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演员与戏子的差别在于，演员是有原则的，而戏子是什么都演，其中包括出演卖国的电影。

2.前两年，中国有艺人身披日本军旗拍时装照，这两年更有艺人“一身兼二任”：刚演完“格拉玛”艇上的格瓦拉，又在《色戒》中扮演被美化了的汉奸情妇，这不由得使人想起抗战中不顾生命危险数次拒绝日本人邀请演出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前后相比，我们懂得了什么叫戏子，什么叫演员。

3.梅兰芳一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艺术品质的高下不仅仅在于技巧，更在于气节。

4.汉初茂陵与清末故宫里的艺术品的差异不在技巧而在贯穿其中的倔强之气。

5. 《无极》，无聊之极;《色戒》，有色无戒。

6.从《庐山恋》的冲击到《士兵突击》的热浪，说明中国人的审美倾向正在迅速从华美铺陈的浪漫主义向简约文本的现实主义回归。而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是被严重的两极分化击碎了的“盛世”梦幻。中华盛世，当在中国农村繁荣和两岸统一之后。

7.真正的乐观主义是以悲观主义为前提的。使命即宿命，所有的宿命都是悲观的;知道宿命的使命才可能使人乐观。不知宿命的使命感会使人疯狂。

8. 现在改编过的“红色经典”与原著比，长于艺术表现形式，短于穷苦人的阶级感情。事实上，经典无法复制，更无法改编，正如古希腊艺术不能复制和改编一样。马克思说：“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是可能的。”毛泽东时代的红色经典，就是这样的“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可能出现的，因此是永远不可复制的“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

9. 改编经典，犹如成人与儿童比“天真”——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装萌”，是非常可笑的。马克思责问说：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它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10. 从复杂看出简单而非相反，是思维能力高下的关键，而这恰是儿童思维的长项。

11.比较古希腊和古埃及的艺术，人们会发现，奥运美学的元素是力量、速度、准确，奥运美学的风格是简洁、明快、对等，而绝对不是远古那等级森严的沉重呼唤——观看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直播有感。

12.当英雄成为公众取笑或嘲弄，而笑星和“超女”成为公众狂热追捧的对象时，这个国家被人宰割的危险也就将悄然而至。

13. “文革”中的人秀“粗”，现在的人秀“嫩”。

14. 其实，“文革”文艺中有许多健康的内容，但由于长期一家独大，其创造的人物形象亦不容置疑，这为20世纪80年代初王朔等反权威文化崛起做了铺垫。王朔反权威文化蜂拥而起后又泛滥成灾，最终异化为“痞子”文化——比如这些年进入年末各式晚会的“性错位”表演——并将王朔文化送入末途，这又为“文革”文艺中的英雄主义内容重返舞台做了铺垫。

15. 生活愈接近本质，其艺术表现形式也就愈安静、朴素和简约。

16. 收获时人的心情是平静的，而人为制造的“豪华大场面”反衬出人的心虚和浮躁。心虚需要声势以壮胆，浮躁则需要不停地注射“鸡血”以煽情。

17. 神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在人世间的图腾。

18.看看目前那充斥于社会上下空而又空的学风和假模假式、不男不女的戏风，再环视东海那日益逼近的虎狼，不由得让人想起历史上的宋(960～1279)明(1368～1628)两朝和眼前的奥地利。奥地利在19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奥地利帝国(1804～1867)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未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关键人物，可到20世纪它在地图上却成了需要借助放大镜才能找到的米粒小国。沧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是否严肃地考虑过奥地利的厄运是否会落在中国，以及为避免这种厄运，我们今天应当担当什么责任和做些什么呢?

19. 伟大的作家绝不是一味揣摩和顺应读者口味的人，而是积极引导和塑造读者的人，是让读者愿意追随而不是追随读者的人。这样的作家创造的是一个时代，而不是一群“粉丝”(Fans)。

20.西方人是有文化战略的。东南亚曾是欧美殖民地，看看目前流行于东亚地区的一些武打片，其中的主角形象多是一些好勇斗狠的地摊侠客，只讲义气而无主义。相反，像霍元甲、李小龙这些有理想和主义并为中国人打出威武和正义的拳手，则没有活得太久——在他们去世后，其形象也被英国殖民者严重妖魔化。比如李小龙只活了33岁，决心继承父业的李小龙长子李国豪在其事业初有声色的时候，也随一起“误击事件”而英年早逝，死时年仅28岁;清末曾多次打败洋人的爱国武术大师霍元甲也是在年仅42岁时便“不意中毒身亡”。这些同类人物同命结局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其后有着某种联系。但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这些民族英雄们那被缩短了的生命，却被他们的民族即中华民族几乎是无限延长了。

21.香港武打片中有不少自称“龙”的主演，而具有龙的真精神的大概只有李小龙一个。在他之外给人留下的武打形象多是英国殖民统治需要的地摊上的混混形象，而李小龙留在人心目中的则是格瓦拉式的有理想和主义的英雄。

22.演员的脸——与学者的字一样——是有政治的。借脸打脸，借名演员的脸弱化和丑化他们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是西方宣传战的重要手法。

23.梅兰芳在日寇占领时期反而有李小龙龙飞九天的气势，而李小龙之后香港武术界，却产生了向武旦角色靠拢的偏好。在英国殖民者面前，一些香港武者在影片中主动降格为阴沟里的扶贫义士;在香港回归祖国后，他们摇身一变，又成了“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环保人士。

24.用放大青春痘病理的方法否定青春，是目前一些“伤痕文学”的惯用套路。1949年以来，中国的问题是“青春痘”问题，西方的问题是“癌变”问题，将这两种本质不同的问题混淆甚至有意颠倒，是隐藏在这类作品中的黑线，其心不良。

25.文化人，有话语权。可说话写字要实事求是。轻率跟风，老了再看自己那改不了的“白纸黑字”，轻则不好意思，重则就要悔罪了。

26. 纵容涣散人心的不负责的文艺宣传就是犯罪。历史教训并不遥远。当年大秦帝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是战斗力标准，讲究经世致用。它将商鞅、韩非子、李斯这些人的思想和作品用于安邦治国，教化民众;而把那些不靠谱的、像坚持“戈尔巴乔夫”式新思维的那帮人全逐出秦国。齐国接纳了这些人，到齐国办的稷下学宫“做课题”、带“研究生”，搞不靠谱的“百家争鸣”，秦国还送大量黄金——也算是那个时代的“课题费”——资助齐国的处士横议。结果如何呢，结果是当秦国军队开到了齐国城下的时候，齐国文人竟集体静音，与苏联解体前的情形一样，偌大的齐国“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当年汉武帝反匈奴战争最紧张的时刻，有儒生狄山力劝汉武帝对匈奴施仁政，汉武帝让他去“贴近战场”，问他“我派你驻守一个郡，能够不让匈奴进入掳掠吗?”狄山说：“不能。”再问：“驻守一个县呢?”狄山又说：“不能。”武帝最后问：“驻守一个要塞城堡呢?”狄山自知理屈，硬着头皮说：“能。”于是武帝派他去守边，结果此人走在半路上就被匈奴砍了脑袋。如果我们文艺工作者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创作这种不靠谱即满口“之乎者也”就是不贴近战场的作品，别的不说，至少作为军队文艺工作者来说，就是不合格的;这样的文艺创作人员就不接地气，就失去了为师的资质。

27. 文艺工作者仅有艺术和学问指标是非常不够的，他们应当有为民族担当的意识和气节。比如鲁迅和周作人，都很有学问，但民族气节却有云泥之别。在两个人中间，我们当然要以鲁迅为导师。

28. 我们的军队文艺工作者不是普通的演员，而是有特定政治使命担当的战士。没有理想的演员也许会变成身披万国旗的小丑，但演员一旦穿上军装，他们就必须是战士。战士是要有理想的，要是仅作为一种职业就不需要理想，它就是个赚钱的饭碗，给钱就行了。如果我们变成这样，我们就失败了，在战场上官兵就散了，就不会有黄继光了。黄继光用身体堵住了枪眼，他要是没有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精神信仰，仅靠市场利益，他为什么要用身体堵枪眼?现在有人用世俗化的方式肢解我们军人的核心价值观，说什么黄继光也不是说的那样，雷锋也戴过表，谈过恋爱，邱少云不一定能经受住高温火烧等，这有意思吗?当黄继光堵枪眼那一刹那，他就定格了，他就是英雄。这就叫盖棺定论。我们在宣传上就是要塑造、歌颂这些英雄，我们的战士需要的就是这些英雄。当英雄成为公众取笑或嘲弄、恶搞而笑星和“超女”成为公众狂热追捧的对象时，这个国家被人宰割的危险也就将悄然而至。没有英雄的国家是要散架的。美国现在都包围过来了，如果我们战士还以“职业”的心态打仗，那就保卫不了我们的国家了。

29. 目前文艺创作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有些文艺创作缺乏生活经验，脱离生活实际。这是今天文艺作品中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比如现在泛滥的抗战剧，多是美女抗战，荒郊野外和深山老林的游击队多是美女领导，这不符合实际。有位经历抗战的老同志跟我讲，现在抗战剧里共产党游击队吃白馒头，动辄要求请客，这根本不符合实际。那个时候日本人搞“三光政策”，游击队找到点粮食极不容易，哪还有请客吃饭的事呢?还有的临死前还要问爱不爱，这反映的是当下年轻作家的小资情调而不是从生死斗争中走出来的老兵经验。爱情在那个时候是放在第二位的，生死存亡是第一位的。

30. 有人说我们军队文艺也需要“大师”，这没有错。这与英雄一样，要看是什么标准中的“大师”。我们说，军队文艺要聚焦战场，如果在你的笔下出了更多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杰这样的英雄，那你就是人民军队文艺当之无愧的大师。军队文艺工作者和一般学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军队文艺工作者写出的作品聚焦的主要是战场，功能主要在于促进战斗力的生长，它赞美的是战士们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勇于牺牲的精神。汶川地震，艺人砸的是钱，砸钱后就走人;我们军人砸的是命，砸了命还不能走。为什么，因为国家和那里的人民需要军队托底。

31. 今天有人改编“红色经典”，将其中的红色偷换为粉红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去红”的结果不仅是让我们的后代不知不觉地忘记或误记我们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斗的历史，诱使我们的后代背叛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这都是最要命的。拿破仑说：“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摧毁现在的社会制度。”如果联系目前社会上一些教科书中虚无主义内容、否定和虚化甚至丑化中国革命英雄的内容，我们就不能不对这些“墨水正在摧毁现在的社会制度”的文艺暗流予以高度警惕。

32. 娱乐是人类接受教育中最具“自发”性的方式，但我们可以自问我们今天学习的知识有多少是娱乐而不是一层层考试即“灌输”得来的，尽管我们不喜欢考试这种“灌输”方式，甚至到处嘲讽这种方式的生硬性，但它在特定，比如人接受知识的初期确实很有效，它使我们以比“娱乐”的自发方式快得多的速度掌握了那么多的文理知识。因此，要辩证地看待“灌输”式宣传与娱乐式宣传问题，不能单纯地把娱乐当成文艺宣传的主要方式，更不能娱乐至上。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及其伟大成就，还是要靠效果显现周期较长的正面教育，娱乐只是正面教育的配合形式。

33. 我们的军队文艺要有战斗力标准，检验我们军队文艺作品是否优秀不能以“国际承认”与否为标准，而要以能鼓励起战士的士气和作战精神为原则。我们说“为战士服务”，不是简单地只为战士的一般生活服务，而是要为战士在战场的冲锋陷阵服务。如果战士上战场之前看了你的文艺作品之后，更加奋勇向前，那你的作品就是优秀作品。比如《英雄儿女》中的王成的形象，鼓舞了我们的战士在朝鲜战场上的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敢于和帝国主义斗争并取得胜利的精神，尽管没有什么高科技声像表现手段，但这个作品无疑就是优秀作品。再比如1951年魏巍同志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鼓舞了朝鲜战场的战士和数代中国人对人民解放军和祖国的热爱，这样的作品就是优秀作品。如果看了你的作品后犹豫了、彷徨了，甚至当了逃兵，那你这个作品就是失败甚至是有害的作品。这种作品的艺术手法越高，它的破坏性就越大。比如《色戒》这类的作品，传播的是无原则的跟谁干都一样活命和赚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价值，不利于战士一往无前和为国家民族奋斗牺牲的精神和军队战斗力的生成，这样的作品，不管它的艺术表现形式如何丰富，也不管西方人将它捧得如何高，它对军队文艺就不是好作品，甚至还是有害的作品。

34. 我们军队文艺工作的聚焦点应最大可能地贴近战场实战。在战场上政治浪漫主义——比如当年的王明、李德等的瞎指挥——是以战士生命的牺牲为代价的。今天有些人将军队文艺创作与一般社会文艺的创作等同，提出什么军队文艺“多元”“开放”以及“职业化”的改革指向，以出“大师”“思想家”为目标，这些放在社会领域，其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放在军队文艺领域，放在党绝对领导下的战斗力标准的语境下，危害就不言而喻了。军队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托底部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铁的纪律是军队建设最起码的前提，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的所有理论都要聚焦战场，你可以这样那样说，但前提是要有利于战斗力的生成。你得让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奋勇向前，这是祖国命运的依托，仅靠“学术逻辑”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35. 由徐沛东作曲，化方作词，李龙演唱的《我要去延安》，旋律优美，但与贺敬之的《回延安》比较，徐沛东、化方的《我要去延安》听起更像一首旅游宣传作品，其心境有些像功成名就后回乡的知青在“忆苦思甜”，缺乏那种对劳动人民生死依存的感情。歌词照录如下：

黄河边，延水岸，黄土筑高原。窑洞前，石磨碾，仿佛回到昨天。风清清天蓝蓝，我要去延安。先登宝塔山，再看南泥湾。我要去延安，先听安塞鼓，再看山丹丹，我要去延安。梦里边，枕儿畔，千呼与万唤。泪咸咸，地平线，万水与那千山。夜无眠，星月远，我要去延安。先去杨家岭，再看青枣园。我要去延安，先喝羊杂汤，再吃黄米饭。我要去延安，先去忆苦思甜，再看山花烂漫。我要去延安，看时间荏苒，看万山红遍，我要、我要去延安。

再看1956年3月贺敬之写的《回延安》：

(1)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川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招。白羊肚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延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进亲人怀……

(2)……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

(3)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三千六百天……

(4)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5)杨家岭的红旗啊高高地飘，革命万里起浪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延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延河还要在前头!身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

但不管如何，《我想去延安》总体上还是一首不错的歌曲。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我想去延安”(而不是去纽约)，中国就有希望。

(以上文字摘选自张文木《战略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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