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

决战前夕，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是近三年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开了6天，从9月8日至13日。参加会议的有毛主席、少奇、恩来、朱德、弼时、彭真、董老7位政治局委员，还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14人，以及重要工作人员10人。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从一个侧面说明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以前，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分散在各解放区，交通十分困难，不可能举行这样大的会议。会议开始后，首先由毛主席做报告，谈了八个问题。随后，大家围绕毛主席提出的要点结合自己负责的工作进行讨论。大家发言时，毛主席经常在关键的地方插几句话。会议的气氛很活跃也很热烈。最后，毛主席作会议总结。这次会议反映出我们党内的思想、意志和纪律已达到高度统一。

毛主席在报告中首先重申了1946年提出的对国际形势的三点估计。即：世界大战的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美苏之间在若干国际问题上将或迟或早达成妥协，美苏之间的妥协是苏联及一切民主力量向反动派力量作斗争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各国人民都必须向反动派妥协。他说：“反动派从古以来，对民主势力就是两条原则，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留待将来消灭之……我们对反动派也应采取同样两条原则，我们今天是第一条。”在讨论中，许多同志谈到，几次看到美国气势汹汹，担心世界战争会打起来，担心美国会直接干涉，但两年多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证实了毛主席的估计，美国是纸老虎，外强中干，这就解除了人们思想上的一个很大顾虑。不过，党中央当时并没有排除美国在局部地区实行直接干涉的可能性。恩来同志在发言时提醒说，还有一种可能，即是美帝出兵，我们不能不作此估计，但大批的、几十万上百万恐怕不可能。美国可能由此控制一些最大的城市，使我更须组织大的力量去围歼，夺取胜利所需的时间可能长些。

毛主席讲的第二点是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方针。这是会议讨论的重点。毛主席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毛主席当时所说的五年时间是从1946年中算起，预计到1951年中完成消灭国民党军主力的任务。关于这一点，他在作结论时又补充说明，所谓蒋政权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我们一时打不到江南去也不要紧，蒋的力量80%在江北，消灭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把它打倒了。

关于要不要公开宣传“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毛主席说，我原则上不反对，但现在倾向于讲困难一些。毛主席估计，可能遇到两种困难，一种是大的，我们对整个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还有一种是比较小的。他说，我们党曾遇到过两次大的困难，是在两次大错误之下产生的，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和1935年的万里长征。后来的困难比较不同，也比较容易克服。今后的困难就是假设我们估计错误，世界战争爆发了，而且爆发得很快。战争不爆发，对中国革命有利得多，国际方面可能援助我们，再有三年就能打倒国民党。如果我们估计不足，大战来了怎么办，还不是要干？还不是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打仗的党，也不怕，我们对此有了精神准备。其他的困难有大的旱灾，指挥失误、军事上不顺利。毛主席说，这些都有可能使战争延长。在讨论中，来自前线的同志大多谈到，经过两年战争国民党更加困难了，但我们面临的困难也很大。为了支援前线，各解放的负担已达到极限，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十分缺乏，继续从解放区征兵扩军几乎已不可能。许多同志提出要把战争负担加到敌占区去，部队病源的补充主要依靠俘虏敌军。在总结时，毛主席强调既要充分估计困难，也要充分估计克服困难的可能性。

在会上，毛主席还明确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这就是要把战争打下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毛主席说，如果李宗仁等人出来成立政府，搞个曲折，那时有两种情形，或拒绝和谈，或进行和谈。如果群众觉悟，要打下去，认识到赫然就是让敌人休息后再打，是费力的，则打之；如果没有这种觉悟，要和，那就和谈，一面谈，一面打，努力做到继续打下去，不上他们的当。总之那时看人民的觉悟，党内外群众的觉悟，但始终不要关死门；那时如果说要谈，就派代表去谈，在谈判中教育群众。毛主席预计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快就出现了。由于思想上策略上已有所准备，事到临头处理得很好。

会议期间还讨论了其他一些重要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如果加强纪律性、发展党内民主和准备干部等前面已作了叙述；还有一些问题，因与对新中国的构想有关，留待稍后再叙述。

九月会议一结束，毛主席立即把全副精力投入对三大战役的指挥。经过解放战争第二年的作战，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敌军则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大约在1948年初，毛主席就开始考虑要打几场大仗，但想法还不明确。此后，经过几个月的反复酝酿，到7月至10月间，三大战役的轮廓陆续变得清晰起来。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念头，总的战略形势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国民党军在总兵力上还占有一定的优势，但它的大部分力量已被钉死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大城市和交通线上，处于被我军分割的状态，机动兵力比我们要少得多，因此我军掌握着战略主动权。第二，在组织辽沈、淮海、平津这三个决定性战役时，我军在各个战场上面对的都是敌方拥有数十万人的重兵集团，而在各战区的敌我兵力对比上，我军尚未占优势或仅占相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主动寻求战略决战，每战无求全歼敌军，不仅需要极大的魄力、决心和勇气，还必须全局在胸，有周密细致的安排，并准确把握每次战役的实际以及每个环节的衔接。一旦指挥失当，发觉处境不利的敌人就可能实行战略撤退，与其他军事集团靠拢，重新组织防御，使我军市区大规模歼敌的机会；特别是每场战役的首战，如果受挫就可能影响整个战役。任务很艰巨，战场形势又瞬息万变。说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艺术高超，高超在什么地方，不了解这些情况就难于理解。关于三大战役，人们已经写得很多，特别是许多亲身经历这些战役的老同志写了回忆录。这里仅就毛主席决策的关键之处简略地说几句。

在辽沈战役中，毛主席最重要的决策是以极大的决心，选择敌人防御相对薄弱而对全局来说又最关键的锦州作为突破口，实施出其不意的打击，从而取得整个战役的主动。从东北战场局部来看，一次打长春、沈阳、锦州似乎更为稳妥，风险较小。当然也有一定的困难，比如我们的部队还不善于对设防坚固的大城市作攻坚战。但是，这样打最大的问题是有可能迫使原先处于是撤是守举棋不定的卫立煌集团拼全力打通北宁线，将主力撤往锦州一带，守住东北通向关内的咽喉要道，进而伺机转用于华北、华中战场。从消灭蒋军有生力量的全局来看，这是很不利的。因此，早在1948年2月7日，东北我军正开展冬季攻势时，毛主席就根据这种可能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要求他们下一作战应考虑以主力转至北宁路，截断敌军由陆上撤向关内的通路，抓住敌人予以各个歼灭。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野战军首长于4月中旬致电中央军委，认为南下北宁路及入关作战极为困难，提议先打长春，并以此吸引沈阳之敌增援而歼灭之，得到军委同意。此后，他们又数次变更计划，至7月中旬，提出还是以南下作战为好，但仍有所犹豫。结果，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9月7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下最后决心，作出战略决断，指示东北野战军将主力使用于锦州至唐山一线，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而置长、沈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毛主席还要求林彪、罗荣桓等“确立你们前所未有的打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辽沈战役从9月12日发动至11月2日结束，完全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歼敌47万，解放了东北全境，并为解放平津和全华北创造了条件。

辽沈战役刚一结束，淮海战役就开始了。这场战役是我军在数量上仍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下发动的大决战。毛主席在决策过程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根据全国形势的巨大变化，及时调整战略布署，扩大战役规模，将原先准备分几步实现的战略意图一举完成．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从“小淮海”到“大淮海”。9月24日，在济南战役临近结束时，华东野战军粟裕同志向中央提出下一步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第二天，毛主席复电同意并加以指示。至10月中旬，确定淮海战役的作战任务主要是消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的一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根据这一布署，淮海战役后尚需根据情况再打几仗，才能把固守在徐州一带的敌人全部吃掉。但是，在战役发起前，战场形势出现了两个变化：第一，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预订布署顺利攻占郑州、开封，主力得以挥师东进；第二，辽沈战役于11月2日结束，全国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敌我力量的总对比改变了。这两点变化，特别是第二点变化促使毛主席下决心打一场规模更大的战役。11月1日，毛主席根据粟裕同志的建议，决定淮海战役由小平、陈毅同志统一指挥。11月7日，战役按照预定计划发起的第二天，毛主席发出指示，扩大淮海战役原定规模，准备全歼以徐州为核心的刘峙集团。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的总前委出色地贯彻了这一战略意图。经过两个月零三天的激战，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歼敌55万余人。这场战役的结果，正如毛主席在11月16日致淮海战役总前委电所说：“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

平津战役是三大战役的最后一个。辽沈战役结束后，面对不利形势，傅作义集团需要迅速作出抉择的严重问题是固守平、津、张、唐地区，还是实行战略撤退。对我军来说，这场战役决策的关节点首先在于能否稳住傅作义集团，为将其就地歼灭创造条件。毛主席形容敌人已是“惊弓之鸟”，他巧妙地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使这只“惊弓之鸟”在不知不觉中就陷入灭顶之灾。11月18日，毛主席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隐蔽入关，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11月23日，战役第一阶段开始，我军按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作战指示，首先攻击张家口、宣化诸点，吸引东面之敌西援，拖住平津之敌，使其难下从海路逃走的决心，同时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完成对天津、北平、塘沽地区之敌的分割包围争取时间。随后，毛主席又提出“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战术原则，以待整个部署完成之后，再各个歼灭。到12月20日，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毛主席的部署完全实现了，我军此时已胜券在握。平津战役决策中的另一个特点是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在进行战役部署时，毛主席就提出要“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并指出“此种可能很大”。从12月中旬起，毛主席陆续发出指示，直接指导与傅作义的谈判。但是傅作义一直犹豫动摇，直到我军解放了天津、张家口之后，才表示愿意接受我党我军提出的和平条件。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此役歼灭和改编了52万国民党军，并创造了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后来实行的“绥远方式”三种形式，这对进一步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大战役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在9月会议上提出的把国民党军队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设想，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还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正激烈展开时，毛主席就对全国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11月14日，他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兴奋地宣布：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两个半月以后，平津战役的结束进一步加快了全国形势的变化。在1948年的最后一天，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词，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着重揭露了中国反动派和美国政府正在推行的“和平”阴谋，说明“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革命人民对垂死的敌人决不能妥协，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

1949年1月6日至8日，党中央在西柏坡村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它对9月会议以后全国形势的发展作了总结，提出了全党在新的一年里的17项任务，包括：渡江南进，使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正规化；提高工农业生产，继续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组织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等。显然，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我党的工作重心正迅速地从打倒旧政权向建立新国家转移。

在一月会议上，毛主席及时提出了值得全党警惕的几个问题。首先是“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他说，胜利冲昏头脑，今天更有可能，胜利越大，包袱越大，紧张困难时易团结。这必须要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高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届时很可能感觉打仗还容易些。列宁说过“推翻敌人容易，建设国家难”。要把因为胜利而带来的思想包袱丢下，否则就会损坏一些干部。其次，毛主席指出，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广大群众脱离国民党转到我们方面来了，自由知识分子也向我们找出路。现在，占到我们这方面来的民主人士中，有的是右的，来之不易，风色看好才来的。我们已有了胜利的把握，国民党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处于极大混乱与崩溃的状态中。他再次强调，在这种时候，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容妥协。最后，毛主席提出要警惕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和实施“内部破坏”政策的问题。他说，关于美国出兵的问题，不去讲它不出兵，而是准备它出兵，并准备与之打，以取得主动，而不至于手足无措。应该认识到，我们力量越大，美国干涉的可能越小，帮助国民党打的可能也越小。半年来美国对华政策摇摆不定，对蒋介石的兴趣也不那么高了。美帝在中国已经臭了，但害怕美帝的心理并未解决。对看不见的东西，人们就容易怕，国民党即以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吓人。美帝的政策有两面，一面是帮助国民党打我，另一面是唆使右派组织反对派，要求否决权。将来啊，美帝甚至可能承认新中国，以便派人搞破坏工作，必须提高警惕。以上三个问题，毛主席在1949年初反复讲过多次，目的就是一个，防止胜利前夕再出现曲折，防止取得全国政权后又出现李闯王式的失败。

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使蒋介石政府陷入一片混乱。由于在军事上已无计可施，国民党果然如毛主席预料的，开始了所谓“和平攻势”。蒋介石在元旦发表的声明中声称，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并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条件。与此同时，国民党内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人物则在密谋策划倒蒋活动；他们打算在蒋介石下野后，与我党谈判，达成所谓“局部和平”，以争取时间和美援，摆脱困境，实现划江而治。

为揭露国民党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毛主席立即为新华社写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对于举行和平谈判问题，毛主席表明了我党的严正立场。1月14日，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毛主席提出了我党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为避免党内干部和民主人士发生误解，第二天，毛主席向党内发出指示，说明我方提出之八个条件是针对蒋介石五个条件的，双方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提出这些条件的目的是给人们解放军及国民党区域被压迫人民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揭露国民党所提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及反动性。

在我方公布了八项和平条件后，蒋介石于1月21日宣告“引退”。李宗仁出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到这个时候，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可以说已进入了最后阶段。

（作者：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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