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平邦:《平凡的世界》 苦难造就史诗
看着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里,我常想,如果路遥先生能活到现在,又会怎样?
1993年夏天,刚刚当记者的我,曾经到延安采访,在那里呆了十来天,听说过路遥先生的许多许多事,那时他刚刚离开这个世界不到1年(路遥本人系延安市延川县人),离他的作品《平凡的世界》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也不过两年,那时当地的人们每每谈起这位作家,都怀着深厚的情感,那时的延安市其实已经比路遥作品里的陕北好过许多,经济繁荣,人民安乐,所以,这更让路遥先生的早逝带着更多的悲剧色彩。
虽然路遥没能活到现在,但他许许多多的朋友同行们,现在都还过得不错,比如高建群先生和贾平凹先生,他们作为陕军文学的领袖,在这20多年里,已经成为中国著名作家,说名利双利也不为过。
路遥还有一个在1970年代初曾经住过同一口窑洞的朋友,有着与《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相似的经历,后来他离开了黄土地,到过中国许多地方工作,他从平凡的世界走向不平凡的世界,现在成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就是习近平;我们当然不能说习近平的现在就是孙少安的未来,但他至少代表了那一代人(50后)的一种成长轨迹,而路遥先生若是真能活到现在,他个人的命运其实是可以以上述诸人的命运作为参考的,而这些现实里的人的命运,又可以作为《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的未来命运的客观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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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由路遥原著改编的这部制作精良、表演优秀且含义深远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开播了,仿佛它既是一段历史的重演,又是一段历史的继续,在故事和现实之间界限会变得很模糊,我想,这种感受正可以证明,路遥先生的伟大现实主义创作实践的魅力所在,即使是三四十年前的那些故事,那些心路历程,那些爱恨悲欢,今天在电视机前阅读起来,依然犹如昨天刚刚发生的事,生动而新鲜。
由毛卫宁导演,温豪杰、葛水平、夏蔚等编剧的这部电视剧,基本上尊重了原著的故事,又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严谨、专业和合理的改编、剪裁,虽然为了适应当下影视创作需要更集中冲突制造矛盾的要求,部分剧情进行了新的梳理安排,但看过几十集后,我的体会是,它还是很好地尊重了原著,且算得上是现在中国电视剧创作中最为尊重原著的作品了。
孙少安(王雷饰)在本剧中的份量,或者是这部电视剧与原著相差最多的部分,因为当年读过原著者,都以他的弟弟孙少平(袁弘饰)为第一主人公,而少安的故事和个性较为温吞,尤其是不能抒发路作家路遥个人的诉求,无法代表作者更多的主观创作理念,虽然他的经历也曾令读者们记忆犹深,但在小说里他只能算是孙少平故事的最重要背景。然而到了现在这部电视剧里,孙少安一跃就成了真正的第一主角,或者与弟弟一起成为这个故事的双主角。
我觉得之所以本版《平凡的世界》做出这样的改编,或者是因为他个人的故事和性格更可以表征近三四十年里的中国的那些平凡人民--而非孙少平,然而在原小说创作的1980年代,应该说还是孙少平的表征性更强。平凡的世界里的这些平凡的人,却都有着自己不平凡的激情和梦想,那些激情和梦想,曾被剧集里原西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尤勇饰)归于必将会积极改变中国未来的那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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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小说完成于1980年代末,该作品甫一问世即一石激起千层浪,但归于最终,人们共识于它可以代表那个年代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心思--请注意,这心思不是指路遥把双水村人的生活描写得多么贫穷、困苦,而是成功塑造了孙少平,他在贫穷和困苦中仍然保持着对美好生活和善良人性的无限希望,小说没有如文革后出现的那一大批伤痕文学那样,染着灰灰的调子,而是通过展示人物内心的丰富活动,展示了足以令中国和中国人欣喜与感动的希望所在。
但这希望所在,却未必是希望的现实终点。
但现在,《平凡的世界》的故事二三十年之后的中国,是否已经到达了孙少平和路遥心中的那个希望彼岸了呢?
恕我直言,今日,恐怕若单纯聊起希望--那种在小说里被大文豪路遥倾尽无数文字讴歌的东东,一定会令今天的人们觉得空洞和乏味,而我以为,正是今日中国的这些现实,才令电视剧版的《平凡的世界》将第一主人公坚定地移到孙少安头上,而少安的个人主题则应该不再是怀揣梦想,而是脚踏实地改变命运。
据说,现在孙少安的饰演者王雷之前在加入剧组时,自己是属意于饰演孙少平的,但导演毛卫宁还是将他安排在孙少安角色上,十几二十集看过,他们的这个选择看来是非常成功的,即角色内容好,演员演得也好。
眼前电视剧里的孙少安比小说里的孙少安有了更丰富的故事,而环绕他身上的故事和情节的指向也更加准确地针对于今天的中国现实,毕竟路遥先生于20多年前已经仙逝,而现在的导演、编剧对他身后的孙少安的未来有了更多的观察与发言权,于是他们给他选择了更为清晰的成长和成功路线,虽然,按路遥的原著,所谓世俗意义的成功从来不是作者的初衷,也不是作者衡定这个大故事的崇高感的标准,但从电视剧中王雷的表演可以见得,孙少安不再如小说里那样被动生活,而拥有更广阔的胸襟、更顽强的斗志,以及更灵活的头脑。
这想,这也正是为什么导演毛卫宁会坚定选择这个长着一副标准“中国脸”的小伙子出演孙少安的真正原因,惟其“中国脸”,才可以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人,代表中国的过去,代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剧中,孙少安对生活苦难的触摸更为切近,而改变苦难的作为也更为强劲和有效,比如,少安之所以选择离开田润叶而迎娶贺秀莲,当然有基于阶层认知和生活压迫的被动,这是小说里说的,但到了电视剧里,少安的个人选择则更为主动,因为他的眼光比别人看得更为长远,即使在田润叶一直还沉溺于对少安哥给予她的初恋的美好怀念中时,少安已经与秀莲一起甜蜜地安排起孙家未来的生活,这使两下的情绪对比更为强烈,既增加了剧集的戏剧性,也增加了剧集的现实准确度,因为路遥生前只预见了孙少安的未来10年,而现在的创作者们其实是看到的孙少安们的未来30年。
生于大连的演员王雷,操一口地道的陕北话表演着孙少安,这无疑给自己增加了角色的表演难度,但胜在表演者居然可以将此幻变为一种表演优势,比如孙少安那高大身躯蹲在黄土高原上,眯着双眼的冷峻表情,那带着拐弯儿的浓重鼻音,都能第一时间变成这个角色鲜明的表演符号,让人不用看脸,只须听声就知道这是孙少安。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整体的表演是如此与众不同,如此的自成体系,当然这种体系也同样具有相当大的风险,而王雷表演的孙少安又是其中最为与众不同和自成体系的一个,这种强大的表演能力,亦与孙少安角色在全剧中的至尊地位非常契合,试想,如果一部剧中演得最好的人物不是最主要的人物,结果将怎样?
恕我直言,除孙少安之外,其实如剧集前半段孙少平的表演离完美尚有许多距离,所以我想,当这部剧行进到下半段,如果孙少平的故事真的开始主宰全篇时,风险可能会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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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集在第11集34分43秒到37分05秒,用了两分半钟的时间,以一个完美的长镜头表现“润叶闹婚”之后的孙少安与贺秀莲(吕一饰)的婚礼,镜头先是划过孙家小院的外围,鞭炮响、锁呐叫,然后落到热腾腾的羊肉锅里,之后镜头又跟着帮厨的乡亲们,来到一个又一个人头攒动的饭桌,最后镜头落在主桌,孙少安和贺玉莲正在给支书田福堂(康爱石饰)敬着酒,接着又是新婚夫妇给父亲大人孙玉厚(刘威饰)敬酒,贺玉莲还不失时机地表现着自己的敞亮、质朴的个性;这时田福堂再次入画,他让金俊山(徐玉琨饰)去破例邀请女方家长老贺入席,于是金俊山吆喝一众媳妇婆子挤出孙家的院门,镜头也跟着拉到院外,这时,一个专事走唱红白喜事的民间艺人又反向挤进院子,他边走边转身,边转身边唱……
这一段长镜头不但节奏流畅,而且画面中的几组主体人物的表演均非常准确,田福堂的豪气、孙玉厚的深情被众人的热情烘托着,更可贵的,是镜头每每停顿需要表现人物的细节动作时,背景处总有其它的人物在真实地表演着,而孙家小院的院外,又站了一大圈“认真”表演看热闹的村民。
这种只在电影创作中才常用的拍摄方式,其实在《平凡的世界》中还有很多很多,它们体现着导演毛卫宁和他的创作团队的用心程度,尤其是在电视荧屏情景剧、家庭剧、穿越剧(特技剧)越来越多的今天,类似这种传统而复杂的创作方式(比如还有方言对白)虽然难以成为轻易捕捉观众注意力的廉价新闻噱头,但我相信,创作者们的这些良苦用心会与当年路遥先生精心创作原著小说的那些艰苦实践一样,在中国电视剧史上将留下令人印象深刻一个章回。
当然,上述对孙少安结婚一节的如此精心创作,亦可以支撑我在前文的断言,这部电视剧将表现的重心从孙少平转移到了孙少安身上,而且转移后的结果也非常精彩和成功。
集34分43秒到37分05秒长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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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位读者,就有多少种《平凡的世界》。
但“苦难造就的史诗”,却又是几十年来无数喜爱《平凡的世界》的读者们的惟一共识,虽然这“苦难”二字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已经有些模糊和久远,它穿透心灵的力量已经不再那么强大,但仍可以说,毛卫宁带领的创作团队,和王雷带领的表演团队,一样有能力将当下的观众至少在每一个播出时段把观众重新送回那过去年代的苦难与激情并存的故事里去,去体味这部史诗的生动与深刻。
剧集尤其刻意强化了双水村生产一队队长孙少安与原西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之间惺惺相惜的友情和政治共鸣,这是剧集超过原著的又一处,其实站在田福军身后的,是1970年代中期处于大转折时代的中国政治大背景、大趋势,为此,尤勇饰演的田福军的性格和心理被表现得更复杂,他甚至成为促成孙少安和田润叶不能在一起的“幕后黑手”之一--但同时,他更被作为原西县广大农民的利益代表者,可以说使命艰巨。
本剧集以超出如《老农民》《历史转折时中的邓小平》这些类似题材作品的视角局限,并没有纠缠于当时中国政治社会左、中、右倾向的斗争和择取,而是将田福军、白明川这样的基层好干部立足于代表广大农民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的原教旨基点上,这其实也更符合于路遥先生的原著和原意,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在本剧的最后,将会出现一个如《老农民》里老农民牛大胆一样一定要当上亿万富翁的孙少安,路遥先生早就说了,他要讴歌的是一个平凡的世界,是一群平凡的人民。
而惟其如此,发生于1970到1980年代中国陕北这户孙姓的农民之家的故事才会更对今日之中国有所感化,和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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