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致的茶缸盖 

在西柏坡周副主席办公室东墙挂着一幅照片，周副主席正手握毛笔批阅文件，面前放着一个盖着小碟子的茶缸。为什么周副主席要把碟子当盖儿用呢?　

那是1948年冬的一天，卫士长成元功发现周副主席外出回来后，茶缸盖黑一块白一块，坑坑洼洼，怎么也盖不严了，原来是茶缸盖从汽车上掉下来，被轧成这样。 

小成想：得换个新茶缸。这件事情想着容易，真要办成就难了。因为周副主席一向俭朴，他的日用品，能将就用的，从来不轻易换新的。工作人员几次要把这个茶缸换新的，他都不允许。这次小成想先换后说，所以，趁周副主席聚精会神看文件时，他悄悄把茶缸拿了出来，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供给处找科长老陈去了。 

老陈明白了怎么回事，把橱门一开：“你看！”一个白净净、光亮亮的新茶缸早准备好了，小成心里一阵惊喜，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利，赶紧说：“快给我吧！”老陈说：“等一等！” 

只见老陈又把橱门关上，对小成说：“刚才刘参谋来，说周副主席的茶缸盖轧坏了，趁机给他换个新缸子．我想，就这样去换，周副主席准不答应。我计划今天吃饭时，用新茶缸盛着汤端去，顺便把旧茶缸拿出来，这样……” 

小成忙说：“沾！” 

开饭时，小成照计划用新茶缸给周副主席端了汤来，饭后又用新茶缸倒上茶水．他轻轻地走出屋来，想不声不响地溜走，哪知周副主席伸手一端茶缸，发现换了新的，就喊：“小成！” 

小成在屋外迟疑了一下，只好回答：“有!”进了屋，故意问：“干什么?” 

周副主席微笑地看着他，待了足有十来秒钟，才说：“你又跟我耍什么花招？旧茶缸呢？” 

小成恳求说：“送到供给处去了，我看实在不能用了。” 

周副主席说：“旧点怕什么，只要不漏水就没关系。” 

小成说；“盖也坏了，您还要经常热饭……” 

周副主席说：“盖儿，我早准备好了。”说着，从书架上拿出一个粗瓷小碟子。他把小碟子盖上，说：“这不正合适嘛！” 

还有什么说的，小成只得拿回旧茶缸来。 

两用书架 

1948年4月，周恩来随中央机关部分人员来到西柏坡，许多书籍也随中央转移了过来。据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1948年党中央搬来河北省平山县（当时为建屏县）西柏坡后，周恩来、邓颖超的书籍逐渐多了起来。开始放在警卫员住的房子里，既不方便工作，又不利于保存。于是，成元功精心设计制作了一套木箱式书架。这四个书架很特别，打开摆在那里是一组书架，而折叠起来便成了箱子，便于搬运和携带。 

周恩来对成元功这个独具匠心的杰作非常满意和喜欢。1948年10月，傅作义密谋偷袭石家庄时，他把许多重要文件、书籍装在里面，随时准备转移。1949年3月23日，周恩来又带着这套书架，随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一起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进京后在中南海还用了相当一段时间。至今在书架的格档上还保留着当时使用的字条：“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政协全委会第二次第三次会议材料”、“1951年华北县长会议和国庆节材料”、“中央人民政府政协全委会材料”、“人民日报”、“天津日报”、“新华电讯”、“工人日报”、“进步日报”等。 

1977年4月7日，邓颖超委托成元功同志将其中的三个书架赠给了西柏坡纪念馆。1977年4月26日，书架运回西柏坡后陈列在周恩来的寝室里。 

六尺白布 

1948年，任弼时同志的小儿子任远远才六七岁，从延安到西柏坡时，带来一辆小自行车，虽已很旧，但孩子却十分爱惜，每次骑后都擦一擦。 

一天，远远要他的姐姐远志领着他到院外的打谷场练习骑车子。天真活泼的远远骑上自行车绕场转圈，一阵紧，一阵慢，骑得十分开心。两人玩了一会儿回家后，远远让姐姐帮他擦自行车上的尘土。边擦边说：“看，漆都掉了。好姐姐，给小车做件车衣吧!”远志看着弟弟乞求的目光，只好答应了下来。 

那时候实行的是供给制，远志开了个领六尺白布的条子，找到行政科批了个字，然后，把批条交给了警卫员邵长和。后勤处住在东柏坡，距离西柏坡只有一里多路，小邵拿上批条，不到半个小时就把布领回来了。 

这件事很快被任弼时知道了，让小邵把俩孩子叫来，问：“你们要做车衣吗?”远志回答：“是的，爸爸。”“有必要吗?”任弼时同志严肃地说：“全国虽然快要解放了，可是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前线更需要物资支援，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的资金。毛主席还穿着补丁衣服，你们为什么要做车衣呀？”远远虽小却十分懂事，听了爸爸的话后说：“姐姐，咱们不做车衣了，把布退回去吧。”任弼时站起身来摸着远远的头说：“远远懂事，是个好孩子。今后要注意勤俭节约，再领什么东西要让我知道，不然不要领。”远志点头答应。随后他们回到宿舍，远志把布让小邵交还给了后勤处的仓库保管员。 

小小体温计 

在西柏坡纪念馆，珍藏着一个任弼时使用过的体温计。玻璃质地，形状扁长，中间水银柱完好，体现的数字清晰。体温计的外面有一个竹筒做的外壳，虽然紫色的漆皮大部分已经剥落，但对体温计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任弼时曾三次被捕入狱，受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在西柏坡，任弼时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秘书长等职务，是中央五位书记中最年轻的。在这个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期，任弼时的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却每况愈下。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和糖尿病，却始终抱病坚持工作。尽管医生一再告诉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4小时，但实际上他每天的工作时间要比这多出四五倍以上。淮海战役期间，因商议战事过度疲劳，没能得到及时休息，他的血压上升到了200多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跳动100多次。朱德经常关心地对他说：“你虽年轻，但有病在身，得注意。”任弼时却说：“我年轻些，应该更多地做事，不舒服时，靠一会儿就行了。”这个体温计就是这时为任弼时配备使用的。 

1949年3月23日，任弼时随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京。进京后，任弼时将这个体温计送给任远远的保姆魏兰春同志家使用。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同志因病逝世，年仅46岁。1977年1月12日，西柏坡纪念馆原馆长白占基向魏兰春同志征集到此物，从此珍藏在西柏坡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