓社会主义道路的27年，也是他关于复杂性探索的27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1955年为第一阶段.1956年-1965年为第二阶段，1966年-1976年为第三阶段。三个时期是相互联系的，时长分别为6年、10年、11年，前一时期为后一时期的探索做了准备，难以截然划分。总的特点是，毛泽东对于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既有很高的自觉性，又有一定的盲目性：既有精当的理论创新、巨大的实践成果，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留下许多疑虑和困惑，还有沉痛的教训。

　　1962年，毛泽东曾经自我批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为说明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规律的自觉性，首先需回顾当时流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这一重大问题的盲目性。从今天来看，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之盲目性的表现，首先是盲目相信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相信苏联的经验具有普适性，进而相信，中国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建成社会主义，1958年的“大跃进”即与此有关。实际上，对于当时盛行的这种盲目乐观的简单化思考，毛泽东一直持怀疑态度。他深悉对于别人从成功经验中得出的结论，还要“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的认识论原理，需要考察苏联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对中国搞社会主义的重要启示。但过高估计苏联经验，毕竟是那代人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因为在尚未获得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之前，无从比较，而苏联的成功举世瞩目，凭空怀疑是没有道理的。直至苏东剧变，人们才彻底认识到，苏联并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处于帝国主义全球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一国或几国可以先取得革命胜利，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但这些国家不可能率先建成社会主义，因为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它们还不具备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能力。所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意味着，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以及一般社会管理等领域，建成一整套全面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模式，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拥护，根本改变了东西方之间力量对比他强我弱的世界历史格局，因而资本主义复辟不再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主要威胁。换个角度看，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受各自历史条件的局限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之复杂性的估计不足，把人类社会发展这一空前绝后的伟大事业的复杂性，人为地简单化了。不过，有了上述第一阶段的亲身经历，特别是苏共二十大的警示，毛泽东对苏联经验开始了系统的再思考，着手结合新中国的初步实践，重新进行认识，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这是新中国诞生前，毛泽东成功开辟的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之逻辑的、历史的延伸。

　　从更深层次看，当时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盲目性，还表现在对工业化的认识上，其思想或许可追溯到马克思和列宁。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工业文明实质是资本主义文明，工业化是后现代主义所批评的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所谓现代性主要是在工业化中形成的。工业化造就的是一个“钢铁世界”、“化工世界”、“水泥世界”，这个硬邦邦、冷冰冰的世界为机械唯物论提供了最丰厚的实践土壤，使其达到历史的顶峰，它的强大影响渗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斯大林就很典型。共产主义绝不可能建立在机械唯物论的哲学文化基础上，机械唯物论的张扬，使人们很容易把辩证法形而上学化，不自觉地从世界观上弱化社会主义精神。经由市场经济的工业化，诱导人们追求物质财富，容易培育弱肉强食的强权思想，消磨平等观念，不自觉地培育资本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样的人迷信硬实力，轻视软实力，习惯于主观武断，缺乏平等协商精神;信奉人定胜天，缺少敬畏自然、善待环境的意识，更不相信“天人合一”;追求单一性、变量关系函数解的唯一性、确定性，厌弃多样性、多解性、不确定性;等等。一句话，工业化大批造就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需要的人才，使人灵魂深处潜藏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革命高潮期，他们往往“左”得要命;一旦处于革命低潮期，他们要么转向极右，要么思想僵化得全然不顾革命低潮期的实际，拒绝任何必要的妥协。由这种人执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使政权褪色。搞垮苏联的那批人，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都是苏联工业化过程培育出来的，他们满脑子强权甚至霸权思想，没有社会主义价值观应有的包容心、平权心、共享心，奉行个人或本国利益最大化原则。这是苏联最终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可惜至今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理论家研究的视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当然要补工业化的课，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但仅凭工业化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等于工业化。历史的辩证法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以剥削、压迫不发达国家为手段实现工业化，然后再搞“去工业化”，即信息化、生态化;不发达国家历史地失去重走这条路的可能性，他们必须在搞工业化的同时也搞“去工业化”，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也解构现代性。这就要求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发达国家，把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结合起来，把工业化和信息化、生态化结合起来，以信息化、生态化引导工业化，走“毕三化之功于一役”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它比单纯搞工业化要复杂得多，只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这样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才能成批地培育出社会主义接班人。应该说，毛泽东晚年对此已有所领悟，正待深入，可惜岁月不饶人，无法改变大局。

　　说到底，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有盲目性，尚未把握社会主义特有的复杂性，也就不能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的复杂性，两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简单化倾向。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作出了决定性的理论贡献，却不可能一次就彻底完成和实现。仅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包括巴黎公社72天的经验，不足以完全把握资本主义的复杂性，更无法事先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在落后国家发展的复杂性，因为还没有这种实践。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以往的社会变革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历史过程，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照章行事，需要反复试探和摸索，免不了错误和挫折。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这也是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复杂性的逻辑。回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欧洲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失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失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挫折，难以预料的未来变化，都证明这一逻辑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总以为马克思和列宁已经把社会主义从理论上完全讲清楚了，发生问题只因出现了赫鲁晓夫一类叛徒，这样思考显然太简单化了，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二、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复杂性

　　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言，1956年具有某种转折意义，最突出的标志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斯大林缺点和错误(也就是世界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形而上学)的系统披露，社会主义社会培育出赫鲁晓夫这样的接班人，是马克思、列宁都没有预料到的大事，毛泽东却赶上了。它引起毛泽东的警惕，意识到上述第一阶段的盲目性，真切地感受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性，也激发了他理论创新的意志，明确提出要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在第一阶段巨大成功的基础上，结合苏联建设的历史经验，毛泽东以他那特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着手探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复杂性，力图从中引出新的规律性。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等著作中。文章写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必胜信念洋溢在字里行间。从世界范围看，这两篇文章都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复杂性的开山之作，具有永恒的魅力。今天回过头来看，人们不难发现，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极度复杂性仍然认识不足。

　　《论十大关系》是基于对“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这一国情的新认识而写作的，充分体现出毛泽东系统思想的全面和深刻，而且有新的发展。系统思维的多样性、全面性、整体性观点，在此文中表现得都很鲜明，如他的过程整体观(或大时间尺度看问题)，提出要考虑“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否划得来。从那时到现在已历时57年，新中国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得力于毛泽东的这种过程整体观。他生前早已为后继者算过总账，并以他们那一代人的努力(成功和失误)给后继者打下必要的基础。结构概念在毛泽东生前的中国学界尚不流行，其近义词“关系”是社会科学界谈论系统结构的基本概念，《论十大关系》这一标题说明，毛泽东具有明确的结构观点。文章反复提到调整关系、调整布局，相当接近于系统科学的专业术语，表明他重视改进中国社会的系统结构，懂得通过优化系统结构，以求优化系统的属性和功能。更突出的是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中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结合的观点，其丰富性、深刻性、“接地气”之深，是迄今系统科学著述难以比拟的。对十大关系的论述都涉及自组织与他组织这对矛盾，体现最充分的是“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两节。毛泽东主张，国家与单位、单位与个人要“公私兼顾”，反对“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到中央或省市”，提倡“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可见把“过度集中”完全归咎于毛泽东是不公平的)。他还鼓励地方要“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去争“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倡导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商量办事的作风”，等等。目的是协调社会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关系(互动模式)，调动自组织与他组织“两个积极性”，以产生协同效应。这些观点在今天的中国仍然适用，我们在许多方面仍然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毛泽东在此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贯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提倡集中各方面的智慧。联系30多年后钱学森提出的综合集成法，可以感到他们两位的学术之心是相通的。毛泽东尚未进入复杂性科学的专业学术领域，却给钱学森的复杂性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启迪。

　　《论十大关系》主要谈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处》讨论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一般问题，对复杂的社会系统各方面进行矛盾分析。此文发表于1957年初，毛泽东在这一年还提出“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这个重要命题，我们称之为“毛泽东矛盾复杂性原理”。两相对照，就会看到，《正处》一文已充分体现了矛盾复杂性原理，也可以理解为对这个原理的系统论证。毛泽东把社会矛盾区分为两大类，以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线，分析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对立统一，从而揭示社会系统特殊的矛盾复杂性。他同时指出，现实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困境，常常来源于人们割裂了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只讲其中一方(即把对立统一作极化处理)，把复杂问题人为地简单化。文章同样运用系统思想分析问题，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结合的思想颇为突出，新的观点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文章考察自由与领导、民主与集中的矛盾，即自组织与他组织的矛盾。毛泽东主张，“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就是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结合。第二，文章强调把握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的矛盾，处理好领导同被领导、官僚主义同群众的矛盾。第三，文章指出，作计划要对六亿人口统筹兼顾，承认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认为“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肯定非政府组织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属于社会巨系统的自组织因素)。第四，文章中特别引人注目之处，是对“群众闹事”(一种自觉对抗社会他组织的社会自组织趋势)的态度。毛泽东指出，闹事“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不赞同把闹事只视为有损于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主张“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实际上指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条重要路径。第五，文章提出文艺和学术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调动这些领域的自组织因素。《正处》一文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述社会主义社会复杂性的开山之作，钱学森后来把社会界定为“特殊复杂的巨系统”，无疑受到此文的影响。

　　在第二阶段中，毛泽东探索复杂性的重大课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密切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和改进的社会实践。“大跃进”的失误，三年困难时期的经历，苏联发展的停滞，促使毛泽东从基本经济理论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寻找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办法。从1959年到1960年初，毛泽东组织党内专家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探索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肯定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性。他承认“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断言“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他还说：“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可以把他的话改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事实表明，第二阶段中后期的毛泽东，已经把视线转向社会主义与市场的经济关系，如果沿此思路走下去，不能排除出现毛泽东版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性。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的核心，邓小平30年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设想，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这里。但毛泽东在这个方向上的探索不久便止步了，原因何在?今天回头看去，归根结底是社会历史固有的复杂性造成的。还是毛泽东自己说过的那句话：世界是复杂的，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道路是曲折的”。今人可以再加上一句：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复杂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不自觉地走了一段曲折的路程，这在客观上表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种非线性动力学系统。中国没有在毛泽东主政时期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原因是当时还不具备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往来的历史条件，西方列强还沉醉在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的幻觉中。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其深层原因是社会主义建设固有的非线性机制在背后发挥作用，这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三、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复杂性

　　重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著述可以看到，进入20世纪60年代，他越来越流露出政治上的焦虑，这鲜明地表现在他的诗词中。“毛泽东是以艺术为表达方式的政治家”，一生都以诗言志，社会矛盾越复杂，革命形势越严峻，他的诗情越亢奋，清词丽句便汩汩地流于笔下。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三个高潮，1965年为顶峰，四首诗词道出他对中国革命成果、社会主义命运、世界历史走向的新反思。他以诗的语言表述对国内外形势的估计：“已是悬崖百丈冰”，“雪压冬云白絮飞”，“四海翻腾云水怒”，“国有疑难可问谁”，等等。显然，国内、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遇到的难以驾驭的复杂性，令他困惑，激发他“有所思”。已步入晚年的毛泽东在思考对策，掂量是否应该搏一把?“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写于1965年的这几句诗，就是毛泽东对自己做思想工作、鼓干劲。词题《重上井冈山》颇具深意，或许透露了他的心声：把自己正在谋划的行动，与当年在井冈山开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相提并论，定位成他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他感到形势前所未有的复杂、严峻，觉得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比研究经济问题更为紧迫。这几年的毛泽东一定在心中反复回味“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旧句，最终付之行动就是一年之后发动的那场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就成为世界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分系统，遵循这个系统的动力学规律而运行。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这种系统联系越来越紧密，整系统与分系统的互动互应越来越强劲，中国发生的事件越来越成为影响世界系统整体走向的重要因素。按照系统论的基本精神，要认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结果和影响(历史定位)等问题，不能单纯在中国范围思考，更不能按个人遭遇来衡量，必须放在世界历史进程的全局中考察。世界系统化进入20世纪后半期，全球性思潮必然在东西方同步发生，相互推波助澜，只是起点、路径、表现方式、思想深度等有所区别。从世界范围看，后现代主义成为当时发达国家影响最大的文化思潮，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新视角，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妨视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社会主义中国这个特殊环境中自创造的特殊表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起步的工业化浪潮，基本照搬苏联模式，本质上属于现代性范畴。苏联后期开始跟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这同苏联人迷恋现代性、不愿意也不认识超越现代性的必要性有关。他们醉心于在工业化、现代化舞台上与美国比拼，以为打赢“冷战”，就等于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这就是赫鲁晓夫所鼓吹的“三和世界”，表明苏联社会在追求和维护现代性上跟西方国家越来越趋同，美苏曾暗中策划对中国实施“核手术”，就是突出表现。毛泽东的潜意识却领悟到问题的实质，看到苏联正在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可能性。他由此萌发了解构苏联模式的念头。西方后现代主义也在解构苏联，但毛泽东在思想境界上超越了他们。在杂乱无章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排除反对本质主义的相对主义设定及其导致的价值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毛泽东似可视为在中国这种特殊环境中产生的、特殊的“后现代主义者”。由于东西方的互动互应日趋发达，他的思想动态和实践也在强烈地影响着西方后现代主义。中国学界至今不愿意理解这一点，但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认为存在这样的联系。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福柯(法国)，当时在巴黎市郊万森大学任哲学系主任，哲学系在极左派的吵嚷声中成为动乱根源，使他筋疲力尽、学业荒芜。而福柯仍公开声称自己是“毛主义者”，承认法国的“五月风暴”深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是东西方相互影响的极佳事例，表明世界的系统性已达到何种紧密程度。福柯的中国崇拜者、研究者颇多，却无人思考他为何以“毛主义者”自居，“毛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联系有什么世界意义。这应该引起学界深思。

　　“文化大革命”失败早已成为历史事实，中国主流意识公认，类似的运动不能再搞了，笔者也赞同这一点。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因为不“过正”不足以“矫枉”。但全盘否定毕竟是一种形而上学，从长远历史过程看，对“文化大革命”的“矫枉”有其“过正”的另一面，现在腐败盛行与此有直接关系。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需要而且能够给“文化大革命”以辩证的分析，弄清它真正的错误在哪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必须汲取哪些教训，同时肯定它所具有的合理内核。

　　笔者赞同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好的，目的是防止共产党变质。但仅此还不足以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历史后果，不足以回击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危险倾向。在此问题上，两位大思想家的态度值得学界深思，内中必定有我们常人直到现在还难以把握的历史真谛。一位是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阿尔都塞，他和他的学派在人类现代思想史上留下不可忽视的影响。阿尔都塞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曾经寄予厚望，“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竟然使他对人类前途失去信心，以至精神失常。人们不禁要问：这位深具历史感的西方思想家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究竟看到了什么?中国“文化大革命”与人类前途有何联系?被中国人全盘否定的东西何以让他如此想不开?另一个是毛泽东本人。他领导中国取得两次伟大革命的成功，却不提自己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功绩，而是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与建立新中国相提并论，明知大多数人不赞同，直至生命终点也不放弃。人们更要问：主导创建新中国的毛泽东亲手把它推向天下大乱，他是为了什么?

　　笔者思考了30年的回答是：毛泽东的目标之一是试图建立一套真正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考察毛泽东的民主观。民主是相对于“官主”而言的，核心是民主与“官主”如何分权、如何互动。民主权利主要是选举权、监督权和参与决策权。西方把三者的核心确定为选举权，是一种比较高明的政治权术。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业已巩固的基础上，通过巧妙的政治设计，由利益集团幕后操盘，善于作秀的政客很容易通过普选上台，让选民获得“当家作主”的虚幻感觉，而真正一言九鼎的却是大资产阶级。历史事实告诉人们，民主的这三种权利缺一不可，但关键是监督权，贪官污吏最怕的是民众的监督，资产阶级最不愿意让民众获得的是监督权，而广大民众最想要的也是监督政府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把监督权置于首位，同时辅以选举权和参与决策权，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毛泽东对此有超越时代的理解。

　　早在延安时期，面对黄炎培提出如何跳出政权兴衰匆匆的“周期律”时，毛泽东就明确表示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力图把这种民主(也就是他特别怀念的井冈山士兵委员会那样的民主)推行于整个新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到1957年的《正处》，再到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就是他为在中国实行这样的民主而进行的一系列理论探讨。毛泽东曾经这样描绘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力图在生前给这样的政治局面打下基础。

　　比较《正处》和《讲话》可以发现，前文基本是正面阐发民主集中制，相信依靠新中国已建立的基本制度，能够使民主集中制的建设得以发展：后文则包含了不少对新中国成立后违背或不愿意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社会现象的批评，流露出作者对问题严重性的某种警觉。《讲话》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20世纪60年代的毛泽东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寻找对策，发动了多次教育运动，但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到1965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在重上井冈山期间，他谈到了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和“井冈山士兵委员会”，有意点明后两者是“从制度方面想”，并对当时国内现状作出以下检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后面这一句话十分关键，表明毛泽东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中国还存在制度缺陷，要在中国形成他所期盼的民主政治局面，光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加上思想教育、整风运动，难以防止党政干部的官僚主义化和腐败的不断滋生。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国家制度，以制度化的方式实施人民大众对党政机关实时的、系统的监督。这样的认识使已过古稀之年的毛泽东觉得不能再等待，为了实现“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这一历史性承诺，他觉得有必要在有生之年搏一把。前景如何?按照毛泽东一生行事“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的惯例，可以合理地推测他做了两手准备。搞得好，初步确立全面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仅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不变色，而且能够高速高效地发展经济、文化、科技;搞不好，作为一次失败的探索，可以留下历史教训，有利于后继者去解决，至于个人得失，他并不在乎。

　　据笔者的解读，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认识，窃以为，毛泽东心目中这一套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要点似可引申概括如下。第一，定期(他有七、八年搞一次的说法，看来有点太长)在法治框架内，搞短期停产闹革命(他当时设想搞三个月)，让全体人民有序地“大鸣大放”，全面地审查、评价国家干部和党政机关的工作，批评错误，褒扬优秀，同时坚决制止借鸣放之机，造谣生事的不法行为，打击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第二，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三结合”班子对群众揭发出来的问题展开调查，核实材料，做出结论。第三，在此基础上，通过协商确定候选人，通过不同行政区域的全民选举，正式撤换不合格的官员，组建新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各级政府，完成政府换届，制度化地培养接班人。第四，新政府从一开始就必须接受民众实时的、经常性的、全方位的监督，直到再换届。官员应该像学生期待老师阅卷打分那样，期待民众的监督、审查，视接受监督为自然的、必然的、天经地义的事。民众应该明确，监督官员不是为了夺权，而是自己在政权建设中必须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官民双方要做到同心同德，珠联璧合。第五，在整个执政期间，政府决策要走群众路线，让民众参与决策和管理，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不妨设想，如果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毛泽东设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无疑将是彪炳千古的伟绩。与之相比，西方现有的民主实在不值一提。但历史是无情的，“文化大革命”以失败告终了。一场失败了的社会运动必定有其深刻的、多方面的原因。从认识论看，归根结底，是主观提出的理论、政策、组织等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严重不符造成的。这里依据本文的主题和逻辑提及以下三个要点，都属于割裂了社会矛盾运动固有的对立统一关系，没有把握住社会主义社会特殊的矛盾复杂性。

　　其一，割裂了民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只要“大民主”，不要法治，只讲“造反有理”，不要法治对民主的必要约束。“大鸣大放”是不容忽视的民主权利，但必须在法治范围内进行，任何人都无权对他人抄家、揪斗、游街，无权武斗。但“文化大革命”严重违背了这一原则，这场社会风暴让中国人领教到，没有法治的“大民主”有多可怕。

　　其二，割裂了稳定性与不稳定性的辩证统一。技术科学层次的系统理论认为，系统只有稳定运行，才能够正常发挥它的功能。这是经验之谈，一架飞行不稳定的飞机哪个敢坐?但只讲稳定有片面性，系统演化理论认为，过时的旧结构只有失去稳定性，才能够向新的有序结构演化。协同学称之为“不稳定性原理”，断定不稳定性具有建设性作用。耗散结构论提出“涨落导致有序”的原理，用毛泽东的语言表达，就是“大乱”导致“大治”。但使旧结构失稳是为了走向更高级的新结构，故处于演化过程的系统必须有稳定机制，以确保系统失序后经过一段时间，能够稳定在新的有序结构上。耗散结构论明确断言，稳定下来的“巨涨落”就是高度有序的耗散结构，但还有一个没有明确讲出来的原理--巨系统应具有足够的稳定机制。须知，并非任何系统自身都具有稳定机制，并非任何“巨涨落”都能够稳定下来，社会“大乱”未必一定导致“大治”。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中国社会的“巨涨落”，稳定下来就涌现出新中国这个结构有序、极具生命力的系统。“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发生的新的“巨涨落”，系统被推向远离平衡态，如何保证它能够稳定下来?20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的稳定机制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政权，而“文化大革命”恰恰使这个“序参量”处于瘫痪状态，尽管有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以及对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但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取而代之的“新序参量”，致使原定三个月的运动拖了十年还稳定不下来，也就不可能出现毛泽东设想的新局面。毛泽东没有预料到这一后果，表明他把社会这种“特殊的开放复杂巨系统”(钱学森语)简单化了。作为一种反弹，后来出现了“稳定高于一切”的定论，否定了不稳定性还有促进系统变革的建设性作用这一协同学原理。

　　其三，割裂了必要性与可能性的辩证统一。西方后现代主义要解构的是西方的现代性，尽管丰富了人类思想宝库，却并未产生多少实际后果。以福柯为例，他倡导一种温和的范式转换，并改变文化中的语言结构，相信以此即可抵消现实中资本的霸权和垄断。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彻底反传统、反理性、反整体性为标志，摒弃“绝对真理”和“普遍真理”的观念，反对总体化的思维方式，反对宏大叙事，把浪漫主义、个人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他们质疑历史真实的绝对客观存在，既不肯定历史的经验，也不相信意义的本源及其真实性，对未来更无所希冀，认为对任何思想进行系统化、集体性的统一解说都是谬误的。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后期现代主义，凸显了晚期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濒临解体过程的文化叛逆现象，频现世纪末怀旧心态。他们主张的并非现代主义之后的主义，并不打算解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框架。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喋喋不休的反“元解释”和反“元叙事”，及其文本解读主张的“无结构”、“去中心”、“无终极目标”的所谓价值“多元性”，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指的是新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诞生时的“阵痛”期。毛泽东把它延伸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并将这个很长的过渡阶段划分为“不发达社会主义”和“发达社会主义”两个不同时期。这表明，毛泽东明确认识到，在帝国主义时代条件下落后国家无产阶级率先夺取政权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不仅如此，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不断革命思想，无论新民主主义、不发达社会主义或者发达社会主义时期，都不允许横插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基于这些洞见，毛泽东还提出了相当系统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蓝图。从上述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的主张算得上是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即跨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之现代主义的社会主义，亦即现代主义之后的新主义。他不仅要解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而且要解构苏联式“见物不见人”、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力求建立真正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他所期盼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一定会出现，因为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但超越了当时所能具备的诸多必要条件。只有必要性，没有现实的可能性，任何社会运动都不会成功。

　　“文化大革命”六年的经历已使毛泽东深深地体会到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一生斗志昂扬的他，此时曾经自嘲没有能力改变世界，至多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无奈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喜读清人毛遂成的七律《三垂岗》，谢世前一年，曾经手书第三联“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赠故人，更透露出他当时的痛苦心情。“文化大革命”越来越背离他的初衷，生命的极限越来越逼近他，却没有“风云帐下奇儿”继承他的事业，令毛泽东感到莫大的无奈，不能不老泪纵横。面对现实的复杂性，他既无回天之力，也没有精力再作学理上的思考，无法留下他那独特的智慧之果。对于今天的复杂性研究者来说，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文化大革命”是人类探索社会历史复杂性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为研究社会历史的复杂性提供了十分难得的素材，展开严肃认真的研究，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才是后人应有的态度。

　　由于史无前例、没有成功的实践经验可资借鉴，辩证法大师把特殊复杂的矛盾复杂性作了人为的简单化处理，招致惨痛的失败，惹来种种非议。实时地看，这确实是毛泽东伟大生平的一大败笔。陈晋认为，毛泽东“是化解矛盾的大师，后来他又在矛盾中迷失”。以几十年的尺度看，此话正确而深刻。但若以百年以上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尺度考察，毛泽东似乎并未迷失于矛盾中，几十年的迷失基本属于不能不付出的历史代价。从世界历史曲折前行的长河看，毛泽东作了深具历史意义的伟大探索，留下供后人思索的历史巨笔，未来人类是会感谢他的。

　　四、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系统同一性

　　有人提出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寻找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相同点。我以为更准确的提法，应该是是寻找两人的同一性，可分两个层次来解析。在哲学层次上，是寻找两人的矛盾同一性。按照列宁和毛泽东的观点，矛盾同一性系指对立统一体中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在系统科学层次上，是寻找他们及其后继者共同服膺的系统规律，不妨称为系统同一性。所谓系统同一性，系指同一动态系统在变化的时空环境中，按照自身规律存续演化，不同时空条件下看到的不同现象，都是该系统规律性的实时呈现。即系统的动力学规律在不同时空条件下，把系统的种种不同表现历史地联系起来，继起之表现由前存之表现演化而来，并进而演化出新的表现，这又是一种相互联系和转化。一个尊重科学的人应该懂得，不可把同一系统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既不能以前面的表现否定后面的表现，也不能以后面的表现否定前面的表现。

　　以系统科学的专业语言讲，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是一种非线性动力学系统，系统存续、演化有其固有的规律，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和行为，本质上是系统自身演化之时空特征的实时呈现，包括系统的自尝试、自反思、自纠错、自调整、自更新、自创造等，总的称谓是“系统的自组织演化”。再者，社会系统又是复杂的他组织系统，掌握一定权力(他组织力)、运用系统规律去自觉改造社会的人或人群(主体)，由于各自世界观、思想境界、知识结构、文化个性、社会历史追求等方面的差别，对同一系统动力学规律的把握必有差异，所持理论、方针、政策也必有差异，因而使系统运行的演变打上各自个性的印迹。社会系统的实际运行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对立统一，所发生的事件既反映系统的客观规律性，又表现事件主导者(作为他组织者的主体)的个人特性，因而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或大或小的失误，在招致失败的同时，也必有其合理的成分，都要一分为二。后人应当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对待他们，切勿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作为一种非线性动力学系统，它的非线性因素、动力学因素都异常强烈，70年来大故迭起、出入意料之事不断发生，就是明证。动力学系统的状态演变构成其行为过程，遵循系统固有的动力学规律，应该依据这一规律去评价系统的过去，认识系统的现状，把握系统的未来。也就是说，无论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以及他们的后继者，其所作所为都反映他们对这一客观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既有贡献，又难免有失误。前行者的成就和失误，给定了后继者行为过程无法选择的初态，后继者对系统动力学规律的把握，决定了系统从他们继承的初态出发所走出的路径。正确的把握使他们获得成功，错误的把握使他们出现过失，一般情况下是两者皆具，一点错误不犯是不可能的。有错误当然要纠正，但全盘否定是极端错误的。新的后继者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前人前事，在新的形势下把握动力学规律的新表现，将系统推向前进。这是一场多棒传承的接力赛，每一棒都要正确对待前一棒，接好棒，而关键是跑好自己这一棒，还要帮助后继者接好棒。把功劳都归于本棒，把错误都归于前一棒，是十分错误的。

　　这里我们只讨论新中国经济制度的建设，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系统的调控目标，起点(初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给新中国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概念包含两个义项，主词是“市场经济”，限制词是“社会主义”，两者的权重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有所不同，常常还跟主政者的能力、眼界等主观因素有关。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则很难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少讲社会主义，又可能使市场经济变质，滑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两种偏向都要不得。

　　毛泽东过分担心社会主义变质，赋予限制词的权重过大，应该是他止步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门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对中国旧社会这个非线性动力学系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过正”的矫枉，这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因当时历史条件而出现了太大的“过正”，系统自身固有的规律要求再矫枉，回到目标值。由此历史地引出邓小平的改革。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主词的权重大于限制词，“不管白猫黑猫”，首先要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他成功了，表明他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但也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应该说市场经济已经在中国不可逆转地确立起来了。同时，新的“过正”之患也渐渐显露出来，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被过分稀释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思想泛滥，许多新中国前30年已经绝迹的丑恶现象不时死灰复燃，被幸灾乐祸的西方精英讥讽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内外敌对势力看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有可能被内外势力联手引向资本主义，并为此而加紧渗透。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得逞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这就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当年的担忧深有道理，应该有新的矫枉，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调控在社会主义大框架内运行。许多人不理解这一点，以为这样讲就是“否定”改革开放，实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一些人由于既得利益的考量，强烈地期望保护甚至扩大这种“过正”。看来，克服这种“过正”或许还要付出新的代价。

　　邓小平临终前四年，对自己矫枉过正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有所觉察。1992年12月18日，他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与弟弟邓垦谈话时再次强调：“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时的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开始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限制词“社会主义”，而不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是空的。”在邓小平的这两次谈话中，所反映的“开放复杂巨系统”及其不稳定性跃然如见，亟待后继者积极主动地着手予以解决。邓小平上述谈话2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之大应为他所始料未及。邓小平的“过正”也需要矫枉，这同样不是否定邓小平，而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这个非线性动力学系统的同一性使然。我们既不能说，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过正”进行矫枉是否定毛泽东，也不能说后人对邓小平的“过正”进行矫枉是否定邓小平，因为它们是同一系统规律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个人特点。不可否认，确实有人借“矫枉”之名行否定之实，有人要否定毛泽东，有人要否定邓小平，有人两者都要否定，也就是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我们反对这样做，但也要有所分析。一部分人这样做，属于同一系统内部的思想片面者，好走极端，但“僧是愚氓犹可训”。另一些人属于异质系统的敌视和侵蚀，“妖为鬼蜮必成灾”。后者企图借已出现的波折和失误，破坏系统同一性，使中国变质，走向资本主义，做美国的附属国，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复杂系统、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这种创造历史的伟大事业，其成长壮大只能是反复试错、反复纠错的曲折历史过程。苏联不存在了，但斯大林的探索和贡献必须肯定，他的失误也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已作为教训部分地凝结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中。70年社会主义历史在原苏联人民中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总有一天会重新表现出来，让世人大吃一惊。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体看，由苏联到中国也是接力赛，中国这一棒的成功建立在苏联那一棒的基础上。就中国而言，要允许毛泽东大胆探索，也要允许邓小平大胆探索，还要允许其后继者新的大胆探索。作为中国人，我们既要支持中华民族这些领头人的勇敢探索，积极参与，充分肯定他们的贡献;又要严肃认真地审视他们的探索，及时发现问题，给以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然要走一条曲曲折折的非线性路径，中华民族必须以非线性思维去理解它，把握它，驾驭它。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基本的信条仍然是毛泽东的那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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